@北京日報:5月29日上午，時代周報社長宋浩、總編輯李遠謀專程從廣州趕到北京日報社登門拜訪，就周報近日所發嚴重錯誤文章，向北京日報及主要負責人誠懇道歉，表示此文完全有違新聞操守，要嚴肅處理責任人。//@北關村頭:社長應為宋浩，總編應為李遠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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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南： 愛國主義在網上遭到圍剿，從屬于“扳倒中國”的戰略計劃；主張愛國者主義的學者被人肉、被潑污，是人家毫不手軟的“定點清除”“外科手術”戰術。最近，南方系新秀《時代周報》用一個整版點名對《北京日報》撰寫愛國主義主題社評的負責同志進行人身污蔑，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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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篇時代周報5月26日發表的這篇文章

《時代周報》斥《北京日報》：《直面真相就是新聞的社會責任》

近日，有報紙發表多篇帶有強烈舊意識形態色彩的評論文章，其社長更是在媒體論壇上拋出其所謂的“××新聞觀”，持續引發網友圍觀。有網友戲謔，烏有之鄉倒下了，《××日報》站起來了。的確，在今天這個時代，該報言論在黨報系列中也屬罕見。在此，有必要解剖這朵媒體界的“奇葩”，看看它主張的究竟是什么新聞觀。

特約評論記者 翁一 實習生 陸詩麗

媒體發言須尊重常識

時代周報：針對媒體報道食品安全問題是否會引發人們的恐慌情緒，近日，北京一家大報刊登了題為《唱響主旋律是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的文章。文章認為，一些媒體熱衷負面報道，是受了西方所謂“新聞自由”觀念的蠱惑，以至于拋棄了媒體的職業底線。媒體需要堅持自己的新聞觀，唱響主旋律。對此，你如何評價？

朱大可：眾所周知，本著捍衛全體公民健康權益的立場，揭露危及食品安全的各種黑暗事實，是媒體良知的具體表現；為輿論監督營造良好氛圍，為中國民眾提供健康的食品環境，更是各地政府的基本職責。如果說民眾每天面對的大量有毒食品，“只是個別媒體所營造出的一種錯覺”，那么請問這家報紙，你又在企圖制造什么樣的“對覺”呢？國家是民眾利益的最高代表，該報的言論，把“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加以對立，進而以“國家利益”的幌子掩蓋新聞真相，這都是對“國家利益”本質的惡意攻擊。它旨在蠱惑廣大民眾，讓他們誤以為，所謂“國家利益”，就是那種專門跟民眾作對的東西。

陳力丹：食品安全、醫患矛盾、官員貪腐等問題，無一不涉及公眾切身利益，引發大眾矚目。媒體揭露這方面的問題，是在監測環境，是在履行自身的職責。1859 年，馬克思致信德國最大的報紙《總匯報》編輯，寫道：“當《總匯報》履行在我看來是報刊的首要職責，即揭發招搖撞騙的職責時，決不會妨礙我盡力幫助它。” 馬克思還說：“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只要揭露了，談得多了，就是受西方的蠱惑、利字當頭，這是什么邏輯？究竟是誰拋棄了媒體的“職業底線”？老百姓的掌聲對某些媒體人來說就那么廉價？

媒體每天都要面對公眾說話，如果說的話言不由衷，或者明顯地與人們的生活常識相悖，這樣的媒體就沒有誠信可言，不可能贏得公眾。誠信對于媒體至關重要，它是媒體公信力的基石。政治學上有“塔西佗陷阱”之說，塔西佗是古羅馬歷史學家，他擔任過古羅馬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執政官，還先后做過保民官、營造官、財務官和外省總督等，因此對“誠信”很有個人心得，他曾經說：“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地得罪人民。”這個道理也可以用于媒體，媒體若沒有誠信，觀點上翻云覆雨，報道事實有意突出或遮蔽，即使后來說了正確的話，報告了真實的事實，也難取信于公眾。

媒體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對一些事實的價值判斷不能挑戰常識。孫立平在《守衛底線》一書中談到人的道德底線：“底線實際上是一種類似于禁忌的基礎生活秩序，這種基礎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礎秩序混合在一起構成的。”這種“底線”根植于人基本的道德信念中。言不由衷、睜眼說瞎話，顯然觸及了人們生活的道德底線。如果不加以指出，傳媒的公信力將喪失殆盡。媒體的職業道德與一般道德性質一樣，是一種內心認同，如果自己連基本的道德信仰都沒有，硬把歪理說成真理，就是沒有道德。馬克思說：“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日報》所宣揚的不問是非、一味唱響主旋律，恰恰是拋棄了媒體的職業底線。

展江：同樣是黨報，《新華每日電訊》在報道食品安全問題上與《××日報》針鋒相對。這對中國來說或許不是壞事，說明中國存在多樣性了，存在有限的多元，一定意義上也是好事。目前這個時代，即便在黨報群體中，也存在不同的聲音。不必太擔心，因為一兩家黨報主導輿論的時代早已過去。而且還能給公眾帶來歡樂，完全可以把它當作娛樂事件來看待。

警惕以“左”牟利

時代周報：如何看待目前這種以左的面目出現的聲音？

朱大可：公開透明的政務、公平民主的社會分配，客觀真實公正的新聞，這“三公”應當是社會主義的“主旋律”，也是中國媒體人的“職業底線”。恩格斯1849 年在法庭上為《新萊茵報》辯護時說過，報刊的“首要職責—保護公民不受官員逞兇肆虐之害”。馬克思則進一步指出：“報紙的一般性質—經常的戰斗準備，對于急需報道的聳人聽聞的當前問題的熱情關心。”什么叫做“左派”？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左派”，此外的各種“左派”，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贗品。

展江：目前這個時代，不宜用純粹的“左”和“右”來劃分人與事。事實上，公眾比較接受市場經濟，愿意回到前改革開放時代的人幾乎沒有。現在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得很遠，但在政治上，總體說來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因此，政治與經濟并不是同步發生變化，于是，就出現了“政右經左”或“政左經右”這樣的觀念。一個人他政治上的觀點可能是這樣的，但在經濟觀點上又是另一種立場，簡單地用“左”與“右”來區分是不合適的。

改革開放已然走過三十年，傳統“左”的意識形態已成為擺設，平時是不太用的，相較于前改革開放時代的極“左”路線和意識形態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意識形態在今天不再無處不在。個別媒體及媒體人也不會再信仰這個意識形態，這不過是他們手中的一個工具。當然，以“左”牟利也存在可能。希望政治改革能跟不上經濟改革的腳步。

時代周報：無獨有偶，《××日報》社長梅寧華在首屆中國傳媒（北京）論壇暨中國傳媒社會責任座談會上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新聞本質的問題》。其中特別提到，媒體作為輿論工具，就是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體服務，通過制造各種輿論，鞏固自己所代表群體的利益，而同時對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對手實行輿論壓制。他的這個觀點似乎回到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

朱大可：《××日報》立志充當代表極少數人的“利益群體”的服務工具，這是該報的自主選擇，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壓制代表絕大多數民眾利益的媒體輿論。這是典型的文化專制，是對共和國憲法的公然踐踏。如果說你的專制主張是“馬克思主義”，那就貽笑大方了。馬克思要解放的是“全人類”，而不是個別壟斷全民資源的利益寡頭。

陳力丹：這是19世紀以前的看法，是一種過時的觀念，現在早已改變。媒體是社會的公器，不代表利益集團，而代表人民的利益。媒體多少會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但是主要不是意識形態。媒體行業，要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要客觀、公正、真實。馬克思說過，報刊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喚的喉舌。1849年，恩格斯在法庭上為《新萊茵報》辯護時也說，報刊的“首要職責—保護公民不受官員逞兇肆虐之害”。梅寧華的觀點非常陳舊，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的觀點，是“文革”時期的觀點。

展江：很難說梅寧華的言論能夠代表《××日報》及該日報集團。即使他做的真如其宣揚的那樣，也不能代表別人。該日報集團也有各種媒體，也有各種聲音。毫無疑問，這個時代已經不再需要這樣的人、這樣的觀點。這個社會太平靜了，他給我們制造點笑料也挺好。再說我們主張言論自由，只要他的言論不違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就讓他說去吧！

時代周報：關于新聞理論，梅寧華認為，過去幾百年，西方完全壟斷了新聞理論的話語權，為此，必須創造出符合中國特點的中國的新聞理論。新聞理論是否存在“中西”之分？中國是否需要在新聞理論方面另辟蹊徑？

朱大可：新聞的動力，源自人類獲取真相的基本訴求。人直立行走的目的，就是借助姿勢的改變而擴大視界，由此獲得更多的外部資訊，當然，人類也同時獲得了垂直的脊梁與尊嚴。這是人類的歷史本性，而非一個或幾個民族的專利發明。新聞有國內國外以及領域之分，但沒有“中西”之分。中國媒體人只要堅守猿人祖先的遠古遺訓，把脊梁挺直即可，而無需在新聞爬行理論上另辟蹊徑。事實早已無數次證明，在千奇百怪、異象倍出的轉型中國，沒有謊言和遮蔽，就沒有猜測和謠言；沒有客觀真實的新聞輿論，就沒有社會監督和社會穩定；沒有來自民眾的獨立聲音，就沒有公正、平等和尊嚴。

陳力丹：新聞理論不存在東西方之分，是人類共同的新聞理論，需要整個新聞行業共同遵守的，它要求所有的媒體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基于此，所謂創造符合中國特點的中國的新聞理論屬無稽之談，中國媒體行業想要健康發展不可能也無法繞開梅所言的“被西方壟斷的新聞理論”。

馬克思是捍衛新聞自由的代表

時代周報：請簡要談談你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朱大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反馬克思主義，對這種技法，大家都很眼熟了。眾所周知，馬克思是西方倡導“新聞自由”的杰出代表。馬克思早在1842年的《萊茵報》上就曾宣告：“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這一箴言是關于新聞本質的深刻描述，可以視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核心。此外，客觀和真實，是新聞業的普遍價值，它的“版權”屬于整個人類，而非僅屬于“西方”。那種動輒把先進價值觀奉送給“西方”的做法，是對中國媒體人和全體公民的詆毀。

陳力丹：這是個巨大的話題。不過，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馬克思主張新聞自由。他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就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批判書報檢查制度，要求新聞自由。1842年，馬克思在《萊茵報》上寫道：“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我們現在的很多做法是直接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鼓吹馬克思主義卻不讀馬克思的書、不伸張馬克思主義。

《×× 日報》及梅寧華的言論，讓我想到了馬克思曾批評過德國一家著名報紙沒有報紙的良心。因為該報此前正面刊登過數篇關于共產主義的文章，隨后又不作任何解釋地批評共產主義。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中提出了“報紙的良心”要求，他寫道：“奧格斯堡報從來也沒有經受過那種當一個人的主觀愿望起來反對他的理智的客觀見解的時候所產生的良心的痛苦，因為它既沒有自己的理智，也沒有自己的見解，也沒有自己的良心。”

馬克思所說的報紙的“良心”，指的是媒體要有自身的信念，前后信念一致。說到底，就是堅持客觀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新聞事實，不應該受主觀愿望支配而漠視、回避甚至扭曲事實。

展江：我認為梅寧華的新聞觀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毫無關系，是借著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說事的新聞觀。他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解是錯誤的。他所說的多半是斯大林的新聞觀，根本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觀，甚至不是列寧的新聞觀，列寧在執政前期提倡過公開性。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思想家、革命理論家，首先追求的是自由，包括言論、集會、結社、遷徙等這些今天已被世界各國公認為基本人權的自由。作為流亡者，他們深知自由的寶貴，他們逃離祖國來到出版自由發源地的英國，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并廣泛傳播。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條件，所以，他們傾向于主張絕對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馬克思說過，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恩格斯稱新聞出版自由是“每個人都可以不經國家事先許可自由無阻地發表自由的意見”。根據今天的現實，我們可以把“絕對的新聞出版自由”理解為排除了國家干預后實現的、通過報刊充分表達意見的權利。

朱大可

著名文化學者

陳力丹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教授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北京日報5月18日評論：媒體熱衷負面報道是受西方觀念蠱惑

近來，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謂新聞中，不少是負面報道，食品安全、醫患矛盾、建筑質量、官員貪腐等熱點層出不窮。在一些媒體的炒作下，似乎中國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項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職人員都有問題，似乎社會矛盾異常尖銳，發展前景迷茫黯淡。

事實上，這只是個別媒體所營造出的一種錯覺。中國的社會本身就很龐雜，現實又很復雜，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在所難免。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的發展整體上是進步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這些問題更多是中國發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諧音符。作為媒體，就應該將一個真實的中國全面地介紹給國內外讀者，毫無節制地糾纏于個別音符，有意無意地抹掉發展成就，這不是一個負責任媒體所應有的報道取向。

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媒體的目光如果老盯著犄角旮旯里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恐怕多少版面都報道不完。一個社會所需的，不是大量負面新聞所暗示出的不安定感，而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我們的社會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們的國家有那么多的發展成就，可一些媒體就是看不到，或是假裝看不到。

一段時間以來，這樣的報道取向在國內一些媒體，尤其是個別小報小刊中普遍存在。他們要么是熱衷于散布一些負面、極端的情緒和言論，要么是大肆炒作丑聞八卦，靠搞獵奇性、煽動性消息來吸引眼球。這些現象的出現，有的是受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觀念所蠱惑，有的則是利字當頭，為了賺取些廉價的掌聲，拋棄了媒體的職業底線。

一直以來，西方的那套新聞理論和新聞觀在國內一些人中十分吃香。有的媒體工作者更是言必稱西方，將“新聞自由”、“第四權力”等奉為金科玉律。在他們眼中，宣傳國家的發展成就就是“虛偽”的，而揭黑唱衰就是“社會責任”的體現。實際上，這恰恰是不懂西方新聞觀的表現。在西方兩黨和多黨政治形態中，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政治立場，為了得到執政機會，大作負面新聞，相互攻訐，造謠抹黑是其慣用伎倆。我們的國情與西方不同，照搬這種“烏賊戰術”，極易渙散和分化社會共識，不利于營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中國社會需要的，不是那些打著“客觀報道”的旗號指手畫腳的媒體，而是有責任、有擔當，真正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媒體。我們的媒體，理應成為中國富強和發展的建設者和參與者，以積極的態度去促進社會的正向發展，營造出積極、鼓勁、向上的輿論氛圍。中國當下利益高度分化，沖突對立客觀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媒體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設性的立場去紓解矛盾、彌合對立、凝聚共識，而不是揣著利益的目的去圍觀起哄、煽風點火。

中國的媒體要堅持自己的新聞觀，西方的那套東西根本不值得效仿，照抄照搬只會造成無可預料的社會后果，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新聞媒體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要求我們的媒體在從事報道活動時，要更加注重國家利益和社會效益，不能為了那一點蠅頭小利，就自降格調，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人當槍使。

中國媒體要唱響主旋律，這是由中國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符合中國這個13億人口大國的實際。這個實際就是，中國要發展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必須造就一個有利于穩定局面的輿論環境。這是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所在，更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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