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復興的瓶頸
北京羲黃文化研究中心 呂嘉戈 2008-3-11
現今,通過近幾年的呼吁,人們對中醫的存亡有了一定的認識,這對中醫來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好事。但是,中醫到底能否得以復興、并真正傳承下來,的確又是一件能引發政體和體制改革的大事。對中醫,如果不從體制上給于發展的空間,政體不對其給于獨立行政權和專門為中醫立法,中醫要想完整地保留下來,是極其困難的。
那么,中醫的存亡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呢?從根本上講,是由于中國文化的全面西化造成的。進而,我們還要了解中國文化為什么能在近百年的時間內,被西化的瀕于滅亡或被西化同化;為什么現今大多中國人對中醫的即將失落并不太關注,不搞清這個原因,就無法了解中醫的現狀。
再者,中西醫在學術上的差異是客觀的事實,產生這種差異的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如果從純學術上講,中醫理論上、臨床上、療效上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是遠遠高于西醫的,然而,中醫在衛生行政部門幾十年的壓制下,在輿論的導向上、在與西醫的平等競爭上、在醫療待遇上均無法得到與西醫真正的平等待遇,這個原因是中醫無法發展的一個瓶頸。而以此也可看出,衛生行政職能部門已成為門閥,即成為不同學術門派中的一派利用所掌握的國家權力去壓制其他各派;并且它可以一手遮天,使其他觀點和意見無法上達至國家領導層,這就是體制改革所面臨的障礙,致使中醫在今天仍然處于險境。
當然,中醫也有自身的原因:由于中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小生產的經濟基礎,使中醫也根深蒂固的一直以小生產意識在行醫。故,中醫往往被說成是保守的、落后的。這樣就被反中醫人士利用,將封建社會遺留的小生產意識的中醫,混淆為中醫的臨床也是落后的、保守的。而中醫在現今社會也依然處于小生產的狀態下生存,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大生產的激烈競爭,因為小生產是無法與大生產進行競爭的,而這不是平等的。中醫的復興,也要研究如何轉變小生產意識,從體制上、外在形式上、內在意識上、個體教育上等等方面加以改變。
現就中醫學面臨的尷尬處境,從宏觀上給予一個概括,以示人們中醫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
一 中國文化的西化,是中醫瀕于滅亡的前提
中國文化被西化的原因,主要是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瓜分,雖然經過百年的抗爭,中華民族獲得了民族獨立,但是,與其同時產生的民族自卑感也成為一股逆流,隨著時間的發展,這股逆流已成為消弱和毀滅中國文化的巨大力量。中醫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加上西方人為搶占中國龐大的醫藥市場,一場旨在為西醫占領中國的醫藥市場的陰謀早在1927年就開始實施,這個陰謀在當今已經得逞,它利用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卑感,以及1919年新文化運動中否定中國文化的內涵,西方的邏輯方法成為中國中學以及大學的教科書,中國人被西方的哲學方法即邏輯方法洗了腦,加上大量的留學生回國,使西方人用了中國的“以夷制夷”的謀略反其道而行之。別的不說,就中醫而言,自1929年開始,以歐美學醫回國的留學生為主成立的中華醫學會,完全是反對中醫的,他們支持留日學西醫回國的余云岫反對中醫,他提出的《廢止中醫案》被當時的衛生部通過,開創了以政體消滅中醫的先河。這也是“以夷制夷”的絕好寫照。這個陰謀的實現,還表現在1953年被毛主席撤職的時任衛生部黨組書記的賀誠副部長(1926年的并參加了長征的老黨員)身上,一個堅強的反帝反封建的共產黨人,在對待中醫的問題上卻上了帝國主義的當,也說明科學技術是有國界的,中醫如果被消滅,首先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災難,其次,對全人類也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雖然,毛主席在1953年將衛生部的副部長賀誠、王斌撤職。在江蘇省委柯慶施書記的支持下,調任原本是中醫出身的抗日干部,省統戰部副部長呂炳奎出任省衛生廳廳長兼黨組書記,中醫在呂炳奎的領導下,創辦了全國第一所中醫師資學校,在其得力助手校長由昆的具體主持下,短短幾年,就培養出了200多名中醫師資并編寫出了27科中醫系統教材(簡稱一版教材),此舉為中醫的復興打下了基礎,也為文革前中醫高等教育培養出了7100名中醫人才,這是中醫發展成功的經驗,它完成了中醫傳承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因為中醫的師帶徒、父傳子的傳承方法也是不可忽視的環節。然而,中醫高等教育的成功,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遭到了大破壞,以至于現今的中醫高等教育已無法培養出會以中醫方法看病的中醫師了。加上醫藥法規對中醫的限制,更使中醫無法生存下去。
一個學科的傳承,是靠一代一代人的掌握才能延續下來,歷史上許多學科的失傳,都是因為在那一代人里無人學習和掌握,使得傳承中斷而失傳。中醫在今天的遭遇,不管是什么原因,客觀上已經使這一代人無法學習和掌握中醫了,因為在中醫高等教育上已經全面西醫化,就是一個鐵的事實。這是對中醫斬草除根的做法,與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是極不和諧的。
要改變這種不利中醫生存的狀況,給中醫復興創造條件,是解決中醫和挽救中醫的必由之路,其包括:
1 給中醫獨立行政權;
2 發揮各類中醫的主觀能動性,即學院派和民間學派中的各類中醫的特長;
3 鼓勵名老中醫帶徒弟,并相應給予帶徒條件(學徒是指沒學過中醫的人);
4 中醫高等教育回到純中醫教育的道路上來,啟用中醫二版教材并重新培養能教此教材的具備中醫臨床經驗的師資;
5 制定中醫藥法規,或修改現行的不利于中醫生存及發展的條款;
6 將現有的為數不多的“中醫院”改成名副其實的中醫院,即純中醫院;
7 另外建立中西醫結合醫院;
8 在輿論上對中西醫要平等對待,既要給中醫話語權,又要宣傳和普及中醫常識,也請中醫對具體病例在電視節目中像西醫一樣進行詳細講解;
9 降低中醫設置醫療機構的門檻,允許中醫的自由遷移。
二 中醫在中國現今的無地位,是西化觀念的排他性造成的
用“科學”來排斥中醫是當今反對中醫者的做法,為了掩蓋這種做法的欺騙性,又強調什么科學沒有國界的謬論,將西醫說成是科學的,科學既然沒有國界,那么把中醫說成是不科學的,弘揚科學的西醫就成為理所應當的事了,而消滅中醫的目的被掩蓋也就不被人們注意,現今的中醫正是處在這樣的狀態下馬上就要被消滅了。
將中醫簡單地看成是一門技術,就大錯特錯了。中醫不光是一門技術性很強的學科,還有一獨樹一幟的完整理論。中醫與漢字(一陰一陽)又同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民族沒有了自身文化,尤其是文化的脊梁,那么,這個民族是挺不起胸膛的。
任何文明、任何文化、甚至經驗都要有哲學方法作為指導方法才能創立。中華文明及中國文化完全在中國哲學方法的指導下得以創立的,而中國哲學方法則更是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民族一直被認為是具有大智慧的民族,這個大智慧也同樣來自中國哲學方法。由此,中國文化中的各個學科及內涵,均體現出了這種大智慧,并且一直對現今仍有影響,例如老子的《道德經》,孫子的《孫子兵法》,管仲的《管子》,孔子的《論語》,墨子的《墨經》以及所謂諸子百家。醫家即中醫是其中的一家,并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脊梁之一,而且是中國哲學方法最好的載體,里面處處都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的大智慧,但是正是中醫的大智慧,使得西方醫藥壟斷財團無法輕松地搶占中國的醫藥市場,于是策劃了利用中國人的自卑感來將中國人的大智慧消弱的陰謀,近百年過去了,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只要看看中國文化正在被消弱,中醫正在被國人擯棄,中國人的大智慧可以說已經被西化的就要蕩然無存了。
中國哲學方法要求人們在認識事物時,必須要“順其自然的從宏觀上把握”,因此,中醫學也必然遵照這個要求被創立,順其自然是其創立的前提,因而,中醫認為的人是一自然的人、萬物中的一個物種。正是這樣,通過中國哲學方法把握到的地球萬物的宏觀----陰陽五行,以及由此而出的陰陽五行學說,才使人在陰陽五行的宏觀下真正與萬物相應,萬物以及時間、空間均成為中醫為保證人體生命健康和治病的基礎。故,中醫對高明醫生的要求除了治病療效高以外,更看重的是治未病,即要教會人們如何飲食起居以防止疾病的發生,這就是“上工治未病”的重要性所在。
所以,中醫不僅在中國文化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醫療學術上也同樣毫不遜色。今天,我們要為中醫復興,首先就是要認識它的文化地位,但同時也要了解它的學術理論及臨床的高明之處。中西醫在文化以及學術上的差異,被當今人們所忽視,成為人們認識上的盲區,其根源就是中國人已被西化洗腦,事實早已證明,用西方邏輯方法是無法真正認識中國文化以及中醫學的。
中醫學將人體生命看成是一個小宇宙,在陰陽五行上與自然的大宇宙相應,其相應的具體形態是通過經絡達到的。并認為,人體生命的核心是氣、血,其治病原則是“行氣活血”:凡是病灶部位均表現出血瘀和血滯的狀態,這是氣、血不通造成的,只要用各種方法將其打通,使血到達病灶處,血在病灶處流行起來,血瘀、血滯狀態就被清除,病也就會好起來,中醫打通病灶有各種方法,如針灸、中藥、按摩、放血療法、熱敷等等手段。這些手段之所以能使病灶處的血流行起來,主要是氣的作用,上述各種使氣血流行起來的方法,其主要作用就是行氣,針灸是以針刺在經絡上行氣,中藥是以藥物歸經在經絡上行氣,按摩是通過按壓在經絡上行氣,放血是通過血的流動行氣,熱敷是通過熱能擴張血管行氣。
中醫中有正氣和邪氣,正氣指的就是人體生命之氣,邪氣主要是指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它們的存在形式可以用“風”來概括,因為溫差就是風!中醫認為“風為百病之長”,因而在治未病的內容中,防風是重中之重,風是致病的重要原因,在此,僅舉一例就可以說明問題。大家都知道高血壓是當今的一個高發病和常見病,從中醫來講,它是由風引起的,治療上主要是祛除頭風,因為風這個邪氣將頭部的經絡堵住了,造成頭部缺血,長此下去血壓就會先為低血壓,然后逐步變為高血壓,其間有些頭痛、偏頭痛等均是同樣原因。
因此,將中醫在中國淡化掉,首先對中華民族來說,不管是在文化上還是在臨床上的,都是不利的。早在20余年前,國際上的有識之士對中醫就有了明確的認識,并預見西醫已經進入了死胡同,而中醫最終將取代西醫。這對中醫來說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然而,由于體制問題和我們的衛生職能部門對中醫的無知和偏見,仍然死抱著西醫是科學中醫不科學的觀念,打著發展中醫的幌子,硬是把中醫逼進了“死胡同”,中醫現今的處境,還不如瀕于滅亡的野生動物處境好呢:教育上已完全西醫化、民間醫生沒有合法行醫的權力無力收受徒弟、中醫醫療機構的設置門檻太高、法律法規不保護中醫、反而壓制中醫、中醫在整體上沒有獨立行政權。中央政府被衛生職能部門所蒙蔽,對中醫的復興和挽救,并沒有像挽救瀕于滅亡的野生動物那樣的緊迫感,中醫危機啊!
我們的衛生職能部門的官員,不能以自己對中醫的偏見和無知的觀念,去制定法規,去扼殺中醫。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否定中醫的觀念,在中醫沒有獨立行政權的狀態下,就很容易致中醫于死地,這就是政體的力量。一個民族文化的興衰,政體起著重要的作用。故,對中醫的復興,政體同樣要發揮它的權威,而不能讓具體掌握衛生職能部門大權而對中醫有偏見的人所左右,而應該對中醫行政權力上、體制規范上、學術教育和交流上、中醫師的準入和傳承上,給以符合中醫自身發展規律的政策,這才是真正使中醫復興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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