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版發表在2015年第12期《財經國家周刊》

　　近日，國務院發布了《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2015-2020年)》，這是我國第一個中醫藥健康服務的國家級規劃，是國家行為、國家意志，體現出黨和國家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高度重視。

　　中醫藥同中國傳統文化血脈相連，是中國傳統哲學和思維方式在醫療衛生領域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醫的興衰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衰。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國傳統醫藥有效維護了民族健康和延續，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未曾中斷的民族。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失敗，使得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變得脆弱和敏感起來。盡管在那風雨如磐的歲月中，傳統醫藥仍然在廣大的基層和農村艱難地維護著人民健康，但是在“精英”和“主流”社會，中醫藥的處境日益艱難。

　　和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一樣，在如何對待中醫的問題上，近代以來出現過兩種極端思潮。一種是國粹主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解決當前問題的現成道路，這種思潮在批判全盤西化方面具有進步性，但是它排斥現代因素，過分推崇傳統，反對改造傳統，對其糟粕不予足夠的批評，從而無法與時俱進，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迫切問題。另一種是虛無主義，認為要全盤拋棄中國文化，按照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造中國。這兩種思潮都會危害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

　　20世紀上半期，國民黨政府全盤西化的思潮達到了歷史頂點。中醫在這種思潮下，境遇日益艱難。梁啟超在協和做手術，錯誤地割去了一個健康的腎，引起了社會上對西醫的非議，梁啟超卻親自發表文章為協和、為西醫、為科學辯護，他“怕社會上或者因為這件事對于醫學或其他科學生出不良的反動觀念”。就連深諳中國國情的魯迅也認為“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國民黨政權在社會上關于中西醫的大討論中，選擇了支持西醫、打壓中醫的政策，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廢除中醫運動，中醫的發展陷入困境，一些國醫大師陷入技藝失傳的境地。

　　新中國的成立，恢復了久違的民族自信心，人民政府實行“團結中西醫”的方針，把中醫從歧視中解放出來，中醫藥獲得新生。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注意到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之后，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運動蔚然興起，中醫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赤腳醫生組織進行群防群治，大部分使用的就是傳統中草藥，很多地方開展了群眾性的開采和種植中醫藥、普及中醫療法的行動。“一把草藥一根針，敢把瘟神腳下踩”，中醫藥為中國農村普及基本醫療、大幅度提高人均壽命做出的貢獻不可磨滅。

　　中醫藥能在新中國獲得新生，離不開政治和社會的徹底改造。正是有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才產生了迅速普及基本醫療服務的迫切需求，從而中醫“簡便驗廉”的優勢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傳統文化只有在“去其糟粕”的基礎上才能光復舊物、推陳出新，在古為今用中獲得新生，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而不僅僅是作為“國粹”停留在博物館和書齋里，或者成為少數人的玩物。這是一個“不破不立”的問題，而不能把社會革命和傳統文化對立起來。今天一些新儒家人士全盤否定中國革命，這實際上是對傳統的背叛。如果沒有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那么所謂“復興傳統文化”只能變成少數精英的游戲，或者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今天打著傳統文化旗號宣傳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級觀念的行為，是社會的倒退，仍然值得人們警惕。

　　新中國沒有簡單地支持中醫或西醫，而是強調“團結中西醫”，讓中西醫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對話、取長補短，這是具有辯證思維的正確選擇。當前在中西醫的爭論中，主張“廢西存中”和“廢中存西”兩個極端的都有不少人，這兩個極端都是錯誤的。在醫學上，不應該有中西醫之爭，而只應該有科學和迷信之爭、正確和錯誤之爭。不能簡單地說中西醫哪種就是科學，哪種就是迷信，西醫的還原論、微觀實證方法有道理，中醫的系統論、宏觀經驗方法同樣有道理，并沒有價值上的高下之分。同時，無論中西醫，都還遠遠還不是絕對真理，都還在不斷進步，對兩者都不應該迷信。醫學進步的方向，一定是結合了各種醫學優點的新醫學。

　　現代西醫把自然科學方法引入醫學，這是劃時代的進步。但正像一切真理都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樣，西醫過度相信自然科學方法，加上醫療體制的市場化、商業化，使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現代醫學，成為市場和資本的奴隸，其極端就是美國模式。大量醫療資源集中于晚期治療環節，除惡務盡，為了追求“技術進步”，加上醫藥利益集團的推動，醫學分科日益細化，消耗大量資源，但是對健康改善的作用越來越小。這種以物為本、以病為本的醫學模式，同維護人的健康的目標相背離，使得醫學日益異化。而中醫從整體功能和運動變化角度來把握生命的規律和疾病的演變，這正是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定義的方向——健康并不是簡單地沒有疾病，而是指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人和自身的和諧狀態。

　　反思現代醫學，也并不意味著中醫就有天然的合法性。中醫藥要復興，也要與時俱進、吸收現代技術和管理手段、適應當代社會。必須看到，雖然中醫藥在哲學理念和一些治療手段上具有先進性，但也有不少傳統制約了進一步發展。比如，很多中醫固守傳統的傳承觀念，門戶之見深刻，傳承手段和渠道單一，這就大大制約了其發展進步的空間。為什么不能借鑒現代科學的教學和研究方法，讓知識成為公共產品，打破門戶之見，構建協同創新和傳承的體系，而不是僅僅局限于門派內的“一脈單傳”呢?在60、70年代的農村合作醫療熱潮中，開展了中醫獻驗方的運動，許多老中醫把壓箱底的驗方拿出來，促進了中醫的傳播。

　　近年來，廣東省中醫院在打破中醫歷史上根深蒂固的門派界限方面進行了探索，創造了“跨地區拜師”、“集體帶，帶集體”的模式，建立起了中醫藥古籍文獻、名老中醫經驗、中醫流派的數據庫，編制具有中醫特色的標準臨床路徑，增強了中醫知識的可傳播性，從而成為全國最優秀的中醫院之一，這就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

　　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福利陷阱。當代西方國家，美國以商業保險和私立醫院為主的模式成本最高、績效最差，是西方醫學模式危機最突出的體現。歐洲的社會保險模式、特別是依托公立醫院的免費醫療，能夠比美國模式更有效地控制成本，投入更多資源在預防保健上，所以成本低、績效高。但即使是免費醫療模式，從根本上說還是“治病到底”的模式。這已經是在西方文化中能夠達到的最好的醫療體制，再進一步解決問題，躍出福利陷阱，就必須實現醫學模式和文化的轉變。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都掀起了對當代西方發展模式和文化的反思，中華民族面臨著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也面臨著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能不能真正做到發揚中國文化的優勢，推動醫學模式從以病為本、除惡務盡、推高成本、損害健康的模式，轉變為以人為本、預防為主、節約成本、促進健康的新模式，在傳統智慧和現代技術基礎上，探索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中國模式，是世界給中華民族提出的問題。

　　在這種條件下，中醫藥如何在新醫改中發揮作用?國務院發布了《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但是如果把中醫藥作為一個新的投資方向、經濟增長點，引向產業化、商業化的方向，恰恰是和中醫的宗旨背道而馳的，要從更高的視野看待中醫藥在醫改中的作用：

　　第一，醫改要回歸健康導向。醫改不是為了拉動經濟，也不僅僅是為了“人人享有醫療服務”，而是“人人享有健康”。不能為了經濟發展刺激那種過度治療、過度用藥的醫學模式，更不能把美國模式作為樣板，靠所謂“健康服務業”、促進醫療投資和“多元化服務”來拉動經濟增長。

　　第二，健康導向要落實在體制機制上。有人問，既然中醫這么好，為什么還要政策支持?這個問題問得有道理。政府支持中醫發展，并不是簡單地給投入、給項目，更重要的是要給中醫發揮作用的平臺，營造有利于中西醫共同發展的環境。在市場化、商業化的扭曲醫療體制下，不僅中醫得不到發展，就算是西醫中的適宜技術也得不到發展，因為健康導向和利潤導向是有沖突的。只有使得醫療衛生機構回歸公益性，醫務人員回歸治病救人的本色，目標是主動節省費用、維護和增進人民健康，那么簡便驗廉的適宜技術路線和健康導向的醫學模式才能夠建立。

　　第三，醫改本身也要有中醫思維，系統施策，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醫療衛生是一個復雜體系，有著多重目標，謀劃改革要考慮到體系內部的聯系，也要考慮醫療衛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而不能用局部的思維代替整體思維。比如，一些人希望通過醫療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在醫療衛生這一個局部看起來是成立的，但是從整體來看，醫療投資增長必然提高醫療費用，增加經濟運行成本，到頭來反而會窒息經濟增長的活力，這樣做就好比是對一個高血壓的病人繼續吃升壓藥。一些人用分析局部市場均衡的供給-需求方法來分析整個醫療衛生體系，而沒有看到，醫療衛生領域的單個市場可能達到均衡，但是均衡并不是最優，局部最優也不是整體最優。美國模式下，保險市場和醫療服務市場也都達到了均衡，但卻是宏觀效率最低的一種制度，就是這個道理。從這些年來看，凡是醫改取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具有系統和辯證思維，比如要做好三醫聯動，要做好新機制和舊機制的轉換銜接，等等。說到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歷經百年沉浮，中華民族即將迎來自己的大時代。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打造健康中國”的宏偉目標。健康中國，不僅是健康的身體，更是健康的思想、健康的國家。健康中國，一定不是只會照搬外國教科書的中國，一定要擁有中華民族精神上的獨立性、主體性。只有這樣，中華文化才能真正復興，中醫藥才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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