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從歷史走來，中華民族的歷史是輝煌的;歷史是現實的鏡子，中華民族還處于歷史的大變局中。

　　中國的古代史，從采集、漁獵發展到農耕文明，大體在炎黃時期完成最初的轉型，以后就進入農耕文明與外圍游獵民族不斷沖突和融合、同化的過程中，像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最終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和地理疆域。最初的中原華夏族之所以能夠不斷拓張、吸納和消化外圍民族，最終共同發展壯大成為一個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其中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決定因素：一是古代農業生產力水平遠遠高于外圍游牧民族;二是后來的以郡縣制為標志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制先進于外圍民族;三是以最初的周禮到后來的儒家為主要代表的封建文化高于外圍民族。當然，農耕社會也有自給自足、缺乏進取的惰性的一面。而外圍民族特別是北方游牧民族，恰恰又承擔了不斷為中原農耕社會補充新的血性的歷史功能。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一直領先于世界，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東方文明。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經歷了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可以概述如下：

　　第一個時期，是最早的炎帝族、皇帝族和蚩尤部族各自的發展和后來部落間的戰爭，最后皇帝族勝利了，由北向南發展到黃河中下游地區，形成了以炎黃部族為主體的黃河中下游的華夏農耕文明，成為中華民族最早的雛形，黃帝成為中華文明的人文初祖。這是中華民族文明的內核形成期。在世界史上，我國的這一時期與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大體處于相近的歷史時期。后經堯、舜、禹相傳到夏啟，建立起第一個宗主制統一的國家。

　　第二個時期，是商周時期，是華夏文明早期的拓展期。其中的代表性的事件是秦國的西部開發和楚國的南部拓展。

　　秦是商代末期戰亂時西遷的華夏族。經過數百年的慘淡經營，秦人逐步適應了西陲惡劣環境，使中原的農耕文明在西北扎下了根，實力逐漸發展。到西周末年，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秦才得以建國。周平王承諾秦國：“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襄公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諾，僅用20年，就占領了被戎人和狄人占據的西周在陜西的領地。后又經200多年，秦國勢力逐漸強大，到秦穆公時已有插手中原之意，在最初受挫后，秦穆公調整國策，將戰略目標改向西部戎狄的游牧部族。史載“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穩定了自己的大后方。到公元前361年商鞅變法以后，秦國開始不斷強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稱王。前316年秦滅蜀，從此秦正式成為一個大國。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權，開始對六國的征服。從前230年秦滅韓國起，到前221年秦滅齊國，掃平六國，統一中華建立起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帝國。

　　秦國的發展之路是中原華夏農耕文明向西部括張的典型代表。秦人的西遷，不是退回到游牧狀態的落后生產方式，而是將華夏農耕文明帶到西部地區，使西部游牧部族也融入中原農耕文明。而中原文明的強大吸引力又促使秦國不斷學習東方六國，不斷自強和改革變法，最終完成了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

　　在秦國代表華夏文明向西部開發的同時，另一個向南部拓展的是楚國。楚人是華夏族南遷的一支，最初也活動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商朝初年(約公元前1600年)，在商朝的驅逐下，楚人祖先季連帶領族人開始南遷。最初的根據地在河南新鄭一帶。《楚居》記載楚人大致遷徙路線是從河南新鄭出發，向豫西南和陜東南方向遷徙，于西周初年到達丹水和淅水交匯處(丹淅流域)。之后繼續南下到達湖北荊山附近的丘陵平原結合部。

　　楚人南遷后給楚地帶來了先進的中原農耕文明，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為基礎緩慢發展起楚文化，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文化。到商朝末年，楚人首領鬻熊協助周武王起兵滅商，成為功臣。前1042年，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為子爵，楚始建國。剛建立的楚國是個很小的諸侯國，地域不及現在的一個鄉鎮，僅二十多平方公里。楚人不甘心被中原人視為蠻夷，奮發圖強，開疆拓土，到楚熊渠時期，西征庸國，東攻揚越，再到到春秋前期，又大舉進攻蠻人，史稱楚武王“大啟群蠻”。楚文王時期，滅鄧國、絞國、權國、羅國、申國等國。

　　《中國通史》第四章-列國的兼并中說：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結合一批喪失職位的舊官、百工，起兵爭王位。經四年戰爭，子朝兵敗，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宮氏等舊宗族，帶著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國。這是東周文化最大的一次遷移。周人和周的典籍大量移入楚國，從此楚國代替東周王國，形成與宋國、魯國同為文化中心的格局。在這三個中心地區，魯國孔丘創儒家學派，宋國大夫墨翟創墨家學派，戰國時楚國李耳創道家學派。

　　從楚人形成的過程來看，楚文化的性質也不是獨立于炎黃華夏文明之外的單獨的體系，而是與中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楚文化是以商周文化為核心的文化體系。楚器銘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傳承關系。楚國禮器保留有明顯中原文化風格。楚貴族中后期大體上一直堅持周禮所規定的禮制,表明其對姬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楚人南遷后給南方帶來了先進的華夏文明，并在中原商周文明的基礎上，吸收當地其他民族的文化，緩慢發展著楚文化，前后800多年，為我國那方的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直到秦統一中國，楚國滅亡，但楚文化最終完全融入華夏文明。

　　第三個時期，是秦漢的大擴張時期。秦統一以后，北逐匈奴，南開交趾(交趾：又稱安南，今越南北部)，疆域大大拓展。到西漢武帝時期，進一步擴大疆土，終于奠定現代中國疆域的基礎。在東北方，武帝時滅朝鮮，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許多小國都臣服進貢，如夫余、高句驪、以及后來的女真和滿清的先族等。在西南方，小國很多，其中夜郎(今貴州桐梓)、滇(云南普寧)、邛都(四川西昌)三國最大，武帝時夜郎內附，改置犍為郡，邛都也內附置縣，又滅滇國，置益州郡。此后西南夷多歸附，變亂很少。在南方，南粵王趙陀本是秦時縣令，漢初時自立為王。武帝時滅南粵，置珠崖(海南島)、南海、蒼梧、合浦、交址等九郡，廣東、廣西和安南都成為漢屬郡縣。在西方，武帝曾派張騫通西域。到東漢時班超做西域都護，漢朝影響再向西拓展。在北方，武帝逐匈奴于漠北。兩漢的發展，領土的擴張，使中華早期華夏文明傳播到附近各種族，逐漸同化融入華夏農耕文明。

　　第四個時期，是民族大融合的消化期。兩漢以后，正如范文瀾先生指出的：因為降服的部族數量很大，還來不及逐漸融化，中原內部又陷入紛爭，進入三國兩晉后的“五胡亂華”的南北朝時代。從“五胡亂華”的南北朝到隋再次統一中國，實際上是農耕文明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消化期。“五胡”是指長期停留在氏族社會，剛剛開始進入奴隸社會的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的游牧部落。百余年間，北方各族及漢族在華北地區建立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家，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五胡十六國。由于胡人的殘暴統治，漢族避難從黃河流域大規模進入長江流域，在長江下游江南建立東晉，進一步增進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與中原漢族的文化和經濟聯系。同時這也是中華民族第一次亡國亡種危機。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這一時期最據代表性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但實行均田制你，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主動接受中原文明，對后世影響深遠。經歷這一歷史時期眾多部族對秦漢以來華夏農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消化吸收，最終經隋的統一，完成了中原漢文化對游牧文化的消化過程，使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融為了一體，奠定了后來大唐繁榮盛世的基礎。

　　第五個和第六個時期，都是重復這種游牧民族融入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次歷史大循環。其中第五個時期是唐、宋之間的又一次大分裂，后來從“五代十國”到兩宋，北方先后又有遼(契丹族)、金(女真族)和西夏(黨項族)的地方政權，一直到蒙元統一中國，使這些北方民族進一步深度融入中原唐宋文明。第六次是明朝以后的滿清入關，建立大清帝國，經兩百多年的統治，最終完成包括西藏在內中華民族的大融合。

　　農耕文明相對于游牧文明來說是先進的，所以它具有強大的吸附性和同化力，這也是外圍游牧民族不斷地積極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但是，相對于現代工業文明來說，它又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腐朽沒落的。到明清時期，先進于東方農耕文明的西方工業文明已經興起，中華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民族融合過程雖然已經基本完成，卻沒有及時孕育出新的現代工業文明，反倒被西方文明所趕超。如何面對西方更先進生產方式的沖擊和入侵，迅速由農業文明轉變為現代工業文明，成為中華民族的第一大主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多前人已經意識到中華民族開始面臨幾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晚清到民國期間，很多志士仁人都進行了艱難的探索，試驗了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洋務運動、改良變法等諸多措施，都沒有解決問題。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開拓了向工業社會轉變的政治前提。但是，蔣介石的背叛使我國的社會進程進一步半殖民地化，西方列強也不會讓中國強大起來。歷史證明我國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前途已經不在現實。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的征程，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經過28年的艱苦奮斗，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轉型掃清了政治障礙。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礎上，迅速實行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真正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但是，這一歷史進程并不順利，道路的選擇及其困難。工業文明的發展，已經不像農耕文明那樣可以在中華大地的內部解決，而是要面多資本全球擴張的新的歷史現實。在內部，“左”的和右的干擾不斷;在外部，面臨帝國主義的封鎖、威脅和和平演變的陰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晚年的很大精力用在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現代化轉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上，反復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嚴重警告，并采取了像文革那樣的超常的預防措施。然而，結果并不理想。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在中華民族發展中的歷史地位，不亞于中華農耕文明開端的人文初祖---皇帝。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實際上是帶領中華民族進行的又一次重大轉型，是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是關系中華民族未來長遠命運的歷史轉型。他的一生開拓了革命和建設的兩條中國道路，中國革命的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可以概括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在農村形成武裝割據的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有一系列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如黨的領導、土地改革、統一戰線、武裝斗爭、軍事戰略、人民軍隊等等，并形成了系統的、成熟的理論形態----毛澤東思想。這已被歷史的實踐所證明，沒有多大爭議。

　　但是，毛澤東開辟第二條道路，即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卻至今被很多官員和學者所詬病。我將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概括為：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全民所有制和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式，以國家工業化為主體和先導，以公社工業化為補充，以計劃調節為主，市場機制為輔，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用50年的時間，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型。

　　這后一條道路的意義絲毫不亞于前一條。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也已經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只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才能復興中國。毛澤東晚年的思考和實踐，恰恰是在探索如何保證這條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取得成功。他強調的階級斗爭問題、繼續革命問題、防止和平演變問題、路線斗爭和防修反修問題，包括文革的試驗，都是在探索這條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如何不被顛覆，都是服從于這條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而不是為了革命而革命。

　　然而，安雀不知鴻鵠志，反譏大鵬九天飛。毛澤東的工業化道路在他去世以后遭到重大挫折。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中國仍然處于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之中，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大變局還遠沒有完成，并且隨時面臨著被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顛覆、中斷和分裂的現實危險。離開毛澤東開辟的道路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我們真的能夠實現這一偉大的歷史的跨越嗎?這是中華民族必需首先面對和解決的根本問題。

　　我們上下求索，最后的結論仍然是：毛澤東的方向，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和復興的最后希望!

　　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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