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之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失去以往作為天下中心和文明典范的自我定位。落后挨打的恥辱，救亡圖強的壓力，迫使幾代中國知識精英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其激進思路從技(器物與技術)不如人到制(政治制度)不如人，深入到教(文化與價值體系)不如人，極言之，“百事不如人”(胡適語)。中國人對于自身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喪失了完整的認知，也一步步喪失自我表達的能力，難以恰當而有力地述說自己的存在與需要。

　　100多年來，中國知識精英在迷茫與曲折中不懈謀求民族自強之道，努力探尋新的文化表達系統。這使得中國現代性的構筑面臨多重歷史任務，要求知識精英具有文化上的自覺，不僅面向全球與未來，還應在當下現實與歷史文化傳統之間建立精神聯系，從而恢復完整的自我認知，培養強勁的自我整合能力，在新的視域和處境中更新和宏揚文化自性。

　　文化自性

　　本文借用“自性”這一佛教概念，把文化自性視為在彼此聯系和互動變化之中相對獨立而又各具個性的文化基因和本質規定性。每種生物都有自己獨特的基因遺傳密碼，并以此為前提而匯聚、化合各種因素，形成各自的體質和樣態。任何一種文化也都有其文化自性，并以此為基礎而匯聚、化合各種因素，形成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色。文化自性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由某些核心價值逐步積淀起來，成為具有基因性質的存在，是文化傳統得以自我形塑的具有內在規定性的價值內核，也是該文化傳統在長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仍然能夠是其所是的根性所在。

　　每一生活與價值共同體的文化自性，都由一代代生命歷史性地傳遞、綿延，并在群體性的相互學習與啟發中豐富起來、擴展開來。代際承傳與群體互動，是文化自性從生活與價值共同體中萌生并得到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文化自性貫通于不同時代而保持相對的自主性和穩定性，各種損益與轉化都在其自主調控下進行。每一次內部裂變和整合，每一次內外交通與激發，都會盡量被納入到文化基因的自我延伸、拓展的內在生長邏輯之中，創造性地實現更高意義上的自我重塑。

　　文化的自我守護和適時調整，兩個方面互為支援，對于自身根性的培固與充養，同時就意味著主動地融攝外來因素，以壯大自身的擴展和涵蓋的能力。假如外來影響足夠強大，植入的因素重要和繁多到無法加以主動融攝的地步，就有可能使自主能力受到削弱和壓制，從而使文化自性產生歧變。這種變異如果足以改變價值系統的既有序列和穩定結構，文化自性就會發生根本性質上的改變，乃至喪失在原有基礎之上維系自身和作出選擇的主動權。文化的基因性歧變，將使該文化失去成其為自己的根據，或是消融于更為強大的文化之中而化為其有機成分，或是由于沒有了承載者而完全從歷史上消失。只有足夠強大的文化和文明體，才做得到較長時期內一直能夠通過吸納和消化各種社會歷史因素來不斷肯定和強化自身，以確保文化自性的穩定性和擴展性，維系超穩定的文化生命結構。

　　多元生態與文化自覺

　　在整個生物圈內，各種生物大類和每一生物個體都在不同層次上各具遺傳特性，人類各個民族、家族乃至個體也都從各個層面上有著自己相對獨立和穩定的性格和特色。類似地，每一種文化也以其獨特和鮮明的自性而豐富著整個文化生態圈，使之呈現出復雜多樣的面貌。多樣，才能保證強勁持久的生命力;單一，則兆示著后繼之憂，有衰微乃至滅絕的危險。置身于多種文化的共存之中，每種文化獨一無二的自性，都值得為這種文化所“化”(養育、教化)之人去珍視和守護，這是文化自我的記憶延續和生命擴展的需要。對于每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化自性的保存，又都是在維護人類文明圈的多元生態和良性循環。

　　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圈健康演進的表現，民族特色、文化形態和個體偏好的多樣性，也是人類社會文化健康演進的表征。生物世界的法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著生存繁衍的根本需要，生物依據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物種互動關系，積極進化出各種各樣的生命形態，形成既競爭又互補、既對立又統一的生物巨鏈。人類社會、文化生態具有類似的競爭性與依存性關系，但其優化狀態卻表現為“和而不同”，在和諧共存的場域中使自身特性得到盡可能充分的發揮，而貢獻于整個人類社會文化的存在巨流。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中，面臨著人類共同的文化大轉型，不同的文化怎樣在確立文化自主地位的基礎之上，多元共存、平等交流，形成一個和諧共融的世界，這是費孝通晚年思考的大問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各文化需要通過自我認識與理解來實現自我肯定，文化間關系則強調相互肯定、彼此尊重，平等交流、真誠相待，并對“和而不同”的人類文明和諧前景抱有深切期望。

　　自我認知和自我確立是文化自覺的重要方面，其實質正是對文化自性的自覺。自性作為文化基因確有其相對穩定性，但不能離開人的文化自覺對它進行記憶串連與闡釋黏合的再賦義、再強化和再生成。文化自覺就是對于由文化基因所引導的文明歷程的自覺意識和自主記憶，尤其體現為這種反復地自我提示和自我確認的過程。自性與自覺之間，是一種彼此塑造和焊接的關系：強勁的自性，必然擁有高度的自覺意識與行為;自覺地自我認識和自我確立，又將在新的意義上使自性的一以貫之的統一性得到維護和壯大。

　　當今中國在理論上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拿出一套以中國人生存經驗與中國文化自性為基礎的，能夠說明在這片土地之上的民族生活——文化共同體之自我定位的整體性論述，它包括歷史敘事、現實應對與未來構想。這就要求在全球視域與人類共存的前提之下，對于中華民族歷史生命的延續和文化生命的壯大，必須有高度的自覺。

　　文化重構與文化自信

　　中國文化曾長期擁有一套相對完整的論述，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天道的關系，都得到合理的解釋，中國人的族群身份、文化認同也得到有效的安置。近代以來，中國人逐步喪失與自身歷史傳統的意義聯系，某些人的文化心理之自卑甚至到了寄望改種的地步。

　　但中國是文明大國，有著巨大的文明規模、深厚的歷史記憶和強勁的生命修復能力。170年來，中國從文明體轉化為民族國家，在現代化實踐中探索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型，力圖走出一條現代文明的中國道路。擺在現代中國面前的任務，既要繼續推進和深化啟蒙，同時也要從失憶和無根狀態中找回文化自我、宏揚文化自性，進而在全球化體系中對人類命運給出中國的回答。因此必須立足于變化著的社會條件和時代境遇，通過自我更新來摸索那一以貫之的歷史演進之道。在此意義上，中國文化傳統最根本的自性，就是“生”“和”與“度”，具體說來就是貴生厚德、講信修睦、政通人和、中道而行。文化重構當以生生為本、以和諧為理想、以中道為尺度，健行不息、日新不已，在全球視域中追求普遍性的提升與包容性的擴展。

　　距今近百年前，梁啟超游歷歐洲回國，寫作了《歐游心影錄》，其最后一節以“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之大責任”為題寫道：

　　“我們因此反省自己從前的缺點，振奮自己往后的精神，循著這條大路把國家挽救建設起來，決非難事。我們的責任這樣就算盡了嗎?我以為還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于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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