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們編輯過一套“《讀書》十年文選”，其中一本文選的標題是《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一本的標題是《亞洲的病理》。通過這兩本書的標題，我們想傳達一個意思：在中國周邊所處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圍內，如何重構世界圖景與歷史圖景？在我看來，這就是“文化自覺”的意識。

“自覺”，首先是我們對過去圖景的反省和批判。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中，我們唯一的模式幾乎都是以“西方”為中心，連自我批評、看待自己的唯一參照也是“西方”。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西方”并不是整體意義上豐富的西方文明，而僅僅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模式。我們發現，“9·11”以后，從伊拉克戰爭到今天的敘利亞戰爭、伊朗危機，對于蘇東、中亞出現的問題，中國知識界幾乎沒有提供任何一種有意義的、有說服力的解釋。也就是說，在知識領域，中國沒有提供一個重新理解世界的看法。近些年來，我們拋棄了中國在20世紀的傳統，對國際主義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以至于在非洲和中國的關系、拉丁美洲和中國的關系這些問題上，缺少歷史的理解；對于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形成的獨特知識氛圍和歷史傳統，也同樣缺少歷史的理解。因此，我在《讀書》雜志工作的11年中，我們有意識地將日本、韓國、東南亞等亞洲周邊國家，以及東歐、蘇聯國家、美洲和非洲，都重新納入到我們目光所及的世界里來，重新整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歷史——這就是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構的世界圖景。

更重要的是，只有對自己的批評才能產生“自覺”，“自覺”意味著對中國歷史處境、現實處境、歷史傳統與新傳統進行重新理解。你要想重新構建世界圖景，就必須重構對自己的理解。前段時間在訪談中有人問我，圍繞中國的改革與工業化，中國知識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高速的工業化會將中國帶入世界發達國家俱樂部；另一種認為，現有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最終還是進入不了發達國家的俱樂部。這兩個看法我都不能同意。在我看來，中國經歷過19世紀以來被殖民的歷史、經歷過帝國主義戰爭和社會主義建國運動，也支持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中國又是第三世界國家，為冷戰的終結作出了很大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清楚什么叫“發達國家的俱樂部”，那是全球統治的俱樂部，是用金融和其他法權來剝奪和壓迫其他國家的俱樂部。因此，中國應該有一個自覺：即中國應該為這個世界在更加平等和更加民主的意義上作出貢獻，而不是滿足于讓自己變成全球統治俱樂部的成員。這不完全是一個事實判斷，更是一個價值判斷，是通過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得到的“自覺”。而現在中國知識界還在討論是否加入全球統治俱樂部這樣的問題，這意味著對中國與世界完全沒有歷史的理解，僅僅是將中國的一切都放在西方背景下來看。

事實上，中國也不會順利地被接納為發達國家俱樂部的成員。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從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帝國及其文明史都經歷了一個民族主義化甚至是種族化的過程，其文明、宗教、語言和其他因素都經歷了這一歷史過程。20世紀以后，文明的混雜性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方向上、在觀念和意識形態上被純化了?，F在提到歐洲文明、西方文明，一般都指基督教文明。事實上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一樣，有多元的內部復雜性。就如同儒教是中國的主導文明和文化傳統，但是中國文明不能簡化為儒教文明。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戰略家是很清楚中國的獨特性的。亨廷頓在晚年明確批評過布什政府對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他認為伊斯蘭在未來的世界里，并不構成對西方文明的真正挑戰，也沒有實力去挑戰美國的霸權。他認為，在當代世界，只有一個文明具有挑戰西方文明的潛力，就是中國。首先，中國的潛力不在于你有沒有這個意識，你想不想，而是你有這個實力；第二，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還意味著一種文明，而文明意味著不可逾越的一道鴻溝，不可能通過同化解決。歐洲跟美國雖有沖突，但歐洲不會在文明上挑戰美國。亨廷頓描述的未必是一個事實判斷，但是他代表的是一種對塑造美國政治有影響的意識形態。所以，中國加入發達國家俱樂部，在我看來既不必要，現實上也未必可能。不加入這個俱樂部并不意味著中國不發展，而是要意識到，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價值，這個價值也是要通過其自身的歷史和與外界的關系中發展出來的。

但與中國發展相伴隨的價值應是普遍性的，我們應有一個真正的世界圖景，有一個對于更加平等的世界的認識，更加理解我們在無限豐富的文明圖景中的位置。我們不必要去重復19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通過工業化和全球軍事化所完成的歷程。中國在這方面應該有巨大的貢獻，因為中國不僅有強大的潛力，也有深厚的文明基礎。

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是怎么通過自己的崛起，來創造不同于19世紀以來的世界圖景。我在《中國文化論壇》文集序言里曾寫過一段話：“自覺并不僅僅是對某種文化抽象原則的認同，它毋寧產生于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處境的深刻理解，產生于對當代世界的歷史形勢及其未來趨勢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覺這一命題中的‘文化’涉及經濟、政治、法律、教育、學術和其他領域，這一命題中的‘自覺’表達的是在全球化的處境中對于中國的文化自主性的關切和思考。而這一切關切和思考都不可能不涉及中國如何在開放條件下，尋求經濟、政治、法律、教育等領域的獨特的變革道路這一現實問題。”

魯迅所謂“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即可看作真正文化自覺的一種態度。既不是簡單的復制傳統，也不是簡單的照搬現在與西方，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模式。我們要走一條獨特的道路，并不是為了強調自己跟別人多么的不同，而是因為其他的道路（包括我們自己走過的彎路），在西方世界和其他世界都造成了很多問題。我們要想“文化自覺”，就要有一個真正的世界文明的圖景來理解這個問題。“文化自覺”并不是一個保守的態度，而是創造性的，是把各種各樣的傳統重新激發起來，形成我們自己的價值。

這次金融危機后，在對于金融危機和中國模式的思考中，比較缺乏的恰恰是文化的維度。文化應是對整個模式的再思考。現在是金融出問題了，我們就談怎么去救市、怎么完善銀行體系，怎么去做小額貸款……這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倒過來講，這些也都是修補性的。我們很少對于總體的發展邏輯進行再思考。全球化浪潮中包含著一種支配性的邏輯和同質化的趨勢，中國的變革固然離不開向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的學習和借鑒，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在開放性中確立自身的自主性。在我們今天的思考中，文化為什么是重要的？自覺為什么也是重要的？因為沒有自覺，就沒有和之前偏頗看法的斷裂。斷裂不是要完全撇清和過去的關系，而是說我們需要在這里停下來想一想，進行一個全面的考慮。簡單照搬既有模式的方式，已在歷史中導致災難。經歷了現代的革命和3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變革，必然是一個立足于自身的傳統和現實而展開變革與創新的過程。

近代歷史上，中國有很多次的“自覺”。晚清時的《海國圖志》是一種自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也是一種自覺。新文化運動將文化與倫理置于政治概念的核心，新舊文化上的對立也正是一種深刻的政治對立。因此，自覺意味著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新政治的誕生。政治不是單純的權力，如果我們的文化對今天資本邏輯深入到所有的領域、對一切的支配毫無反省，如果我們的文化同樣被其支配的話，我們就沒有什么自主性可言，也毫無自覺可言。“文化自覺”，必然包含著對今天處在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的質疑和追問。今天，在資本主義主導下的發展模式，對世界各文明的摧毀性都極大。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自覺”就意味著立足于今天世界的發展、立足于我們自己古代與現代兩方面的歷史傳統，來創造一個新世界的開端。（本文根據采訪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閱）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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