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端，字月川，黃宗羲《師說》列為第二，認為，“方正學而后，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從《師說》對曹端的敘評看，似該算王陽明“心學”的先驅（其早于王陽明九十年左右）。
黃宗羲寫道，曹端的思想，是不由師傳，自己深悟，求之吾心，即心是極，心之動靜是陰陽，心之日用是五行變合，以事心為入道之路，天下無性外之物，性無不在，這就是太極之理。
方孝孺遇難在1402年，曹端1409年“登乙榜第一”，相去不遠，該算是同時代人；在列為“師”的地位上，既以方孝孺為第一，則以曹端為第二，而黃宗羲又稱曹端為明代之濂溪，則意謂在某種思想學術地位上其為開山鼻祖，而這種思想學術，就是明代的心學，以王陽明最著。王陽明說，“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言出于孔子者乎？”這是拿孔子說事，總之是以自己的心為知識源泉、是非標準，正如曹端，“即心是極，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
黃宗羲在《姚江學案》之王陽明一節說，“宋儒之后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其靈明者也。先生以圣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功夫。良知則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我們今天讀來，覺得黃宗羲所說的“宋儒之后學”的所學，比之王陽明的“心學”，倒更有些道理，“宋儒后學”是以心為認識的工具，以客觀事物為認識的對象，力求認識客觀事物的真相和規律，這豈不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么？這種哲學，又豈不是有利于認識自然、發展科學技術么？那么“宋儒后學”的問題出在哪里呢？從黃宗羲的這段話看，問題就出在他們“全靠外來聞見以填其靈明”，而失去了自己的認識力，另外呢，還有“知行”不大能“合一”，反而“心學”能“知行合一”。
憑黃宗羲這些話，似也不大能鬧得清“宋儒后學”們的錯，只有結合歷史的實際情況來看，才曉得他們錯在哪里。《明儒學案》一書的點校者沈芝盈先生引《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那么，黃宗羲所稱“宋儒之后學”，就是指的這些人，往前推，就是宋代朱熹之后的知識分子們。
沈芝盈先生說，“王學為什么會取代朱學而興起呢？首先是朱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種種問題。朱學在南宋以后，是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因此大多數知識分子只是以朱學為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官場的敲門磚，實際行動卻與之相違背，形成一批謀取個人名利的假道學、偽君子，他們之中有的甚至茍且鉆營，無所不為，為正直的人們所不齒。至于恪守朱熹理學的道德修養傳統，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的讀書人，為數也不少，但他們往往迂闊無能，沒有實際辦事能力。所以理學逐漸成為僵死的教條。”
沈先生這段話，并沒有說朱熹之學本身有何錯，也沒有說朱熹后學們的所學有何錯，只是說在實際行為中他們錯了（亦即知行不能合一，言行不能一致），因而也就連累了朱學，使它不再受人歡迎。這好比是信徒們自壞教門，而其教本身卻未見得錯。
在這樣背景上，我們才理解了，為何唯心的“心學”，倒是成了真理。既然外面的一切竟然在朱學的名義下變得那樣地壞了，我們不如以我們自己的心，以我們的“良知”，為知識源泉、為是非標準吧，大家都來努力地“致良知”，唯心主義倒成就了一條返回實際、返回真理的路。
附：一則書訊
作品簡介
《蘇中風云錄》27萬字，寫的是抗戰時期一支國民黨軍隊“魯蘇皖游擊總部”在江蘇中部地區興起和消亡的歷史，以及這支軍隊的首領李明揚與李長江個人命運的演化。本書風格雄渾，筆力文史兼具，對李明揚的政治智慧、李長江的草莽本色，刻畫生動而又含蓄不盡，對當時蘇中抗戰的政治軍事形勢，作出了深度透視和鳥瞰式的勾勒。文學欣賞者，歷史研究者，文藝創作者，都將從中有所收獲。
作者：沙黑
目錄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盤，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紛紜局面，有一種勢力叫中間
第三章 翻臉一戰，十三個團十路進攻
第四章 助陳抑韓，醞釀二對一的態勢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陣敗于驕狂
第六章 易幟分道，不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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