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量力、不講邏輯的癲狂

____評黎鳴對儒學的攻擊

在網上看到黎鳴先生的聳人聽聞的議論，標題是《中國人，一個只會讀死書的民族》，他把《易經》、《論語》稱為“死書”，認為“中國人只會讀死書”，“永遠都只能用讀‘死書’的方式去讀一切書，甚至根本就讀不懂任何‘活書’”，他還斷言“孔儒們的‘書’幾乎全都是沒有任何邏輯系統性的‘獨斷之書’”，如此等等。對于這種無故生端的不負責任的攻擊，敝人有幾點反駁，不吐不快。

一、不懂邏輯的信口胡說

雖然黎先生對邏輯系統性異常推崇，但令人遺憾的是，他這篇議論中卻給人留下一個最突出的印象：不懂邏輯的信口胡說。

首先，這個標題就不合邏輯。說“中國人，一個只會讀死書的民族”，不知道說這話的人是哪國人，從其用“我親愛的同胞”來稱呼我們中國人來看，他似乎不是外國人，更不是外星人，作為生長在中國土地上吃著中國農民種的糧食的人，怎么可以用這種污蔑不實之詞來責怪自己的民族。如果說中華民族此前真的是這樣只會讀死書，那也還是出了一位發現了這個問題的人，那就是黎鳴先生自己。由于“理解便是克服”，所以，發現問題的人當然也就不再是讀死書。而對于像“中國人，一個只會讀死書的民族”這樣的全稱判斷，我們只要找到一個不讀死書的中國人，就足以否定它了，而這個人恰好就是黎先生自己。于是我們就發現，本來黎先生想把耳光搧在中華民族的臉上，卻一不小心，打在了自己的嘴巴上。

其次，什么是“死書”，黎先生提供了“一個標準的定義”，[即：凡是只有獨斷（而無任何邏輯系統性），從而只能死記硬背，而根本就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的書，都可以稱作是“死書”。]黎先生列出了兩本[最典型的“死書”，它們簡直就是全部中國“死書”的父母。]第一本即被中國人稱之為“六經之首”的《易經》，第二本即為可以稱之為“四書之首”的《論語》。

但是，這個定義套在《易經》和《論語》上，很是講不通。關于《易經》，人們只能死記硬背、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嗎？我雖然不懂《易經》，但看過百家講壇上那位來自臺灣的老先生講《易經》，把那些枯燥的符號講得很生動，并不是“根本就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而且有史以來關于《易經》有大量的研究著作，如果沒有分析理解，又怎么能寫出這些著作呢？而且說《易經》“只有獨斷（而無任何邏輯系統性）”，這也不符合實際，很明顯，《易經》作為一套符號系統，如果沒有邏輯，怎么可能排列組合起來呢？雖然黎先生和我一樣不懂《易經》，但卻敢于對自己不懂的東西信口開河、妄加評議，對于這種勇敢精神，并不值得贊賞。

關于《論語》，要認為人們對它“只能死記硬背、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那同樣說不通。很簡單，一個只能死記硬背、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的東西，根本就不可能延續幾千年。而在我看來，對《論語》的理解也不同于純粹的知識系統的學習理解，它是需要在人際交往實踐中不斷深入理解的過程，它為人們開辟了一條向上成長的路徑，也就是孔夫子所說的“聞道”，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學習過程，怎么可能“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呢？

而且我們還搞不明白，黎先生是怎么知道別人在學習《易經》、《論語》的時候“只能死記硬背、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呢？你提出這個判斷，有些什么樣的依據？假如別人要你提供證據，你能把中國幾千年來人們學習《易經》、《論語》的過程一一地用你的這個標準來對照一下嗎？

因此，黎先生的這一番高論，完全符合黎先生自己關于死書的定義：“只有獨斷（而無任何邏輯系統性）”。這里所謂的“獨斷”的意思是黎先生獨自作出的判斷，與康德所說的獨斷論并不是一回事。

其三，下面這段話，也完全是黎先生獨自作出的判斷，因而也很“獨斷”，純屬不講邏輯的胡扯，我估計黎先生也無法為這一段話理出一個清晰的邏輯關系：

[再看《論語》的成書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是對話體的語錄，而且是由大量不同的人們的回憶所形成的互不相關的語句所湊合成的大雜塊式的語錄。它們以孔丘為回憶的中心，更是同時突出了孔丘的對于“禮樂”的無微不至的關心，正是從這種對于“禮樂”的無微不至的“關心”之中產生了大量非常“巧妙的好聽的”話語，例如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和為貴、有教無類，等等等等，由此而形成了實際上是大量無序的累積疊加的所謂“論語”的語錄。這種成書的形式本身就已經宣判了它，不可能成為一本活書，一本好書，而只能成為一本壞書、一本死書。即是說，它不可能成為一本真正有益于人類文明的、智慧的、思維邏輯的不斷獲得進步的“活書”，而是只能相反，成為了一本思維混亂的、目標邪惡的、巧妙騙人的、壞人心術的、殘人大腦的“死書”。事實上，迄今為止，世界上也沒有一本真正的好書是通過這種“大家著”的方式構造形成的。而中國人的著書，這種無聊的“語錄體”反倒成為了通例了，自然，它只能是形成“死書”的通例。不用我多說，中國人的閱讀《論語》的兩千多年的漫長的歷史，事實上就已經作出了極其雄辯的證明：《論語》絕對是一本壞書，一本死書，它完全顛覆了中國人的大腦的功能，它造就了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集體的對于文化和文明的創造性的無能，甚至理解的低能。這事實上造成了中國人是一個無法講理的民族。]

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邏輯混亂、信口亂扯，就像中學生一樣喜歡用夸大其詞的斷言來聳人聽聞。僅僅根據《論語》成書的形式就斷定它是“一本思維混亂的、目標邪惡的、巧妙騙人的、壞人心術的、殘人大腦的‘死書’”，這也太不講理了吧？說中國人是一個無法講理的民族，我倒看到黎先生自己是一個無法講理的人，你這一段話的結論是怎么推出來的，你自己能找出把它推論出來的大前提與小前提么？

黎先生的混亂的思維，我們很難一一理清，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其信口亂扯的目標卻是為了否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這么做的動機何在？這種動機又是如何形成的？這卻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就像醫生需要研究疾病形成的機理一樣，所以就有必須研究一下黎先生的思維混亂是如何形成的。

二、指責儒學“獨斷”的黎先生自己正好處于“獨斷論”的迷霧之中

前面關于黎鳴先生的《中國人，一個只會讀死書的民族》的評論中，我已經指出了一個問題，批評中國人不講邏輯的黎先生自己其實是最不講邏輯的。下面再談一個觀點，批評儒學“獨斷”的黎先生自己正處在“獨斷論”的迷霧之中。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關于“獨斷”這個詞，黎先生與通常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黎鳴先生的頭腦中，所謂“獨斷”，即是與邏輯演繹推理相對立的東西，可能他認為那就是不要任何說理的主觀任意的判斷，由于其主觀任意性，所以就是獨自作出的判斷，于是便被他簡稱為“獨斷”。這可以從黎先生的下面這段話中看出來：

[孔儒們的“書”幾乎全都是沒有任何邏輯系統性的“獨斷之書”，更是惟一只要求人們“死記硬背之書”。說白了，孔儒的“書”全都是只要求讀者死記硬背，而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真正理性的分析、理解、推論演繹的“書”。由此，我們即可以得到關于“死書”的一個標準的定義，即：凡是只有獨斷（而無任何邏輯系統性），從而只能死記硬背，而根本就無需也無法進行任何分析理解的書，都可以稱作是“死書”。還可以進一步說得更簡明一點，即是完全都只有“獨斷”，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邏輯”演繹、推理的“書”，即可稱為“死書”。]

而根據詞典中的解釋，所謂“獨斷論”，即是在認識問題上，不先去研究認識的條件和范圍，不知道認識的條件是什么，范圍有多大，就狂妄地作出武斷的、絕對的結論，譬如說，上帝是存在的，人的靈魂是不隨肉體一起死亡的，等等。與之相對的不是邏輯推理，而是康德所說的批判哲學，它要求人們“在認識之前就先對人的理性作一番研究，看看人的認識能力究竟有多大，它的條件是什么，什么是可以認識的，什么是絕對無法認識的，防止超過自己的能力去強求認識，做自己所做不到的事?！?/p>

因而所謂獨斷論，并不是說不要邏輯推理和演繹，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靈魂不死，也下了一番推理和演繹的工夫，可他們仍然處于獨斷論的迷誤之中。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沒有對自己的認識能力進行考察，認識那些超出自己能力的對象。這才是關于獨斷論的公認的約定俗成的理解。

其次，關于儒學這個認識對象，黎鳴先生正好處于獨斷論的迷霧之中。

我經?？粗醒肱_第10套的《動物世界》，從上面了解到，老鷹的視力是人的視力的8倍，大象腳下有一種感覺器官，可以感知很遠的地方的動靜，蝙蝠有一種感覺器官，可以在黑暗的地方感覺到昆蟲的存在，與它們相比，我們人類的感覺器官是很有局限性的。如果人們認識不到這個局限性，硬要像大象一樣用腳來判斷遠方的動靜，像蝙蝠一樣斷言黑暗中的昆蟲在什么位置，那就是獨斷論。當然人們通常不會犯這種獨斷論的錯誤，即使有人認認真真地說自己會用耳朵聽字，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算了。

但在知識的探索上，則經常存在認識的條件和范圍，超過了認識的條件和范圍，對自己所沒有能力評價的事物發表意見，那就是獨斷論。假如有一位剛會加減法的小朋友對某大學教授的微積分研究發表意見，作出武斷的絕對的結論，并把他的結論貼在網上，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小朋友處于獨斷論的迷誤之中。

在對大道的認識上，人們的認識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學而知之，有的人困而學之，還有的人困而不學，終生不悟。在這幾種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不亞于小朋友與數學教授的差距。我們可以簡單地把世界上的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聞道者，一類是未聞道者。我們也可以把世界上的書分為兩類，一類是聞道者寫的書，一類是未聞道者寫的書。未聞道者如果想談論自己認識能力以內的事情，那就不是獨斷論，如果他超越自己的認識能力的范圍，想要去評論聞道者的著作，就會出現獨斷論。

比如說某些人對毛澤東的評論，就超出了自己的認識的條件與范圍，所以便完全處于獨斷論的迷誤之中，無法作出客觀公正的判斷；對儒學的評論也是這樣，如果人們自己沒有聞道，沒有能力作出公正的評價，即使是他想恭維，也恭維得不是地方。即使是他們也想進行演繹推理，但由于缺少一個可靠的大前提，所以就無法得出可靠的結論。

這個大前提不是一個明確的判斷，而是人格成長的高度，是聞道了還是沒有聞道了。所以笛卡爾就把“我思故我在”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大前提，對于所有的人來說，這個“我思故我在”都是其推理的大前提。由于這個“我”的成長高度不同，有的聞道了，有的沒有聞道，人們對同樣的事物便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人們要想對一本書或一個人得出正確的認識，就首先要估量一下自己與認識對象在對大道的理解的差距，只對那些比自己水平低的人與書發表意見，這才是比較穩妥的。如果真想考察一下那些水平比較高的人與書，那就先研究一下自己是否聞道的問題，對自己的價值體系持一種懷疑的態度，這樣才能打破獨斷論，使自己的價值體系不斷成長，這也就是說，為自己的推理過程找到一個日益完善的大前提。

黎先生對儒學的無端攻擊，表明了他還沒有聞道。如果聞道了，哪怕是似懂非懂，也不會這么無理。他甚至于拿《論語》的語錄體作為借口，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種語錄體不過是形式，關鍵在于它所記錄的是聞道者的體驗。這種體驗是最寶貴的，哪怕只是片言只字，也要高于未聞道者的長篇大論，二者的區別是金子與泥土的區別。黎先生從這里來攻擊儒學，認為“這種成書的形式本身就已經宣判了它，不可能成為一本活書，一本好書，而只能成為一本壞書、一本死書”，只能表明其價值體系的淺陋，這種淺陋使他無法理解聞道者的言語與行動，這超出了他的認識范圍，如果他想對聞道者的著作發表批評意見，那就必然墮入獨斷論的迷霧之中。

我們注意到，黎先生對《道德經》極為推崇，認為它“是惟一代表中國智慧的書，是真正的活書”，但由于黎先生對《論語》的無端攻擊，我可以推論，他并沒有看懂《道德經》，他的推崇也是假的。老子講聞道勤行，孔夫子也講“朝聞道，夕死可矣”，都把聞道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區別在于老子看到民智未開、聞道太難，所以便騎著青牛走了，如果不是關尹喜逼他寫經，他甚至于連五千言也不想留下；而孔夫子則知其不可而為之，雖然未聞道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他依然不辭辛苦，為把其對大道的領悟傳播開來，付出畢生精力。作為聞道的先驅者，他在私有制剛剛出現的時候，就開始倡導大道，雖然遇到很多非議，也有很多缺點，甚至是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維護舊制度的工具，但我們不能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倒掉，這個嬰兒仍然是最最寶貴的。

三、宣傳那些帝王將相沒有實現過的東西，就是欺騙嗎？

在人們思考問題的過程中，經常會把一些未經考察的論斷作為大前提，從而在不知不覺中誤入歧途。比如在黎先生的文章中的這一段話：

[請問，大家最欣賞的孔丘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等等等等，究竟有誰真正在中國的歷史之中“實現過”？尤其是在中國歷史之中的那些歷代的帝王將相們的身上，他們真是按照這些“巧妙的好聽的面子話”實行了嗎？為什么中國的普通人，老百姓們就那么容易地就被欺騙了，而且整整地被欺騙了兩千多年，甚至至今還仍舊不能醒悟？]

對于上述議論，我們來推敲一下，在黎先生的頭腦里，其實是有一個推理過程的，我們來幫他整理一下，于是便有下面這個三段論：

大前提：宣傳那些帝王將相沒有實現過的東西，就是欺騙；

小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歷史上沒有真正實現過；

結論：老百姓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就是被欺騙了。

在黎先生的這段話中，只有小前提和結論，大前提是我們幫他補上去的。它存在于黎先生的頭腦中，卻沒有被黎先生清醒地意識到，在他看來是不言而喻的、不證自明的東西，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所以就用不著特意在推理中說出來。可我們發現，正是這不言而喻的東西會把人們引入歧途，所以我們必須對這個大前提保持警惕。一旦我們把這個三段論中缺失的大前提“宣傳那些帝王將相沒有實現過的東西，就是欺騙”補上，把它置于理性思考之下，便會發現問題之所在：宣傳那些帝王將相沒有實現過的東西，就是欺騙嗎？

通常說來，人們如要宣傳某一種東西，不是看帝王將相們是否實現過，而是看它是不是符合社會集體的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自身健康成長的要求。借助于孔夫子的這些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們是可以形成良好的人格的，比如說在家庭里，我們要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了保持家庭的和諧，還是需要這么做的；如果黎先生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對自己大打出手，那也就不要對自己的孩子大打出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說法對于家庭的穩定來說，也是非常需要的，你黎先生要吃飽穿暖，也要讓一家人都吃飽穿暖，你自己當了哲學家，肯定也希望孩子們也都明達聰慧。由此可見，這些話并不僅僅是“巧妙的好聽的面子話”，而是實實在在的有利于個性成長和家庭和諧的規則，為了我們自身的利益，即使以往的帝王將相們沒有實現，我們也要把它實現起來。

在家庭里是這樣，在社會上也是同樣道理，要想構建和諧社會，也同樣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國的儒家學說并不把個體擺在社會的對立面上，而是擺在社會之中，以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小來評價人格成長的高度。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理論，所以也就能夠培養出一些為了國家民族利益奮斗的偉大杰出人物，“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無論遇到多少內憂外患，我們中華民族依然能夠一次次地從廢墟中站起來。

當然黎先生的理論也有一定道理，因為在某些時代，帝王將相們確實會把自己也沒有實現過的東西宣傳給老百姓，比如說，蔣介石就宣傳“不成功、便成仁”的格言，把它刻在劍上，作為獎品，獎勵部下，但他自己卻沒有這么做，日本鬼子一來，他自己先跑了，連首都也不要了，這就是欺騙。當時也有很多人持黎先生同樣的看法，蔣總裁宣傳那些自己沒有實現過的東西，就是欺騙，所以便各自逃命要緊，結果便成了一盤散沙，讓鬼子像趕鴨子一樣追殺。幸虧還有那么一些人，不把中華民族當成蔣介石一個人的，不管你蔣總裁如何消極抗戰，依然奮不顧身，堅持抗戰。如果不是這些人的存在，中華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上述兩種人，前一種人看起來很聰明，不被蔣總裁所欺騙，后一種人看起來很傻，主動地承擔對于國家民族的責任。現在，歷史的煙塵已經散去，他們究竟誰聰明誰傻，結論應當是清晰的。那些腳踏在地上，切切實實地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忘我奮斗、不惜流血犧牲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聰明。

下面這句話也同樣表現了黎先生的輕率任性，把自己的獨斷以反問的語氣塞給讀者：“為什么中國人閱讀《論語》了兩千多年，竟然始終都出現不了一位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學家呢？”正像黑格爾說的那樣：“仆人眼里無英雄”，你憑什么斷言中國兩千多年里沒出一位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學家呢？你判斷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學家的標準是什么呢？就算是真的沒有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學家，你又憑什么就肯定是因為中國人閱讀《論語》的緣故呢？由于這樣一種眼光，黎先生對《道德經》的推崇也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并不真懂。

同是讀儒家經典，有腐儒，有拘儒，有鄉愿，有偽君子，但也有鴻儒，有醇儒，有真君子，有大丈夫。我們不能因為出現前者的原因歸罪于儒家經典。一個人閱讀什么樣的書，其實所表現的是他自身的價值傾向，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人們的內在素質會引導人們本能地選擇適合于自己的讀物，具有向上傾向的人便會自然而然地選擇那些向上成長的書，具有墮落傾向的人則會自然而然地傾向于那種放縱低層次欲望的書?！墩撜Z》是中國人進德修業的入門之書，通過閱讀《論語》，人們才能深入反思自身的內因，接受那些基本的人生規則，包括“仁者愛人”這樣的道理，它所喚醒的是人性中真善美的傾向。如果人們成為鄉愿，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讀懂儒家經典，還是要查查自身的原因。我們可以斷言，不管社會道德風尚如何墮落，都還是要靠那些真君子、大丈夫挺身而出，也還是要按照儒家經典所設計的方向，從修身齊家做起，不管那些帝王將相們如何行事，自己承擔起拯救世道人心的責任。如果否定了儒家經典，那就會否定人們進德修業的起點，自然也就毀掉了社會道德進步的機會。

有網友告訴我，黎先生“自稱是哲學界的烏鴉；他的文章和觀點的確是這個風格，喜歡用一些偏激的語言來諷刺。但他是有存在價值的，沒有他哲學就會顯得死氣沉沉，有了他可以幫助我們展開思維，敢于向權威挑戰；”對于黎先生的這種敢于向權威挑戰的精神，我們很贊賞，但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他的聰明與當年那些看破了蔣總裁的欺騙的人屬于同一種水平，所以是小聰明而不是大道。這種小聰明，用于識破蔣總裁的欺騙來說是夠用的，但對于理解儒家學說來說，卻是不夠用的。憑著這點小聰明，想要挑戰《論語》，我看那是徒勞的。《論語》中有糟粕，但也有大智慧，要想使人類在地球上幸福地生活下去，就必須發掘這個大智慧。它代表著人性中向上成長的傾向，代表著人類趨向和諧的傾向，不管以往的帝王將相是否實現過它，為了自己的幸福，我們都必須擁抱它，堅持它，努力地實現它。它是人成長為真正的人所必須經過的發展環節，只要人類在地球上存在著，就必須堅持大道。黎先生一方面對許多社會現象不滿，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束手無策，另一方面又對引導人性向上的我們自己的“國寶”進行瘋狂的咒罵，這種自相矛盾的癲狂，很像韓國的那個姓蔡的老頭，為了發泄對自己的某種不滿，竟然縱火焚毀了韓國第一號國寶、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崇禮門。

概括起來說，黎先生對《論語》的議論顯示出一種不自量力、不講邏輯的癲狂，這樣下去就會關閉自己聞道的大門，使自己自絕于大道；所以我們建議黎先生注意，還是先檢點一下自己的價值體系吧，雖然年齡已經很大，卻也仍然要追求聞道的目標。如果一個人畢生不聞道，那是極其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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