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學之道”與文化自信[①]

岳德常[②]

　　摘  要：文化自信問題其實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問題，要確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擺脫“獨斷論”的控制，對自己的價值體系進行反思和重建，所以就要傳承和發(fā)展儒家“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人類精神成長之道，拒絕“大學之道”的人無法正確評價“大學之道”;共產黨人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我們踐行“大學之道”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在“大學之道”的踐行上，我們做得越好，就越是具有文化自信。

　　關鍵詞：價值體系;大學之道;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實際上也就是人們對自己的價值體系的自信。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察到，人們都自信地堅持自己的價值體系，越是文化水平差的人就越是自信。比如那些動不動就說“看人家西方怎么怎么樣”的人，從表面上看是對中華文化不自信，但在實質上仍然對自己所堅持的價值體系懷有自信，只是由于他們的價值體系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認同中華文化價值體系的高度，所認同的就只能是西方那一套低水平的價值體系，他們很“自信”地認為“自由、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與這樣的人講道理，通常不起作用，即使“人家西方”踐踏“自由、民主、人權”的客觀事實撞到他鼻子上，他們也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種盲目的“自信”，用康德的術語來說就是“獨斷論”。我們要確立科學合理的文化自信，首先就要對這種“獨斷論”保持警惕，所以就要對自己原有的價值體系進行反思和重建，舍棄那些落后過時的價值體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修之于身”，有了這個基礎，我們才能真正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我們的文化自信才有了可靠的依據。

　　這種對自己的價值體系進行反思和重建的工作，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哲學問題，古今中外最優(yōu)秀的哲學家們通常都會關注這個問題，中國的哲學家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尤其優(yōu)秀，他們不僅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問題，而且還找到了擺脫這種“獨斷論”的方案或者說路徑，那就是儒家的“大學之道”。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chuàng)新”，我覺得這個“大學之道”對于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確立正確的文化自信來說，非常重要，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和繼承創(chuàng)新。

　　一、“大學之道”即是文化建設之道

　　人類從動物界進化而來，雖然具有了人的外形，但要進化成真正的人，還必須經歷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這個過程并不僅僅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等各方面的發(fā)展過程，作為這整個過程團團圍繞的中心，人的價值體系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與動物千篇一律地重復著同樣的生命過程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確定的，他的需要處于發(fā)展變化之中，“自然似乎沒有把他鑄成就將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沒有做出關于他的最后決定，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讓他成為不確定的東西。因此，人必須獨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須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決他那專屬他自己的問題。”[③]

　　由于上述原因，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就存在著一個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同時還伴隨著一個對價值體系進化過程的認知過程。這個進化過程本來就蘊含在人的本質之中，用《中庸》的話來說，它是人的“天命”，但人能否把它實現出來，則要取決于人對它的認識理解程度。所以人們就必須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突破各種偏見的遮蔽，發(fā)現那種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中國人對人的價值體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從老子孔子開始，經歷了一系列發(fā)展階段。在各個階段中，人們所使用的術語也不同，老子稱之為“常道”，孔子將其簡稱為“道”，《中庸》稱其為“天命”，宋儒稱其為“天理”，王陽明稱之為“良知”，直到十九大報告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列為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才最終抓住了根本，為我們自覺地進行價值體系建設提供了可能。

　　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④]換作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的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而已。就像一粒種子要經歷生根、發(fā)芽、成長、開花和結果的發(fā)展過程一樣，人類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也是一個必然的有次序的進程。這個過程也無非就是人的需要的展開過程，或者說是一個不斷深入認識自己的需要的覺醒過程，原來蘊含在潛意識中的需要，逐步被“喚醒”，上升到人們的意識層面，成為人們自覺追求的目標。與之相應的，人類歷史也經歷了一系列發(fā)展階段，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都有一個價值處于這個時代的價值體系的核心地位。圍繞著這個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諸如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也都經歷了一系列的成長過程。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這個過程，把它說成是階級斗爭史，或者是政治制度的演變史，或者說是生產力的發(fā)展史，或者說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史，但從根本上來看，還是要考察價值體系的成長史。

　　由于中國人很早就關注并致力于推進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這就為我們現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與智慧。在這個精神寶庫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智慧就是“大學之道”。為了實現人的“天命”，人就必須遵道而行，中國古代圣賢在遵道而行的過程中，發(fā)現了一條“大學之道”，在《大學》中，它先是被概述為“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然后又細分為“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把個體價值體系的提升與社會制度的變革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在引導個體實現生命最大價值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整體的和諧與發(fā)展，它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寶貝，我們應當高度重視，深入闡發(fā)。為了形象地闡發(fā)這個“大學之道”，我們可以畫一個坐標圖，如下圖所示：

　　圖1：大學之道圖

　　其中橫坐標表示人的年齡，縱坐標分為兩部分，從原點向上的表示人們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成長的高度，從原點向下的部分表示人們向下墮落的程度。人們出生以后，便開始了一個成長的過程，首先是一個生理成長的階段，當然，伴隨著生理上的成長，人們在智力上也成長起來，在此基礎上，才能開啟一個價值體系成長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之間，有一個“格物致知”的環(huán)節(jié)，通過對自身價值體系的反思，達到對大道的認識，并進而“誠意正心”，排除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把大道真正地確立為自己的核心價值。如果人們突破了“格物致知”這個環(huán)節(jié)，便可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入“光明區(qū)”，把個人利益與社會集體利益有機統(tǒng)一起來，進而“誠意正心”，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程序，自覺承擔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充分地全面地發(fā)展自己，與社會和自然保持和諧，把自己保持在“光明區(qū)”里，圓滿地走過生命的各個階段;在實現個人自由天性的充分發(fā)揮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促進社會進步事業(yè)。我們用兩條平行線來表示這條生命軌跡，它就是“大學之道”，也就是《中庸》所說的“天命”。

　　如果人們突破不了“格物致知”的環(huán)節(jié)，就會在自身欲望與社會潮流的主導下，構建一個畸形的不合理的價值體系，把自己保持在“混沌區(qū)”里，甚至誤入歧途，墮入“黑暗區(qū)”，違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在人性中存在著墮落的傾向，社會生活中也存在著一個趨向于衰敗的機制，那種低水平的價值體系在個人影響社會、社會影響個人的過程中，可以自發(fā)地形成惡性循環(huán)，把個體與社會推向自我毀滅，于是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現象”。“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識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著錯誤和罪惡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為一種值得敬慕的、令人驚奇的事物，但‘腐敗了的最好的東西就是最壞的東西’(亞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變得比任何野獸更野蠻’。”[⑤]由于存在這種變得更野蠻的危險性，人們就應當對自己現在所堅持的價值體系采取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就像迷宮里的老鼠急于找到出口一樣，人也急于找到自己的“天命”。那個“天命”本來就存在于我們自己身上，但我們并不能在一開始就發(fā)現它，所以就要有一個覺悟過程。儒學的核心目標也無非就是引導人們“格物致知”，實現這個覺悟，走上“大學之道”，擺脫那種對于自己在下意識狀態(tài)下形成的價值體系盲目自信的“獨斷論”，進而認識那種全面合理的價值體系，遵道而行，實現自己的“天命”。儒家君子所孜孜以求的“聞道”，也就是認識自己的“天命”，實現這一“天命”，這是人生的永恒主題，任何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遲早都要接觸到這個題目。

　　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對于全人類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民族中也有人意識到這個目標，許多見識深刻的作家如池田大作、湯因比、貝恰、拉茲洛，很早就認識到價值體系變革的必要性，但由于他們都不知道“大學之道”，同時也沒有執(zhí)政權，沒有能力影響改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價值體系，所以就都只能提出目標而不知如何落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流于高尚的義憤、無濟于事的空談。包括頑固堅持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布熱津斯基也認識到價值體系的重要性：“我所論及的問題是棘手的、深深植根于長期歷史潮流中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對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價值觀念作深刻的重新評價。”[⑥]由于他所堅持的價值體系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價值體系，所以就可以在那些只是本能地堅持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政客中鶴立雞群，在已經形成的文化潮流中推波助瀾，把社會運行推向墮落毀滅的方向。

　　概括起來說，對于任何一個社會集體來說，不管是是家族還是社會，不管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要想長期穩(wěn)定可持續(xù)地運行下去，都必須抑制那種自發(fā)形成的衰敗機制，擺脫它的控制。“大學之道”即是人類價值體系進化之道，因而也就是擺脫這種衰敗機制的控制的唯一途徑。要想實現人性的自由全面發(fā)展，人們就必須自覺地推進價值體系的進化，所以就必須走上“大學之道”。要想做好這件重要的事情，只能靠2500多年來一直堅持“大學之道”、現在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華民族，在我們身上，寄托著整個人類進一步進化的希望，承載著人類的未來。

　　二、拒絕“大學之道”的人無法正確評價“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屬于全人類，因而也是判斷各種文明優(yōu)劣的普世價值。但如果人們不知道“大學之道”，或者是即使知道卻也沒有真正走上“大學之道”，就沒有能力突破低水平價值體系的束縛，處于那種自發(fā)形成的衰敗機制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生活在“混沌區(qū)”乃至“黑暗區(qū)”，就像井里的青蛙無法評價外面的世界一樣，自然也就無法正確地評價“大學之道”。這樣的人往往也很有文化自信，但這種非理性的自信很不可靠，只能是進一步強化那種衰敗機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

　　大道至簡，“大學之道”的原理也非常簡單，正如老子所說的那樣，“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但在現實中卻是“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難以突破“格物致知”這個環(huán)節(jié)，缺少知行合一的功夫，在這個關節(jié)點上突破不了，人們就無法真正走上“大學之道”，所以就只能繼續(xù)困在“混沌區(qū)”里望洋興嘆，盡管他們也知道當今時代的問題之所在，就是找不到解決辦法，眼睜睜地看著各種社會問題不斷地積累。要想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人們就必須突破“格物致知”的環(huán)節(jié)，率先走上“大學之道”，從改造自身做起，把大道修之于身，才能扭轉社會管理過程中的被動局面。

　　“大學之道”作為人類精神進化之道，凌駕于個體的生命過程之上，我們學習它并不是為了把它作為實現自身目標的工具，而是為了把自己奉獻給一個更高的目標，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和應當完成的任務。“遵道而行”是我們實現生命最大價值的必由之路，只有沿著“大學之道”向上走，人才能實現自己的“天命”。就像類人猿必須從樹上走下來、才能進化出人的身體結構一樣，現代人則必須沿著“大學之道”走上去，才能擺脫私有制價值體系束縛，在精神上進化為真正的人，獲得真正的自由。

　　只有沿著“大學之道”的階梯向上攀登，作為“井底之蛙”的我們才能跳出水井。當人們真正走上“大學之道”之后，就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既不是站在西方話語體系的立場上，也不是站在中國話語體系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代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大學之道”雖然產生于中國，卻屬于全人類。中國人要擺脫困境，就必須走上“大學之道”，西方人要擺脫困境，也同樣要走上“大學之道”，這就像中國人發(fā)現的青蒿素同樣可以用于治療其他國家的瘧疾一樣。“大學之道”是真善美的有機統(tǒng)一體，具有與時俱進的潛力，所以就能夠兼收并蓄，成長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既可為各種社會現象提供科學解釋，同時也為人們指出個性與社會發(fā)展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從而幫助人們克服那種對自身被叢林法則控制的消極默認，提升自己的生命軌跡，在實現生命最大價值的同時，也提升了社會整體的和諧水平。相比較于那些仍然生活在“混沌區(qū)”的人們所堅持的各種理論，“大學之道”是全面科學的理論體系，邏輯自洽且簡約有效，具有強大的說服力。

　　與中國人的“大學之道”相比，西方文化中也有宗教與哲學，也力圖引導人性進化，把人們從衰敗機制的控制下解救出來，但它們沒有找到正確的路徑，宗教引導人的精神成長，世俗的知識分子則專注于求真的學問，真與善是分別發(fā)展的兩駕馬車，兩匹馬經常處于對立沖突之中。在漫長的中世紀，宗教走向極端，壓制了人性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把自己搞得聲名狼藉，于是就需要有一個文藝復興運動來突破其限制。西方人也有深刻的哲學反思，但那只是在認識論上單項突進，在自然科學上單項突進，人們的反思難以深入到價值體系層面，人們處于低水平價值體系的控制之下而不自知，把它標榜為“自由、民主、人權”，稱之為普世價值。在這個方向上的過度發(fā)展使得西方人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占據了壓倒性優(yōu)勢，在地球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但在這個方向上的過度發(fā)展也使西方人失去了在價值體系上更新進化的能力。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西方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反而在西方找不到生存空間而被邊緣化。

　　在自然進化過程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某種器官或本能的過度發(fā)展，可以使一個物種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占據優(yōu)勢，卻也會使其喪失進一步進化的可能，無法適應新環(huán)境。比如說恐龍曾經統(tǒng)治地球，現在已經滅絕;獅子老虎進化成為強大的狩獵機器，高居食物鏈的頂端，現在卻已瀕臨滅絕，在柔弱的人類面前淪為被保護者。在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中也存在同樣的情況，西方文明盡管可以在一個時期內獨領風騷，但由于其在資本主義方向上的過度發(fā)展，無法擺脫依靠掠奪為生的生存方式，所以就無法保證人類文明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因而是必然要被超越的文明。對于這種不可避免的命運，處于這種文明之中的人往往并不自知，他們沒有“格物致知”的習慣，所以就認為自己這種低水平的文明就是標準的文明，稱之為“普世價值”，頑固地堅持它而不肯改進。這種情況，用孔夫子的話來說就是“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比如福山就曾經認為，歷史將終結于西方的那一套文明。

　　越是高水平的物種，就越是難以成熟。低等動物一生下來就會自己覓食謀生，而人類的嬰兒則需要有很長的成長過程才能自立，此即老子所說的“大器晚成”。對于人類的各種文化來說，也是同樣道理。低水平的文化無須培養(yǎng)就可以自動形成，而高水平的文化則需要有一個艱難的建設過程。在世界史上經常出現低等文明戰(zhàn)勝高級文明的情況，在近代東西方文化的競爭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在中華文化的漫長發(fā)展過程中，儒學雖然是高水平文化，漢代以后也得到執(zhí)政者的大力倡導，但在實際上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與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相配套的官本位價值體系。由于社會價值體系的這種缺陷，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一直陷在周而復始的治亂循環(huán)中難以自拔。這種徒有其表的儒家文化遇到了西方的叢林法則，就像迂腐的老先生遇上了淺薄的暴發(fā)戶，根本就不是對手。中華文明的屢戰(zhàn)屢敗，使得一部分中國人對自己的價值體系失去了自信心，他們奉西方價值體系為標準，主張全盤西化。西方的那一套淺薄的哲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橫行，那是因為它很容易在中國找到支持者，因為他們都沒有進入“光明區(qū)”。

　　對于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說，也必須在走上“大學之道”的過程中深入理解“大學之道”。通過“格物致知”，我們就可以反思自己的價值體系，進而認識大道，由混沌到清晰，步步深入，直至深入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只有在堅持“大學之道”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提升自己的價值體系，進而有能力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能力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如果我們不知道“大學之道”，也無法擺脫衰敗機制的控制，所以我們的社會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包括儒家學者自己，如果不能自覺走上“大學之道”，那也同樣無法擺脫衰敗機制的控制。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高度重視，儒學復興形成時代潮流，人們提出了重建儒學的各種方案設計，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仔細觀察一下，便可發(fā)現，許多儒學研究者也沒有進入“大學之道”，在研究這個問題時也像自然科學家們一樣，習慣于把自己置身事外，他們就像觀察一個客觀物體一樣來觀察儒學、進行設計，他們熱衷于贊美儒學的博大精深，但在贊美時依然把西方社會科學作為參照標準，認為儒學中也蘊含了民主問題、法制問題、生態(tài)安全問題和生命關懷問題。這種“置身事外”的儒學研究，并沒有真正走上“大學之道”，由于缺少了對自身價值體系的反思，所以就無法突破現有價值體系的限制，無法把自己的價值體系提升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自然也就無法突破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框框。這種被低水平價值體系控制而又不自知的狀態(tài)，用西方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獨斷論”，用佛經中的比喻來說就是“盲人摸象”。

　　如果人們沒有走上“大學之道”，就難以看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有機聯系;有很多人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或者是崇儒反馬，或者是崇馬反儒，這兩種態(tài)度都處于片面性之中，既沒有把自己提升到馬克思主義的水平上，也沒有把自己提升到儒學的水平上，所以就沒有能力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有機統(tǒng)一起來。由此而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大量的泛泛而談的理論泡沫之下，低水平價值體系仍然控制著社會生活過程，各種社會問題依然不斷地積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難以扭轉被動局面，黨的執(zhí)政能力就難以提高，社會發(fā)展的前景就不光明，我們所期待的社會治理目標就必然漸行漸遠，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也就成了空談。

　　要想走出這種困境，人們就必須改變那種“置身事外”的立場，真正走上“大學之道”。只有在沿著“大學之道”向上攀登的過程中，人們才能達到那種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和儒學有機融合起來的高度，才能確立可靠的文化自信。如果我們把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看作是一座大廈，不管是儒學，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是進入這座大廈的路徑，人們若要想認識這座大廈，就必須置身于其中，只有真正地進入“大學之道”，人們才能真正理解“大學之道”。對“大學之道”的理解過程，首先是一個修行的過程，在它們的門口，人們必須下定決心，拋棄一切先入為主的觀念，先走上去，踐行起來再說。

　　三、共產黨人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者

　　但凡良知未泯的中國人，都不會甘心于中華文明的沉淪，都會勇敢地承擔弘揚儒學的重任。這些年來，出現了一輪又一輪的“國學熱”，從官方到民間都投入極大的熱情。但是，我們所期待的繼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并不僅僅是在形式上穿起古時的服裝去讀古人的經典，而是要致力于實現儒學所一向追求的那個偉大目標，治國平天下，構建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把個性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運行都提升到新的運行軌道上，實現人的“天命”。或者更簡單地說，那就是擺脫那種自發(fā)形成的衰敗機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對原有的有缺陷的文明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重建新的文明。這個改造過程必然是一個政治過程，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項任務才有可能完成。因而我們可以斷言說共產黨人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者。

　　首先，社會生活中自發(fā)形成的衰敗機制極其強大，單個聞道君子沒有能力與之抗衡，所以就必須聯合起來，組成政黨，形成與之抗衡的政治力量。這個政黨就只能是共產黨而不是其他的什么黨。

　　走上“大學之道”不是單個人所能獨自完成的任務，它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精神的成長過程，與之相應的，整個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都要經歷一系列根本的變革。“大學之道”不僅是個體健康向上的成長之路，同時還是社會集體健康向上的必經之路。所以，對于社會集體來說，也必須有一個“格物致知”以走上“大學之道”的過程。面對衰敗機制制造出來的堆積如山的各種難題，必須對原有的有缺陷的文化價值體系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重建新的價值體系，這個改造過程必然是一個政治過程。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項任務才有可能完成。這個過程經歷了極其漫長的醞釀、準備，以往的聞道君子頂多只能做到獨善其身，直到出現了共產黨人，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解決了“站起來”“富起來”的問題之后，才真正地具有了實現的可能。共產黨人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引入和堅持，把儒家“大學之道”從私有制所強加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恢復其革命精神和本來面目，為它的真正實現創(chuàng)造了條件，使其開始了一個“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階段，這是儒學發(fā)展的又一個階段，走向成熟強大的階段。就像植物的果實必須發(fā)展到成熟的階段才能甜美一樣，儒家“大學之道”也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面對新時代的緊迫現實問題時，才能充分展現出魅力和優(yōu)勢。

　　而歷史之所以能夠達到這一階段，靠的是那些舍生忘死、艱苦奮斗的共產黨人，是他們鐵肩擔道義，不畏艱難，浴血拼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扶大廈之將傾，挽救了中華民族，將億萬勞苦大眾從深淵中解救出來。然后又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新中國，吃苦在前，沖鋒在前，以血肉之軀鑄成中華民族的脊梁，使之崛起于世界的東方。雖然他們沒有尊孔讀經的形式，但在精神實質上弘揚著自強不息、仁民愛物的精神。在他們的前赴后繼、艱苦奮斗的基礎上，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踏上“大學之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才有了可能。

　　其次，之所以說共產黨人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者，還因為共產黨人解決了聞道君子掌權的問題，這是儒學2500多年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無人負責，歷代皇朝均沒有考慮怎樣才能“為人民執(zhí)好政、掌好權”，而是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來經營。嚴復在翻譯孟德斯鳩《法意》所做的按語中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史記》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者，祿也;人們拼命爭當皇帝的目的不過是為自己置一份家業(yè)。這樣的執(zhí)政目標長期地盤踞在歷代執(zhí)政者的頭腦里，從春秋戰(zhàn)國到中華民國，持續(xù)了2500余年。包括唐宗宋祖等受到尊崇的明君也仍然把天下國家作為私產來經營，只不過是多少懂得一些“載舟覆舟”的道理而已。

　　不僅皇帝未嘗為天下計，他所領導的龐大管理隊伍也是同樣不為天下計。在實際上，這個管理層自身就是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他們堅持的是“當官不發(fā)財，請我也不來”，對下欺壓百姓，對上則欺騙皇帝，只圖自己過好日子。這一大批人都要過花天酒地的日子，就成了社會承載不起的大包袱。雖然也有那么幾位立志于修齊治平的清官，但他們書生氣太足，在這個隊伍里很另類，日子并不好過。老百姓被逼無奈，揭竿而起，推翻了前朝統(tǒng)治之后，所建立的新政權依然承襲前朝皇帝和那一幫官僚的價值體系，社會衰敗機制又重新運行起來，所以中華民族的歷史便一直陷在周而復始的治亂循環(huán)之中。

　　這種悲慘的情況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出現了轉機，一是共產黨本身就是聞道君子的組織，其奮斗的目標是奪取政權、改造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這個理想與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在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奮斗的過程中，形成了與這個目標相配套的個體人生目標——為人民服務，從而使這個目標具有了實現的可能;二是共產黨人具有敢于奮斗、敢于勝利的精神，有能力戰(zhàn)勝一切邪惡敵對勢力，所以他們就無須再去依附權貴，直接把執(zhí)政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敵對勢力奪不去，騙不走;三是共產黨有一個強大的組織，有堅強的組織紀律，改變了以往的儒家君子孤芳自賞、無力抗衡邪惡腐敗傾向的局面，這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使儒學理想的實現真正成為可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四是共產黨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在推進社會變革的過程中，與時俱進，不斷深入認識社會運行規(guī)律，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正確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推動社會政治過程進入自由王國。

　　由于上述原因，我們說共產黨人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者。“大學之道”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聞道君子接力奮斗，在這個隊伍中，共產黨人是后來者，同時也是“大學之道”的真正實現者。以往的儒家君子在“大學之道”上最多只能走到“修身齊家”的層面，他們解決不了“聞道君子掌權”的任務，所以就達不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儒學一向熱衷于政治，這不是因為儒家學者喜歡當官，而是因為“大學之道”的實現本來就是一個社會政治過程。它的實現必須經歷一系列發(fā)展階段，孔夫子等儒家圣人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出生時間，因而就只能適應當時的政治制度，游說當時的領導接受其政治理想。儒學的長處在于它的入世精神，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也不管現實多么令人絕望，他們都不放棄努力，都力圖在貼近現實政治過程的同時改進政治過程。然而現實政治過程卻無法容納儒學，儒家君子空懷“為萬世開太平”的宏愿而無法實現。

　　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華民族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經過“站起來”“富起來”等發(fā)展階段，進入“強起來”的發(fā)展階段，才能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基本方略，中華民族才能集體地走上“大學之道”，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才有可能實現。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應該而且一定能夠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chuàng)造中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⑦]現在我們要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進一步實現，同時也是只有共產黨人才能承擔起來的歷史使命。

　　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親眼目睹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廣泛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最為宏大而又獨特的實踐創(chuàng)新，在這個宏大的舞臺上，我們就可以站得高，看得遠，全面繼承人類一切優(yōu)秀文明的成果，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孔夫子的學說，都要繼承下來，并把它們在我們這里融為一體。在此基礎上，我們就可以深入闡發(fā)和堅守“大學之道”，推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堅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總而言之，我們要確立科學理性的文化自信，就必須在價值體系上擺脫低水平價值體系的束縛，所以就必須走上“大學之道”，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修之于身”。我們在“大學之道”上攀登得越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堅持得越好，我們就越是具有文化自信。

　　Confucian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Yue Dechang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ctually the problem abou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To es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e should first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dogmatism".We should reflect on and rebuild our value system, so we should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Confucian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is the road

　　to adulthoodof human  spirit .People who reject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cannot

　　correctly  evaluate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Communists are the true implementers of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us to practice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In the practice of "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 the better we do, the more culturally confident we are.

　　Keywords:Value system，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Culturally confidence

　　姓  名

　　岳德常

　　職稱

　　教授

　　職務

　　副院長

　　單位名稱

　　黃河科技學院中華文化傳承發(fā)展研究院

　　郵編

　　450063

　　通訊地址

　　鄭州市紫荊山南路666號

　　傳真

　　0371-68784554

　　電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手機

　　18039116182

　　論文題目

　　儒家“大學之道”與文化自信

　　[①]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廳2019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從儒家‘大學之道’的詮釋入手深入闡發(fā)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髓研究”(項目批準號：2019-ZZJH-68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②] 岳德常(1952——)，黃河科技學院中華文化傳承發(fā)展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

　　[③][德]蘭德曼：《哲學人類學》，張樂天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第202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72頁。

　　[⑤][德]蘭德曼：《哲學人類學》，張樂天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第202頁。

　　[⑥][美]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潘嘉玢、劉瑞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3頁。

　　[⑦]《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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