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鄭永年先生的《中國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談點看法

最近我們讀到鄭永年先生的大作《中國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由于涉及到一些重大問題，所以有必要談點看法。

首先，應當肯定鄭先生對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的關注。所謂“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應當指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意識形態，或者現在所說的價值體系。這個東西確實非常重要，由于這個東西的“缺失”，正如鄭先生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知識精英，無能解釋自己的社會，對社會的發展趨勢認識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

“使得中國的國際‘軟空間’非常狹小，和中國所擁有的硬實力（如經濟力量）毫不相稱。”

“沒有知識體系的一個嚴重結果，就是中國沒有自己的國際話語權。中國努力借用外在界的尤世其是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認識自己，解釋自己。借用他人的話語權來向他人推廣自己，……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經濟學家意識到了西方的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經濟實踐，社會學家意識到了西方社會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社會實踐，政治學者發現了西方政治學解釋不了中國的政治實踐。但是在實踐上怎樣呢？他們不是努力去發展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繼續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存著無數的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社會學家、西方政治學家，但卻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

“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國，知識分子都想充當公共知識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卻有高度的自信來改造世界。結果呢？越改造，這個世界就越糟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多的問題和很多的政策失誤，決策者要負責，但提供知識體系的知識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責任。”

“解釋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他人的責任。不過，很顯然，只要中國的知識界生存在思維和思想的‘被殖民’狀態下，就不可能產生這樣一種知識體系。要生產和發展這樣一種知識體系，首先要意識到‘被殖民’這一點，然后，再努力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

上述論述可謂切中時弊，非常精辟，令人耳目一新，一掃鄭先生的上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最需要的是什么？》所給我留下的“大忽悠”的形象，我認為，鄭先生關心著中國，為中國的未來著想，所提的問題非常重要。當前中國問題成堆，正是盲目借鑒西方知識體系所帶來的惡果。要改變這種狀態，不僅需要針對具體問題，一個一個地具體分析，找到解決辦法，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整體的思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地進行治理，永遠也無法在社會管理上掌握主動權。要想掌握主動權，就需要有一個社會價值體系的創新，這也就是鄭先生所說新的知識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站在人類文明創新的前列，演奏第一小提琴。不管是對于中華文明的復興，還是為了挽救人類自我毀滅的命運，這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鄭先生的文章中也有兩個觀點，需要進一步商榷。

第一點，鄭先生認為中國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是不對的。中國并不是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本來就有；不僅是本來就有，而且還非常科學，非常先進。我們有悠久的歷史，我們的杰出的祖先在社會政治理論上很早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說老子的知識體系，儒家的知識體系，他們都以“大道”為核心構建了自己的知識體系，近代以來還有毛澤東把東西方文化的精華融會貫通之后而形成的知識體系，還有黨中央剛提出不久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他們都是對“大道”的繼承與弘揚。

既然本來就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為什么還會在鄭先生心目中形成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的印象呢？這是因為，這種知識體系并不是那種可以裝在錦囊里、遇到問題便拿出來拆開、然后照辦的東西，而是需要把它修之于身，并經過長期鍛煉考驗，達到一定的人格發展水平后，才能認識、掌握和應用。

現實中，能夠達到這種水平的人很是罕見。中國人已經享受了六十多年的太平歲月，在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人們，雖然學習條件很優越，但這對人格的培養鍛煉來說，似乎并不有利。沒有經過艱難生活考驗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本事究竟有多大，但卻認為自己本事很大，于是便信心十足地指點江山，數典忘祖，反毛非孔，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他們的人格發展水平還達不到能夠理解毛澤東和孔夫子的高度。為什么他們都把西方的那些膚淺的知識體系奉為至寶、甘于“被殖民”的狀態呢？其原因很簡單：他們與西方人處在同樣的人格發展水平上。

因而，中國不是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它現成的在那里放著。我們現在缺少的是那種能夠把“大道”修之于身、與“大道”融為一體并把它“灌輸”到社會生活中去的人。就算是有了這樣的人，在當今的時代潮流中，他們也不能得到社會大眾的理解、接納。所以就出現了目前這種“端著金飯碗要飯”的狀態，本來自家就有很先進的知識體系卻派不上用場，在洋人的知識體系面前俯首貼耳。

我們現在認識到，歸根到底，社會價值體系的發展水平是決定性的。但我們也相信，社會價值體系進化的歷史必然性，到了需要覺醒的時候，自然就會覺醒過程。這個過程必然是一個驚心動魄的艱難的過程，現在我們面臨的各種困難和難題，正在為我們的覺醒創造條件。我們中華民族有健全的本能，哪怕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也仍然能夠浴火重生。

第二點，鄭先生認為“要創造知識體系，創造者就必須擺脫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從思維領域退出變得不可避免。”我們必須指出，這種把政治與經濟文化割裂開來的思維模式，正是虛偽的資本主義文化偏見。資本主義編制了一張無形的大網，對人的精神進行了嚴密的控制，表面上卻擺出一付放任自由的樣子。包括鄭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擺脫“被控制”的狀態，雖然鄭先生也認識到：“當然，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對思想領域進行規制。這一點連自由主義也是承認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對公共生活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的思想領域，必須加以規制。只有規制，才能確立知識的社會責任。”在另外一個地方，鄭先生也正確地指出，“要擺脫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政治是關鍵。‘被殖民’狀態本來就是政治的產物，也必須通過政治而得到解放。”于是我們便在鄭先生身上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也認為“政治是關鍵”，另一方面又強調“擺脫政治因素的控制”，像這樣把自相矛盾的觀點擺在一起，不由分說地主張其中的一個而排斥另一個，做出這種選擇的理由是什么？那就只能是潛意識中的資產階級偏見。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文化本來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可能截然分開。鄭先生把物質利益與政治權利一分為二，認為“一旦當思想成為物質利益的奴隸的時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當思維被控制的時候，不管是被政治權力所控制，還是被物質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創新能力”，這本身就很缺少想象和創新能力。要想具有創新能力，其實并不需要太大的學問，所需要的是突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制造的迷霧，看到事情的本來面目。要看到皇帝身上沒有穿衣服，也不需要太大的學問，只需要一雙未被世俗文化所蒙蔽的眼睛就足夠了。

在鄭先生看來，中國需要有自己的知識體系；而要按照我們的說法，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者說是保障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繼續生存下去，中國需要有一個價值體系的轉換。也就是要突破現有的價值體系，建立起一個新的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的建設，不是某個學者在書齋里就可以搞出來的理論創新，而是從中華民族關于大道的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與當前的現實有機結合起來的東西，這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什么需要做這項工作呢？我們大家都很明顯地感覺到，共產黨人在領導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與此同時，在改善民生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社會矛盾仍然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監控探頭越來越多，幾近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像這樣下去，早晚會有那么一天，我們也要像美國人一樣，在集會場合需要在總統前面背后放上防彈玻璃。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發展趨勢，一定是有某個地方出了問題，這就是社會價值體系問題出現了混亂，用小平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抓好人民群眾的教育，首先是黨員干部隊伍的教育，他的原話是“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

既然我們引進了西方那一套價值體系，自然就要接納由它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并且要想法解決這些問題。中華文明中具有獨特的自我保存的智慧，現在我們需要發揚光大這一智慧，消化西方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吸收其有益的營養，排除其糟粕。一場重大的歷史轉變正在尋找一種理論上的表達，關于價值體系問題的研究正是這種表達，這是人類精神進化的一個必然階段。我們已經認識到這個目標，現在需要的是使它融入社會生活過程之中，成為普通民眾實踐中的東西，使它真正地具有進一步成長的生命力。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通過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運用社會組織力量來推動這個過程，所以它必然是一個社會政治過程。

總之，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對于黨和國家興衰存亡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謝謝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