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讀《南史•陳慶之傳》說起（下）

朱永嘉

（七）

　　在天監年間以后，到了大通年間，毛關心梁武帝手下的另一個重要將領是陳慶之。毛在《南史》陳慶之傳的開頭，批了“再讀此傳，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有閱讀和批注時間，這是毛批注史書中少見的例子。毛是在四月間中共九大結束以后南下的，在五月三十一日到武昌，住在武昌東湖的梅嶺一號。故他是到達武昌以后在這短短幾天內讀的《南史》，為什么那個時候毛會為這篇傳記心神往之呢？陳慶之是怎么樣一個人物，那時南北對峙的形勢發生了什么變化，陳慶之又做了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呢？因而使得毛會為他心神往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口山（今江蘇宜興）人，幼時是梁武帝身邊的隨從，用現代的話講，是通訊員出身。后來成為梁武帝手下的一員大將。鐘離之戰以后二十年，南北形勢有了一個大的變化。從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說起吧，那時北魏內亂頻起，一方面是北方的柔然、高車等游牧族在北方侵擾北魏的邊境，另一方面六鎮的邊民起義，若破六鎮拔陵及葛榮之徒聚眾作亂，北魏已無兵可用，秀容的爾朱容在鎮壓六鎮起義的過程中力量不斷壯大，同時北魏上層統治集團日益奢侈腐朽，而且宮廷政變不斷，靈太后毒死肅宗元詡，引起北魏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和混斗。爾朱榮率部進入洛陽，在河陰縱兵屠戮朝廷百官，使整個北魏王朝處于分裂和崩潰的狀態。在這個背景下，北海王元顥南奔降梁，這就為梁武帝派兵北上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時機。故梁武帝在大通二年（公元五二八年）派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七千人，送元顥北返為魏王。盡管北方有爾朱榮部步步抵抗，而陳慶之所率七千人的部隊孤軍深入，自铚縣（今宿州的臨渙縣）起兵，一直打到北魏的首都洛陽一百四十天時間，大小四十七戰，陷三十二城，所向無敵，如雎陽一戰陳慶之以七千人敗魏將丘大千的七萬人。在河南的滎陽，陳慶之的七千之眾與北魏四十萬大軍相抗衡，《南史·陳慶之傳》稱：“時滎陽未拔，士眾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眾曰：‘我等才有七千，賊眾四十余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天穆、（爾朱）兆單騎獲免。”陳慶之這樣孤軍深入靠的是銳氣和勇氣，居然能把北魏的孝莊帝趕出洛陽，迎元顥進洛陽。這次南朝大舉進攻北方，占領洛陽，為南朝百余年弱勢未有之事。從這里可以看到毛心神往之的是盡管現在蘇軍在邊境上神氣活現的樣子，總有一天，他們內部會發生變化，最終勝利將屬于我們。陳慶之的勝利進軍為毛出了郁在心頭的一口惡氣。

　　毛在批注中講了這次是重讀，說明《南史》過去早就讀過，這次因為珍寶島事件，重新找出來再讀，對中蘇之間的沖突，毛在心理上有一個定位，蘇在北方，中國在南方，北強南弱，他把我們定位在南朝，從南北對峙中尋找以弱勝強的歷史經驗。毛以南北朝為喻，在我的印象中這已是第二次了，我記得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那時斯大林給毛發來一個電報，那是南京政府照會美、英、蘇，希望各國出來調停中國的內戰，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蘇聯政府過去、現在都是贊成中國停止內戰和實現和平的。”毛反對外國來調停中國的內戰，毛對斯大林的電報有懷疑，是否有意在中國搞南北朝，讓國共兩黨劃江而治。毛后來多次提起這件事，他說：“有些外國朋友對我們的勝利半信半疑，他們試圖說服我們停止在這里，把長江作為與蔣的分界線，建立‘南北朝’。”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也說起過這件事，他對劉曉說當時我們準備南下過長江，解放全中國，蘇聯對此有看法，要求我們停止內戰，實際上是搞“南北朝”，兩個中國。那時的南北與中蘇對峙的南北換了一個位置。再說依照《南史》的次序，他應是先讀梁武的本紀，然后是曹景宗傳，韋叡傳，最后才是陳慶之傳。最使毛澤東動情的是韋叡和陳慶之這兩篇傳。毛在思考如何應對珍寶島事件后中蘇對峙的格局時，從歷史事件中尋找它可能演化的方向。至于如何具體處理中蘇邊境沖突，當然只能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定奪了，兩者之間沒有直接邏輯上的聯系，但它可以啟迪人們的種種聯想。毛能在眾多的歷史事件中，選出《南史》中有關梁武帝時期的相關紀傳來讀，說明他對中國歷史知識的淵博和熟練，這確是一般常人很難達到的境界，即使如我專攻史學的人也做不到這一點哪！今天重溫毛讀《南史》這一個案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很好的案例，但各人的經歷與教養不同，如僅就如何以史為鑒而言，也是因人而異的，任何人都能從一定的歷史線索尋找到對自己有益的啟迪。讀史對每個人來講都是一門很重要的必修課，歷史的景象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如萬花筒一般，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東西，只看你自身的境界和功力如何，勤奮者獲益多一些，你品位低下，也可能學壞。

（八）

　　六九年三月間，珍寶島事件蘇方在邊防軍的挑釁活動中吃虧了，六月以后蘇方的邊防軍又在西北的邊防線上企圖挑起新的事端，蘇方所以選擇這個地區挑起事端，因為那兒邊民之間相互關系比較復雜，前后發生各種糾紛多達四百多起，蘇方的邊防軍出動直升飛機和軍車，組織上萬人的隊伍，侵犯我邊疆。八月十三日，蘇方出動了三百多人，在兩架直升機和數十輛裝甲車掩護下越界包圍了我方巡邏的邊防軍三十八名，經過四小時的激戰，我方巡邏隊員全部壯烈犧牲。我方對蘇方的侵占提出了強烈的抗議，毛進一步提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和“準備打仗”的號召，八月二十七日，中央軍委令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的軍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這是在作最壞的打算，但還是要爭取避免戰爭的機會和可能。九月三日，柯西金通過越南外交部轉告我方，柯西金希望自越南回國途中與中國領導人會晤，在九月十一日，周恩來在機場與柯西金會談了三小時，周恩來指出兩黨的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際關系，邊界問題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談判解決之前，在有爭議的地區雙方武裝可以脫離接觸，如果你們先發制人，襲擊我們的核基地，那就意味著戰爭。柯西金保證蘇聯沒有對中國發起核攻擊的打算，對兩國有爭議的邊界，雙方沒有必要為此而打仗，可以坐下來談。對蘇方這個態度，在高層引起了爭議。毛的態度是半信半疑需要觀察，要有所準備。雙方邊界談的時間定在十月二十日。在這個期間我們內部處于高度戰備狀態，許多人認為蘇方有詐，故九月三十日林彪召集黃永勝、吳法憲商議，疏散北京附近的軍用飛機，在跑道上設置障礙物，防止敵方飛機降落，預防蘇方在我國慶期間如對付捷克那樣對我國發動突然襲擊。那是因為六八年秋，蘇聯便是通過空降部隊到機場，讓蘇聯軍隊很迅速的占領布拉格，包圍了捷共中央委員會、總統府，那次蘇聯動員了十七萬人進駐捷克，使捷克的黨和政府毫無回手的余地。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以前中國高層內部處于最緊張的戰備狀態，這次戰備是外松內緊，六九年國慶，我在北京觀禮，一絲一毫也沒覺察出要打仗的氛圍，國慶以后毛澤東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應該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防止敵人在北京一窩端。十月十四日，毛再次去了武漢，十六日，林彪去了蘇州，林彪沒有經過毛同意下達了“第一號令”，然而毛在十九日看到這個“第一號令”時，他不滿意了，一是林先斬后奏，二是形勢還沒有嚴重到需要那種備戰狀態。十月二十日，中蘇在北京正式開始邊界問題的談判，整個形勢緩和下來了，還是毛的判斷比較準確。隨著蘇聯政府的變化，中俄之間邊界問題也就緩解下來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也已成為過去。毛讀歷史，從中得到借鑒和啟迪，但對現實問題的處理，并沒有照搬歷史經驗，仍必須建立在正確判斷當時形勢的基礎上。那時勃列日涅夫所以不敢公然對我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因為中國不同于捷克，捷克是處于蘇軍直接的包圍之中，蘇聯對捷克內部情況非常清楚，又有人作內應，捷克沒有能力與蘇軍公然對抗。而中國幅員遼闊，且有充分迎接戰爭的準備，在珍寶島戰役他們已經領教了中國的厲害，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清洗，他們對中國內部的情況一點也不清楚，又沒有他們的代理人作內應，所以才不敢輕舉妄動。中蘇兩黨從意識形態的對立到兩國的公開軍事對峙的過程，直接影響了中國國內政治格局的演變，影響了整個國際格局的變化，世界格局由此從兩極化向多極化方向演化。這個過程是我們認識當代中國歷史的關鍵性問題，它是我們解開許多謎團的一把鑰匙。而毛的思想演化過程又直接影響著那個時代中國國內政治格局的走向，從毛讀史的線索，多少能找到毛思想演化的印痕。把中蘇兩黨和兩國關系的演化歷史，從國際國內這兩個方面作為切入口，并把兩者結合起來，或許能為我們認識中國和世界的當代史提供一個別開生面的廣闊視野，它對我們正確認識當前時局的由來和走向或許都是有益的。近百年來，從中日和中蘇這兩個近鄰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證明任何一個外部力量無論以哪一種方式，它們都不可能把其意志強加于中國，或以它們的利益來左右中國歷史的航向，中華民族始終沿著自己的航向乘風破浪地奮勇向前，它前進的步伐永遠是任何外部力量所無法阻擋的。（完）

　　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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