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讀《南史·陳慶之傳》說起（上） 

      在我們黨內，大家都承認毛澤東是最懂得中國歷史的領導人，周恩來建國初在共青團會議上介紹毛澤東時這樣說過，第三國際派來的李德也承認這一點，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與彭德懷交談時，彭德懷說：“在黨內真正懂得中國歷史的還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鄧小平疏散到江西時，他就帶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這大概也是受毛的影響。薄一波在毛去世以后還說：“毛經常閱讀中國的古書，而且很講究讀書里的學問，從來不是無所謂地去讀，而是同現實生活聯系起來，常常把書里可以借鑒的內容自然而貼切地運用于指導實踐。”毛讀那一些歷史書已有很多人作過介紹，但在什么時候讀，為什么選擇這些內容讀，讀了以后毛從中吸取了什么？如何從中探索毛晚年思想路徑的歷程，卻很少有人在這方面作過具體的探索。我在前面《從毛澤東晚年讀史我們能學到什么》那篇博文的末尾，曾提出要以六九年三月以后，他重讀《南史》中有關梁史的一部分紀傳作為案例來分析毛為什么會挑選這一段落來重讀，從毛重讀這些紀傳過程中所加旁圈及批注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讀歷史的，他從這些歷史記載中提煉了什么內容，這些內容能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發。要從這個案例中得到收獲，那就有二個條件，一是要懂得毛讀的那段歷史是什么回事，你要如毛那樣鉆進古史中去，認真地掌握那一段歷史，也就是南北朝時梁朝建國前后那段歷史。二是要知道毛讀那些史傳時的時代背景，毛所面臨的急待處理的問題，毛怎樣溝通古今之間聯系的，我這篇博文試圖從這二個方面去努力。這些話就作為這篇博文的開場白，向有興趣的讀者交待一下這篇博文的宗旨。由于這篇博文字數較長，只能分段登載了。

（一）

      毛澤東讀的《二十四史》，不是清代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這是他五二年購置的，毛在這部《二十四史》上圈劃批注得最多，它沒有標點，所以毛讀的時候邊讀邊圈、邊劃，有的圈是他在給文字斷句作標點，有的旁圈是表示此處文字重要，在重要傳記的天頭，他有時會圈上幾個圈，那是表示這個人物傳記很重要。他在《南史·陳慶之傳》的天頭圈了四個圈，還批了“陳慶之傳”四個字。可見他很重視這篇傳記。翻過這一頁的天頭上，毛澤東批了一句“再讀陳慶之傳，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毛在閱讀《二十四史》時，雖有閱讀時間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體，唯這一篇有他具體閱讀的時間，而且有批語。說自己再讀這篇傳時“心神往之”。為什么毛在這個時候讀這篇傳會“心神往之”，這個“心神往之”究竟包含著什么樣的內涵呢？這就要聯系他讀書的歷史背景來理解。

      毛是不是在那個時間段，僅僅讀了這篇傳便“心神往之”呢？顯然不是。那時他在《南史》這部書上，讀了一系列傳記，他圈閱和批注最多的，在《南史》中還有梁武帝蕭衍的本紀，曹景宗傳、韋叡傳把這四篇紀傳綜合起來，可以知道毛那時關注的是梁武帝前期南朝的形勢，而曹景宗，韋叡、陳慶之三個人都是蕭衍與北方相抗衡最得力的將領。可見毛關注的是那個時候南北朝軍事對峙的局面，而那時在北朝軍事力量又明顯占著優勢的情況下，南朝如何在軍事對抗中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力量呢？

      在具體闡釋毛讀《南史》這幾篇紀傳之前，我先把南方六朝的形勢作一個概括。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自東晉南遷以后，南方建立的政權，前后有二百七十多年。如果加上孫吳這個政權，在金陵建都的六朝，則有三百三十多年了。有兩個人在位的時間最長，那就是孫權和蕭衍。孫權，如果從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算起，至其終年為五十三年，是六朝時期在位最長的一位帝王了，他能在東漢末年天下攘攘而亂紛紛的局面下，在南方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與比自己強大的魏和在自己上游的蜀國相抗衡，也實屬不易。故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那首詞中會講：“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當年還是一個可以與曹劉相對手的英雄啊！在孫權之后，當算梁武帝蕭衍了。在南北對峙的局面下，從軍事力量上講，大部分時間都是北方強大，南方處于弱勢。而梁武帝蕭衍在位的四十七年，南方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得到較高的發展。梁武帝去世以后，南朝便一蹶不振，南北軍事上的均勢消失。四十年后北方便并吞了南方。由此可見，梁史特別是梁武帝在位時，南北對峙局面的變化有其極為重要的影響。這大概是毛澤東對南史偏愛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于《南史》這本書，我先做一些簡單的介紹。全書共八十卷，唐人李延壽所撰，這是一部私人修撰的史著。他一個人撰寫了《南史》和《北史》二部書，概括介紹了南北朝的歷史狀況。《南史》起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二〇年），終于陳后主禎明三年（公元五八九年），記述了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共一百七十年的歷史。李延壽在唐初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和《晉書》的編撰工作。介紹梁朝歷史的史書，我們現在常看的除了《南史》以外，還有收在《二十四史》中的《梁書》，這本書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由姚思廉在貞觀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完成的。李延壽在編撰《南史》時，參考了《梁書》的相關篇目，毛讀的《南史》與梁武帝相關的紀傳，與《梁書》在文字和內容上基本一致。《南史》的長處，在于它能根據當時的“雜史”即所謂“小說短書”補充一些比較生動的歷史資料，因而口語化較強，故事生動，使人物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這大概也是《南史》更能吸引毛的一個原因吧！

（二）

毛澤東在六九年春夏之交開始讀《南史》中與梁武帝相關的部分，他已不是第一次讀《南史》了，這次是重讀，所以重讀當是有感而發，觸發他去重讀《南史》的動因，當是當時國際國內的大局。當時國際上最重大的事件，便是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蘇聯公然出兵布拉格，直接使用軍事手段干涉捷克斯拉夫內政，勃列日涅夫露出了血腥的猙獰面目。六九年三月，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蘇在黑龍江珍寶島上的軍事沖突。比較激烈的第一次武裝沖突發生在三月二日，是蘇方先開槍，我方巡邏隊傷亡了六人，接著進行激烈的邊境沖突。戰斗進行了三十多分鐘，根據蘇方的統計，蘇軍被打死三十一人，被擊毀的裝甲車一輛，指揮車一輛，卡車一輛，中國邊防軍陣亡十七人，負傷三十五人，失蹤一人，以后在三月十五日，三月十七日，又發生二次更加激烈的武裝沖突。那時蘇聯在遠東地區進入臨戰狀態。三月上旬，有一次蘇方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動了幾十輛軍車，幾十輛坦克、裝甲車，于是我們打炮回擊，打了半個小時，珍寶島成了一片火海，把蘇軍擊退了。三月十五日那次沖突，蘇軍出動五十輛坦克和裝甲車，打了上萬發炮彈，還出動了三十六架次飛機，中國邊防軍只出動了步兵和部分工兵及炮兵，既無坦克、裝甲車，也沒有出動空軍支援，雙方打了九小時，蘇方三次沖鋒都被打退了，蘇方在這次沖突中死六十人，傷八十人，我方犧牲十二人，負傷二十七人。三月十七日蘇邊防軍再次發動進攻，出動了五輛坦克，七十多名步兵，被我方炮擊而退卻。這三次戰斗，共擊毀蘇方坦克、裝甲車十七輛。在三月二日第一次珍寶島沖突以后，毛就提出“要準備打仗”。毛強調這次沖突不僅是一個珍寶島的問題。他們的胃口很大，是對著整個中國。我們從精神上物質上都要準備打仗。要準備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要進行動員，提高人民的戰斗意志，敵人來了，要給他一點便宜、甜頭，這樣就造成殲滅敵人的有利條件，準備好了，他們不來也不要緊。準備一下有利，我們要后發制人。還說如果蘇聯要打，我們奉陪到底。從蘇聯這方面看，在珍寶島事件之后，他們建立了針對包括中國西北和東北的新軍區，把其在亞洲地區的一百一十萬軍隊的百分之八十部署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在遠東部署了二千多架軍用飛機，占了他們空軍的四分之一。蘇方還擴大太平洋艦隊，在遠東部署了中遠程導彈。當時蘇聯的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揚言要“一勞永逸的消除中國的威脅。”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則曾透露莫斯科曾向東歐國家通報了蘇聯可能對中國核設施實施打擊的設想。美國還通過波蘭大使館將蘇聯準備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消息告訴中國駐波蘭的大使。美國所以這樣有他們自己的打算，這個問題暫且不論，將來再談。所以當時我們政府曾聲明敵人“膽敢襲擊中國的戰略要點”“七億中國人民將奮起抗擊，將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隨著蘇聯在中蘇邊界加強兵力部署，中國也在蘇聯邊界加強了兵力部署。毛讀《南史》有關梁的紀傳，就是出于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梁建國以后就處于北魏的直接威脅之下。這些紀傳的內容正是講述梁武帝如何抗擊北魏的過程，他扭轉了南朝積弱的局面，使南北的對峙保持均勢，并一度取得優勢。

（三）

      我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來描述珍寶島事件的過程呢？而且那個事件已經離開我們整整四十年了，更何況今天中俄關系與當年中蘇關系完全不同了。然而對歷史事件的考察往往要拉開時間來看，在當時往往很難看得清楚，對歷史上發生的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要放到歷史長河去觀察，如果把珍寶島事件，放到中蘇關系的歷史長河去考察，那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再擴大一些，放到對世界格局變化的影響來看，那就更不一樣了。因為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演化的格局，不僅是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關系，它直接關系到世界大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如果這樣放開來看，把這件事向前和向后延伸，那它所顯現的社會歷史意義便大不相同了。而且中蘇兩黨之間關系的演化，不僅僅是兩黨之間的關系，而且影響到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相互關系，因為中共的建立最初是在蘇共，特別是第三國際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共是第三國際屬下的一個支部，在中國共產黨最初的十多年處處可以看到蘇共與第三國際的影響，那時中共的高層實際上是由留法和留蘇回來的二部分組成，另一部分那就是以毛為代表的在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條件下成長壯大的。早期的領導者如陳獨秀便不得不接受蘇共和第三國際的指揮，此后的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有蘇共和第三國際的背景。在第三國際解散后，中共才能保持比較大的獨立性，只有中共七大是我們完全自主的條件下召開的。中國革命則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獨立自主地取得勝利的。從蘇聯與東歐關系看，蘇聯經常在東歐各國按排自己的代理人，過去蘇聯也曾希望中共黨內有他們的代理人，如斯大林與赫魯曉夫都談到過高崗，他們為高崗說話，這不能不引起中國黨的警惕。所以從中共自身的歷史情況看，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演化，勢必影響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毛澤東執政年代，我們黨內的一些重大斗爭，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一九六五年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警惕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人物，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有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也就是在思想政治路線上分歧和矛盾影子在作祟。而珍寶島事件則是標志著兩黨的關系已經完全破裂而結束了，而兩國之間的國家關系也處于僵局，并且爆發戰爭的危險也在逼近，世界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局面也結束了，中國在世界的國家關系上，也需要重新定位了。那么珍寶島事件的出現也就意味著世界大國之間相互關系的格局將由它而成為向著新的方向轉變的起點。那時中蘇、中美關系，中歐之間以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都要重新組合了。從毛此后和此前讀史的線索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毛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宗旨，那就是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如何保持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如何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毛去世以后，改革開放三十年國際國內的格局狀況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歷史演化的必然結果，任何個人都跳不出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建國六十年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前期的斗爭，也不可能有后期的巨大變化。所以一定要懂得毛在那時讀《南史》中與梁史相關紀傳的大背景，我們才能籍此進入毛當時的內心世界，才能理解他讀《南史·陳慶之》時“心神往之”之所在。才能感受到歷史前進的方向在悄悄地發生變化。

      下面我想具體介紹一下梁武帝蕭衍建國前后南北之間形勢的具體狀況。梁武帝是在天監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夏四月即帝位建國的。蕭衍從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陽）起兵后，據《通鑒》載，當時北魏的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即齊廢帝東昏侯）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后圖之難，亦恐揚州威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可見當時北魏希望在蕭衍尚未站穩腳跟時，便起兵南進。如果讓蕭衍站穩腳跟后，那么北魏在淮河地區的統治，隨時都能遭到威脅。所以北魏便派任城王元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準備經略南下之事。但事與愿違，蕭衍很快便進入了建康，建立了梁朝。然而齊的一部分殘余力量，逃向北方投靠北魏了，如齊國的鄱陽王蕭寶寅便逃亡到北方，齊國的江州刺史陳伯之先是騎墻于南北之間，接著便降于魏。

      在天監二年初，北魏決定利用蕭寶寅與陳伯之南下攻梁，以蕭寶寅為揚州刺史，配兵一萬，屯東城，以陳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江州刺史，屯陽石。并以任城王元澄發兵二萬，馬一千五百匹，加上在壽陽的三萬軍隊，準備全面進攻梁朝。這就是梁武帝建國初年在北方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在天監年間，梁朝與北方對抗的將領主要是曹景宗與韋叡這二位名將。下面我們先說曹景宗，然后再說韋叡。（待續）

                                               200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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