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及其滅亡
作者：杜車別
節選《明朝的滅亡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明代時期的狀況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廢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壞，元末的破壞，滿目創痍，使得中國元氣大傷，經濟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斷（技術人才，科學人才），都使得中國在宋朝達到的文明水平上發生了驚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還保存著文明的一線命脈。
明朝的中國就是在這廢墟的基礎上開始重新發展。
明代本質上和宋代是同一類型的社會，兩個朝代在許多方面呈現出本質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許多不同，這又使得這兩個朝代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結構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樂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顯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廢除了宰相，第二是錦衣衛和東廠的設立，第三是宦官。不論在事實上，這三點區別是否有多大的本質性意義，但僅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來說，我們就有必要加以詳細的分析
第一、廢除宰相的問題
一般看法都認為明朝廢除宰相是加強皇權專制，包括錢穆都抱有這樣的看法。如他在《國史大綱》中多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
“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太祖是一個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 獨裁的局面”[228]p666
“ 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于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反動也！”[228]p669
以后他在《國史新論》中觀點雖然有所變化有所緩和，不再認為廢除宰相就導致軍隊君主獨裁，比如這段話“
（朱元璋）在中國傳統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創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廢止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照法理講，內閣只是皇帝的私人辦公廳，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內閣學士也只是皇帝的內廷秘書，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職。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變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領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發布。但這也不是說即由皇帝一人獨裁專制。皇帝的命令，因于傳統政治習慣之束縛，依然必先經過內閣。照法理論，內閣大學士的身份決非真宰相，但就當時實際情形論，內閣大學士卻漸漸變形站到以往傳統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學士身份而真正執行宰相職權，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講是越權的，張居正便吃了這個虧。”[229]p77
但大體上認為廢宰相是加強君權的歷史倒退的觀點應該沒有改變！
事實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廢除了宰相就加強了君主專制呢？
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皇帝把所有的權力都攬到自己的手里，這難道還不是加強了獨裁專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歷史，就可發現這樣的看法不過是想當然。廢除宰相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權。
獨裁專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容易，你不但要有獨裁專制的愿望，還必須有獨裁專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襲的情況下，這兩點恰恰是沒有保證的
有宰相的時候，無非是兩種情況，一是宰相自己專制，二是宰相幫助皇帝專制。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是宰相加強了專制獨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來說如果不考慮篡權，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為必然的選擇，而且因為宰相的存在，無論皇帝有什么過錯，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為擋箭牌成為替罪羊，這客觀上也維護了皇權。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襲的，所以實行專制的能力沒有保證，而宰相不是世襲的，在上萬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證，這也客觀上為強化專制提供了可能。
認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權，根本就是大笑話，須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廢除的，這還談什么分權，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權的地步，那只能說明這皇帝已經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過沒有戴皇帝的名號而已！
在有宰相的時候，皇帝能夠和宰相以及附屬宰相的文官集團結成一個聯盟，實行對國家的統治管理，這是多對多的局面，而一旦廢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獨自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除非他的個人能力真的是超級強悍，否則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這是一對多的局面，其結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還能保持自己的權威，但實際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團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說用內閣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權，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內閣在明代從形成到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較穩定的制度慣例。在這種制度慣例下，內閣成員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須經過推選，不經過推選的內閣沒有合法性。
嘉靖時期的一個例子還是相當能夠說明問題,當時嘉靖皇帝為了尋求對大禮議的支持，希望把張璁、桂萼二人調入內閣。在許多人看來，這可能是相當簡單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個圣旨不就行了嗎？但事實上，卻遠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難重重、阻力重重。溫功義在《明代的宦官和宮廷》一書中對這種情形做了比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圍在他們周圍的人，都很想張璁和桂萼能夠由會推入閣，張、桂二人也很有這樣的想法。但他們又都明白，這不過是空想而已，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以傳奉為學士則易，以內旨任閣臣卻難。以傳奉為學士，不過是予人口實，認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終身之恥，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卻是靠的住的。任閣臣而不經會推，則會被認為是非法，必須首輔予以認可，不予封駁才能事，一經封駁便算完了，弄不好還要受到言官們的疏論。用中旨徑任這個方法，就連嘉靖也不敢輕試，因為以那時的首輔而言，任用張、桂是必然會被封駁的，而一經封駁，給人的印象更壞，以后就更難辦了。嘉靖別無他法，只有盡力宣揚己意。每逢將要會推閣臣，他一定要向會推的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問，問問他們，張、桂二人可會被推出么？嘉靖還多次用過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權，常將會推出來的名單全部退還，說是一個也不合意，諭令廷臣再推。但是盡管如此，張璁和桂萼還是難于推出，因為他們的名聲太差，沒有人肯提他們，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實現自己的意圖呢？他是來一個迂回，既然直接調用張璁、桂萼進入內閣是沒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經入閣，為人聲望名譽都不錯的元老楊一清，讓他再次入閣，楊一清思想開通，并不反對議禮。只要楊一清入閣，并且當上了首輔，那么張璁、桂萼進入內閣的阻力就大大減小。
然后乘著當時的內閣首輔費宏的兒子在鄉間犯罪入獄，指示一批言官紛紛彈劾費宏，最后費宏終于承受不住彈劾的壓力，自己引咎辭職。
費宏去職以后，按照威望資歷就自然是楊一清擔任內閣首輔，去掉了首輔駁回皇帝旨意的擔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張璁、桂萼進入內閣。
繞了這么大的一個圈子，皇帝才實現了自己的意圖。可見按照當時的制度，如果不經過推選，或者至少不經過內閣首輔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沒有辦法來直接讓自己的親信進入內閣的，必須想方設法，通過迂回繞彎來鉆制度的空子，才能達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內閣有封駁權，也就是說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內閣認為不合理，就可以駁回，讓皇帝重新考慮。這點實際上在第一點皇帝不能在沒有內閣首輔許可的情況下直接任命內閣成員上已經得到體現。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的例子說明。比如景帝時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因為內閣有封駁權，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內閣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親信內監們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送錢給閣臣們，用錢來賄賂他們。“那時的閣臣共有首輔陳循、次輔高轂，以及商輅、江淵、王一寧、蕭茲等，共計六人。景帝陸續把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們每人都夸獎了一番，然后都賜給一些銀兩，首輔、次輔，兩人都各賜一百兩，以下的四人各為五十兩。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這種類似行賄的行為，真也可算千古奇談”。[243]p122
可是在明朝，這種皇帝向大臣行賄的千古奇談，似乎發生概率特別的高，以后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還是嘉靖初年大禮議的事件，所以大禮議說的明白點就是嘉靖皇帝想認自己的父親做父親，而把明孝宗認作伯父，而大臣們卻一心要他認孝宗做父親，而把他自己的父親認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進士第一，到了嘉靖處年，和楊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當時為了大禮議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斗爭，按照明史記載“當是時，廷和先后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內閣駁回，這皇帝做的實在是窩囊，也就難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強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來軟的，于是就發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監，一來就向毛澄長跪磕頭，苦苦哀求，說‘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真是可憐無比，稍有惻隱之心的人見了這樣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況嘉靖還拿出了金子來行賄呢，結果毛澄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還是鐵石心腸，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經這么可憐巴巴了，就干脆辭職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對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錯，按明史的記載“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244]
正因為內閣有封駁權，可以駁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鬧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賄的鬧劇。
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萬歷時期，同樣是為了立太子的事情，萬歷想另立太子，可大臣們就是死活不同意，萬歷也沒有任何辦法，僵持了許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終
第二，內閣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團負責，而不是對皇帝負責，他們在客觀上已經成為了文官集團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為了迎合皇帝而違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價。
擺在內閣面前的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為皇帝的利益服務，成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觸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這樣做他們有什么好處呢？是權是錢還是名？論權，做到內閣首輔已經是頂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權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會變成宰相那樣集眾多大權于一身；論錢，俸祿就是那么一點，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貪污受賄獲得額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個言官一彈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燒身；論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與文官集團作對，那只能落得一個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場。
好處沒有多少，壞處倒是無窮無盡，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團群狼一樣的圍攻漫罵之中，心理壓力是相當巨大的，萬一哪天被誰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終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團作對，結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變，最靠不住，萬一哪天不討皇帝的歡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團乘機落井下石群起圍攻，那同樣是沒有好下場。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還得為自己子孫后代長遠考慮一下
而另一個選擇，如果順應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為文官集團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過是辭職回家，以后有的是東山再起的機會。就算最糟糕的下場，因為觸怒皇帝，而自身難保，但因為文官利益集團做后盾，也不會累及子孫，而且有一個好名聲，以后的好處無窮，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資本
所以，說來說去，內閣成員犯不著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力。沒有宰相的權力和地位，卻要承擔宰相的罪責，去充當皇帝的擋箭牌，替罪羊，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會去做的事情。
還是拿嘉靖時期例子來說明問題。張璁是靠討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臺的，繞了好大一個圈子才進入內閣，又經過一翻周折，才當上了內閣首輔。而一旦他當上了內閣首輔，他也不得不改變過去的策略，從迎合討好皇帝轉變為竭力討好迎合廣大文官集團的意志。比如他冒著直接與嘉靖皇帝沖突的危險，竭力維護明孝宗的張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兩個兄弟張鶴齡、張延齡；比如他沒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顧慮到自己在大禮議上因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遠揚、形象敗壞、聲名狼藉，現在再放縱嘉靖來弄這么一個別出心裁的新東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嗎，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無據，似可不必再行深求”[243]p266，結果最后卻讓夏言鉆了空子。
應該說，并非是張璁當了內閣首輔之后，就轉了性子，而是到了那個位置上，權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雖然因為在和夏言的爭斗中失敗而辭職回家，但至少還是得了善終，大官也當了，政治抱負也實現了，最后再回家鄉逍遙度日，也沒有什么可遺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務上貫徹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賦予內閣首輔以宰相的地位權力好處，否則的話，那只能聽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擺布而寸步難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數幾個皇帝能夠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時期之一。而這一點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內閣的地位，特別是讓嚴嵩成為擔任內閣首輔，卻擁有宰相一般的權勢地位聲望的角色，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嚴嵩成為了嘉靖皇帝的擋箭牌，替罪羊。嘉靖統治時期所有的罪責過錯都被推到了嚴嵩的頭上。這也是為什么嘉靖能夠一心修道的同時，還能擺脫文官集團的騷擾，實行跋扈專制的統治。
類似的還有張居正時期。
嚴嵩、張居正兩人，一個謀私，一個為國，都是名為內閣首輔而實為宰相。這兩人一個為了迎合皇帝，一個為了國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個文官階層為代價，最后的下場都極慘，都落得一個聲敗名裂，家產被抄，子孫受罪的結局。
有這樣慘痛的例子作為前車之鑒，那么以后的內閣首輔再愚蠢，也決不會再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傻事，決不會再去做這種身為內閣成員，卻去討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樣虎視耽耽的文官團體是絕對不能得罪的。還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經。
而一旦內閣回復到內閣的地位，那么皇權就必然極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無法貫徹自己的意志，甚至有點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還是很威風，但實質上已經淪為傀儡，淪為黨爭的工具
有人把萬歷的在立太子問題上的屈服和消極抗爭歸因于他個人軟弱的性格，這根本錯誤，關鍵的問題在于嚴嵩張居正之后再也沒有哪個文官愿意充當這個類似宰相的閣臣角色，再沒有哪個文官敢于充當這個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寧愿得罪整個文官群體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萬歷當然就無法貫徹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貫徹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擔暴君罵名的威脅，正德皇帝就是前車之鑒，一個皇帝，也是一個理性的人，他不能不為自己的長遠利益考慮，哪個皇帝是愿意自己被罵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縱輿論控制輿論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只有軟弱屈服來結束了
錢穆對中國古代是否專制問題上，有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中國傳統政治，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地不能獨裁。而近代的中國學者，偏要說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專制是獨裁。而這些堅決主張的人，同時卻對中國傳統政治，對中國歷史上明白記載的制度與事跡，從不肯細心研究一番。他們也許又會說，不許任何一人專制，是最高明的專制。不許任何一人獨裁，是最深刻的獨裁。總之，他們必要替中國傳統政治裝上‘專制’二字，正如必要為中國社會安上‘封建’二字一般，這只是近代中國人的偏見和固執，決不能說這是中國以往歷史之真相。”
“你若只說中國傳統政治只是君權專制，只是高壓黑暗，你雖可欺騙現代不讀書的中國人，但若使古人復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錢穆的觀點大體上還是正確的，只不過，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時候，皇帝想要實行獨裁專制的可能性還高一點，皇帝自己懶惰自己能力低一點不要緊，只要找個能干的宰相來幫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廢除宰相之后，即便是這樣的可能性也被剝奪了！
第二、錦衣衛，東廠
從秦建立大一統帝國開始算起，中國的皇權經歷了一個不斷被削弱的過程.從秦朝西漢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當于皇帝的私人辦事機構;到漢唐的政府與皇室逐漸分離，內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領域的全面退縮，國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為管理國家政治經濟外交活動唯一合法的機構。
而到了明朝，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不但皇室的權力萎縮，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權力也進一步萎縮。宋朝的皇帝還可以通過任命宰相來和政府內的一部分文官結成聯盟，對國家的政治經濟事務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權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這點權力也被剝奪，在政府內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變以后，在國家事務上，任何違背文官集團意志的行為，皇帝都寸步難行。設想一下，皇帝處于文官集團的包圍中，信息是文官集團提供的，建議是文官集團給出的，應對是文官集團誘導的，最后的決策是要經過文官集團同意的，這樣的話，在國家事務上，皇帝要想不成為傀儡，不被文官集團牽著鼻子走，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夠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關的事務，但即便是這個領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團多管閑事的阻撓干涉。
但俗話說，物極必反。當皇權被削弱到這樣一種極限的時候，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反彈。這種反彈就是在明代產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屬的暴力機關、司法刑訊機關，這就是有名的錦衣衛和東廠（明代還設立過其他廠如西廠、內行廠，其性質和東廠類似，但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專列）。通過錦衣衛和東廠，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繞開國家政府的司法部門，直接進行偵察、逮捕、審問活動，直接按照個人意志對自己不滿意的人進行暴力懲罰，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詔獄刑訊折磨。
和許多人想象的相反，錦衣衛和東廠的設立不但不是皇權高度膨脹，專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恰恰相反，這是皇權被極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極限后產生的一種結果。也可以說是皇權被打壓到極點之后的一次觸底反彈，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權力還足夠讓他們有自信通過政府部門來施行自己的統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權力就已經萎縮到讓他們徹底失去這個自信了，他們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門路。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
錦衣衛是明太祖設立的，東廠是明成祖設立的，這表面上看這兩個機構的設立是和兩位皇帝個人的風格傾向有關系，但實質上不然，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說這兩位個人能力超級強悍的皇帝在龐大的文官系統面前都有力不從心，望洋興嘆，自覺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設機構來給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們的子孫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樣，采取搜刮民財，用高俸祿以及其他種種優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輕刑來收買整個文官階層，以及不廢宰相以分化籠絡部分文官階層，用這樣的方法為維系皇帝的個人統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對滿足皇帝個人私欲來說更有好處更省力。但是如此一來，明朝就不過是宋朝的簡單重復，甚至會比宋朝更糟糕，更軟弱。因為明朝科舉制度的實行已經更加普遍化，文官無論從數量和勢力也更為龐大，使用妥協收買政策的話，只能讓國家更加衰弱腐敗。真實的明朝至少還能在萬歷時期有力量出兵朝鮮，打敗剛剛從戰國時期鍛煉出來處于上升勢頭的日本軍隊，而一個宋朝化的明朝是斷然做不到這點的。
正因為有錦衣衛和東廠的存在，在龐大的文官集團和皇帝之間才存在一定的權力制衡與約束，否則的話就完全是一邊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為一個擺設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憲國家的君主還不如。
但錦衣衛和東廠這樣的機構能夠發揮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條件。首先是必須建立在一定意識形態的基礎上，也就是文官集團接受承認皇帝的權威性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錦衣衛和東廠雖然聽起來很厲害很威風，但實際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還未必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是無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規軍隊相比的。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幾百個文官和錦衣衛一起群毆，那誰勝誰負還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只有文官集團承認皇帝的合法性，錦衣衛和東廠才能發揮作用。
另外錦衣衛和東廠雖然不受政府管轄，只受皇帝管轄，但它們本身卻是受到輿論監督的重點對象，一有風吹草動，這類機構就幾乎成為輿論批判的靶子。輿論這東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價。某種程度上輿論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的力量。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條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可以隨心所欲的濫用錦衣衛和東廠的權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屬于建國初期軍事管制的特殊時期，可以不必多說。后來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們自己的意志用錦衣衛和東廠來廷杖大臣，把人抓進詔獄，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動用還是盡量不動用。比如一般和他們切身厲害沒有關系的國家大事，還是大臣們說了算，皇帝何必去費那個心思和大臣們較勁，得罪他們。大部分情況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務被大臣們評頭論足，管頭管腳，這才惱羞成怒，動用那些權力。
我們不妨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問題
明仁宗時期翰林侍讀李時勉上了一份疏,在這份疏里，因為仁宗新登基要更換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據哪里得來的捕風捉影的消息,硬說仁宗父喪守孝期間近女色。光從這個疏里就可以看出這個李時勉是一個心術不正的人，作為大臣，不關心國家大事，卻成天象現在的狗仔隊一樣以窺探偵察皇帝個人的隱私為能事，還自以為得意榮耀，可謂不知羞恥到極點！抓到一點沒影子的事情，就說的有聲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宮里裝了監視器一樣。又或者他買通了太監，專門來給他通報這類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會被這樣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實從這些人的陰暗心理來看，他們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無疑，所以專在這類問題上大做文章。
不要說是皇帝，就算一個正常普通人，大概對這種胡亂干涉個人隱私的病態行為也會痛恨惱火到極點。仁宗的脾氣還算是比較好的，看到這份疏后，雖然惱火，但還是先耐心的把李時勉叫進去，告訴他不要根據流言蜚語小道消息來濫做文章。這樣的勸告已經是相當客氣的了，現在的影視明星，如果有記者僅憑借流言沒有事實根據就來捏造一篇他們的桃色新聞，恐怕還要打官司。現在皇帝只是勸告一下，讓他心理不要這么陰暗下作，認個錯，已經很寬容了。李時勉還有點理智和人性的話，正好乘此找個臺階下，見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覺得，這正是一個讓自己出名的大好機會，絕不能放過。于是不但不認錯，反而更變本加厲的對那些他不知道何處窺伺偵探來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潑婦一般當著皇帝的面進行誹謗攻擊侮辱。這回仁宗的脾氣再好，也是受不住了，當即讓錦衣衛把這個李時勉打了一頓，斷了三根肋骨，又把他關進詔獄中去。
從整個事件的過程中，這個李時勉可謂是咎由自取，純屬活該，明仁宗被他氣的也不輕，本來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被這么一氣，造成猝死。古代人沒有醫學知識，對高血壓心臟病更沒有認識。還認為明仁宗這么胖的一個人，一直健康，就覺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蹺，明人黃景昉稱仁宗“實無疾驟崩”。于是胡亂猜疑，真把仁宗說成是好色過度所以才突然死亡，還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弒父。這真是冤枉到天邊去了。
不過李時勉倒當真是憑借這種窺伺陰暗、胡亂污蔑的行為，撈取到了一個忠貞耿直的好名聲，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來。
在皇帝有錦衣衛等直屬暴力機關的情況下，尚且如此，如果沒有這樣的機關，只怕皇帝真要被這些文官欺壓的連奴才都不如了。
再來看明景帝時期，動用錦衣衛詔獄的情況。景帝通過用金子賄賂大臣，好不容易讓自己的兒子當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見濟沒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親死掉了兒子，而且還是唯一的一個兒子，無論如何總是很傷心的。照理說，那些文官大臣總應該安慰一下吧，等到別人悲傷情緒平復以后再來論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們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災樂禍的模樣。有一個叫鐘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話“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這是什么意思？就是說太子死掉了，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說白點就是死了活該，死了最好，你兒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243]p124。這是什么話？是人話嗎？別人死了兒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災樂禍的說“天命有在”。刻薄惡毒到這樣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這不是往別人的心里捅刀子嗎？不要說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兒子，你來說這種沒有人性的話，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過明代的皇帝再一次顯示了他們驚人的忍耐力，因為鐘同的疏中還說了許多其他的事情，景帝還是把這份疏交付廷議，認為“這事混在很多別的事中，也許被人一時略過”[243]p124
結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斂，反而是得寸進尺，似乎認為景帝軟弱可欺，說話就更變本加厲，放縱無忌了。一個叫章綸上疏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這話就差直接讓景帝下臺，英宗上臺了。景帝再軟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給這些文官一些顏色看看，那恐怕自己還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當天就下命把鐘同、章綸二人抓入詔獄。
以后的事情就類似賭氣了，景帝想：你們不是咒我兒子早死，死了活該，是天命所在嗎？那我就偏不讓你們認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當太子，誰來提議“復儲”，來一個就廷杖一個。
就這件事情而言，客觀的說，又是文官集團毫無人性導致的結果。如果當初他們稍微人性化一點，不要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兒子，那就安慰一下，等過個兩三年，悲傷情緒也平復了，心情也冷靜下來，不要他們提議，恐怕景帝也會主動要求立朱見深為太子了。現在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嘴臉，一上來就說你兒子死了活該，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場，你說哪個痛失愛子的父親受得了？
再來看正德時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悶在宮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夠出外巡視。結果百多人的文官集體阻撓。無法實現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內閣成員，高層官僚沒有辦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層官僚廷杖出氣。但即便這樣，還是無法獲得自由，文官集團象群狼一樣圍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來一批，紛紛以死諫為榮，而不經過內閣同意，他也無法出去（前幾次出去，他還是偷偷溜出去的）。后來還是寧王造反，正德皇帝才總算找到一個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還是議禮事件所引發的。文官們要求皇帝認孝宗做父親，父親做叔父，而嘉靖則堅決不肯，雙方由此鬧出矛盾。雙方你來我往的斗爭，前面也說過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內閣等高級文官和皇帝斗爭的層面。更低一層的文官群體也并非毫無作為，相反他們表現的更為激烈。這些文官群體由楊廷和的兒子楊慎所領導，盡管官職權勢比起他們的父輩來都相當低微，但在聲勢和數量上卻更為驚人，行為也更大膽激進。當迎合嘉靖皇帝的張璁和桂萼二人奉詔入京之時，楊慎等幾百多人的文官群體就商量要在這二人入宮前經過左順門的時候對他們實行圍毆，把他們活活打死。結果這兩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過去，這使得文官群體更加憤怒難當。一些人上疏給嘉靖說“璁、萼曲學阿世，圣世所必誅，以傳奉為學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張璁和桂萼這兩人很壞，你皇帝必須把他們殺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經過推選就讓他們當上學士，已經給你皇帝名聲品德抹上污點了。這是直接要挾皇帝去殺掉張璁和桂萼。但嘉靖把這些論疏都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睬。
這下文官群體就更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楊慎等人干脆號召聚集了兩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順門抗議示威起來。人聲鼎沸，嘈雜喧鬧，連在皇宮里的嘉靖皇帝都聽的一清而楚。這兩百多人的示威者聲稱，如果皇帝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絕對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這個情形，就比如現在有兩百多人在人民大會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來游行示威，喊聲如雷。嘉靖一開始很驚愕，連忙讓幾個太監出去好言相勸，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見，可以理解，但聚集在這里也不是辦法，還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無論如何會給大家一個交代。應該說皇帝已經算是低聲下氣，軟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這個份上，也算是夠窩囊的了。你說想認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內閣死活不同意。拿內閣沒有辦法也就罷了，好不容易找來兩個幫手，試圖迂回達成目標。卻還要被那些低級文官逼迫，非要把這兩個人殺了才肯罷休。這叫難受啊。
那些文官看見皇帝已經服軟，就更加不依不饒。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個話來，皇帝今天不給一個明白的交代，就絕對不撤退。嘉靖接連派了好幾次太監進行協商，有話好說，不要這么堵在左順門口，但文官們死活就是不肯讓步，就這樣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終于被逼的走投無路，動用了最后的權力，派錦衣衛先抓了八人。結果楊慎等人連忙抗議，率領眾人，一起“撼門大哭”，哭聲振天，嚎叫連連，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來對皇帝發動反攻。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臉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場的五品以下官員，一律先派錦衣衛抓入詔獄中去，次日又進行廷杖。
從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來看，如果不是文官群體逼迫過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動用錦衣衛來對付文官團體。其實舍此以外，他這個皇帝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來對付文官了，如果連認自己的爹的權力都要被剝奪，那么以后他這個皇帝也就不必當了。事實上他確實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幾次提出辭職的要求，你們不讓我認自己的爹，我辭職不干，不當這個皇帝總行了吧。可惜那些內閣成員又死活不同意他辭職。
萬歷張居正時期的廷杖則又有所不同，張居正實行的改革，對文官集團的利益損害還是相當大的，光是澄清吏治，嚴加考核這一條就平白增加了許多不自在。所以對張居正怨恨不滿者不在少數。而這種怨恨不滿在張居正父喪丁憂要求奪情之時候就爆發了出來。面對文官集團爆發的這股反對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鎮壓下去了。
以上是對明代幾次著名的動用錦衣衛以及廷杖打擊文官的事件的簡略陳述。從這些陳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點。
首先是輿論方面。皇帝可以動用錦衣衛懲罰處置那些他所不滿意的人，但卻無法控制輿論。無論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幾乎一律被吹捧為正直剛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與歌頌，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撈取了足夠的政治資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則名譽大損，被詆毀污蔑的幾乎不成人形，可以說變的臭名昭著，沒有人再去體諒他們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講義》中曾經對這種現象有過描述：
“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之美俗。清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圣，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18]
就這樣，和皇帝作對，受到廷杖，成為一個證明此人品德高尚的榮耀的事情，終身被人贊頌傾慕。在這樣的風氣下，皇帝已經往往無法用廷杖來壓制文官們的反對，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結果皇帝本人反而聲名掃地，這也是為什么萬歷在張居正死后，結果被文官群體百般攻擊辱罵，也只能忍氣吞聲，只當沒有聽見，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終只能屈服在文官群體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沒有想過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實在是思來想去得不償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過錦衣衛詔獄廷杖來懲處的大多是品級比較低的官員，比如正德，嘉靖的那兩次廷杖，盡管反對皇帝人中包括高級官員，但皇帝下令懲處的卻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員。至于內閣級別的官員而不通過政府部門的司法機關，直接由廷杖詔獄來處置的更是沒有例子
最后一點，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詔獄來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厲害關系的一些私人事務，當這些私人事務也都要被文官集團指手畫腳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無路的時候，才動用直屬于自己的暴力機關作為最后的武器。這里面的一個例外大概就是萬歷初年，涉及到張居正改革，動用廷杖算是皇帝對國家政治經濟大事上的干涉，這也是張居正改革還能收到一點成效的原因。
3、明朝宦官問題
明朝的宦官問題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辭，甚至被夸大到無邊無際的地步，而論事實，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漢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問題的重復，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關系的結果。宋朝的時候，文官勢力已經相當龐大，但是皇帝至少還能和文官集團達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還能利用文官集團中的一部分來為自己效勞服務。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個人和文官集團在抗衡，這時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來緩解自己的壓力。相反，當皇帝能夠獲得一部分文官集團的支持的時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沒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時期，常見的說法是說明世宗馭太監嚴，其實這不過是皮相之談，關鍵的問題是這時候，嘉靖拉攏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地位，這時候當然就不需要宦官。類似的還有張居正時期，那時候是宦官來投靠張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沒有馮保張居正照樣是張居正,而沒有了張居正，馮保就馬上倒臺。
明代的宦官問題實質上是文官內部矛盾以及文官與皇帝之間矛盾的結果
明代真正控制實際政治權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來也不到二十年。我們不妨把幾個有名的大太監當權的時間列舉一下
王振當權從正統七年（1442）張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他在亂軍中被殺，滿打滿算也總共才橫行七年的時間。
汪直從成化十三年設立西廠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臺，西廠被撤消，總共也不過橫行了四年時間，而且即便在這四年里，他也遠不是能夠隨心所欲。
劉謹得勢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親自除掉，也不過就四年時間
嘉靖到萬歷年間基本上沒有什么大宦官弄權的事情，最被人詬病的可能就是萬歷征收礦稅使用的太監，但這些太監不過是奉命行事，沒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議的地方，許多對他們的攻擊都是捏造誹謗之辭。他們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當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動打死了，萬歷皇帝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無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動市民打死，萬歷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陳奉解職。
接下來就剩下天啟年間最后一位能夠拿的上臺面，也是弄權最甚、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賢了。但就是這個大宦官，他真正掌權的時間，從天啟四年算起，到天啟七年也不過就是三年的時間
天啟前期主要是東林黨控制政權，天啟4年，副都御史楊漣上疏痛斥魏忠賢的時候，魏忠賢還不得不嚇的屁滾尿流向熹宗哭訴。直到天啟4年內閣首輔東林黨人葉向高主動辭職，大批魏忠賢親信進入內閣，這時候魏忠賢才算真正大權在握。
以上列舉的明朝幾個有權有勢的大宦官，把他們幾個當權時間全部加起來，也總共不到十八年的時間，把這短短十八年的時間和明朝一共將將近三百年的時間相比，哪個是主體，幾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看來，明朝卻幾乎成了大部分時間都是宦官橫行的朝代，這和事實相比，可謂荒謬已極！之所以會有這種情形出現，這和長期以來一些人處心積慮，費盡心機對明朝的丑化有密切關系。他們把這加起來不到十八年的時間，夸張再夸張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個明代都是暗無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縱一般。以至一般無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聯想到宦官橫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黃，愚弄世人，可謂莫此為甚！
王振、汪直、劉謹、魏忠賢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的權力都是建立在與皇帝親密信任的私人關系基礎之上，這說明他們的權力本身是皇權的延伸與濫用；第二、他們的為害橫行的時間都相對比較短，都如曇花一現，流星劃空一樣，從得勢到垮臺的間隔相當短。這一點與漢唐時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顯。
漢唐時期的宦官可以廢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殺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漢朝不必說了，就拿一些被人稱羨的唐朝來說，唐憲宗是宦官殺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殺，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來又因為甘露之變失敗，被宦官軟禁起來，接下來幾個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擁立。
這樣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發生。道理很簡單，漢唐時期皇帝在政府內的權力還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擁有的權力，就可以凌駕在皇帝本人的頭上。而明朝時期皇帝的權力已經極度萎縮，甚至皇帝僅剩那點動用錦衣衛、東廠等直屬暴力機構的權力，也還是文官集團賜予的，這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關系，文官們覺得皇帝畢竟應該有點他的權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團內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團，他們客觀上也需要有一個獨立于它們之上的裁判，這樣可以加以利用來打擊異己。這已經成為一種心理慣性和制度慣性。單就錦衣衛、東廠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團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話下的。打個比方，皇帝是一個七十歲的老漢，文官集團是一個四十歲壯年大漢，現在這個七十歲的老漢在毆打這個壯年大漢，并非是從力量上，這個老漢大于壯漢，而可能是這個老漢是大漢的父親，所以壯漢礙于輿論和意識形態約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誤以為七十歲老頭的力量真的大于這個壯漢力量，又去找另外一個七十歲老頭來打他，那恐怕就要發生不同的結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的關系也類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縱容下之所以能夠動用錦衣衛、東廠的力量打擊文官，并非是這些力量真的能夠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對抗，而僅僅是文官集團默許賜予了皇帝有這種權力。既然這種權力是文官集團賜予的，那么如果他們覺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這也就是為什么魏忠賢在天啟四年之后，實際上已經擁有了皇帝的權力，東廠是他控制的，錦衣衛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內閣成員都是他的親信，皇帝的權力也不過如此。可是一旦天啟死掉，崇禎上臺，他所掌握的這些權力似乎全然沒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縛。問題的本質就在于，在龐大的文官集團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這些權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團類似一個擁有強大力量的機器人（比如機械戰警），但這個機器人頭腦中有一道程序指令，當皇帝動用錦衣衛、東廠的力量的時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違背這個指令的時候，那么用錦衣衛、東廠的力量來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
正因為有這種制度上強大保證，所以在明代，宦官們借用皇帝的權利橫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時，成為短期的、暫時的現象，成為不了主流，18年與300年的對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們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監囂張跋扈的歷史來概括明朝300年的歷史，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說新中國整個歷史就是文革一樣，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相當荒謬的。
宋代與明代的比較
國學大師錢穆有一段話相當有啟發性，如果和我的觀點結合起來看，可以說能夠解決宋明一些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錢穆是這么說的：
“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里。而平民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借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這在東漢、兩宋、明代都有此傾向。
……
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舉制度，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隨并進。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這一大趨勢，則泰州、龍溪一派，正可與東林復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識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這兩條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進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會上發生相當的力量。不幸而滿清政權把這兩條路都給堵塞了。”[229]p148-p149
錢穆這段話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說“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里”。應該說這點對唐朝是不能夠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權掌握在權貴勛戚手中，中后期則是掌握在各地軍閥手中。但是這一點對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這不同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通過前面對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如下事實。宋代對文官集團極盡優待籠絡之能事.俸祿優厚這是不必多說的，還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從輕發落，甚至有所謂“不殺士大夫”的傳統，只要不是造反（實際上也沒有文官造反），無論犯的什么罪，嚴重的貪污腐敗也好，嚴重的瀆職也好，甚至犒勞過境的農民起義軍也好，都能夠免死，甚至稍微嚴厲的懲罰（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難。而明代則是另一番景象，對文官集團相當嚴厲，俸祿低的多半只能維持官員的基本生活開支（有時連這一點也未必能夠做到），官員如果犯罪，無論是貪污還是瀆職，往往嚴格按照法律來執行，很少寬貸。
根據這樣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宋明兩代在都是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操縱實際政權的情況下，采取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兩種不同的制度慣性。這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說制度慣性造成了什么不同結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過對文官的優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團中的那些“假士”，達成默契，結成聯盟，并通過他們來實現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
而在明代，一個人即便當官，當官的那點利益本身實在微不足道，他實際上還是脫離不開其原有的階級，原本附屬的利益集團的支持贊助，這樣官才能當得長遠，當得穩妥，所以明代的官員本身勢必就是其原先所屬地方或者行業集團在政府內的利益代言人，而并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官僚階級。
當然，這只是概略而說。如果具體分析的話，宋代的文官集團內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團內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這兩個朝代，真士與假士力量的消長，以及對政局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說宋代是敗于假士，明代則是敗于真士。
明代的真士或者說君子固然無法被皇帝收買，來實行有利國家而有損一些私人工商業集團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與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說小人，在明代實際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個象王安石這樣的士大夫，就是連蔡京這樣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實際的好處。但在明代，再怎么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處呢？俸祿是很低的，權勢是有限的，還有為皇帝辦事再忠心，如果有了過錯，受到彈劾，還是要嚴格按照法律受到懲罰。好處沒有，壞處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員，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屬的利益集團等等。所以說到了明代，不僅那些所謂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業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謂的小人實際上充當的也是私人工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們看到在萬歷時期反對礦稅的不僅是東林黨那些所謂的君子，也同樣包括浙黨這類的所謂小人黨派。所以作為唯一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皇帝，實際上在文官集團內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
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個大區別。由這個區別出發，又造成了其他什么區別呢？很明顯的一些區別是宋代國家的財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寬裕，而明代國家的財政收入則相當少，更加緊張；宋代國家對私人經濟的控制管理干預的程度相當大，官營經濟也相當發達，而明代對私人經濟的管理基本上處于名存實亡，放任自流的狀態，官營國有經濟幾乎少到了沒有的地步；宋代國家對社會基層的控制程度遠遠高于明代。
這幾個區別里，第一個區別是不必多說，我們在前面討論明代財政問題的時候，已經做過對比。第三點也沒有必要多說什么，明代的鄉村甚至是實行自治的，人口戶籍統計都已經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光從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對基層的控制幾乎已經沒有。這里主要看一下第二點，也即兩個朝代在對私人經濟控制管理干預方面的區別。關于明代的情形，私人經濟發達的程度以及在整個國家經濟中占據的比例地位，我們在前面實際上也已經敘述過了。所以這里只介紹一下宋代的情形。
許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寬松自由，商業高度發達繁榮的社會，那么私人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也應該遠遠高于一向被認為是專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實際上的情形卻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經濟恰恰是建立在國家對私人經濟活動全面干預和控制的基礎之上，這是宋代和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明代的一個重要區別。
我這里引用一篇論文中的相關論述
“宋代的城市消費有一些不容忽視的特殊性。首先，許多消費品不通過正常的工商業渠道供給。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過市舶司抽買獲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購買，相反要向他們出賣。如京城每年通過漕運獲得數以百萬石計的糧食，這也無須通過正常商業渠道。官方每年通過和預買直接從百姓處獲得數以百萬匹計的絹帛，通過幾個大的官辦綾錦院獲得大量高級絲織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許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決，這些都不通過正常的工商業渠道。……其他例如藥品、書籍等，也往往由官營機構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鹽酒茶礬等，自然更不必說了。總之，官營工商業及相關制度，把私人工商業發展的空間擠壓得很少余地。我們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經營的工商業十分罕見，信用關系很是不發達；有較多人數的私人手工業工場十分罕見；私人間大宗買賣十分罕見。，官方的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會子務生意興隆，官方發行的楮幣流行天下，而私人經營的較大規模和長久存在的金融機構幾乎不見記載。宋代的采礦和金屬冶煉業相當發展，但其中大部分為官方控制，其產品用于鑄幣。”
“宋代仍主要用銅錢作流通手段。為什么貴金屬遲遲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領域呢？筆者以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業特別是私人工商業發展的遲滯。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貿易少，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也就少。人們經濟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是小額支付，宋代一個人的日平均消費水平，一般是銅錢十文至百文。顯然，對于這種小額支付來說，銅錢是非常適宜的。在發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額為十貫（鐵錢）的大鈔，但到宋神宗時，即改為發行面額一貫、五百的二種，面額十貫的便停止發行了。南宋發行會子，起初發行的面額分別為三貫、二貫、一貫三種，后來改為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其他幾種楮幣的面額大抵也在一貫上下。馬端臨甚至把面額的減小作為楮幣同鈔引的重要區別。（參《通考•錢幣考》）楮幣面額的變化，說明了當時社會需求的水準，說明面額在一貫和一貫以下的楮幣較為適合需要。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交換水平尚較為低下，大宗商品交換尚不多。”[245]
對這種論文中的觀點自然不必全盤接受，這段話里宋代工商業的發展也有過于貶低丑化的嫌疑。但是從這些論述中得出結論，宋代對私人經濟的管制程度是遠遠高于明代的，這點則不成問題！
從上面這些論述中看，宋代所采取的這種對文官刻意籠絡優待的手段，好處還是相當大的，至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證，國家政府對社會的控制也顯得更有力。那為什么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轍，不延續宋代的這種做法，偏偏要采取相反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宋代的這種做法，并非是光有好處，沒有壞處。實際上，這種做法不僅有壞處，而且壞處也相當大。用籠絡優待的手段換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沒有代價的！如果光是優厚的俸祿，那倒也還罷了。反正依靠文官征收的稅多，財政收入多了，給的俸祿多一點也沒有什么。但要命的是還有所謂不殺文官的傳統。腐敗了不能殺；瀆職了不能殺，還有許多問題上，皇帝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睛。這實際上意味著文官集團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么有效的約束。懶散懈怠，玩忽職守，得過且過，不思進取，貪污瀆職，等等是少不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多了，國家控制的錢是多了，但要想靠這么一只極端散漫缺乏約束的文官隊伍，把這些財政收入有效的轉換為強大的國力，強大的軍隊，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邊的侵略者打不進來就萬事大吉了。在這樣一種官員犯了罪，也受不到應有懲罰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習于安樂、軟弱渙散的風氣。這如此風氣彌漫的國家，難以把強大的財力切實轉換為強大的國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費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擋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擋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明朝一建國就一改宋朝的做法，采取對官員低俸祿，嚴明懲罰的制度，未嘗不是鑒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敗之處，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操縱實際政權的大背景沒有改變的前提下（實際上在明代由于科舉制度的進一步普及，這個背景還被大大強化了！），雖然這種做法在表面上確實讓國家對文官的控制強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殺文官。文官只要犯了過錯，一旦被揭發了出來，無論地位多高，都要受到應有的懲罰。貪污也好，瀆職也好，這些現象雖然還存在，但和宋代比起來是大大收斂了。但實際上，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對基層的控制卻接近于全盤喪失。
你皇帝要打文官，盡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殺文官的話，只要不怕輿論，你也盡管殺了，但這絲毫改變不了中央政府對社會經濟控制的無力，對社會基層控制的無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代在成祖以后的皇帝是歷代以來實質性權力最小的皇帝。
在宋代的情形，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實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錢財可以征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渙散放縱的文官集團管理下，這些被征收集中到中央的財富，往往無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費消耗，國家在國防軍事上依然沒有什么大的作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團能兢兢業業（甚至是戰戰兢兢，因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員被證明是瀆職，是懈怠玩忽職守，那無論官職多高，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即便如兵部尚書這樣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來的那點可憐至極的稅收，做出一點有效的業績來，比如萬歷時期，已經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么可憐的國家稅收，居然能夠完成三大征這樣的軍事任務，甚至包括主動出兵朝鮮，打敗勢頭正盛的日軍侵略，這在宋朝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但是由于文官都成為私人工商業集團利益代言人，國家根本無法對社會經濟實行有效控制，財政結構嚴重不合理，那么少的一點賦稅收入，最終還是會讓國家在面臨嚴重的危機（大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戰爭）的時候，因為財政破產，而走向崩潰。
所以宋代的失敗，明代的失敗雖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后的實質性的原因，都可以歸納為平民知識分子的力量在自身還相當不成熟的時候過早的控制了國家政權，以至這兩個朝代的皇帝無論以什么樣的制度進行應對，最終都避免不了失敗的命運。
政治上超前的進步與宋明滅亡的關系
宋代明代的這些政治現象，政府的開放、民主的擴張、輿論監督力量的增強、皇權的衰弱，知識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權的強化，軍隊的國家化等等，都應該說是政治進步，社會進步的表現！的確，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都是進步，而且是很大的進步，和當時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相比，這樣的進步不能不說相當驚人，相當值得贊嘆。但是當一種進步過早來臨，和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并非同步進行，而是脫節開來的時候，那么這種進步就恐怕不但不是進步，而是悲劇和災難了！就如同一個孩子身體長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歲的時候就已經長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沒有哪一個家長笑的出來，再比如，一個腿長的快，一個腿長的慢，那也是讓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臨的情形正是這樣，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經高度進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這種進步卻并非是著經濟進步和科技進步發展到相應階段而同步產生的。
事實上，宋代明代的這種政治制度上的進步與成熟，是從戰國開始的資待社會中，一次次社會周期性的盛衰循環下，一個朝代一個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進提高而逐漸積累下來，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內在邏輯變革演化的結果，而并非完全是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相伴的產物。而與此同時，每一個社會周期，在經濟和科技的高度發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潰，大破壞，大掃蕩，然后下一個周期就在破壞崩潰后的廢墟的基礎上重新開始，雖然這種發展也并非簡單重復，確實能夠達到比上一個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階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個周期又一個周期的直接積累和進化來，還是脫節了很多。
宋代明代這種政治體制上相對于經濟科技發展水平超前的進步，對于面臨轉型時期的社會（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外敵環繞的周邊環境（無論宋代還是明代周邊都有野蠻民族政權的威脅來說），是一個相當不利的因素。這一點對比同時期的西方，是顯而易見的。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中對西方在近代崛起時候一些情況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啟發意義的。他說
“絕對王權在西歐的興起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出現，顯然是同時發生的”[246]p173
“16世紀國家機器的操縱者是國王，國王如何鞏固其統治呢？他們運用四種主要機制：官僚化，壟斷武裝，創立法統，所屬臣民均勻化”
“假如國王變的強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機構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見的附屬的官吏集團。當然，在這方面，歐洲那時剛剛追趕中國”
“不過，國家官僚制度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將要從根本上改變從政規則，確保今后，經濟方針的決策，非經國家機構不得輕易制定。這就意味著，所有階層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須大部轉向政治王國的確立”[246]p176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紀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開始瓦解，但卻還沒有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的這個時期，有一個絕對王權興起的歷史時期，王權興起的政治演變過程，恰恰相當于中國歷史春秋戰國到西漢初期發生的過程。同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沒有提到日本，實際上日本在進入資本主義之際，明治維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權興起克服地方分裂勢力的結果，恰恰也是中國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傳播的結果。
然而中國在春秋戰國到西漢時期，由于客觀技術條件的限制（造紙術都沒有發明，印刷術也沒有發明，更談不上印刷術的普及），盡管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已經相當成熟，但卻不可能有資本主義萌芽。而到了客觀技術條件已經成熟（造紙術印刷術的全面普及）的宋代與明代，雖然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卻因為政治體制的經過一千多年的積累進步發展，平民知識分子力量對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國家無法用強力對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進行控制，以度過社會轉折關頭面臨的難關（比如外來野蠻民族的侵略，比如社會內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有一條注釋，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運用君主的權力減緩了經濟發展，直到這種發展可以為社會所承受——即運用中央政府的權力使轉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難得以緩減，并且為變革中的進程開創渠道以減少這個進程中的破壞性，僅僅是因為這些英國挺過了[16世紀]圈地的災難，而沒有受到重大的破壞。卡爾.波拉尼 （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見[246]p377的[注釋]141）
在中國的明代，同樣存在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貧富不斷兩極分化的趨勢（明代的這種貧富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實質是一樣的），以及工商業階層對農民利益不斷侵占剝奪的社會現象。但在英國，“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能夠“運用君主的權力減緩了經濟發展，直到這種發展可以為社會所承受”，而在中國的明代，文官系統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卻根本不可能具備這種對社會經濟發展加以干預控制的權力。這是明代的中國和同時期的西方社會之間一個重大的區別！
在西方，“歐洲封建社會后期出現的絕對君主制政體，實際上成為封建結構向資本主義結構轉化的過渡狀態。英國和法國比較典型，法國在路易十四時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一百年后就爆發了資產階級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國，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時期就瓦解，如果說戰國、秦以及西漢時期還相當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絕對君主制政體，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經遠遠不是什么絕對君主制政體了，而是如錢穆所說的由平民知識分子控制實際政權的君主政體。
這種政治上脫節的進步在宋明兩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過度發展，或者說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國最終沒有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歸咎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擊壓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事實卻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國從宋代進入資本主義萌芽社會，到明朝再一次進入資本主義萌芽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發展的太過于順利，這才是中國最終在抵抗野蠻民族侵略的過程中顯得過于脆弱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話究竟怎么說呢？由于科舉制度的實施，大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過科舉進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層乃至中央的行政權力。在沒有部族統治，民族壓迫統治的情況下科舉制度普遍廣泛實施的結果必然是政府官員中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占據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國的宋朝和明朝，資產階級沒有經過什么斗爭，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直接操縱控制了政權，就直接讓政權來為他們服務。這和西方的資產階級 還需要經過流血斗爭，經過革命才能取得政權是完全兩樣的。
宋朝，皇帝通過籠絡優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團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資產階級的勢力，但本身因為這種對文官的過度籠絡優待，而喪失了進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則資產階級就如同被慣壞了的孩子，他們只想著政權來為他們服務，為他們效勞，而不希望這個政權再從他們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東西。他們整個階層就如同一個精明的商人一樣，既然已經用最小的成本就獲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還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來為支持這個政權多出一份力氣呢？于是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樣的抵制活動，幾乎無一例外的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于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里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只能打農業的主意，你要增加農業賦稅，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稅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義”，那都是對國家政府，對皇帝說的話，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說說義就可以了，來說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們自己何嘗不言利？簡直就是對利言到了緇銖必究的程度，國家要想增加一丁點的商業稅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難。類似漢武帝時期那種加強對私人經濟管制，對偷稅漏稅行為嚴厲打擊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實施的，連做夢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論者常常大發議論，說中國古代中央政權的專制如何嚴厲，對社會的控制如何嚴密，中國古代的皇帝獨裁者如何隨心所欲，簡直能控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中國簡直就是從古以來的地球頭號專制高壓國家。而另一方面作為中國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個是雖然征收的稅是比較多了，但皇帝對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殺不能殺，犯了再嚴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個對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權力嚴厲處置了，但是征收的稅尤其是商業稅收和其他國家相比，簡直是離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業稅收還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經濟遠比宋朝發達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沒有商業稅的地步。于是中國這個所謂頭號專制國家就經常性的出現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認的富裕，公認的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高度繁榮，然而另一方面卻是國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鬧窮，甚至維持國家正常運轉的開支都要捉襟見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減用，靠節省自己的個人生活消費來勉強支撐，甚至稍微一次小規模的戰爭一次稍微嚴重的災荒都會導致國家財政發生危機，陷入破產邊緣；而那些比中國窮的多的國家，倒是連年發動戰爭，經濟上還綽綽有余。
所謂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問題是一旦發生戰爭，發生外來野蠻民族的侵略，這藏在民間的財富并不會自動奔湊聚集在一起來組織維持訓練出一支有強大戰斗力的軍隊啊，當發生災荒的時候，這藏在民間的財富也多半不會就自動捐獻出來作為救濟災民而用啊。到最后這藏于民的富多半還是被侵略者搶劫去，多半還是被饑民暴動剝奪去！所謂藏富于民不過成了一句騙騙傻子的大笑話而已，可憐的是中國的皇帝在文官的圍攻誘導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這樣的傻子。
概括起來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造成三個后果，
第一是國家的經濟高度發達，遠比周邊的其他國家發達的多，但同時卻無法把發達的經濟轉化為強大的國力，只能勉強維持國家政府的日常運轉,無法對外來的侵略威脅作出有效抵御,甚至無法應對一些稍大的自然災害；當然也更談不上調節緩和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無法在對抗和磨練中形成自己強大的政治組織力量和軍事組織力量，它們完全躺在原來資待社會的君主制上，一旦舊有的制度在與外敵侵略對抗中崩潰，他們自己也茫然失措，無法形成新的支撐力量。
第三是國家一旦受到外敵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無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結果是全盤淪陷。
關于第一點，前面已經有充分的論述。發達的經濟無法轉化為強大的國力，這是宋朝明朝問題的癥結，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并非是如某些論者所謂的封建勢力太強大，什么保守勢力太強大，恰恰相反是進步勢力太強大，政治制度的發展過于超前，皇權貴族力量過于縮減，與社會其他方面脫節了，尤其是和資產階級幼稚簡單的心態不協調。如果把當時的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利益代言人比做一個三歲小孩，那么當時的政治體制就如同讓一個三歲小孩去駕駛一艘輪船在大海里航行。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劇所在。
我們看到無論是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資本主義的時候，都經歷過一個相當專制獨裁的社會，都經歷過一個能夠把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有效轉化為強大國力乃至強大戰斗軍力的社會，并運用這種強大的國力來保護本國，來向外掠奪侵略。經過了這個階段，然后才逐漸在政治上民主化開放化自由化寬松化。一直被一些西方膜拜者稱羨的英國法國這些國家，他們在近代以前無論是大憲章也好，議會也好，這些東西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貴族大地主之間內部的權力分配與制約，和真正的平民，和中小資產階級是沒有多大關系的。西方國家一直到19世紀，真正有選舉權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數。更不必說這些國家在發展的關鍵階段，都建立過獨裁專制政權，比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的克倫威爾獨裁、法國大革命后的雅各賓專政以及后來的拿破侖獨裁。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剛獨立時有選舉權的人也還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于象德國、日本、沙俄等一向以專制聞名的國家，它們進入資本主義的狀況就更無須多說了。
而宋朝和明朝的悲劇卻恰恰是因為過去資待社會長期政治制度上積累進化，已經提前走過了這個階段，而到了資本主義萌芽真正產生的時候，政治制度的超前使得平民知識分子的力量，中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在實際上控制了政權。再加上新生資產階級心理的幼稚簡單，導致無法把高度發展的經濟轉化為強大的國力，似乎越是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國家中央政府就調用社會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的能力就越是縮減，到最后，甚至連正常的國家職能都無法維持下去。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無法在對抗和磨練中形成自己強大的政治組織力量和軍事組織力量，它們完全躺在原來資待社會的君主制上，一旦舊有的制度在與外敵侵略對抗中崩潰，他們自己也茫然失措，無法形成新的支撐力量。
適當的阻力使一個事物成長略微緩慢，但也能夠使這個事物成長的更加強壯，更加健康，更經得起風雨，更受的住打擊。相反如果一個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阻力太小甚至根本沒有遇到阻力，固然在短時間內成長會顯的快一些，但長期來看，則會變得脆弱，容易夭折。
宋朝和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遇到的問題正在于受到的阻力太小，幾乎是在暢通無阻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思想領域，政治上層建筑領域，這三者的互動循環幾乎就沒有受到任何阻礙（過去傳統歷史學家所謂的封建勢力壓制資本主義發展的言論都可以當放屁看），相比之下，西方的資本主義萌芽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在重重阻力壓迫下成長起來的，宗教思想的束縛，強大王權的阻撓，傳統封建領主殘余制度的阻撓等等，我們看一下西方的歷史，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工商業被征收的稅是相當重的，和中國的情況根本不能相比。同樣國王的力量也還相當強大，可以解散議會（中國宋朝明朝的皇帝卻沒有辦法去解散整個文官系統），可以強行征收更高的商業稅，中國明代的皇帝則連這樣的腦筋都不能動，可以自己組織軍隊和議會勢力對抗，而中國的皇帝呢，根本不可能有這樣權力去組織軍隊和整個文官系統對抗，因為連軍隊都是由文官來支配調控的。
于是就形成了一種看似悖論的現象，一開始發展阻力大的，后來的發展反而比較順利；而一開始發展阻力小的，后來的發展反而顯得坎坷。
對這種現象，一些西方的學者也曾經有過注意。
我們還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中的一些話
“約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討論關于為什么中國未出現對外擴張的書中提出一個解答：‘中國缺乏封建束縛比有這些束縛的歐洲對資本主義擴張設置了更大的障礙。對中國這個非封建的官僚社會，這個自我補充延續不已的社會。正是因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會更接近初始的資本主義形式，因而容納并且掩蓋了資本主義萌芽，破壞了資本主義的革命性潛力。由此看來，終于在最缺少資本主義力量的葡萄牙出現一個與中國正相反的社會過程，能釋放而不是限制擴張的能量，便一點也不奇怪’”[246]p45
“我們這里得到一個常見的論點：一個最初對新形式能夠接受的社會并不一定導致繼續的漸變，相反卻會窒息變化，而最初的阻礙、壓制、抵抗后來卻常常引向突破”[246]p46
“此時中國出現一種個人主義思想，即王陽明學派，威廉.T.德巴里認為它可與西方人文主義學說相比擬，他稱之為‘接近思想革命’，卻未能充分發展，難道個人主義作為一種思想，不是正在出現的資產階級力量的標志，不是支持它反對傳統的力量嗎？”
“在中國明朝，為西方資產階級最終取得政權服務的思想則被用來反對資產階級本身，資產階級則扮演了保衛正統和權力的角色。有許多問題還待解釋，但這最終引起了人們對于把個人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的崛起過于簡單聯系起來的觀點表示懷疑”[246]p48
這些話當中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正確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國的問題不是什么封建束縛太嚴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縛；不是不能容納接受新的經濟形式，不能容納資本主義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國家更能夠容納和接受；不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壓制太大，恰恰是相對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壓制更小；錯誤的地方是沃勒斯坦以及沃勒斯坦引用的這些觀點似乎認為上面這些因素（缺乏封建束縛，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受到的阻力小）直接導致了“窒息變化”，或者所謂的“對資本主義擴張設置了更大的障礙”，這是他們的觀點本身還有矛盾混亂的地方。實際這些因素導致的結果并不是“窒息變化”，而是中國和同期的西方相比，變化來得更活躍，也更劇烈，因而也導致社會更脆弱，更難于抵抗外來的侵略，意外災難的打擊。
再比如他們對明代王陽明學派的評價，說王陽明學派“‘接近思想革命’，卻未能充分發展”，這顯然是出于了解有限而產生的錯覺和誤會，如果王學是未能充分發展的思想，那么同時期的西方思想，連作為一個單細胞胚胎都不夠資格，同期那些西方的所謂人文主義思想和王陽明的思想相比，無論在哪個方面都如同侏儒與巨人的相比，事實上，西方也只有到了三百多年后，才有可以和王學相提并論的哲學思想。
再比如說令這些西方學者感到困惑的問題“在中國明朝，為西方資產階級最終取得政權服務的思想則被用來反對資產階級本身，資產階級則扮演了保衛正統和權力的角色。有許多問題還待解釋”，顯然也是建立一些誤會和錯覺的基礎上。
首先，這些西方學者能認識王陽明學派的思想（廣義的說應該還包括從王學分支出來的思想，如王學左派的思想，李贄的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和王學對立的東林黨人的思想），本質上和“為西方資產階級最終取得政權服務的思想”是一回事，這點是完全正確的，也是難能可貴，事實上大部分中國本土的學者對這點都沒有認識。但是他們呢接著說在中國明朝，這些思想“則被用來反對資產階級本身，資產階級則扮演了保衛正統和權力的角色”，則顯然是有些誤會。造成這種誤會最大原因還是在于這些西方學者沒有認識到，在明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文官集團本身就已經控制了政權，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政權本身。明代的這些思想為這個政權服務，恰恰是支持資產階級，而并非是反對資產階級。至于說“資產階級則扮演了保衛正統和權力的角色”，這就更容易理解了，因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文官本身就是與正統和權力處于一致的地位，他們當然就要扮演“保衛正統和權力的角色”。
正因為西方的資產階級是經過艱辛的努力，沖破重重的阻礙，才最終掌握政權，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為自己的進步發展開辟了道路，所以他們即便掌握了政權，仍舊明白維持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業稅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來保持強大國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時他們也在沖破阻礙，和反對他們的勢力搏斗的過程中鍛煉了自己強大的政治組織能力，培養了自己對軍隊的組織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專制之后，他們依然有強大的力量能對抗外來的侵略與干涉。
而中國的情況就是通過科舉制度，資產階級不費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權，他們就完全依靠在資待社會舊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內，竭力榨取這個政權為他們效勞的價值，他們就象嬌生慣養，驕橫跋扈的孩子一樣，習慣了逼迫要挾皇帝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一旦因為某些意外變故，舊有的政府結構崩潰瓦解，他們就象失去了保護的孩子一樣，完全手足無措，根本無力自己去進行政治動員組織社會，更談不上組織軍隊。在外來侵略勢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擊，只能剩下聽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兒了。
至于第三點，一旦受到外敵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無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結果是全盤淪陷。這和前面的也有聯系
一方面是國家已經現代化了，地方割據勢力已經被徹底打破了，中央已經有了絕對權威，現代國家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這個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又混亂渙散，無法象現代國家一樣形成一致統一的力量，無法有效抵御外來侵略。結果是只要中央被打垮，地方上再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組織力量軍事力量進行抵抗。就如漢末還有眾多軍閥，唐末還有五代十國，外力侵略征服了一個地方，不等于能夠征服其他地方，而到了宋朝明朝，基本上只要中央政府被打垮，其他地區的抵抗就不成氣候，冰銷瓦解。
這也是宋朝和明朝輕易就被外來野蠻民族全盤攻占的原因
總結上面的三點，如果我們打個比方來說明在宋代明代的政治體制下，資本主義萌芽過度發展造成的危害,就比如一個婦女懷孕,結果這個胎兒把母親獲取的營養大部分都吸收了過去,結果長的過度肥大，沒有生下來就已經有二十斤重,最后的結果如何,不問可知,注定是難產了，生不下來.宋朝明朝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情況也類似.
結語
但是如果在周邊地區沒有強大野蠻民族政權力量的情況下，即便宋朝明朝因為資本主義萌芽過度發展導致難產了，甚至如明朝國家徹底發生動蕩，政權被內部叛亂分子顛覆。那么動蕩之后，資產階級力量也會因此而得到鍛煉，進一步更健康的成長，中國發展的軌道決不會慢于同期的西方。
但不幸的是，宋朝和明朝在國家處于轉折的緊要關頭，周邊都有處于強勢的野蠻民族的政權力量。
對于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以及野蠻民族侵略造成的后果，以及為什么說野蠻民族的侵略徹底扼殺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以及這些民族建立的政權比如滿清和明朝之間本質性的幾大區別，民族問題在人類歷史過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等等問題，都需要大量的論述，這是下面部分所要完成的內容。這里的論述就暫且先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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