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近日，以張桂梅老師創辦女子高中為藍本的電影《我本是高山》引起熱議，有網友認為，面對鮮活的真實事跡，電影本該客觀呈現女性參與公共事業的過程、困境與貢獻，但卻魔改了其中的女性形象和行為動機。在批判聲中，我們看到了在近四十年的市場化中，“婦女能頂半邊天”式微；很多女性走進公共領域、參與公共事業遭遇了誤解與困境。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把女性“禁錮”在私人領域，不論是在情感還是事業上，都把女性作為以男性為中心的“第二性”存在。

　　女性如何走進公共領域，又能有怎樣的貢獻？本文以“贛南新婦女”運動為例，呈現了農村婦女骨干在政府推動和村兩委的支持下，投身公共的家庭衛生整治的過程與機制，盡管組織婦女骨干的前期過程離不開從上至下的動員，但是在有了組織基礎后，婦女們不僅可以在相互支持的基礎上共同成長，而且也通過自我組織重建了自己在村莊中的公共角色，增強了政治參與和社區參與。正是在這些婦女骨干的帶動下，贛南農村只用了蘇州農村兩百分之一的經費，就高效地完成了人居環境衛生的整治工作。

　　我們看到，女性的成長不需要以矮化或救贖其他女性為鋪墊，女性的公共參與也不是只為了女性，驅動女性公共參與的精神內核也絕不能簡化為個人情愛，講好女性的故事亟待摒棄性別偏見。

　　作者｜陳義媛（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李永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家庭社會學）

　　圖片來源：網絡

　　一

　　問題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婦女能頂半邊天”為宣言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傳統的性別不平等狀況。恩格斯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1]。”婦女公共參與的重要性被高度強調。

　　不過，從當前中國農村婦女的現狀來看，在女性地位不斷提高的同時，大部分農村婦女仍面臨著不少困境。其中，最突出的是婦女在村莊公共事務中鮮少發聲，村莊治理往往以男性為主導。

　　根據2000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數據，農村干部中女性僅占2.5%[2]。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發現，女性占村兩委干部人數的比例有所上升，村委會主任（包括正副主任）、村級黨組織書記（包括正副書記）中女性的比例分別為5.8%和5.4%[3]，但總體來看，女性參與村莊治理的比例仍然很低。

　　農村婦女在村莊政治中的邊緣地位是當下性別不平等問題的表征之一。盡管在勞動力市場高度發達的情況下，婦女已經廣泛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但在政治、社會方面的參與仍然較弱。本文主要關注農村婦女在村莊公共事務中的參與路徑，并在此基礎上討論婦女如何通過參與村莊建設而重建主體性。

　　實際上，在有關新中國建國前后婦女組織問題的研究中，婦女的社會參與問題往往是和婦女的組織化、婦女解放問題聯系在一起的。

　　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曾動員婦女參加紡織生產合作社，在抗日根據地探索“婦女解放”實踐。在合作社中，婦女紡織從個體經濟走向了集體經濟，黨也培養了一批具有勞動自覺、尊嚴感和“公家”意識的“新婦女”[4]。

　　同時，通過將婦女組織起來進行紡織，黨也建構出一個區別于傳統儒家私領域的“公”的空間，這是一個國家可以進入和控制的，同時又不完全與個體家庭相對立的空間。這一過程既重塑了家庭的意義，又將婦女、家庭和國家聯系在一起，使婦女解放和社會解放有機融合[5]。

　　國家在動員婦女走出家門時，也承擔了家務勞動社會化的責任。婦女解放在這一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6]。在國家的介入和黨的組織下，婦女得以走出家門，參與社會化大生產，這對傳統的性別分工和性別秩序是一種重大挑戰。同時，以申紀蘭為代表的農村婦女干部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待遇，也推動了中國的性別平等[7]。這一時期，組織起來的婦女登上了公共舞臺，她們在村莊公共生活中是活躍的、有重要位置的。

　　然而，自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以來，個體家庭經營取代了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農業經營，農村社會走向“去組織化”[8]。在家庭經營的生產模式下，個體勞動取代了集體勞動。對于普通婦女而言，從集體勞動的社會化大生產中退出后，由于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這些婦女的政治參與和社區參與都隨之下降，逐漸走向邊緣化[9]。

　　這也與整個婦女工作的去政治化直接相關，有研究者指出，改革開放以后，“婦女工作的重點由‘婦女運動與婦女發展’轉為‘保護婦女、母親、兒童和家庭生活福利’，婦女工作方法由‘組織化、準行政化與群體化’轉變為‘項目化、個體化與專業化社會服務’”，婦女工作的目標和宗旨也從“政治性為主”轉向“社會性為主”[10]。

　　同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市場化轉型導致了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而不是社會化（由國家通過公共服務來承擔這部分職責），使與再生產相關的一切職能都被推給了私人/家庭，形成了家庭的“私人化”。

　　在集體時期，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意味著國家承擔了再生產領域的大量責任，因此公/私領域是內嵌式的；而在市場化的改革下，公/私領域出現結構性的分離，在此背景下，家庭私人化的結果就是生育、養育、照料等家務勞動的女性化[6]。在這個背景下，婦女逐漸從村莊公共領域退回家庭內部，婦女的組織化程度降低，她們在村莊社會中也失去了位置。

　　與此同時，“婦女發展”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1999年，時任全國婦聯主席的彭珮云在“中國婦女50年研討會”上提出應將“婦女發展”提高到與“婦女解放”并重的位置，稱為“婦女解放與發展”[11]。

　　有學者指出，從革命時期的“解放”路徑到建設時期的“發展”路徑，婦女解放的核心路徑是相通的：一是強調通過“參與”實現解放和發展，二是強調要認識婦女的主體性和作用；然而，在國家逐漸撤離社會、公私領域逐漸分離的社會結構下，婦女在社會、文化、經濟、家庭領域仍面臨著各種問題。作為解放和發展路徑的“參與”，無法對接當前婦女遭遇的“被排斥”問題[12]。

　　實際上，這里的核心問題在于，婦女應以什么形式實現公共參與，以及婦女如何通過社會參與而重建主體性。

　　與這一關注點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類。一是婦女的社會參與研究，尤其是婦女參與基層治理的研究；二是婦女的組織化問題研究。在這兩類研究中，婦女的主體性問題都暗含其中。以下分別對這兩類研究進行綜述。

　　有關婦女的社會參與研究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共識上，即當下婦女在村莊治理中處于邊緣地位。對于這一現狀產生的原因有不同解釋。有研究者將之歸結為社會歷史文化原因，即因為農村婦女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且她們的生產生活實踐大多是在私人、非正式領域，對公共政治是陌生的，因此參與度低[13]。

　　也有研究者強調，經濟和家務的雙重負擔所導致的時間匱乏，加上難以與其他村民結合聯盟而導致的政治資源匱乏，使婦女在“公平參選競選”的選舉制度下難以與男性競爭 [14]。村規民約中的性別不平等也影響了婦女對村莊治理的參與[15]。還有研究提出，婦女在村莊治理中的弱勢地位并不僅僅是由于其性別所致，其根源在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劣勢處境[16]。

　　不過，也有研究指出，農村婦女的公共參與情況也在發生變化。在一些村莊，婦女通過在村委會選舉中參與競選、建立婦女的自組織、修訂村規民約中具有性別偏見的條例、外嫁女爭取土地承包權等來改變在村莊政治參與中的邊緣化地位，她們的參與動機中還包括了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17]。普通農村婦女在民俗生活中也能找到不同渠道參與村委選舉、監督征地利益分配，并在一些民間信仰活動中形成民間團體，參與社區公共事務[18]。

　　有關婦女組織化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兩方面開展。一是從外部力量的介入角度來談婦女的組織化，例如討論婦女NGO組織如何通過改變農村婦女的傳統觀念、性別意識，以及通過經濟發展項目等帶動婦女的社區參與，推動婦女的組織化[19][20]。二是從婦女自組織的角度來討論婦女組織化與婦女主體性的關系。有研究提出，婦女的主體化過程——尤其指婦女從個人主體轉化為歷史主體（即通過集體行動的方式對社會生產做出貢獻的主體）的過程，需要有一個“社群主體”作為中間層，也就是婦女需要自我組織起來[21]。

　　一項以山西省蒲州鎮的婦女自組織實踐為基礎的案例研究顯示，當農村婦女通過廣場舞等娛樂活動自行組織起來后，也逐步走向了公共治理。在此過程中，婦女在公共領域的價值得到認可，婦女自身的主體性也得到成長[22]。在浙江省縉云縣的一個案例中，研究者討論了鄉村春晚為婦女發揮其主體性，進入公共領域提供了舞臺，強化村莊的凝聚力[23]。一項以皖東婦女的“做會”現象為基礎的研究討論了在“做會”儀式中，鄉村女性主動建構起公共空間和舞臺，在集體表演和社會建構實踐中，女性在家庭中的“隱性權力”也得以建立[24]。

　　上述研究對于理解當下農村婦女的社會參與現狀以及婦女的自組織問題都頗有啟發，不同地區的實踐表明，婦女不僅有強烈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也有足夠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討論婦女的組織化問題。

　　不過，已有研究大多討論的是婦女在自下而上地形成了自組織的前提下，如何進入到村莊治理中。但婦女能否形成自組織，從已有研究的呈現來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本研究將以“贛南新婦女”運動的實踐為基礎，呈現一個邏輯不一樣的案例。在國家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全國婦聯開展了“鄉村振興巾幗行動”，自上而下地動員婦女積極投身鄉村振興戰略，“贛南新婦女”運動正是在全國婦聯的推動下開展的。

　　在本文案例中，婦女并不是先自我組織起來，然后進入村莊治理中；而是在政府自上而下地動員下參與到村莊建設中，在此過程中實現了一定的組織化，當然，組織起來的婦女也促進了村莊治理。本文主要討論在“贛南新婦女”運動中，家庭衛生如何貫穿家庭內外，連接起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并以家庭衛生整治為切入點，探討婦女參與村莊治理的機制。

　　這一案例的意義在于，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政府不僅向農村輸入了大量資源，還通過多種途徑對鄉村社會進行改造和動員，這種資源輸入和自上而下的動員如果能促成村民的組織化——婦女的組織化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并激活村莊內生動力，鄉村的發展會更有可持續性。同時，如果能夠梳理出其中的關鍵機制，這種動員和組織方式也會具有很強的可復制性。

　　文中的材料來源于筆者2019年7月于贛州市W縣Q鎮為期20天的調研。W縣毗鄰廣東省，是國家級貧困縣。Q鎮村民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種植臍橙，此后臍橙種植面積逐步擴大，到2010年前后幾乎家家戶戶都以臍橙種植為主業，“贛南臍橙”也成為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然而，2014年柑橘黃龍病在當地爆發，2015年全面蔓延開，導致當地的臍橙產業幾乎全軍覆沒，染病的果樹被迫全部砍掉；此后，村民開始嘗試種植其他果樹。正因為當地的臍橙產業，當地村民外出務工的比例相對較低，村莊社會生活是相對完整的。

　　本文將首先對“贛南新婦女”運動的背景和內容進行簡要介紹，然后以這一運動為案例展開討論。第三部分討論了在“美麗家園”建設的背景下，“清潔家庭”工作如何連接起私人事務與公共事務。正是因為家庭衛生不再僅僅是私人事務，而轉化為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婦女才通過參與“清潔家庭”工作進入村莊公共事務中，因此，這是婦女能夠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起點。在此基礎上，第四部分以“清潔家庭”工作開展的具體過程為案例，討論了婦女參與村莊建設的機制，尤其是“新婦女”運動對婦女骨干的動員機制。第五部分為討論和總結，試圖討論婦女在“鄉村振興巾幗行動”中被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可能路徑。

　　二

　　“贛南新婦女”運動的背景和內容

　　“贛南新婦女”運動是贛州市婦聯2018年5月發起的以農村婦女為主體的系列活動，這一運動是在全國婦聯的號召下發起的。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婦聯等群團組織在鞏固按行政區劃、依托基層單位建立組織、開展工作的同時，創新基層組織設置、成員發展、聯系群眾、開展活動的方式。婦聯組織是國家政權的社會支柱，它一方面代表婦女群眾參與國家建設，另一方面也是黨與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與紐帶[25]。

　　黨的十九大以后，為了全面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全國婦聯開展了“鄉村振興巾幗行動”，希望發揮婦聯組織的獨特作用和婦女的“半邊天”作用，以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26]。

　　“鄉村振興巾幗行動”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動員婦女積極參加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開展“美麗家園”建設活動，推動婦女從家庭做起，清理整治房前屋后環境，清除私搭亂建、亂堆亂放，凈化庭院。同時，這一行動還鼓勵婦女廣泛參與農村垃圾、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廁所革命等。

　　在全國婦聯的推動下，各級婦聯也積極行動，廣泛地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動員。“贛南新婦女”運動（以下簡稱“新婦女”運動）正是贛州市婦聯在這一政策支持下展開的，同時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這對動員婦女參與村莊公共事務具有基礎性的作用。

　　圖片來源：“微新龍”公眾號

　　“新婦女”運動以“巾幗建功新時代，爭做贛南新婦女”為標語，活動時間為三年。該運動一共提出了以下八方面號召：清潔家庭、夫妻和睦、孝敬老人、厚養薄葬、勤勞致富、勤儉持家、團結鄰里、熱心公益。

　　其中，“清潔家庭”環境衛生整治是現階段“新婦女”運動的核心，其主要內容是發揮婦女在環境整治中的主力軍作用，倡導廣大家庭堅持“清早起床、鋪床疊被、洗臉刷牙、打掃廳房、身體健康、內外清潔、整齊大方”的良好衛生習慣，保持庭院整潔，消除垃圾亂倒、糞便亂堆、家禽亂跑、柴草亂放、污水亂潑等不良現象。

　　同時，“新婦女”運動還開展了以鄉風文明建設為目標的家庭矛盾調解工作，并圍繞脫貧致富開展了的技術培訓、擔保貸款、貧困婦女救助等工作。實際上，環境衛生整治、矛盾調解、精準扶貧本身也是村莊治理的重要內容。因此，“新婦女”運動實際上創造了一個讓婦女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機會。

　　為推進“新婦女”運動落實，贛州市婦聯要求每個村推選出一名“村婦聯主席”，每個村民小組推選出一名“婦女小組長”，作為“新婦女”運動的骨干。贛州市全市共動員了5萬多名村婦女小組長，她們成為最基層婦聯組織的“神經末梢”；并同步建立市、縣、鄉、村、組五級婦聯微信工作群，便于工作交流[27]。

　　此外，縣、鄉婦聯還分別組織了對村婦聯主席和村婦女小組長的培訓，在此基礎上，一個婦女小組長帶動幾戶農戶，按照“五凈一規范”（院內凈、臥室凈、廚房凈、廁所凈、個人衛生凈、院內擺放規范）的標準做好自己家庭的清潔工作；這幾個婦女再指導其他婦女進行清掃，如此滾雪球到所有農戶。

　　事實上，在“清潔家庭”的標準中，還包括了房前屋后的整潔。此外，對于孤寡老人或家庭衛生情況比較差的農戶，婦女小組長會組織起來去幫助他們打掃。按照市婦聯的要求，村婦聯主席每月要組織婦女小組長按照“五凈一規范”的標準，對全村所有家庭進行一次衛生評比，并將結果公示出來，要求全村的“清潔家庭”達到70%以上。在這樣的動員下，村莊環境衛生狀況的確得到了不少改善，也讓婦女小組長們頗為自豪。

　　三

　　“美麗家園”建設：

　　以家庭衛生連接公私事務

　　“美麗家園”建設是“鄉村振興巾幗行動”的主要內容之一，主要強調婦女對房前屋后、庭院衛生等的清理。在“新婦女”運動中，對婦女的動員正是從打掃家庭衛生這一日常事務出發的，這對婦女來說不會形成太大的壓力，不至于讓她們產生畏難情緒。有研究者提出，日常生活是婦女可借以踏出轉變第一步的重要領地，這是婦女知識的來源，是其力量產生的源泉[21]。以環境衛生整治作為契機來動員婦女，動員成本是較低的。

　　圖片來源：網絡

　　更重要的是，在鄉村振興背景下，人居環境整治（包括家庭衛生）也是近兩年來村莊治理的中心工作之一，因此，參與環境衛生整治工作的婦女自然地參與到了村莊公共事務中。這一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的轉化：打掃家庭衛生不再僅僅是私人事務，它被轉化為村莊公共事務的一部分，成為建設“美麗鄉村”的一部分；因此在“新婦女”運動中被動員起來的婦女也成為村莊建設者。

　　在贛南地區，宗族力量在村莊中的影響比較深，家庭內部的分工有很強的“男主外、女主內”特征，盡管女性也參與一部分經濟活動，但她們要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些家務勞動被認為是婦女該做的事，是不進入公共視野的。然而，在環境衛生整治成為村莊治理中心工作之一的情況下，加上“贛南新婦女運動”明確將保持庭院整潔作為第一項號召，家庭衛生這一“無酬勞動”——通常也是不被看見的私人事務——被展現在公共視野中。

　　在“新婦女”運動中，家庭衛生成為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之間的連接點，貫穿了家庭內外，這一連接主要是通過以下兩點來實現的。

　　一方面，婦女小組長需要在各自所在的村民小組進行宣傳，并作出示范，以展示“清潔家庭”的標準；同時，在村婦聯主席的帶領下，婦女小組長每月要在全村范圍內進行一次“清潔家庭”的評選。對“清潔家庭”的每月一評，意味著個人的家庭衛生情況要進入公共評比中，這是家庭衛生連接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的一個表現。在每月一次的評比中，村婦聯主席和婦女小組長會逐一進入各家各戶的房間查看。

　　這一評比中的公私關系有著微妙的平衡。家庭內部衛生本身是私密的，但同時又是由婦女來清理的，這里是婦女的“主戰場”，因此由婦女小組長來進行查看評比，不會引起婦女群眾的排斥。

　　同時，在贛南地區，宗族組織發達，村莊往往是一個血緣與地緣相重合的聚居單位[28]，人們相互之間多有親戚關系，相互串門也十分普遍，因此個人隱私觀念在贛南農村并不十分強烈。這使侵入“私人領域”的家庭衛生評比得以可能，當地村民并不認為這侵犯了自己的隱私。這也是當地的家庭衛生能夠貫穿起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的一個條件。

　　另一方面，婦女小組長每月會組織起來幫助孤寡老人打掃一次衛生，使這些困難群體的家庭衛生能達到標準。婦女小組長的工作是受到地方婦聯組織和地方政府認可的，同時也是有酬的（第四部分將詳述）。當她們幫主孤寡老人打掃家庭衛生時，“家務勞動”就顯性化了，是被給予報酬、賦予社會意義的。家務勞動不再是“理所應當”的無酬勞動，而是村莊建設的一部分。當作為一種私人事務的家庭衛生成為村莊公共事務的一部分時，這種家務勞動就已經具有了“社會性”面向。

　　因此，今天對家庭衛生打掃的聚焦使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得到凸顯，它不再僅僅是私人事務，而同時成為社會建設的一部分，是公共事業的一部分。在“新婦女”運動之前，當地婦女在村莊社會中是沒有位置的，她們的生活只局限于家庭內部。但通過環境衛生工作，婦女開始進入村莊公共事務中，她們走出了家庭，開始以村莊建設者的身份在村莊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在有關延安時期婦女組織問題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提出，婦女組織如何擺脫總是局限在婦女領域處理婦女問題的窠臼，是婦女組織需要面對的大問題，延安時期的婦女紡織運動是通過將婦女與群眾的共同利益相聯結的方式來進行的探索[4]。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全國婦聯發起的“鄉村振興”巾幗行動也是一種婦女公共參與的探索，其前提是“清潔家園”這一私人事務被納入村莊人居環境整治的一部分，成為一種公共事務，而不局限在婦女領域。

　　四

　　婦女參與村莊治理的機制：

　　對婦女骨干的動員

　　正因為家務勞動成為了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婦女參與到村莊環境衛生整治中才具有了社會性和公共性。在這一前提下，婦女參與基層治理還需要有政府、社會、基層組織等多方力量的共同配合，在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婦女骨干得以被發掘和動員起來，這為婦女進入村莊治理事務打開了一種新的渠道。村莊中的婦女骨干既包括村婦聯主席，也包括所有的婦女小組長。

　　在政府層面，無論是市政府還是縣、鄉政府，他們的積極推動都為婦女的公共參與提供了保障。在社會層面，村莊社會的規范，例如熟人社會的“面子觀”[29][30]，也可以成為婦女開展工作的資源。在基層組織方面，村級組織作為婦女小組長們的后盾，也為婦女開展工作提供了支持。農村婦女在村莊治理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她們參與村莊公共治理還需要一個學習和摸索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村兩委作為婦女組織的后盾，既能幫助婦女解決她們難以處理的問題，也為她們保留了學習和改進的空間。以下分別對這三種機制進行闡述。

　　（一）政府的推動：婦女骨干公共角色的重建

　　政府的介入和推動和婦女被動員起來的基礎。正如新婦女運動的口號所示，“巾幗建功新時代，爭做贛南新婦女”，“建功新時代”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性的定位，婦女的身份不再僅限于“妻子”“母親”“兒媳”，她們成為了“村莊建設者”，成為“村婦聯主席”“婦女小組長”，具有了被國家認可的“公”的身份。在“新婦女”運動中，婦女公共角色的重建是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實現的。

　　首先，贛州市婦聯對農村婦女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大力動員，不僅在各村發掘出一批有能力的婦女骨干，還對她們進行了專門的培訓。各縣、鄉的婦聯主席作為牽頭人，負責“新婦女”運動的各項工作；各村也選出了一名婦聯主席，并由村婦聯主席在各村民小組選出一名“婦女小組長”，這些婦女成為“贛南新婦女”運動的骨干。

　　在2018年以前，當地每個村雖然有一位負責計劃生育的婦女干部，但這名村干部是臨時招聘的，只有在需要做相關工作時，能得到80元/天的誤工補貼。2018年后，村婦聯主席成為村兩委的正式成員之一，不再是臨時招聘人員，這對于婦女參與村莊治理具有直接影響。

　　在Q鎮，村婦聯主席和婦女小組長大多是35-45歲的中青年婦女，被選出的婦女小組長通常都是在村莊中社會關系基礎較好的婦女。相對于年輕婦女而言，這部分中青年婦女對村莊生活和家庭生活更熟悉，在村莊中也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基礎；相對與老年婦女而言，這部分中青年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更強，她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強烈，對新的生活方式、新觀念的接受程度更高。

　　K村的一位婦女小組長認為，自己當選的原因是自己喜歡串門，跟小組內的人比較熟，“碰到的（村民）都能聊幾句，和什么年紀的人都聊得來。”Z村婦聯主席則直言，婦女小組長的產生是她先物色了一批能力較強的婦女，私下找她們談話并征求她們的同意；然后征求了村兩委的意見后，讓村民投票選舉。

　　被選為婦女小組長的婦女都是比較熱心、對婦女工作比較了解、對小組民情比較熟悉，且年輕、頭腦比較靈活的。這批婦女骨干既有能力，也有號召力，她們先組織起來，就容易帶動其他婦女。“新婦女”運動成為這批婦女骨干脫穎而出的平臺。

　　在發掘了村莊中的婦女骨干后，縣、鄉婦聯還分別對婦女骨干進行了培訓。縣婦聯負責將全縣所有的村婦聯主席組織起來進行培訓，培訓時間為兩天。培訓內容以講解新婦女運動的八項倡導為主，第一天集中授課，第二天是廣場舞培訓，縣婦聯鼓勵各村的婦聯主席帶動本村婦女跳廣場舞，因此首先對村婦聯主席進行培訓。

　　這種培訓預計一年進行一次，2018年夏天開展了第一次培訓。在鄉鎮一級，鎮婦聯負責組織將全鎮所有的婦女小組長組織起來進行培訓，由縣婦聯的領導進行授課。婦女小組長的培訓時間是半天，主要是以政策宣傳為主。

　　值得強調的是，當地在“新婦女運動”開展以前，村莊內并沒有人跳廣場舞；在各級婦聯的動員下，如今各村都有了廣場舞隊伍。在廣場舞活動的組織中，婦女小組長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們往往是最早配合村婦聯主席、帶動本村婦女跳廣場舞的。在廣場舞活動的組織中，婦女小組長的組織能力也得到了鍛煉，其個人威望慢慢建立起來，她們作為婦女自組織骨干的身份也得到進一步強化。

　　第二，贛州市婦聯鼓勵各縣以建立微信群的方式推動各村在家庭衛生方面開展“勞動競賽”，在婦女骨干之間形成“比、學、趕、幫”的勞動競賽氛圍，激發婦女骨干的積極性。

　　Q鎮Z村婦聯主席說，全縣有一個微信群，各村的婦聯主席和市、縣的婦聯領導都在這個群里，各個村每個月都要發工作狀態（主要是照片）到群里。這位村婦聯主席說，“每個月都可以看到別的村工作完成得怎么樣。看到別的村搞得很好，自己村搞得不夠好，我們就會想辦法。”因此，這個微信群激活了各村在家庭衛生方面的“勞動競賽”。婦女骨干對于自己的工作成效也頗為自豪，村莊環境的確得到了不少改善。

　　第三，為村婦聯主席和婦女小組長提供正式的酬勞，盡管這一酬勞并不高，卻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付酬這一形式本身意味著國家對她們“公”的身份認可，她們不是獻愛心的“志愿者”，而在從事有酬工作中與國家建立了關聯。

　　政府為每個婦女小組長提供的補貼是每月100元；一些有集體經濟收入的村莊可能會由村集體提供額外的補貼，例如Q鎮K村集體就拿出了一筆錢補貼婦女小組長，按照婦女小組長每月的工作時間，提供10元/小時的補貼。不過，即便在有額外補貼的情況下，每個婦女小組長每月的補貼通常也不超過200元。相對于這些婦女的打工收入而言，這筆補貼也很低。

　　在Z村，10個婦女小組長的年齡基本都在29-50歲之間，她們中有六位在鎮上的電子廠或縣里的工業園上班，月工資大約是2500元；有一位婦女小組長是做小生意的，以販賣水果為主；還有三位婦女小組長以在家帶孩子為主，同時也把工廠的一部分活領回家來做，每個月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盡管這些婦女小組長的閑暇時間并不多，但村婦聯主席說，“這些婦女小組長請假都會來做村里的工作，積極性很高。”也就是說，這些婦女小組長并非沒有收入來源，她們愿意投入到“新婦女”運動中，并不是因為經濟激勵。

　　在對Q鎮婦聯主席進行訪談時，她談道，婦女小組長的積極性都很高。Q鎮婦聯為婦女小組長提供培訓的地點是在鎮政府六樓的會議室，培訓時正是夏天，天氣炎熱，會議室也沒有空調，但還是有100多個婦女小組長參加培訓，基本沒有缺席者。“以前她們（指婦女小組長）從來沒有感覺到（能）為政府做事，稍微點撥一下（她們）就很愿意，她們很有責任感”。

　　婦女小組長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熱情，在很大程度上與“能為政府做事”這一觀念有關。“為政府做事”是區別于私人家庭生活的，它代表著是一種與公共事務的聯結機會，這讓婦女小組長獲得一種“公”的身份。“點撥”意味著讓婦女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公共事務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這個意識，婦女們就愿意負責地工作。只要“稍微點撥一下”，婦女們就很愿意參與，其實也反映了婦女對公共參與的強烈動力。

　　K村婦聯主席說，“被選上（婦女小組長）的人沒有推辭不干的，她們都有榮譽感。”這種“榮譽感”也來自于婦女與公共事務的聯結，它不同于一般性的“社會”參與，后者可以滿足婦女社會交往的需求，卻無法提供一種超越私人生活的意義感和價值感。這種公共參與為婦女小組長創造了家庭生活之外的另一個平臺，也讓她們在公共領域有正當性身份，拓展了她們的意義世界，因此即便補貼極少，婦女骨干們依然十分有熱情。

　　在“美麗家園”建設行動開始前，婦女在村莊中是缺乏參與機會的，她們的生活重心完全在家庭內部，在村莊公共生活中是缺失的、沉默的。這很容易讓人認為婦女對公共生活是冷漠的、不關心的。然而，事實卻是婦女對公共參與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她們缺乏的只是一個機會。在“美麗家園”建設中，全國婦聯的發動、地方政府的支持為婦女的公共參與創造了新的空間。

　　也正是因為婦女小組長的積極參與，地方政府以極少的資金投入實現了有效的環境衛生整治。在“五凈一規范”的要求中，“清潔家庭”不僅僅要求家庭內部清潔，也要求房前屋后整潔，例如，房前屋后的雜物也需要清理干凈、擺放整齊。當各家各戶解決了自家房前屋后的清潔問題后，村里的保潔工作只需要負責村莊道路的清潔和垃圾運輸，二者可以無縫對接；且在每月一評比的機制下，村民也會自覺保持整潔。因此，環境衛生工作的開展是比較高效的。

　　從投入上說，當地在環境衛生整治方面的開支主要是給婦女小組長的補貼，每個婦女小組長每月100元補貼，加上對“清潔家庭”的小獎品，一個村莊一年的支出也不過一兩萬元。

　　對比來看，在成都、蘇州等地的村莊，環境衛生整治都花費了巨資。筆者2016年7月在蘇南地區調研時，一個村莊2015年的環境衛生開支達到200多萬元；2018年7月在成都市郫都區調研時得知，該縣自2017年加強環境衛生整治工作以來，一個村莊一年的環境衛生開支達到20萬-30萬元。

　　盡管這些地區因為村級財政收入較高，因此能夠支撐起環境衛生的高額開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可見環境衛生可能成為一項耗資甚巨的工作。然而，以贛南地區作為對比，可以發現，在村婦聯主席和婦女小組長的帶動下，環境衛生整治工作可以以群眾動員的方式進行，所有家庭都參與其中，因此環境衛生整治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二）熟人社會的面子競爭：社會規范的影響

　　為了做好環境衛生工作，村莊的婦女骨干們也會調用社會資源，靈活地運用各種策略開展工作。在村婦聯主席的帶領下，每月的“清潔家庭”評選是婦女小組長的常規工作之一。

　　Q鎮Z村婦聯主席談到過一個案例。她說，有一戶農戶家里比較雜亂，她組織婦女小組長幫這家進行了打掃，并提醒當時在家的婦女要保持清潔。結果這個婦女不樂意地表示：“我家衛生關你什么事？”村婦聯主席嚇唬她，說下次如果還不整潔就要罰款，并貼了一張黃牌在她家門口（紅牌是“清潔家庭”，黃牌是“不清潔家庭”）。這個婦女羞憤地把黃牌撕了下來，村婦聯主席對她說，如果覺得黃牌很難看，下次就要打掃干凈。但經過這次之后，這個婦女在打掃衛生方面就好多了。

　　事實上，在村莊社會內部，村民相互間是比較熟悉的，每天人來人往，誰家如果真被貼上了“不清潔家庭”的評議牌，在村莊中是非常丟面子的。因此，每月一評成為對所有村民的督促機制，村民對面子和社會聲望的在意，可以成為對村民行為的一種約束力。

　　除了每月評選外，婦女骨干還會進行突擊檢查，如果一個家庭在連續3次突擊檢查時都能達到“五凈一規范”的標準，這個家庭就會得到一個保溫杯作為獎品。盡管獎品并不是貴重物品，但對于村民來說也是一份榮譽，誰家得到了獎品，這個信息在村莊社會中也是透明的，這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因此，“每月一評”加上突擊檢查，加上熟人社會內部的面子競爭，構成家庭衛生整潔的長效保持機制，它將所有家庭都動員起來，使環境衛生的整潔具有可持續性。

　　熟人社會內部的面子競爭既是婦女小組長在工作中所利用的資源，也是婦女小組長自身工作的動力。只要當上了婦女小組長，她們往往都希望把工作做好。Q鎮K村的一位婦女小組長說，“大家都做得好，為什么你就做不好？還是有一種攀比的意識。”因為在意在村莊社會內部的面子，因此婦女小組長之間也會形成內部競爭，盡可能不落后于人。

　　值得強調的是，婦女小組長的工作在村莊熟人社會中也得到了積極的反饋，不僅村干部對婦女小組長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村民對她們的評價也比較好，這也給婦女小組長很大的動力。

　　（三）村兩委的后盾保障：為婦女的政治參與提供學習空間

　　村兩委的配合也是“新婦女”運動能在環境衛生工作方面有貢獻的原因。Q鎮Z村婦聯主席說，第一次做清潔工作的時候，村委雇了保潔工人幫忙打掃，主要是房前屋后的雜物太多。這為后續工作的開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此外，對于有些實在做不通工作的家庭，村兩委也會介入，幫助婦女工作隊做工作。

　　Z村有一戶貧困戶家里十分臟亂，村婦聯主席組織婦女小組長打掃了兩次，即便打掃當天能勉強達標，第二天又亂了，這個貧困戶比較懶散，也不太好做工作。村婦聯主席說，“我真的沒有辦法了，就向村里求助。村支書、主任都上門做這個貧困戶的工作，并把照片發到村里的微信群里，才有所改善。”

　　K村一位小組長談道，2018年，婦女小組長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還是貧困戶。因為W縣也是國家級貧困縣，在鄉村振興戰略已經開始實施的情況下，該縣的精準扶貧工作也在同時進行。在Q鎮，家庭衛生清理工作最初只是針對貧困戶的，隨著“新婦女”運動的逐漸展開，這一工作才逐漸面向全體村民。因此，在初期，每個小組每個月抽一戶孤寡老人或貧困戶家庭，由婦女小組長幫助這些家庭打掃衛生。在婦女小組長的帶動下，貧困戶都被評為了“清潔家庭”。

　　然而，這并沒有使婦女小組長的工作得到認可，相反，村莊中其他家庭也希望婦女小組長給他們打掃。這讓婦女小組長十分不滿，“別人都以為我們是去給他們打掃衛生的，我們認為這樣不行。我們給婦聯主席和村兩委提意見，一定要讓他們（指貧困戶家庭）自己動手，不能全讓我們干。”此后，家庭衛生工作才開始以每月檢查、評選、公示的方式進行。

　　這也反映了“新婦女”運動在實踐中的試錯和探索。婦女小組長究竟是包辦代替式地幫助貧困戶家庭打掃衛生，還是應該采取其他方式調動起村民自身的積極性，這些都是在實踐中慢慢摸索出來的。

　　由婦女小組長代替貧困戶進行衛生打掃，也許能在短期內應付某些形式的檢查，卻難以持續，更會造成村莊內部的不公平感。“別人都以為我們是去給他們打掃衛生的”，在“別人”——實際上指的是村民——的這一認知，婦女小組長變成了“受雇”來為貧困戶打掃衛生的清潔工，這顯然完全背離了婦女小組長的自我定位。

　　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政府花錢讓她們去為貧困戶打掃衛生，這一工作就很難成為“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它只是一種政府購買行動，它也只是貧困戶“私領域”的工作。只有通過組織每月的檢查和評選，普通婦女都參與進來，并在村務公開欄中公示，私領域的家務勞動才轉化為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婦女小組長才成為一種“為公”的角色。

　　這一案例的意義在于，婦女小組長之所以愿意積極參與村莊環境衛生整治工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與的方式。在初期階段，婦女小組長獲得的補貼與現在并無差異，但“代替”貧困戶打掃衛生的方式顯然無法調動她們的積極性，她們對此有不滿和排斥。此后，在同樣的補貼下，婦女小組長的工作積極性卻明顯高漲。

　　她們的工作量——以所花時間來衡量——其實并沒有多大變化，但工作性質卻變了，她們不再是在“私領域”工作，而是參與著公共勞動。這一轉變本身對婦女骨干就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公共參與為她們帶來了榮譽感。

　　村兩委的介入對婦女工作隊的協助是后盾性質的，其意義在于，讓婦女工作隊的工作能開展下去，不至于被“釘子戶”所阻礙，讓婦女工作隊失去威信，難以服眾。同時，村兩委的認可和輔助，也使家庭衛生這一家務勞動的公共性得到確認。婦女進入村莊治理中對很多村民來說都是新事物，婦女們自己也還在摸索最合適的工作方法，這個過程并不會天然順利。婦女參與村莊治理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組織和自我教育的過程，她們需要探索的時間和空間，因此村兩委作為后盾，對婦女工作隊的支持就十分重要。

　　環境衛生整治本身也是村兩委近幾年的工作重點，因此村兩委也很重視，他們也愿意介入和協助婦女工作隊。Z村支書和主任多次肯定了婦女工作隊的工作，強調她們是村里的“功臣”，改變了村容村貌，使村莊長期保持整潔。

　　總體而言，“新婦女”運動通過動員婦女參與環境衛生整治工作，將家庭衛生從私人事務轉化成了公共事務，打掃家庭衛生成為村莊治理的一部分，這為婦女進入村莊公共生活提供了契機。婦女能參與到村莊治理中，政府、社會、村級組織都成為機制性的因素，婦女小組長通過組織廣場舞活動也逐漸積累了自身威望，其作為婦女骨干的身份也逐漸凸顯。更重要的是，婦女對村莊治理的參與也推動了當下婦女的重新組織化。

　　五

　　結論與討論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全國婦聯開展了“鄉村振興巾幗行動”，希望發揮婦聯組織的獨特作用，將婦女動員進鄉村振興工作中。“鄉村振興巾幗行動”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動員婦女積極參加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開展“美麗家園”建設活動。在這一政策支持下，各級婦聯組織開始積極動員婦女參與環境衛生整治工作。

　　本文關注的“新婦女”運動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以家庭衛生打掃和評選為依托，將村莊中的中青年婦女骨干發掘出來，使她們進入婦女小組長隊伍中，在村莊公共事務中發揮引領性的作用，這一自上而下發起的運動為婦女的重新組織化提供了契機。

　　本文以“美麗家園”建設活動為案例，討論了在“贛南新婦女”運動中，家庭衛生如何從私人事務轉為公共事務，并以家庭衛生整治為切入點，討論了婦女參與村莊治理的機制，以及婦女的公共身份重建問題。

　　已有研究中呈現的案例多討論婦女在自下而上地形成了自組織的前提下，如何進入到村莊治理中；本文的案例與之不同，討論的是婦女如何被自上而下地動員進村莊公共事務中，然后形成了一定的組織化。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政府不僅向農村輸入了大量資源，還通過多種途徑對鄉村社會進行改造和動員，這種資源輸入和自上而下的動員如果能促成村民的組織化——包括婦女的組織化——并激活村莊內生動力，鄉村的發展會更有可持續性。

　　本文認為，“新婦女”運動通過動員婦女參與環境衛生整治工作，將家庭清潔以“每月一評”的方式納入公共評比中，并動員婦女小組長為孤寡老人打掃家庭衛生，客觀上使家庭衛生從私人事務轉化成了公共事務。通過檢查、評選、公示，打掃家庭衛生成為了村莊治理的一部分，為婦女進入村莊公共生活提供了契機。家庭衛生成為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之間的連接點，貫穿了家庭內外，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得到凸顯，它不再是私人事務，而是社會建設的一部分，是公共事業的一部分。

　　在此過程中，政府、社會、村級組織都是婦女公共參與的機制性因素，這些力量的共同推動，使婦女小組長愿意在補貼很少的情況下積極參與環境衛生整治工作。

　　政府的積極介入和推動為婦女的公共參與提供了保障，通過對村婦聯主席和婦女小組長的培訓，對勞動競賽氛圍的營造，尤其是讓婦女小組長意識到她們是在“為政府做事”，“新婦女”運動為婦女創造了一個與“公共事務”聯結的機會，也讓婦女獲得了超越私人生活的榮譽感。婦女小組長以極大的熱情參與到了這項“公共”事務中，盡管她們的補貼并不多，但工作成效卻十分顯著。婦女小組長的積極參與使地方政府可以用極少的資源投入，“四兩撥千斤”地實現環境衛生治理。

　　從社會層面來說，婦女骨干也十分善于策略性地運用熟人社會的面子觀來開展工作。此外，村級組織也是婦女工作隊的后盾，既能幫助婦女解決她們難以處理的問題，也為婦女參與村莊公共事務保留了試錯和探索的空間。正是因為村兩委發揮的后盾作用，婦女小組長的工作方式從最初“代替”貧困戶打掃家庭衛生，轉變為“動員”所有村民進行打掃、婦女小組長進行評選和公示的形式。

　　這一工作方式的轉變其實契合了家庭衛生從“私領域”向“公領域”的轉型，這也是婦女小組長愿意參與的原因：在前一種方式下，這一工作的本質是政府花錢讓婦女小組長幫助貧困戶打掃衛生，它只是貧困戶“私領域”的工作；在后一種方式下，因為所有家庭都參與進來，評選結果還需在村莊層面進行公示，所以婦女小組長成為一種“公”的身份。

　　事實上，缺乏組織的婦女在村莊社會、政治生活中都是邊緣化的，但在贛南地區，由于婦女被動員起來參與村莊環境衛生整治工作，她們在公共參與中卻逐漸形成了一定的組織化。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婦女骨干被發掘出來，進入婦女小組長隊伍中。“婦女小組長”本身是一個“公”的身份，這些婦女的身份不再僅限于“妻子”、“母親”、“兒媳”，她們成為了“村莊建設者”，因此通過動員婦女參與環境衛生整治工作，“新婦女”運動實際上為婦女在村莊社會中重新尋找位置。組織起來的婦女可以在相互支持的基礎上共同成長，她們也通過自我組織重建了自己在村莊中的公共角色。

　　不過，“新婦女”運動也有值得進一步考察和反思的地方。

　　首先，作為一種為期3年的運動，一旦失去了婦聯組織的動員和號召，后續活動如何開展尚待探討。婦女能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穩定的、成熟的自組織，尚屬未定之數。

　　第二，從目前來看，盡管婦女通過環境衛生治理工作進入了村莊治理中，但婦女對村莊治理的參與能否更進一步，不僅僅停留在環境衛生方面，也有待進一步考察。在贛南地區，就工作分工而言，每個組的村民小組長（幾乎全部是男性）主要負責處理上傳下達的公共事務，婦女小組長則主要處理環境衛生、家庭內部事務等。如果這一分工模式始終保持，它是否是對婦女性別角色的強化，也是值得反思之處。

　　第三，從當前來看，“新婦女”運動動員的主要是村莊中的婦女骨干，盡管對這批骨干的發掘和動員本身意義重大，但在動員普通婦女群眾方面的經驗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總體而言，“新婦女”運動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發起的運動，將對婦女的動員和環境衛生整治相結合，二者都找到了工作抓手，婦女在參與公共事務過程中也實現了一定的組織化，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改變婦女在村莊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邊緣地位，是我們討論婦女組織化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今天重新討論家務勞動社會化問題的起點。婦女需要被組織起來，以便重建她們在村莊中的“政治地位”和“社會位置”。

　　參考文獻：

　　[1]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2]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課題組．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C］．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2006．

　　[3] 宋秀巖、甄硯．新時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研究(上卷)［R］．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201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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