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劉主席家鄉的水塘為什么還有半塘水？
天舒
一、劉主席怎樣知道自己的家鄉為什么還有半塘誰？
在談劉少奇家鄉的水塘為什么還有半塘水之前，談談劉少奇是怎樣知道的家鄉水塘還有半塘水的。
劉少奇家鄉的水塘有沒有水，劉少奇本身是不知道的，因為家鄉沒有人給他匯報，劉少奇在1961年5月前也沒有回家去看看。
1960年底1961年初，毛澤東分別在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全會上提出，加強調查研究，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于是才有劉少奇到湖南、周恩來到河北、朱德到四川、鄧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區的調查，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才回家去視察。
沒有毛澤東搞一個實事求是年的要求，劉少奇根本就不會知道家鄉的水塘只有半塘水。
二、劉主席的結論：“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1年5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回湖南花明樓老家調查。劉少奇一進村就注意到池塘里還有半塘水。看到這半塘水，劉少奇就意識到，干旱的影響不是那么重。因為劉少奇記得，過去有兩年遭受旱災，安湖塘和門前塘里的水都車干了。以還有半塘水的經驗和調查作為基礎，劉少奇在1962年的7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中對三年饑荒作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著名論斷。
同樣的，經過了視察之后，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陳云在回憶錄中也認為，“我一直反對‘自然災害’這個提法。‘自然’兩個字不是馬列主義求實精神，是對黨、對群眾的欺騙，主要是當時中央主要領導的錯誤。”陳云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
三、“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原因很重要
經過了1961年的調查研究，八大的領袖們劉少奇、鄧小平、陳云都認為，三年困難的原因，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這個結論，和現在一些人的結論，是一樣的。
問題的關鍵，一是為什么會有人禍？二是人禍到底是什么？
在講人禍時回避不了大躍進，因為三年困難時期正好是出現在大躍進之后。對于大躍進與人禍的關系有兩種認識：一是認為大躍進是人禍，是大躍進導致了三年困難。如此一來作為大躍進的發起人的毛澤東，就是禍首。行動的標志是反大躍進，否定“三面紅旗”；二是大躍進中刮起的“五風”是人禍，是“五風”破壞了大躍進，刮起“五風”的原因是“壞人當權”，如此則各級干部是禍首。行動的標志是反對和糾正“五風”，維護“三面紅旗”。
有時候我總在想，對于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來講，說假話吹牛逼總不能完全怪大躍進吧？
四、劉少奇家鄉的水塘為什么還有半塘水？
劉少奇回家調查的時間是1961年5月，此時正值歷史上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后期。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水塘為什么還有半塘水呢？我們現在來探討這個問題，可能跟劉少奇當時的看法不一樣。
1、半塘水說明旱災是存在的
如果沒有天災而是風調雨順的話，到1961年5月間，水塘就應該是滿塘水，因為降水會補充到到水塘中，除非是沒有降水補充。
由于1959年是旱災，1960年旱災持續，一直到1961年5月劉少奇回家視察的時候，旱災應該還在持續，水塘的水被車走后或者持續蒸發后沒有得到降雨補充，所以劉少奇看到的是半糖水而不是一塘水。
半塘水可以說明，天災是有的，而且是在持續。
沒有大躍進，1959年開始的自然災害，依然會發生。
2、半塘水不能否認干旱的嚴重性
在舊社會，在嚴重的干旱面前，農民的選擇，一是只要有水源農民就會拼命抗旱，二是干旱抗不了，農民就舉家逃荒。因為做了逃荒的準備，所以農民在抗旱中也不惜用盡水源。在這種狀態下，農村塘里無水就非常正常了，“塘里無水的程度”當然就可以反應干旱的嚴重程度。
劉主席的“過去有兩年遭受災害安湖塘和門前塘里的水都車干了”就可以得到解釋了。劉主席革命工作忙，在參加革命之后直到1961年5月沒有回過家鄉。他說的“過去有兩年”是很久以前的兩年了，那時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有土地的農民各干各的，飽肚子要靠自己，抗旱來不得半點馬虎，所以抗旱要抗到塘里的水干凈為止。沒有土地的農民是地主的雇工，為了有口飯吃也要聽地主的盡力抗旱?？傊r民對于抗旱，是自覺的，是盡力的，只要有水抗旱，就要抗到底。水源用盡之后，也不會有人來救濟，農民就舉家逃荒。所以塘內有沒有水對于要逃荒的農民不重要。
從1958年開始，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的收益歸集體，農戶靠公社分配糧食及其他生活物資生活。在集體所有制下，同樣面對干旱，農民的選擇就會有所不同。
一是由于體制的變化，農民的生活有集體做保障，農民自然會認為這個由小隊、大隊、公社組成的保障體，是很可靠的。由于有集體存在，大家都不擔心沒有飯吃，更不相信有公共食堂吃還會餓死人。在大旱無法抗拒時，農民抗旱的堅決性就會降低，甚至主動放棄，大家想“反正公社會管我們的吃喝的，還怕什么餓飯！”。
二是對人民政府的信任。新中國是人民的新中國，是不會不顧國人的死活的。而且全國那么大，這里不收那里收，國家也不會沒有糧食，也相信新中國會救濟百姓，人們自然就不會主動去逃荒。
三是既然不逃荒，人們就要考慮飲用水和預防火災的需要，灣邊的塘的水就不會被搞干，所有的農村都有這個習慣，劉少奇家鄉也一樣。
因為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依靠、農民對新中國的信任和對基層組織的信賴，農民不可能象舊社會一樣發生天災就逃荒。農民自然要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由于不能走，農民就會主動保護水源，以確保在大災年間人畜飲水的供應和防火需要。各鄉灣門口塘的水，就是灣里的重點保護水，是不許車干的。
我是有親身經歷的。1978年孝感大旱，大小澴河都斷流了，但是，生產隊長頑固地不許動村民動用灣后塘和灣前塘的水，還派民兵守護，為的就是確保人畜用水和防火用水，對此我記憶猶新。
總之，人只要有指望，就不會有跟天災做堅決斗爭的決心，何況劉少奇家鄉的人民心中還有劉少奇的依靠，劉主席怎么會不管家鄉人的死活呢？
在農民指望國家的情況下，在農民不能逃荒的情況下，劉少奇家鄉有半塘水，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是控制用水的結果。劉少奇用這半塘水來否定干旱的嚴重性，可能是調查還沒有深入。
況且，在大災難以抗拒的時候，半塘水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半塘水能夠解決的干旱，就不是干旱。
所以，劉少奇家鄉塘里的半塘水，只能說明干旱太嚴重、劉少奇太官僚了。
3、半塘水說明人禍是存在的
因為畢竟還有半塘水，在干旱面前，人們還沒有走上絕路?？购档臐摿€可以挖掘，農民的積極性還可以發揮，還可以進行生產自救。半塘水說明干部組織抗災和生產自救十分不力，沒有水也沒有主動去找水源。
抗旱和生產自救都不關心的干部，難以想象到他們還能關心人民的死活，還能積極救災，還能千方百計地避免餓死人。
抗災和生產自救，事關人民的生活，來不得半點官僚主義，否則是要死人的。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農業生產是以戶為單位進行的，戶主是至關重要的人物。人民公社建立之后，農業生產是以生產小隊為單位進行的，但受到大隊、公社的約束，生產隊隊長、大隊長、社長成為至關重要的人物。在集體時代，由于領導位置的重要性，讓人禍容易影響大多數人的生存，因為大眾的生產生活都掌握在單位和集體的領導手中，單位和集體的運行也要靠領導來推動。
沒有一個好的為人民服務的領導集體，無法想象在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生存狀況。有人禍存在，小災可以釀成大災，不死人才怪。
五、總結人禍的原因：新生領導階層的官僚化和異化
我想，所謂人禍，就是指領導干部的壞作為、不作為和亂作為，也就是是毛澤東所說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化風”。“五風”的實質是官僚主義，原因是新生領導階層的異化成了不顧人民死活的新生官僚階層，他們忘記了為人民服務，忘記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他們習慣于當官做老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不是人民的公務員，而是封建舊官僚，本質上是階級異己分子。
如果不是封建時代的老爺，“五風”怎會刮起呢？在信陽事件敗露后，毛澤東不相信信陽的干部還是共產黨的干部，認為是打著共產黨旗幟的國民黨在搞破壞、搞階級報復，因為毛澤東相信共產黨的干部不會那樣無情地對待人民！毛澤東做這樣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信陽事件與國民黨無關，與階級敵人無關，而與共產黨的干部有關！他沒有想到，舊社會的舊官僚也很少會如同1959年信陽的黨政干部一樣對待人民的！他更沒有想到，共產黨的干部蛻變成舊官僚是那樣的迅速！
1964年，毛澤東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干部都要下去蹲點，各級官僚卻遲遲不動。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叫中央組織部長具體安排，并且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連公社書記也不能當。”這就官僚主義成為共產黨干部的頑疾的有力證據，“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連公社書記也不能當。”，說明新中國的領導階層已經習慣了升官發財的官僚世俗了。
沒有大躍進，“五風”也會找到盛行的時機。
人民公社在人多地少的國情下用集體所有制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應該是歷史的進步。但建立后的人民公社，沒有走企業化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政社合一得官僚化道路，人民公社的領導們不是用經營的方式辦公社，而是用行政的手段管公社，為“五風”的盛行提供了土壤，使新的人民公社在成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滅亡的命運。
1959到1961年餓死的人，是死于新生官僚階層的麻木不仁。
沒有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天災演變成人禍只能是有推遲發生的可能，絕沒有不發生的可能，因為新舊官僚都有吃人和殺人的本性。
新生官僚階層，是從來不承認人禍就是各級做實際工作的干部的作風這一事實的，而是認為大躍進搞錯了。劉少奇就是他們的代表。
六、“五風”是人禍，是“五風”破壞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丑化了總路線
1、公共食堂
1960年毛澤東毛澤東調查時，有人對毛澤東說如下的話：
“辦公共食堂的損失，是很難計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摟一摟，弄點樹葉子，爛柴草，就可以了，現在都給你燒木柴，毀了多少木材啊!”
“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糧，我們的國家吃不起啊!你老人家說，忙時吃干，閑時吃稀;全勞力吃干，半勞力吃稀,是因為糧食不夠，現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糧”
總而言之，公共食堂，脫離了中國農民的思想水平和農村的經濟積累水平，要害是吃飯不要錢。
公共食堂的提倡者，是劉少奇，結束者，是毛澤東。
有時候我在想，有公共食堂，為什么會餓死人呢？因為食堂，應該是隊長沒最關心的地方，食堂既辦，就要提供食物，有食物，人就不會餓死了。有食堂，隊長也可以對食物統籌安排。誰沒來吃飯，隊長也可以去看一看，也不至于餓死了沒有人知道。食物沒有，也可以組織上山打獵、下水摸魚蝦螺絲蚌王、挖野菜刮樹皮，都可以在食堂一起渡過危機。食堂有多少食物隊長知道，他為什么不跑到公社要糧？
食堂辦得好，當然不會死人。食堂辦垮了農民散了伙，干部也不管有沒有飯吃，當然也會死人。
不吃在一起，勞動也要在一起，只要干部有人心，農民的生活狀態是知道的。
大家有飯吃，才能解散食堂，那個干部對毛澤東說過？
2、共產風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貧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敗壞了新生人民公社的名聲，也搞亂了新生人民公社的性質和運行的體制和機制。
3、浮夸風
以河南為例，因為河南制造了惟一記錄在案的餓死人的信陽事件
1959年河南有旱災，糧食產量下降到217.6億斤，又浮夸到450億斤。高估產的后果是高征購。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6%，達到99.79億斤！征購量占實際產量的40.84％。1959年征購67.65億斤，占當年實際產量的35.75％，此外公社還征了5.5億斤自籌糧和周轉糧。農民被迫把種子、飼料、口糧都交了征購任務。因此，1959年秋收后不久就發生糧荒。信陽事件被暴露。
4、吳芝圃——新生官僚的代表，屠殺河南人民的儈子手
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不相信農民沒有糧食，認為生產隊干部受富裕中農的影響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認為“糧食問題是兩條道路斗爭的焦點”。在全省大搞“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挨戶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眾被摧殘致死。
這個問題到1959年11月發生餓死人事件后，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1960年2月徹底敗露。“信陽事件”發生后，吳芝圃把大批基層干部打成反革命，對中央嚴密封鎖消息，甚至出動武裝力量截堵逃荒。
河南死人最厲害是信陽地區，據說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萬人，信陽地區就占了１００萬，國家記錄在案的信陽餓死人是70萬。信陽事件暴露后，中央由劉少奇支持對干部的處理工作。１３萬干部受到審查，９８３人被撤職，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縣級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劉建勛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１９６２年４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
1966年文革爆發，吳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紅衛兵從四川押解回河南揪斗，1967年病死。1979年得到平反。
七、毛澤東并沒有對劉主席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生氣
劉主席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與毛澤東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結論并不矛盾。
劉主席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針對工作中的問題和錯誤而來的。劉主席談的是問題和錯誤的原因和由來。毛澤東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是對大躍進的問題和成績的總分析，是對大躍進的總體看法。這些在劉主席7000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和口頭報告都闡述得十分清楚。毛澤東也在7000人大會上專門強調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對以后的工作中要避免“七分人禍”提供組織原則保證。強調民主集中制，實際就是在提醒各級主要干部要負人禍的主要責任。
八、劉主席回家鄉沒有看到餓死人的現象
1959年4月，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沒有資料表明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前和當選國家主席時大饑荒已經全面發生。1959年10月的信陽事件也正發生在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期間。
劉主席在1961年5月回家鄉調查的時候，只看到了家鄉的水塘只有半塘水，卻沒有調查家鄉有沒有餓死人，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都沒有談論有沒有餓死人的問題。書面報告不談有沒有餓死人的問題可以理解，但口頭報告沒有談有沒有餓死人的問題，就讓人不理解。
廬山會議，也發生在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之后。
歷史還是讓歷史去做結論吧。
天舒（黃飲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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