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沒有記錯，韓少功說過，只要有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1993年就是一個散文豐收年;我是否可以說，只要有了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1992年就是一個散文豐收年?寫完這部長篇隨筆之后，大約半年，路遙去世，還不滿43周歲。
“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
第一次讀到它，是在一本文摘上，不是全文。是在聽得到犬吠與雞鳴的地方，那時，我還年輕。人生閱歷并不豐富。
路遙是一位充滿命運感的人，他說在年輕時就有一個念頭：“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到規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以前。”他是1949年12月生人，規模上百萬字的《平凡的世界》完成于1988年，40歲之前。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成之后，路遙倒下了，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宿命的感覺。“我曾經悲哀地想過，在中國，企圖完成長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偉大的曹雪芹不用說，我的前輩和導師柳青也是如此。記得臨終之前，這位堅強的人曾央求醫生延續他的生命，讓他完成《創業史》。”
“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經望見了我要達到的那個目的地。”
終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興奮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這意味著，即使現在倒下不再起來，這部書也基本算全部由了眉目。人們所關心的書中的每一個人物的命運，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詩人西川在紀念海子的文章中說，人說話應該避讖。命運感太強的路遙，似乎并不懂得避讖，“你別無選擇——這就是命運的題旨所在。”這部作品“甚至可能耗盡我一生。”
路遙說，“實際上，我并不排斥現代派作品。……我要表明的是，我當時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現實主義手法結構這部作品，而是我對這些問題和許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路遙說，樸素平常地說，也是深刻地說——即使現在讀來也是如此。“如果一味地模仿別人，崇尚別人，輕視甚至藐視自己民族偉大深厚的歷史文化，這種生吞活剝的‘引進’注定沒有前途。我們需要借鑒一切優秀的域外文學以更好地發展我們民族的新文學，但不必把‘洋東西’變成嚇唬我們自己的武器。”“現實主義在文學中的表現，決不僅僅是一個創作方法問題，而主要應該是一種精神。”
路遙說到自己在人世間，“一些半生不熟的人湊在一塊，還得應酬，這是我所不擅長的。我很佩服文藝界那些‘見面熟’的人，似乎一見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這一點。在別人搶著表演的場所，我寧愿做一個沉默的觀眾。”
“書完成后很長一段時間，我離開他(弟弟王天樂)幾乎不能獨立生活，經常像個白癡或沒經世面的小孩一樣跟在他后邊。我看見，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聰敏。我常暗自噙著淚水，一再問自己：你為什么要這樣?你怎么搞成了這個樣子?”
“現在，身處異鄉這孤獨的地方，又見雨雪紛紛，兩眼便忍不住熱辣辣的。無限傷感。歲月流逝，物是人非，無限美好的過去再也不能喚回了。”
路遙寫道，“我的難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棄常人的生活。……在這昏暗的房間里像被拋棄了似的龜縮在桌前，毫無意識之中，眼睛就不由得潮濕起來。”
路遙寫道，“我看見，死亡的陰影正從天邊鋪過來。我懷著無限驚訝凝視著這一片陰云。”
“但是，我對命運的無情只有悲傷和感嘆。
“是的，這是命運。”
我不是要把路遙的形象，用他的文字，選擇性地摘錄與連綴，成為一個變形的形象，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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