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路遙《平凡的世界》評析　　

路遙的三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它的寫作準備期是1982－1985年；從1985－1988年，整部小說創作完成；1989年10月，中國文聯出版社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小說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是陜西省黃土高原中的貧困山區，時間從1975－1985年。小說以雙水村1979年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前后的變化為敘事中心，以點帶面地展現了村子所在的鄉（石圪節鄉）、縣（原西縣）、地區（黃原），乃至全省（陜西）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變遷。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偉大的史詩，它生動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改革開放是怎樣地改變了自1949年以來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今天，改革開放已過去三十年。三十年來，國家的一切成就和教訓，我們都可以從這部小說中找到根源。　　

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75—1978年貧困山區農村的基本情況　　

（一）、1975－197８年雙水村的經濟狀況　　

雙水村位于土地貧瘠的山區，在1975年，還是典型的農業村。村子沒有副業，沒有工業，只有一個棗樹林，每年打的棗子分給村民。土地屬集體所有，以生產隊（雙水村有兩個生產隊）為基本單位進行生產。農戶分有自留地，家里可以養豬、雞等家畜家禽。村民的大部分精力花在集體勞動上，他們的收入也主要來自集體分配；家庭經濟只是集體經濟的一種補充，因為家庭經濟而耽誤集體勞動是不允許的。　　

村民在生產隊的勞動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農忙時節的耕種收獲；另一部分是農閑時，生產隊來組織擴大耕地面積，或者興修水利、改造土壤，總之，就是設法增加糧食產量。　　

除了在生產隊勞動，村民還要參加上級單位組織的公共勞動。小說開頭就寫到石圪節公社組織各村的勞動力進行農田基本建設，——把雙水村的山地改造成梯田。書中還有這樣的敘述：“遼闊的黃土高原在凜冽的寒風中進入了一九七六年。……在這樣嚴寒的日子里，農村的男女勞動者誰也別想呆在自己的熱炕頭上。……到處都擺開了農田基建的戰場。……到處都在打壩，修梯田，墊河灘……”（第一部243、244頁）參加公共勞動的村民要記工分，——這工分記在本生產隊，和在生產隊勞動所得的工分混在一起，將來進行統一分配。從這點看，村民參加公共勞動，是帶有義務性質的，——一般來說工地上會管飯，有的會有極少的一點補助金。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農民，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那就是整年都不閑著，活兒干不完。真累人啊！　　

可是，整年不停歇地勞動，雙水村的村民收入卻不多。路遙寫道：“生產隊一年打下的那點糧食，‘兼顧’了國家和集體以外，到社員頭上就實在沒有多少了。試想一想，一個滿年出山的莊稼人，一天還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糧，叫他們怎樣活下去呢？”（第一部121頁）我們知道，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國家工作的核心之一是實現工業化，實現的措施中不可避免地選擇了“農業補貼工業”這一條。也就是說，農民要把他們生產的糧食中相當一部分交給國家，卻不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在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民作出的犧牲是巨大的。另外，雙水村土地貧瘠，集體副業、工業也沒有出現（文革中間有些農村已有了社隊企業——縣、鎮、村辦的集體企業）。多種原因造成了雙水村農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它是貧困地區農村的一個代表。這里，我們必須明白，它只是貧困地區農村的代表，而不是全中國農村的代表。路遙寫道：“展現在眼前的這幾百里綠色平原，當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這塊肥得流油的土地，……中間一點‘白菜心’，周圍全是‘菜幫子’，……南北廣大山區的千百萬人，連起碼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第二部004頁）可見，當時的中國是有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存在的。這里，我們只談貧困地區的代表雙水村。　　

雙水村就有一些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孫玉厚家就是村里光景最“爛包”的一戶。1975年，孫玉厚52歲。他的二兒子孫少平是這樣看待這個家庭的：“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癱在炕上；父母親也一大把歲數，老胳膊老腿兒的，掙不了幾個工分；妹妹（蘭香）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蘭花）又尋了個不務正的丈夫（王滿銀），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頓沒下頓，還要他們家接濟一點救命的糧食……家里實際上只有大哥（孫少安）一個全勞力……這么幾口人，父親和哥哥兩個人勞動……”（第一部008頁）這時，17歲的孫少平正在縣里上高中，“每頓飯只能啃兩個高粱面饃。按照他的飯量，他一頓至少需要四五個這樣的黑家伙。現在這一點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餓死罷了。”（第一部007頁）在孫玉厚眼里，他的家庭是這樣：“全家一眼土窯，他老兩口和快八十歲的老母親住著；少安就在窯旁邊戳了個小土窩窩安身。兩個念書的娃娃星期六回來，只好到河對面金俊海家里借宿。沒力氣再打幾孔土窯洞啊！……如果父子倆因為打窯誤了冬工，一年下來又要出錢糧。再說，就是鉆下兩個土洞子，做門窗的錢又從哪里來？”（第一部035頁）孫玉厚家的經濟狀況就是這么差。　　

但是，村里面有些人家的生活條件不錯。比如大隊副書記金俊山家，“兒子金成高中畢業，在村里教小學，……女兒金芳出嫁到米家鎮，女婿是個手藝人，光景很殷實，……一年四季一家人有吃有穿有錢花，……”（第一部058頁）村里的教師“兩個假期不算，一年就能掙二千六百工分，公社一個月還補助六塊錢呢！要是假期里出工勞動，隊里還單另給記工分。這樣下來，一年比一個最好的勞力都掙得多！”（第一部338頁）還有金俊海家，他家經濟條件好的原因是金俊海是地區運輸公司的汽車司機，吃的是公家飯。他家里四口人，老婆和兩個孩子都在村里，孩子都上著學。大隊書記田福堂家庭條件也好，一來擔任書記，工分不少；另外，女兒潤葉在縣城是公辦教師。弟弟田福軍是縣革委會副主任。村里面錢最寬裕的是公派教師姚淑芳和她在縣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的丈夫金光明。從這里看，村子里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大都是有農業以外的收入。　　

（二）、1975－197８年雙水村所處的社會環境　　

１、縣、公社（即鄉）、大隊（即村）三級干部的思想狀況　　

小說提到了縣鄉干部中的思想分歧，這種分歧主要表現在怎樣對待社會上出現的有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活動。當時在公社一級，出現了武裝的“民兵小分隊”，這個組織的一個主要工作是搞階級斗爭。他們在集市上沒收農民的豬肉、糧食和一切當時禁賣的東西（比如豬肉，只能賣給國家，不能私自出售）。他們把農村擴大了幾尺自留地或犯了點其他“資本主義”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賭徒等，集中到公社的農田基建會戰工地上，強制這些人接受‘勞教’。被‘勞教’的人不給記工分，自帶口糧、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兒。柳岔鄉副主任劉志祥說：“其實照我看，都是些雞毛蒜皮事！有的農民冬天沒錢做棉衣，把口糧拿到黑市上賣了幾個錢；有的是做了點小生意；還有的是對現在的某種政策不滿意，發了幾句牢騷……周主任（周文龍，柳岔公社主任）說這都是嚴重的階級斗爭，就把這些人拉到公社農田基建會戰工地上勞教……”（第一部247頁）石圪節鄉主任白明川再說：“……比如，高家灣高廷亮，只是耕自留地時多占了隊里的兩鏵，糾正過來，在生產隊做個檢查就行了，也拉來勞教……”對這種意見，副主任徐治功這樣反駁：“兩鏵地實際上是個路線問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白明川對曰：“毛主席是說過這話。但毛主席沒有讓咱們動不動就‘勞教’農民嘛！”徐治功：“這不是我的發明！這是縣上馮世寬主任的政策。你覺得馮主任不對，你到上面另討個指示來，我徐治功照辦！”白明川說：“咱們不是說不搞階級斗爭，但不能光一個‘狠’字，還要‘穩、準’。牛家溝這婦女，不就是為一棵花椒樹被隊里沒收了，罵了幾句大隊書記嗎？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就行了，但不能損躪身體嘛！那么重的活，別說一個婦女，好后生都夠受！現在弄得大出血，萬一死了怎么辦？夠不夠死罪？給家里人怎交待？”（第一部111、112頁）縣革委會副主任田福軍知道了‘勞教’的事后，很惱怒，發出指示：“……把被勞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隊撤回來……”另一位縣革委會副主任張有智說：“再不準搞這些名堂！農民有點錯誤，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248、250頁）　　

表面看來，干部們都反對搞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分歧在于怎樣處理犯錯誤的人。縣革委會主任馮世寬和柳岔鄉主任周文龍等主張嚴厲打擊；而縣革委會副主任田福軍、石圪節鄉主任白明川等則主張用和風細雨式的思想教育的方式。這種分歧事實上表現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對國家前途的影響的不同認識。馮世寬認為，這種活動會影響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而田福軍則不這樣認為。事實上，田福軍認為農民受窮的原因正是“公有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農民的吃飯問題。現在看來，沒有大的政策變化，這問題照樣解決不了。”“……農村貧困的局面依然如舊。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建國已經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經二十年了，我們不但沒有使農民富起來，反而連吃飯都成了問題……”（350、352、414頁）田福軍所謂的“從根本上解決”，實際上就是廢除人民公社和公有制，搞“單干”。所以在1977年，當孫少安向上級部門提出要學習安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田福軍立即表示支持。到1979年，田福軍就成了黃原地區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鋒”。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來，分歧的雙方并不都完全正確。馮世寬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堅決，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由于各種原因，老百姓生活艱難，不得不搞了一點資本主義，對這種問題，性質可以看得嚴重，但處理上不該太嚴厲。而田福軍同情老百姓，這是對的，但他對社會主義缺乏認識，單純地把農民吃不飽飯的原因歸結為“公有制”，則是錯誤的。　　

總之，由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時間短，經驗少，各級干部的思想都有局限，工作中出現一些失誤，這是難免的。另外，雖然中國已經進行了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但幾千年來的私有文化對人們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又由于生產發展水平的限制，要在短短幾十年中徹底剔除人們的私心，是不可能的。這種私心在干部中有，在老百姓中也很普遍。　　

比如馮世寬。中央的老首長“高老”要來原西縣調研，其中有項安排是召集農村的老紅軍、老赤衛隊員開座談會。這些人員中有些人生活比較艱難，馮世寬就怕座談會開成訴苦會，自己下不來臺。于是就想給這些老紅軍、老赤衛隊員做做工作，讓他們往好里說。這件事說明，馮世寬的思想也是有問題的，不能正確看待社會主義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另外也有私心。周文龍，雖然干工作勁頭大，對資本主義思想斗爭也堅決，但書中提到他父親在公社食堂白吃白喝。周文龍應該知道這件事，卻沒有堅決制止。　　

田福軍，對老百姓充滿同情心，但在釋放柳岔公社在農田基建工地上“勞教”的農民時，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并且不與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龍打招呼，有以勢壓人的嫌疑，這事做得欠妥。另外，在為侄女田潤葉安排工作上，也走了后門。　　

縣革委會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在工作上原本是支持馮世寬的，但因為他想和田福軍攀親戚，——讓田潤葉做他的兒媳婦，在縣委會上需要他表態的時候，就裝牙疼不表態。　　

石圪節公社副主任徐治功，私心比較重。書中提到，他原本是縣農業局的一般干部，家屬都在縣城，不愿到條件差的石圪節公社來，但因為官職升了，就硬著頭皮來上了任。一上任就想著要盡快干出點名堂，好早點調回縣城。另外，在處理田福堂犯錯誤的問題上，也表現出私心。就因為田福堂是田福軍的哥哥，所以對田福堂處理地就輕了。　　

作為雙水村支書的田福堂，有能力領導村民搞建設，村民也擁護他當支書，但他的思想很需要改造。比如權力欲強，總是怕村里其他人威望超過他，以至于當他的潛在對手家里發生點災禍，還會幸災樂禍。另外，當他兒子田潤生高中畢業回鄉后，“說心里話，他舍不得讓潤生出山受苦。他自己都好多年沒參加什么勞動了，怎忍心讓兒子去受這罪？當然，他是書記，要忙著做工作，不勞動別人也不能說什么。可他的兒子也不勞動，這就說不過去了。不勞動不行嘛！這倒不是說為了那幾個工分——那點工分能值幾個錢？……問題是以后有個工作和學習機會，大隊推薦時，潤生不參加勞動，不好往過通！就是眾人因為他田福堂的面子，同意把大隊公章蓋在推薦表上，還有上面的機關哩！而村里有些人說不定當面舉拳頭贊成，背后馬上就跑到上面告狀去了。再說，假如給雙水村來一個名額呢？那人家孫玉厚的娃娃勞動好，當然輪人家娃娃去……”（333頁）另外，福堂身上還有地方本位主義的毛病：地區出現嚴重的旱災，雙水村旱情嚴重。東拉河在雙水村流過，但壩里存水太少，已用完了。為了解決旱情，田福堂就和幾個村干部合謀，指揮村民偷偷扒開了東拉河上游村子的攔水壩。由于組織不得力，不僅沒能解決旱情，反而給幾個村子造成重大損失。再次，田福堂在兒女婚姻上“門當戶對”的觀念很嚴重，——當然這不是他一個人獨有的毛病，——他看到女兒潤葉和家庭狀況那么差的孫少安有談戀愛的可能時，怒不可遏。他聽兒子說要和一個寡婦結婚時，氣地要發瘋。　　

２、農民的思想狀況　　

在《平凡的世界》這部書中，農民遠遠沒有擺脫私有文化的影響，所以程度不同地有私心，等級觀念也較嚴重。在雙水村，這首先就表現在封建戶族觀念上。雙水村主要有兩大戶人家，金家和田家。金家多住在金家灣，田家多住在田家圪旯（此字原文為左邊一個“土”字旁，右邊一個“勞”字）。在舊社會，金家一直是雙水村的主宰，土改時，金家一家定為地主，兩家定為富農，一部分是中農，大部分是貧下中農成份。而田家在舊社會大都是村里的窮人。這樣，在土改中，兩個家族就發生了矛盾。新社會幾十年，雖然人際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戶族間的矛盾，平時總還模模糊糊地存在著。有的時候，這種矛盾還相當尖銳。在新社會，田家在村里占了上風，田福堂是村支部書記。金家的許多人成份不好，平時盡量克制，也不過分咋唬。但這族人中，也不乏幾條漢子，常常曲里拐彎地向田福堂挑戰。二隊隊長金俊武（雙水村分兩個生產隊，田家圪旯是一隊，隊長孫少安；金家灣是二隊）就是其中一位。金俊山由于參加過解放戰爭，并且入了黨，在村里擔任副書記。　　

書中表現農民舊思想的地方很多。　　

孫少平在縣上讀高中時，受潤葉邀請到田福軍家吃飯，“他想到他穿這么一身破爛衣服，要跑到尊貴的縣領導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陣陣心跳耳熱。”（17頁）他在班上做“勞動干事”，每次勞動分勞動工具時，“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給郝紅梅”。——因為他和郝紅梅關系比較好。孫玉厚認為，“古今中外，世界說來說去，總是識字人的天下。”（52頁）孫玉厚的弟弟孫玉亭在農田基建大會戰上任副總指揮，“做飯的人都巴結他，碗里的肥肉明顯比別人多”。（55頁）孫少安的姐夫王滿銀被抓到工地上“勞教”，孫少安就通過潤葉找到田福軍幫忙，放了王滿銀。孫玉厚與田福堂在舊社會都給富人家攬過工，因此解放初兩家的關系相當親密。田福堂做了支書，家里光景好了之后，和孫玉厚家的關系就疏遠了。村里養豬往公社交的時候，農民害怕豬斤稱不夠，就千方百計賄賂收購豬的人，收豬的人就給自己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快。（165頁）　　

以上談到干部和農民的思想局限性，決不是在單純地批判他們。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兩點：1、人們有私心和等級觀念，這是很正常的。一來是受幾千年的私有文化的影響；二來，人身上都有點動物性，生來都是自私的。后天教育就是要控制乃至消除這種自私性。雖然新中國建立了以公有制有基礎的經濟制度，但舊文化對人們思想的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這種思想的改造需要很長時間。2、這種改造單靠說教是不夠的，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生產力越發達，物質產品越豐富，這種改造就越容易。思想改造須和生產結合起來。　　

３、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　　

書中表現出的資產階級法權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所導致的貧富不均；二是政府干部享有特權，也就是把公共權力私有化，以權謀私。　　

小說一開頭，寫的就是縣立高中學生的伙食狀況：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條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饞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錢；乙菜其他內容都一樣，只是沒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錢；丙菜，清水煮白蘿卜，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幾點辣子油花，每份五分錢。甲菜和丙菜分別用小臉盆盛一點，乙菜最多（這說明有貧富不均的現象，但多數人的狀況差不多）。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饃，玉米面饃，高粱面饃；白、黃、黑，顏色就表明了一種差別；學生們戲稱歐洲、亞洲、非洲。　　

工人和干部的收入都高于農民，雙水村民辦教師的收入也比普通農民好。田福軍的岳父徐國強是位退休干部，他養了一只貓，“這嬌東西一天好吃好喝。”（295頁）徐國強老人在田福軍家過六十五大壽的時候，縣革委會副書記李登云送來了蛋糕，“這蛋糕是我專門吩咐向前從省城里買的，名字就叫個‘生日蛋糕’。聽說外國人過生日就興吃這個，還在上面點蠟哩……”“田福軍一家人都站起來，男的白酒，女的紅酒，都逐個和徐國強碰了杯，然后一飲而盡。”“這季節，還沒什么青菜，桌子上大部分是肉食。”（97、98）　　

可見，在1975－197８年間，社會上是有貧富差距的。這種差距主要表現為“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這種現象的存在，除了由于當時國家建設的重點是工業以外，分配制度應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國家分配給農村的財富太少，農民的收入過低。如果條件允許，改革一下分配制度的話，農民的生活一定會好一點。就像毛主席在1956年所講的：“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里多了二百億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共產黨真是好’了。”（《論十大關系》）可見國家的分配制度對人民生活有很大影響。　　

一個農業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需要農業補貼工業，農民的生活必然苦，比不上工人；但隨著工業的發展，隨著工業化程度逐步提高，國家的財富分配制度也應該發生變化，農業對工業的補貼應越來越少，最終當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之后，國家在分配制度上就要轉化為工業補貼農業，也只有這樣，農業才能得到發展。　　

我國的農民，在建國之后的三十年中，生活水平一直不高，有的甚至溫飽都沒有解決。為了增產糧食，為了支援工業，農民在生活條件那么低的情況下（當然是在逐步好轉，只是速度慢），常年辛勞，很少有休息時間。他們的勞動強度是超過了工人的，更不要說干部。但他們卻是收入最低的群體，生活最差的群體，社會地位最低的群體。經濟地位的低下，影響了他們做人的尊嚴。而一個人活在世上，并不只為了吃飯，尊嚴才是支撐一個活下去的根本力量。思想教育當然會起到作用，國家也應該教育農民，——建設社會主義要有大公無私的精神。但如果這種精神不能為他們帶來做人的尊嚴，他們是不可能長期保持這種精神的。而經濟地位是尊嚴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所以，到1975年，孫玉厚“在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灑干了，家里的光景還是像篩子一樣到處是窟窿眼”。（34）以至于弟弟孫玉亭讓他去參加村里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的會議時，他說：“我不去，不勞動不行，不開會還不行？”（51）他的兒子孫少安則認為“現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樣，因此誰都不出力，結果一年下來都受窮！”（408）很多人回憶，在70年代中后期，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降低了。這顯然和他們長期辛苦卻得不到相應的經濟補償是有關系的。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降低，這是一個很需要重視的問題。因為如果任這種狀況持續下去，那農業是沒辦法搞的。這里，我們應該看出來，農民積極性降低的原因是：他們再怎么努力也無法改變貧窮的面貌。這個和集體勞動沒有關系，如果集體勞動可以使他們富裕，他們當然會保持積極性。就像某些在人民公社時期經濟條件好的地方，人民并不愿意單干。所以，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高低和集體勞動還是單干沒有直接關系。　　

在這種時候，除了進一步發展生產之外，分配制度上向農民傾斜應該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上面談了貧富不均的問題。下面我們來看看政府干部將公共權力私有化的現象。　　

田福軍為自己的侄女潤葉安排工作。　　

孫少平的高中同學郝紅梅和顧養民談朋友。郝紅梅高中畢業回農村后，“她知道，她不會在農村呆很長時間的。養民的父母親都是黃原地區像樣的人物，他們怎么能讓他們的兒媳婦在農村勞動呢？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在黃原給她找工作！”（324）　　

李登云兒子在結婚的時候，“為了排場，李登云動用了全縣所有三輛吉普車中的兩輛——當時吉普車就是縣上最高級的車，……”（302）　　

這些現象說明，以權謀私的現象當時是存在的，但應該說不太嚴重。比如田福堂就不敢讓兒子隨便不參加隊里的勞動。其原因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也與國家制度有明確的關系，尤其是經濟制度。公有制的經濟模式對腐敗等“損公肥私”的行為天然具有強大的約束作用。因為所有人都是財富的主人，他們對公有財富天然地關心。這就會使損公肥私的行為有很大的被揭穿的風險。所以，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在干部中間不正之風雖有，卻是被限制在較小的范圍內。黨內監督和民眾對干部的監督都是有效的。但是這絕不是說這種輕微的腐敗可以任其存在，不加治理。　　

（三）、1975—197８年改變雙水村貧困面貌的方法設想　　

    雙水村貧困的原因，根據前面的內容可以總結為三點。一，土地貧瘠，自然條件差；二，大多數村民只有農業收入，沒有副業、工商業收入；三、和國家工業化的國策以及分配制度有關。根據這三點，要改變村民的貧困狀況，或許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一，改變雙水村純粹依賴農業的經濟模式，像同期全國很多農村地區一樣，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辦社隊企業（公社和村級單位辦的集體企業）。讓更多的農民從事工業建設，這樣一定能增加農民收入。同時，還應因地制宜地發展副業。　　

二，就是上面提到的，國家可以從改革分配制度上給農民增加收益。就像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上講的“糧食統購價格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的時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類、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也要分別情況，逐步作相應的提高。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農用塑料等農用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0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處基本上給農民”。這種政策就是通過分配制度的改革給農民增加收益。　　

不論是從實際的經驗中還是路遙的這部小說中，我們都看不出來農民生活貧困的原因是“公有制”。70年代中后期，有些地方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降低了，但在此之前農民生產積極性高的時候，他們的生活也是貧困的啊！如果不改變國家的農村政策，即使在70年代中后期農民有生產積極性，生活依然會難以改觀。至于小說中作者借田福軍之口列出的一系列數字，需要認真分析。數字是這樣：“一九五三年全縣人均生產糧九百斤；而去年（一九七六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間，有十六個年頭社員平均口糧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個大隊、四萬一千多人，占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人均生產油品九斤二兩，去年下降為一斤九兩……每戶平均現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414）從這組數字看，農民的生活水平在整體趨勢上是下降了，甚至不如一九四九年，這太令人震驚。如果情況屬實，這個地區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確實需要總結，其原因絕對不會是一個“公有制”造成的。因為就全國的情況看，建國后農業生產是在不斷發展的。《中國農業年鑒1980》中有一張《全國農業總產值各個時期增長情況》的表格，所列數據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其中1949年—1979年的數據是這樣：時期增長額1156.2億元；年平均增長額38.54億元；時期增長幅度270.1%；年平均增長幅度4.46%。另一張表格是《全國棉花總產量各個時期的增長情況》，其中顯示1949年—1979年之間，時期增長數量3525.9萬擔；年平均增長數量117.5萬擔；時期增長幅度396.7%；年平均增長幅度5.5%。還有一張表格是《全國油料總產量各個時期的增長情況》，其中油料作物不包括木本油料和棉籽油。表中顯示：1949年—1979年，時期增長數量7743.9萬擔；年平均增長數量258.1萬擔；時期增長幅度151.0%；年平均增長幅度3.1%。在《中國統計年鑒1981》中有一張《全國農業總產值指數》的表格，這張表以1952年為100，按可比價格計算。其中數字是這樣：1949年全國農業總產值的指數是67.3；1952年是100.0；1957年124.8;1962年100.0；1965年137.1；1978年229.6；1979年249.4；1980年256.1；1981年270.7。　　

以上我們分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內容，了解了書中所描述的陜西一貧困山區的基本社會狀況。下面做一小結。　　

經濟上：該地區實行的是公有制經濟。縣、鄉、村各級干部和廣大農民為發展地區經濟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多種因素導致農民生活水平低。文化上：一部分人——主要是干部——有初步的社會主義覺悟，但還不夠。大多數人受私有文化的影響很深。展望未來：經濟上需要改革，思想改造任重而道遠，兩者應并舉，不可偏廢。　　

二、《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1979—1985年，改革之后貧困山區的變化　　

（一）、改革勢在必行　　

農民搞社會主義建設（經濟上以公有制為基礎）二十年了，付出了那么大的勞力，生活狀況依然不好。這說明國家的政策是需要改革的。“時移事移，變法宜矣”，社會在發展，改革就永遠不能停止。另外，70年代國際環境的變化（以72年中美關系緩和為標志），以及城市工業生產中出現的新問題（工人在生產中主人翁責任感有所降低為主要表現之一，這直接影響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都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了新情況、新課題。怎樣通過制度建設（也可以叫改革），采取一些新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使工農業生產繼續發展，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是國家面臨的當務之急。75年，鄧小平同志就在工業陣線上進行過改革。　　

70年代，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較高，所以他們對改革的要求不強烈。而在廣大農村，貧困農民改變現狀的愿望是很強烈的。這就決定了新的改革必然先從農村開始。這是一場事關中國80%人口的命運的改革，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時間只有二十多年，其經驗不多。大多數國家干部對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本質認識都不夠深入，這一點前面我們已經提及。單干思想一直在中央高層存在著。80年前后，中央很多高官到西方國家參觀學習，看到西方國家人民物質生活那么好，就認為唯一的原因是“他們搞了私有制”。中國的改革理論正是建立在這種片面認識上。　　

認識世界并不容易，怎樣搞好公有制經濟則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相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是門年輕的學科。我們應該一邊實踐，一邊去認識它，這尤其需要領導干部付出極大的精力。但是，在70年代末，當公有制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人們解決困難的方法竟然是放棄公有制，走私有經濟的道路！　　

改革就這樣開始了！這事實上不能稱為改革，這是一場革命，生產方式的革命！　　

（二）、雙水村的變化　　

1、包產到戶對村民物質生活的影響　　

1979年，雙水村的土改運動開始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場土改運動是在爭論中進行的，大約決策者也感覺到如果一下子將集體土地包產到戶有點突然，所以在很多地方先搞了個幾戶聯產承包的責任制，就是一個生產隊分成若干個責任組，每個責任組由幾戶人家組成，以責任組為單位承包集體的生產資料。雙水村孫少安任隊長的第一生產隊就是這樣搞的。一般一個責任組四五戶人家，大都是父子（分了家的）或親近的門中人在一塊。但一開始就出現了問題，——沒有人愿意和村支書田福堂結伙，因為他家里勞動力弱，孫少安的叔叔孫玉亭也遇到了同樣問題。但因為都是鄉親，農民也不愿再干大集體，每戶也都入了組，——責任組還屬于集體性質，只是比生產隊規模小了點。到1980年，責任組也解散了，雙水村實現了包產到戶，一家一戶成了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下提高了！糧食的畝產量也提高了。國家在征收糧食上對農民也給予許多優惠政策，于是，大多數人家不缺糧了。這對于雙水村農民來說，實在是一件大好事。但問題也隨之出現了。　　

“一半的學生不再上學，回家來幫父母親種地。一家一戶勞動，既要忙農活，還要管牲口和放羊，誰家都感到人手緊缺呀！”（第二部85頁）——集體的時候，生產隊的牲口由飼養員集體管理，一個人就夠。　　

勞動力弱的人家，在種地上犯了難，比如田福堂家，孫玉亭家；有些人家甚至因此過得還不如大集體時候，比如村民劉玉升家。劉玉升眼看著過不下去，最終在一天夜里，發出震驚鄉鄰的幾聲嚎叫后，第二天，就宣布自己成了一名“神漢”。從此，通過大搞封建迷信給人“看病”來養家糊口。過去在“破四舊”活動中消失的封建迷信，從此又在農村出現了，并且愈演愈烈。都單干了，個人顧個人，誰又能保證自己沒病沒災，永遠發達，于是，只好求神靈保佑了。這可美了劉玉升，幾年之后他就成了雙水村第一個把電視機搬到家的“能人”。　　

雙水村的半腦殼憨牛也沒人管了。這是一個傻子，沒爹沒媽，過去由集體管他的生活。　　

到1982年，雙水村“大部分人再不為吃飯而熬煎了……玉米面饃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可是，隨之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況。最突出的問題是大部分人缺錢花。……糧食要高產，當然上化肥最足勁！可買化肥需要錢——一年兩料莊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另外，市場一開放，洪水一樣泛濫的各種東西也惹人眼饞。旁的不說，石圪節街上一排排花花綠綠的時髦衣裳，兒女媳婦們趕集上想買一身，你不給錢行嗎？……莊稼人不得不又把囤里積攢下的糧食，扛到石圪節的自由市場上去賣掉……無論如何，只靠在石圪節街上去賣一點糧食、土豆、旱煙葉，或靠一年出售一頭老婆喂養的肥豬，就想把光景日月過好，那實在是妄想！這一點收入，通常連化肥都買不回來！……”（第三部33、34頁）　　

總之，由于多種原因，包產到戶后，大多數農民在土地上得到了比過去多的利益。糧種的推廣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就是兩個原因。農民勞動積極性的提高也是原因之一。不過，這并沒有讓農民富起來。溫飽解決之后，農民怎樣才能富起來呢？　　

2、貧富分化的出現　　

包產到戶后，農民不至于餓肚子了。但如果想讓生活水平再提高一點，比如買件過去沒穿過的質量好點的衣裳，那就得動用口糧。1982年，“雙水村所有人家的情況，少安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雖然不再愁吃飯，但另外的發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這世事，手頭沒兩個錢，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說，化肥買不回來，莊稼就種不進去，村里人多口重的幾家人，光景實際上還不如大集體時那陣兒。……事實上，農村貧富兩極正在迅速地拉開距離。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也是中國未來長遠面臨的最大問題，政治家們將要為此而受到嚴峻的考驗。……眼下貧困的人怎么辦？辦法不很多。吃救濟款嗎？現在石圪節全鄉一年的救濟款才三百元，人均只有幾分錢！……再過幾年，雙水村說不定有人能起樓蓋房，而有的人還得出去討吃要飯！誰來關心這些日子過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領導都忙著自己發家致富，誰再有心思管這些事呢？”過去的老飼養員田五來找孫少安，“少安，你拉扯我們一把呀！要不，我們連一點量鹽買油的錢也沒有……”（第三部41、42、43頁）　　

孫少安是村里第一個發達起來的人。他致富靠的不是土地。　　

孫少安的第一桶金是這樣得來的：1979年秋忙過后，他買了頭騾子，給建筑工地拉磚。一個秋冬時間，他賺了二千五百塊錢。村民們非常羨慕。1980年，他又辦了個磚瓦廠，錢來的更多了。　　

村副書記金俊山，靠著養奶羊和奶牛發了家；金光亮靠養蜜蜂發了家；馬來花天天在公路上賣茶飯賺錢；金俊武和縣林業站簽合同育樹苗、賣樹苗；金家戶族里還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在外做活；還有人跑到原西和黃原搞了營業執照，賣起了風味小吃；田海民辦了個養魚場；劉玉升靠裝神弄鬼的把戲發了大財，還收了個徒弟。　　

雙水村的大多數農民，還只會在土里刨食吃。他們的日子緊巴巴的。看著村里別人發財，“他們委實窮得心慌啊……”（第三部36頁）這些人沒有做生意的心計。可他們總得找幾個活錢兒啊！要不然怎么買化肥，給兒女買衣裳？　　

他們只好走上了這條路，——做雇傭工人。他們找到孫少安，找到田海民，要給他們打工。　　

雙水村的變化在中國的農村是有代表性的。這種變化充分說明，對農村影響最大的不是包產到戶，而是國家放開了市場，允許農民私人經營副業、工商業。富起來的人沒有一個是因為包產到戶，而是因為他們會念生意經。只守著包產到戶分到的幾畝地的人，成了窮人，不得不以雇傭勞動的方式給自己增加收入。　　

包產到戶之后，沒有公共工程了，——不用修水庫了，不用修梯田了。一年時間里幾個月的農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干啥，——有的人做生意發大財，有的人成了雇傭勞動者。　　

（三）、孫少安的發家之路　　

小說《平凡的世界》一書的中心人物是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倆。小說以兩人的經歷為線索，展現了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的變遷。孫少安的人生體現了改革開放后私營經濟如何崛起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改革開放的一些基本特征。　　

1979年，包產到戶的第一個秋忙后，“莊稼人多少年來破天荒第一次消閑了”（第二部54頁）。孫安的妻子疼愛丈夫，就說：“……一年四季沒明沒黑在地里操磨，你也歇息上一天，到集上去散散心。”（54頁）然后，孫少安就在石圪節的集上遇到了他的同學劉根民，——劉根民現在是石圪節公社的副主任。劉根民告訴他有個建筑工地上要找人拉磚。這樣，孫少安私營經濟的大幕就要拉開了。可這幕布不能赤手空拳地拉開，孫少安說：“架子車好搞，現在有包產到戶的隊，當年搞農田基建隊的架子車有折價賣給個人的，大概不到一百元就能買輛好的。問題是要買頭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騾子的話，沒一千來塊錢是買不到手的……這事恐怕我做不成……”劉根民說：“你干脆向公社信用社貸點款，個人再轉借上一點錢，買個騾子！……”（57頁）孫少安問：“信用社能給我貸一千塊錢嗎？”劉根民幫了他的忙，“不行啊！公社已做了決定，即使是特殊情況，一次最多也只能貸七百元，還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領導批準哩。一般人一次只能貸一二百塊。當然我會按特殊情況對待你。這也不算走后門，我是在規定范圍內辦事……”（58）這樣，劉根民向孫少安提供了拉開發家大幕的資本。孫少安又向老丈人借了幾百塊，就承包了拉磚的生意。孫少安開始拉磚后，又遇到了新問題，那就是牲口料不好買（要在縣糧食加工廠買）。可他又遇到了貴人，——原石圪鄉主任白明川，現在調到黃原市當副書記了，幫了他的忙。“他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四五回都買不出來啊！”（69頁）在兩個貴人的幫助下，一個秋冬，孫少安賺了2500塊錢。　　

第二步：1980年，孫少安用這2500塊錢做資本辦了個磚瓦窯，家里人手不夠，就雇了沒人管、沒吃沒穿的半腦殼憨牛當了工人。“憨牛力大無比，還專愛干重活，擔水，和泥，從早到晚像牲畜一樣，除過干活，連句話也不說。只是他飯量大了一點，一個人幾乎吃兩個人的；但算算賬，用這個勞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142頁）孫少安的生意很好，成了村里的首富。　　

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帶來了社會文化的變化。“整個中國似乎變成了一個大建筑工地。在這樣的形勢下，各種建筑材料都成了熱門貨。木材在漲價，鋼材在漲價，而磚瓦一直供不應求！尤其是寶貴的鋼材，就像困難時期的營養品一樣，受到了嚴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緊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種后門洞開，許多環節上都有不法之徒大發橫財——報紙上不時報道有貪財的官員鋃鐺入獄！”（320）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少安碰上了柳岔公社的一個“冒尖戶”胡永合。胡永合是地委副書記高鳳閣的表兄弟，靠長途販運發了家。這個改革開放的新貴給孫少安做了如何適應改革開放大氣候的“啟蒙”。過去，孫少安是按市場通行價賣磚，“胡永合告訴他，現在的買賣人沒他這號瓷腦！他教導孫少安說：腦筋放活些！你把買方的人請到食堂吃上一頓，每塊磚就能多賣一二厘錢！……打這以后，孫少安就‘靈性’多了。按胡永合的教導試了一回，果真靈驗——原來一塊磚最多賣三分八厘錢，這次賣了三分九厘。……作為一個本分農民，起先這樣做的時候，他心里總有點七上八下，很不踏實。后來他才知道，你不這樣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僅不在乎這種請客送禮，而且還主動暗示或直截了當要你‘出血’。這種‘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都不怕，一個農民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一個可悲的事實是，許多土頭土腦的農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職部門的不正之風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為，才使他們成為‘熟練的’生意人。他們提著黑人造革皮包，帶著好煙好酒，從鄉下來到城里，看起來動作遲笨，一臉忠厚，但精明地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打開的‘缺口’。/但和胡永合這樣的生意人相比，孫少安在這方面仍然沒有開什么大竅。他只會請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頓飯……”（321）　　

第三步：1982年，孫少安決定擴大磚場的規模。“當然，首先是資金問題。少安估算了一下，……少說也還得另籌借一萬塊錢。這只能向公家貸款。”（第三部44頁）“孫少安心急火燎地去找他的同學劉根民。/根民現在是石圪節鄉的鄉長，手中握有大權。/這么大數字的款項，鄉信用社無權批準，得要上報縣農業銀行。根民說他可以給周文龍縣長掛個電話，讓周縣長在縣農業銀行通融一下。”（94頁）孫少平在村委開了貸款申請書交到鄉信用社。“鄉信用社的信貸員告訴他，劉鄉長已給他們打過招呼，因此他們雖然沒有按規定去他那里調查，就寫好了可行性報告。當然，這要上報縣農業銀行。……按往常，縣農行的審批少說也得半月二十天。/可是剛過三天，石圪節的信貸員就跑來說，他申請的貸款縣農行已經批復了。信貸員驚訝地對孫少安說：自他當信貸員以來，縣農行還沒有這么快就批復這么大宗的貸款！/孫少安心里明白，是根民給周縣長打了電話，才能如此迅速地解決了他的問題。現在這社會，即使辦正經事，也得走旁門拐道！”（95）　　

磚廠開張后，孫少安一下子就雇用了村中三十幾號人馬，這些人都是雙水村的‘窮人’。這時，叔叔孫玉亭為他出謀劃策：　　

“他對少安說：‘目前報紙上正宣傳幫窮扶貧的萬元戶哩！你比他們報紙上宣傳的那些人都突出！因此，你要叫人知道你的光榮事跡哩！’　　

“‘怎？咱自己給報紙上寫稿子表揚自己？’少安笑著對一本正經的二爸說。　　

‘“還要咱自己寫哩？只要你鬧騰一番，他上面的人搶著報道哩！’孫玉亭嘴一撇，驚奇辦大事業的侄兒竟然如此缺乏政治頭腦。　　

“‘你說怎么鬧騰哩？’少安仍不明白他二爸的意思。　　

“‘嗨！這有什么難的？你干脆弄個隆重的點火儀式，給鄉上和縣上的機關發出請帖，讓他們來參加……錢是小事，關鍵是政治影響！……　　

“他（孫少安）又盤算，人家上面的干部會不會接受他一個老百姓的邀請，來參加這樣一個儀式呢？　　

“孫玉亭胸有成竹地說：‘沒問題！上面正打著燈籠尋找這號先進典型哩！出了這號典型也是他們的成績。不怕！這事如果你情愿，就交給我辦！準保落不了空！’　　

“當孫玉亭給鄉長送上請柬，并眉飛色舞地描繪了他將為侄兒設計的點火儀式后，劉根民也有點激動了。鄉長恍然大悟地說：‘是呀，少安的確是咱們石圪節鄉的好典型！這樣，玉亭，你把給縣上的請柬放下，我現在就給周縣長打電話，爭取讓縣上最少來個鄉鎮企業局的副局長參加這個點火儀式！’　　

“劉根民放下話筒，咧開嘴笑著說：‘你回去給少安傳個話，到時周縣長要親自來參加他磚場的點火儀式哩！’”（101、102、103頁）　　

孫少安搞的點火儀式真把雙水村的人震住了。連村支書田福堂心里也翻騰起來。“他對孫少安最大的心病倒不在于他‘發財’，而是他強烈地意識到，雙水村的公眾逐漸被這小子吸引過去了。孫少安現在盡管連個黨員也不是，但幾乎已經成了村中的‘領袖’。某一天，雙水村的‘權力’是否要落入這家伙的手中？”（112頁）　　

但料想不到的是——孫少安的磚燒砸了！“所有千辛萬苦燒制出來的成品磚，出窯的時候，無一例外地布滿了裂縫，成了一堆毫無用處的廢物。”（147頁）原來，孫少安請的燒磚師傅是一個牛皮大王，只會燒瓦盆，根本不會燒磚。孫少安破產了，連貸款帶村里人的工資，他身上背了一萬多元的賬。雙水村大部分輿論認為，孫少安要從這場災難中翻過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孫少安想再貸款是不能了，他又成了一個莊稼人。1983年秋，眼看著過了一年的時光，孫少安仍然無法走出債務困境。一天，他蔫頭耷腦地到石圪節趕集，又碰到了“啟　蒙　老師”胡永合。胡永合一聽他的事，“嘴一撇，說：‘這算個屁事！你這個人到如今還不開竅。我原來還以為你很有兩手哩！你說，難處在什么地方？’‘我在原北縣認識個朋友，先前我在那個縣有點小生意，不愿倒騰本錢，想讓他在當地給我貸三千塊款，他一口答應了。他已經在銀行里說好了這筆貸款，后來我又決定不做那點生意，主要是利太小，劃不來……這樣吧！我給那人寫封信，你去把這筆款貸了。……”（第三部260頁）　　

孫少安拿到這三千塊。他弟弟現在在煤礦上班，前后給父親寄了一千塊錢。孫玉厚把這錢拿出來交給孫少安用。有了這四千塊，孫少安的磚瓦窯又開張了。但第一窯磚還沒燒出來，原北縣給他貸款的人被告發了，來找他要款子，——原來，銀行的錢不能貸給外縣人。這下孫少安急地要發瘋了。　　

他病急亂投醫地去找周縣長。沒想到事情出奇地順利，周縣長三言兩語就和縣農行說妥了。孫少安從縣農行貸到了三千塊錢。孫少安的磚廠順利運行。到83年年底，孫少安就還清了銀行的兩筆貸款。84年開始的時候，贏利滾滾進入孫少安的腰包。　　

第四步：承包鄉辦磚瓦廠，占領石圪節鄉的經濟制高點　　

近一年里，孫少安的磚廠越來越紅火。正當他忙里忙出的時候，他突然聽說石圪節鄉那個快要倒閉的鄉辦磚瓦廠要承包給個人。他知道，鄉磚瓦廠比他的磚廠規模大幾倍，設備和條件都不錯，只是管理不行。于是他下了決心。　　

這樣，一個集體企業就被一個私營企業主吞并了。公有制經濟的成分又減小了一分，私有經濟又壯大了一分。　　

孫少安在石圪節鄉成了一個人物了。　　

第五步：建學校，向文化陣地進軍　　

雙水村小學的房子在1977年建水壩的時候被震垮了，學生們只好到原來生產隊的飼養園上課。1984年，經濟強人孫少安打算自己出錢重新修建學校。“這非凡之舉博得一片贊揚之聲。”（389頁）到1985年春天，學校竣工了。雙水村要舉行盛大的“落成典禮”，“到時鄉上縣上的領導都來參加；聽說電視臺還要來人拍電視哩。哈呀，孫少安這小子雖然破了財，但這下可光榮美了！”“這里將要舉行的不再是批判‘資本主義’的大會，而恰恰是為了表彰一個發家致富的人為公眾做出的貢獻。這完全可以看做是整個中國大陸十年滄桑變遷的縮影。十年，中國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結舌，也讓我們自己眼花繚亂！”（408、409頁）校舍中間大墻上有一塊黑色石碑，這塊石碑記述了孫少安新建學校的經過和情況。“因為這是全縣第一個由農民個人出資辦教育事業，所以縣宣傳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視，請文言文功底很深的縣文化館長親自撰寫了碑文；并由石圪節鄉著名的匠人雕刻在碑石上。這可以看做是孫少安夫婦的一塊人生紀念碑。”（411頁）　　

第六步：私營企業主奪取政權　　

雙水村的領導層在1984年冬進行了大換班。孫少安出任村民委員會主任。　　

（四）、單干后的精神文明建設　　

一個社會的思想文化狀況總是與其經濟基礎有必然的聯系。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農業社會，這就決定了其文化必然圍繞家庭經濟而形成。所以中國封建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忠孝為中心的宗法制文化。這種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持家庭的穩定。只有這樣，封建經濟才能進行下去。1840年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一些中國人也投入資本主義經濟之中，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仍生活在農村，小農經濟依然是中國經濟的主流。但資本主義經濟所攜帶的文化因素，還是對封建文化產生了很大的沖擊。資本主義生產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社會化，這種生產依靠的不再是一個家庭，而是向全體社會成員開放。于是，人們就可以脫離家庭加入到這種生產中，從而獲得生存。這對封建宗法制文化是一種致命的沖擊。不說男子可以脫離家庭而生存，不再受封建家長的壓迫，連女子也可以走上社會求得一席之地，從而擺脫對男子的附庸地位。當然，資本主義文化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同時，其殘酷性也很快暴露無遺。個人脫離了封建家長的壓迫，卻落入了資本家的皮鞭之下。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一點光明，很快就熄滅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所依賴的基礎——生產資料私有制被一掃而光。中國人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而這種經濟要得到發展，必須提倡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那就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然而，舊的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不會一下子消除，所以，在中國社會上，就形成了新的混合型文化，它由三種文化組成，分別是：封建宗法制文化——以忠孝為核心、資本主義文化——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社會主義文化——以集體主義為核心。三種文化之間有可以相互融合的地方，也有相沖突的地方。社會主義經濟要發展，必須不斷擴大其在文化上的影響。而新中國也正是這樣做的，——其實在新中國建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通過各種形式的整風來對人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只是建國后，這種宣傳和教育的力度更大了。但由于新中國經濟不夠發達，社會產品還不能滿足人們越來越高的物質生活需求，物質產品的不足必然引起“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引起人們“爭奪的欲望”，——這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障礙。但是，社會主義卻是人類實現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唯一的經濟模式。我們只要能夠堅持公有制，堅持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不斷改革，隨著社會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文化必然會一天天發揚光大。這才是人類的康莊大道。　　

1978年，公有制受到懷疑。私有經濟開始發展起來，先是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完全解體了，廣大農村中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處于私有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這股私有經濟的潮流也很快沖入城市，就全國范圍而言，公有制經濟成了孤島。　　

沒有了公有制經濟，再提社會主義文化，讓人們有“集體主義精神”，讓人們“為人民服務”，那是緣木求魚、升山采珠。與私有制經濟伴隨的，如果是在農業社會，就是宗法制文化，如果是在以社會化大生產為特征的工業社會，必然是“個人主義文化”。這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初級的工業國了，宗法制文化，也即儒家文化當然不會成為主流，成為主流的只能是“個人主義文化”。　　

這實在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情況。——初級工業化實現了，私有經濟的發展所要催生的個人主義文化會是怎樣的一副面孔呢？中國人沒有可以借鑒的歷史，中國人要在一張白紙上描繪自己的新圖畫了。　　

1、群眾的情況　　

包產到戶后，“發家致富，這是所有農民現在的生活主題”。（第二部90頁）這也正是政府提倡的，實際上就是提倡“個人發財”。“有錢了就光榮，沒錢了就狗熊”，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把“財富多寡作為評判一個人的人生價值的標準”。這種價值觀，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也是第一次由政府所提出，由政府所倡導。在其它國家也曾有過這種現實的價值觀，但從沒有哪個政府敢大張旗鼓地宣傳這種價值觀。　　

1981年農歷正月初六過罷傳統的小年，按照老傳統，縣里組織召開縣、社、隊、小隊四級干部會議。“今年的四干會非同以往；因為這是農村實行個人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第一個四干會。不知哪個縣開的頭，今年四干會除過傳統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了一個新內容：在會議結束時舉行聲勢浩大的‘夸富’活動。／于是，各縣聞風而紛紛效仿。／這真是時代變了，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會，通常都要批判幾個有資本主義傾向的‘階級敵人’，今年卻要大張旗鼓地表彰發家致富的人。誰能不為之而感慨萬千呢？／‘夸富’實際上是贊揚新政策哩！／根據常委會的決定，……要求各公社推選‘冒尖戶’。‘冒尖戶’的標準是年收入糧一萬斤或錢五千元；……‘冒尖戶’除在春節后的四干會上披紅掛花‘游街’以外，每戶還要給獎勵‘飛人牌’縫紉機一臺。”（207、208頁）孫少安就作為“冒尖戶”參加了這個會。但他是冒牌的，因為他當時只開個小磚瓦窯，條件不夠。但整個石圪節還屬他的條件最好，縣里又規定每個鄉都必須有人作為冒尖戶參加，公社書記就逼他上了。“劉根民和徐治功一樣急，找不出個‘冒尖戶’，縣上不會饒了石圪節公社。”（209頁）　　

“會議期間，‘冒尖戶’們像平民中新封的貴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尋常的抬舉。其他社隊干部都是自帶鋪蓋，七八個人擠在一個學生宿舍里；而‘冒尖戶’和各公社領導一起被安排在縣招待所，兩個人住一間帶沙發的房子；吃飯也在縣招待所的小餐廳。在社會還普遍貧窮的情況下，這些發達起來的農民受到了人們的尊敬。他們佩帶著寫有‘冒尖戶’的紅紙條走到街上，連干部們都羨慕地議論他們——是呀，這些每月掙幾十元錢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塊存款的也不多。人們的觀念在迅速地發生變化，……現在卻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這些腰里別著人民幣的人物身上了。”（210頁）在這次會議上，孫少安第一次見到了他后來的啟　蒙　老師胡永合。胡永合是作為柳岔公社的冒尖戶來參加會議、來佩帶大紅花光榮的。　　

可見，1978年之后，隨著經濟基礎上的革命性變革，與之對應的新的文化出現了。那就是“致富光榮”，“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 ——經濟上提倡“個人發財”，文化上必然是“唯利是圖”“拜金主義”。這就是私有制改革后中國社會上出現的獨特的“個人主義”文化。這種“個人主義”和西方國家在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斗爭中形成的“個人主義”在內涵上是完全不同的。西方資產階級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經濟上要求打破封建貴族的經濟特權實現“自由競爭”；在文化上，要求民主、自由，打破貴族對政權的壟斷，要求參政。兩者結合在一起不可分割。而中國的這種個人主義卻分明是鼓勵人們相互爭奪，弱肉強食。這種“東西”能叫文化嗎？文化的核心作用是來調整人際關系的，是為了防止人們為了私利而無序爭奪。“忠孝”說的是人際關系，“民主、自由”說的也是人際關系，“集體主義”也是人際關系。而“唯利是圖”“貓論”哪是來調整人際關系的，它在鼓勵人們相互爭奪，弱肉強食。所以說，這種東西根本稱不上是“文化”，而是“叢林法則”（貓論是動物界的法則，也即叢林法則）。為了門面，有些人偶爾也提一些其它口號，比如“助人為樂、為人民服務”等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口號。然而這種口號與政府提倡的“經濟”完全不搭，兩者根本粘不到一塊。所以不可能在社會上產生任何影響。于是，中國社會逐漸向叢林社會跌落。　　

結果，1983年，雙水村的干部開會時，不由地感嘆：“過去集體時，哪會出現這樣的事！棗樹是集體的（村里有個棗樹林），由隊里統一就管理了。如今（棗樹分給各家各戶）手勤的人還精心撫哺，懶人連樹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據說每家都拿草繩子把自己的樹都圈起來了。這是為甚？難道怕樹跑到別人地里？人都自私得發了昏！”　　

“就那也不頂事。樹枝子在空中摻到了一起，這幾年打棗糾紛最多，一個說把一個的打了。另外，都想在八月十五前后兩天打棗，結果棗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塊，揀不分明。光去年為這些事就打破了四顆人頭……”（第三部323頁）　　

金光亮家養了幾箱蜜蜂。蜜蜂到處采花蜜，這可把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氣壞了，“在李玉玲的想象中，金光亮的這些‘老毛子（即蜜蜂）’在她家的果樹和蕎麥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看養料都采光了，因此對這蜂充滿了仇恨。？……李玉玲曾幾次給丈夫建議，在自家的果樹上噴些‘六六六’，把這該死的‘意大利’蜂都毒死，……”（第三部156頁）　　

后來的一天，金光亮正在家里搖蜜，“只見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般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黃漠漠的一片——頃刻間，這一片黃云‘嗡’一聲又刮風似的消失了……/媽呀，這看來不是分群，而是他的蜂要跑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親眼目睹了這災難性的一幕。……（她）激動地渾身發抖，趕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驢，不管一群雞跳到磨頂上哄搶著吃麥子，也大撒腿跑到了另一個仇視金光亮的人……光亮弟媳婦馬來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強壓住興奮，但仍激動得聲音都變了調，對馬來花說：‘老天爺作怪哩，三錘（金光亮兒子）家的蜂猛然價都跑了……’/正在洗茶飯碗的馬來花一聽她大哥家的蜂都跑了，雙手在腿膝蓋上一拍，高興得大聲喊叫說：‘老天爺咋睜眼了啊！’”（315、316頁）　　

田海民夫婦倆挖了個魚塘，他父親田五和伯父想入股子（父子已分家），夫婦倆不答應。田五兄弟倆家里過得很艱難，海民夫婦一點也不幫忙。海民夫婦養魚，“平時就他們倆自己經營，……活路相當緊張。再緊張他們也不雇人。即使撈魚時臨時雇幾個人，也盡量不用本村的。因為他們連父親和四爸都拒絕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讓村里其他人沾他們的光。……在他們的人緣方面頗有微詞。村民們認為他們夫婦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怎么連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田四田五恓惶成啥了！一個冬天老弟兄倆都穿著開花破棉襖！/……實際上，海民和銀花也知道村里人對他們有看法。銀花根本不管這些外人的指責。……在她看來，……（她）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誰受窮誰恓惶，也和他們屁不相干！連她的公公也不例外！……”（310、311頁）　　

雙水村在人際關系上出現了這些新風尚。當然，舊的道德不會完全消失，孫少安對村里人就好得多，李玉玲的丈夫金俊武也阻止妻子往果樹上噴“六六六”，村民之間仍有鄉情存在。只是，單干后，與私有制相伴的自私自利思想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生活，原有的道德文化正在被改造。宗法制的忠孝文化少了，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文化幾乎消失了，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文化在人們頭腦中占據越來越大的地盤。書中一個老作家在深入農村體驗生活之后說：“我沒想到，農村已經成了這個樣子！完全是一派舊社會的景象嘛！集體連個影子也不見了。大家各顧各的光景，誰也不管誰的死活。……一些……人在發財，而有的困難戶卻沒有集體的關懷，日子很難過下去。農村已經出現了嚴重兩極分化，隊干部中的積極分子也都埋頭發家致富去了；我們在農村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結果不費吹灰之力就蕩然無存……”（第二部193頁）　　

雙水村的情況是這樣，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又怎樣呢？　　

孫少安的弟弟孫少平在1980年由于大量學生輟學，失掉了民辦教師的工作。他就到黃原城做雇工。東關大橋頭是出賣勞動力的市場，“平時經常像集市一般擁滿了北方各地漫流下來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頭們來‘招工’。/……到東關大橋頭的時候，他看見街道兩邊的人行道上，擠滿了許多衣衫不整或穿戴破爛的人。他們身邊都放著一卷像他一樣的可憐的行李；有的行李上還別著……工具包。……他將像這些人一樣，要在這里等待人來買他的力氣。”（第二部98頁）　　

“這是私人承包的國營單位建筑，工程大，人員多，包工頭為賺大錢，恨不得拿工匠當牛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得看不見才收工。因為工期長，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經過激烈競爭才上了這工程的。沒有人敢偷懶。誰要稍不合工頭的心意，立刻就被打發了。在這樣的工程上要站住腳，每一個工匠都得證明自己是最強壯能干的。/少平盡管脊背上的皮肉已經稀巴爛，但他忍受著疼痛，拼命支撐這超強度的勞動。”（第二部148頁）　　

在黃原的一個建筑工地上，孫少平認識了他哥哥的啟　蒙　老師胡永合的哥哥胡永州。胡永州是個包工頭。“少平和幾個攬工漢被胡永州帶到了南關的工藝美術廠。胡永州正給這家工廠包建新房和職工家屬樓；……/二十幾個人擠在一個垃圾堆旁的大窯洞里。好在這窯洞有門窗，又生著火，還不算太冷。少平幾個人到來時，這窯洞已經擠滿了。對攬工漢來說，這里住的條件相當不錯；雖然沒床也沒炕，但地上鋪一些爛木板，可以抵擋潮濕。”（242頁）　　

建筑工地上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叫小翠，是被雇來做飯的。有一天半夜時，孫少平聽到小翠的哭聲。他來到小女孩房門口時，聽到胡永州的聲音：“悄悄的，不敢哭！你再哭，我明天就把你打發了。”小翠說：“別打發我，我不哭了……”“孫少平悲憤地想，胡永州簡直不是個人，怎么能損凌這么小的孩子呢？這個叫小翠的女娃娃當那個家伙的女兒都太小了。/他在黑暗中咬牙切齒地想，他要教訓胡永州，并且把那孩子從水深火熱中搭救出來……”（256頁）　　

第二天，孫少平找到小翠。“小翠說：‘我媽前年死了。我們家五個娃娃，我是最大的。/我爸拉扯不了我們，就硬打發我出來了。/我想回，可沒賺幾個錢，回去我爸會打我……我不想在這里做飯了，我怕主家哩……/天天晚上來欺負我……你看！’這女孩不顧羞恥地一把撩起她的衣服。　　

“少平震驚地看見，她那兩個還沒有發育起來的乳房，像被野獸抓過一般結著血痂。　　

“孫少平像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兩只眼睛迷迷瞪瞪，嘴里說著一些連他自己也不懂的話，向隔壁胡永州住的窯洞走去。　　

“胡永州沒有在，門上吊把大鎖。　　

“他抬起腳狠狠在門板上踹了一腳。”　　

少平把胡永州的惡事說給一個叫“蘿卜花”的工友聽。　　

“‘蘿卜花’看來沒把這事當個事。他咧著嘴一邊笑，一邊聽少平說。當少平說他準備把自己的錢給這女孩，并打發她回家的時候，‘蘿卜花’驚訝地跳起來了，說：‘你是個憨后生！這是個屁事嘛！哪個包工頭不招個女的睡覺？你黑汗流水賺那么一點錢，這不等于摞到火里燒了？’　　

“‘小翠還是個娃娃呀！’孫少平痛苦地叫道。　　

“‘娃娃不娃娃和你有個屁相干！再說，娃娃一十三……’　　

“少平還沒等‘蘿卜花’說下去，就揚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記耳光。”（257、258頁）　　

第二天，孫少平就找到胡永州，給自己和小翠結算工錢。給小翠結算工錢時，胡永州讓把小翠叫來。　　

“胡永州瞪著眼對那個女孩子喝問：‘你是不是要回去呀？’　　

“小翠嚇得連眼皮也不敢抬，說：‘我回呀……’　　

“‘你他媽的！’胡永州伸開手撲過來，準備動手打這個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孫少平內心的火山即刻爆發了！還沒等胡永州走出兩步，他就用左手一把扯住他的領口，右手左右開弓，沒命地抽打那張干瘦的老臉；然后當面一拳將這個老家伙打倒在后窯掌的腳地上。”　　

胡永州心里有鬼，最終還是給小翠結了賬。“這孩子賺的錢才有五十來塊。”　　

孫少平把小翠送到汽車站，給她買了票，并把自己的一百塊工錢送給她。“他對她說：‘你不要再到黃原來了！你年紀小，一個人出門太危險……’　　

“小翠看自己有了這么多錢，高興地說：‘回去我爸肯定不會打我了！’”（261頁）　　

但過了幾個月，孫少平在街上走的時候，“突然，他在對面電影院的門口，似乎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　　

“他仔細辨認了一下：沒錯！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一百元錢打發回家的小翠！　　

“孫少平趕忙穿過馬路，徑直走到小翠面前，急切地問：‘小翠！你怎又來了？’　　

“這孩子一邊嗑葵花子，一邊瞪住眼看著他。　　

“小翠看來不知如何是好，天真地從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子，硬塞到他手里，說：‘哥，你吃！’　　

“少平哪有這興致！他問：‘你什么時間又來了？’　　

“‘快一個月了。’　　

“‘你為什么又要來呢？’少平痛苦地問。　　

“‘家里沒錢了，我爸又罵又打，叫我出來做工……’　　

“‘那你現在在什么地方干活？’　　

“‘在北關哩……’　　

“‘提泥包還是做飯？’　　

“‘還是做飯。’　　

“‘工頭叫什么名字？’　　

“‘還是胡永州。’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萬萬沒想到，這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　　

“他難受地咽了一口吐沫，問：‘他再欺負沒欺負你？’　　

“‘我已經習慣了……’小翠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回答他。　　

“少平這才發現，這小姑娘的臉上已經帶著某種墮落的跡象。　　

“‘你為什么還到這里來呀！’他絕望地叫道。　　

“‘沒辦法嘛！’小翠說。”（410頁）　　

1984年，孫少平的哥哥孫少安和胡永合一塊去省城的路上經過黃原城，他們住在胡永州那里。這時，“我們知道的那個可憐的女孩小翠已被他（胡永州）一腳踢到了東關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為自己物色了一個仍然只有十六歲的小女孩陪他睡覺。”（第三部376頁）　　

小翠走的是這樣一條路，還有一些沒本事的人走的是另一條路。他們成了所謂的犯罪分子。1980年，孫少平去趕集，“突然感覺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驚，以為是小偷——聽說操這行當的人現在多起來了。”（第二部55頁）雙水村村民金富就是這時期加入這個行列的，他先是借此發了大財，然后就被逮捕了，判了十年刑，雖然他的罪不一定比胡永州重。　　

2、干部的狀況　　

單干后，違法犯罪急劇增加。這是單干的必然結果，也是集體主義文化逐漸喪失的必然結果（兩者其實是一回事）。一輛公共汽車上有五十名乘客，小偷只是在偷其中一名乘客的錢包，另外四十九名乘客會想：“人家又沒偷我的錢，我為什么要管呢？”于是小偷越來越多，越來越明目張膽。金富在外做小偷，雙水村的人都知道，金富父母還在集市上出售衣服等贓物，但沒有一個村干部管這事，老百姓更不會管。正像老作家說的：“大家各顧各的光景，誰也不管誰的死活。”孫少安的姐夫王滿銀在外面搭上一個賣假冒偽劣電子表的野女人，把她帶到家。蘭花很生氣，就到鄉政府讓干部給她做主。　　

“蘭花一進徐治功的辦公窯，就鼻子一把淚一把向主任敘說起了她的苦情。　　

“徐治功幾乎一直笑著聽這個農村婦女說完她的不幸。他噴了一口煙，說：‘現在這社會，這號事不算事！我們管不了！’　　

“‘你們連壞人也不管了？’蘭花瞪著哭腫的眼睛，問徐主任。　　

“‘那你寫狀子告嘛！’徐主任仍笑著說。　　

“‘我不識字。’蘭花難住了。　　

“‘那你找個人寫嘛！’　　

“‘你給我找個人……’　　

“‘這又不是我的事！’徐治功不耐煩地說，‘我把這號事也管了，其他大事誰管呀？’”　　

蘭花還是大集體時的老思想，她認為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干部都得管，于是就耍賴不走。徐治功就伙同公社文書把她捉弄了一頓，說要把王滿銀也抓走，嚇得蘭花也不敢告了。“她舍不得讓男人受罪……”（第二部228頁）　　

蘭花痛不欲生地回到家。她不會和丈夫鬧，心里憋得慌。于是蘭花就吃了老鼠藥。幸好這藥是王滿銀搞的假藥才沒有要了她的命。最終這事是這樣解決的：蘭花的閨女覺得家里氣氛不對，就到外公家說了這事。結果，孫少安跑到姐姐家，一拳把姐夫打得口鼻出血，揪住那野女人就是一陣耳光，野女人奪路逃走。　　

單干之后，各級干部的公務確實少了不少。不組織人民搞公共工程了，也不搞思想教育了，農業、工商業都成私營的了，干部不必參與管理，賺賠都是經營者自己的事；違法犯罪的事歸公安機關管。這時的干部比集體時的干部輕松多了。雙水村的干部幾年不開會，突然說要開會還都覺得奇怪。那么，干部的精神面貌又有什么變化呢？　　

政府出面提出“發家致富”“有錢光榮”的口號。這成了新的主流價值觀。一個社會，往往只有一個主流價值觀，大多數人都會信奉這種價值觀。干部也不例外。如果他們手中錢少，也會覺得活得沒有尊嚴。那么，他們單靠工資，能不能致富呢？能不能活出尊嚴呢？顯然不能。那么，怎么辦？　　

黃原地委書記呼正文，“他最反感和痛心現在的某些高級干部千方百計利用權力安插自己的親信和子女當官。這是一切社會風氣不正的總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們自己胡作非為，還在喋喋不休地談論糾正不正之風，誰都會知道這是莊嚴的謊話……”（第三部344頁）呼正文認為“上梁不正下梁歪”，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只要搞私有經濟，不正之風就不可避免，社會就不可能公正公平。呼正文的思想是“清官思想”，——只要政府官員清廉，就能制止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他根本就沒有弄清楚，社會為什么會出現不公正、不公平的現象。一個社會只要搞私有經濟，就必然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有了這兩個階級，社會怎么會公正公平呢？只要是階級社會就不可能實現人與人的平等。所以說，私有制才是社會不正之風的總根源。　　

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只是社會上不正之風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是“有錢光榮”，官員又是不能脫離社會的人，所以絕大多數必然貪污腐敗。所以，在私有制的歷史上，根本不可能出現“清官政治”。只要是私有制社會，政府官員中的絕大多數必然是腐敗分子。真正的“清官政治”，只能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　　

所以，縣委書記張有智“不謀工作，只謀仕途。而一旦升遷無望，干脆無所用心，在現有位子上養尊處優，能享受就好好享受。/他一天首先關心自己的兩頓飯。菜要八個，酒要‘名優’。有些干部知道他好‘喝兩口’，就投其所好，常設家宴款待；……對‘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十四之古風！/縣上只一輛‘上海’小車最好，當然成了他的專車。/……他最花費精力的是保養自己的身體。不是通過鍛煉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補藥品。……”（第三部346頁）　　

干部的腐敗不可避免。不改變私有制，不走社會主義，任何辦法都沒用。　　

3、現代派的出現　　

社會主義公有制受到否定，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受到否定，個人主義文化迅速崛起（西方文化的涌入也起了一定作用）。歷史上首次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的這種“個人主義”，是一種極端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毫無人性的個人主義。它還不如西方的個人主義，那種個人主義是在與封建勢力的斗爭中崛起的，其中有很多健康的因素存在。這種“個人主義”不是在與落后事物的斗爭中逐漸產生，而完全是一種政府制造。這實在是人類社會史上的一個大事件，值得所有的歷史科學愛好者深入研究——怎么會出現這么一個怪物？一時，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坑蒙拐騙事件遍地皆是，政府官員迅速腐敗，崔健唱道：“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是啊！人們都知道這一切為什么會發生，但這腐化墮落的速度也太快了吧！這種文化、道德上的變遷讓經歷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人在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單干之前的中國文化中，社會主義文化和宗法制文化占據主導地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文化被壓縮在很小的范圍內。但幾乎是一夜之間，“叢林法則”式的“個人主義”文化（這種個人主義和“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也是完全不同的）就有席卷一切之勢，這怎能不讓國人震驚。　　

但“不是我不明白”，中國人都知道這已經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政府的各項政策作為背后的力量強力推動著這股潮流向前進。各種媒體都在高叫：好啊，這一切多好啊！有問題嗎？這是發展中的問題，將在發展中得到解決；這是歷史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改革是出路，否定改革就是落后。　　

宣傳是宣傳，現實是現實，中國人是生活在現實之中的啊！他購買的商品越來越不好使，他單位的領導越來越霸道，他忍不住對這一切罵娘。但媒體說，你這是落后。真讓人困惑啊！于是，在文學領域，現代派出現了。　　

現代派的出現：正是人們精神危機的表現。　　

他們不能懷疑政府的宣傳，現實又讓他們不能接受。這就是精神危機。這種危機無法解決，那么，怎么辦？只有逃避這一條路。于是，我們所看到的現代派的作品，如同囈語，難以與現實發生關系。現代派的作品，根本就不是要客觀地表現現實，作者們對現實厭惡透了，寫作成了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　　

《平凡的世界》一書的第三部第25、26章提到了現代派，其中有兩個人物：一個是很有名氣的詩人古風鈴，一個是文學新秀杜麗麗。古風鈴對“認識現實”已沒有興趣。“以后的幾天里，黑老（一位老作家）在杜正賢和賈冰陪同下，去原北縣農村體驗生活。古風鈴對此不感興趣，沒有跟隨他們去……”作家對了解現實都失去了興趣，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寫出的會是怎樣的作品。杜麗麗在雜志社工作，她丈夫是團地委書記。她在和古風鈴有了外遇被丈夫發現后，對丈夫這樣解釋：“……你和我談論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對這些不感興趣……”可見，杜麗麗對政治人事等現實是厭惡的。　　

現代派有一些致命的弱點，但不論怎樣，他們在主觀態度上有否定現實的一面。只是，他們還不能認清現實，理解不了這種現實，他們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　　

和現代派幾乎同時出現的一個音樂流派是“搖滾樂”。以崔健為代表的搖滾樂極具現實批判性，舞臺上，崔健那一身綠軍裝不正是對拜金主義的反叛嗎？　　

（五）、國家的未來——危險分子胡永合　　

現代派和搖滾樂的出現，表現了人們對現實的失望和不滿。尤其是搖滾樂在青年中的影響不斷擴大。這些信號清晰地表明，社會出現了問題，國家政策應該做適時的調整。國家出臺了一些措施，但這些措施如泥牛入海，完全不能阻止不良社會風氣的漫延。終于導致1986年和1989年兩次波及全國的學潮。　　

《平凡的世界》一書中的某些描述表現出一種危險的政治信號。這種信號出現在孫少安的啟蒙老師——能人胡永合身上。　　

1984年，孫少安吞并了鄉磚瓦廠后，胡永合路過石圪節鎮，又來拜訪他。　　

“永合……問：‘這磚廠賺了錢，你還準備干什么？’　　

“少安還沒來得及想更長遠的事，就說：‘到時再看吧，說不定還可以辦個罐頭加工廠……’　　

“胡永合不以為然地笑了，說：‘那算個什么氣派？咱們農民不能光滿足辦個什么小廠子；咱們還應該干更大的事。別看現在把政策給咱放寬了，其實呀，咱們土包子農民在這社會上還是沒什么地位！錢賺到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著也沒滋味！’　　

“‘那你的意思哩？’少安一時倒不能明白胡永合說的這些話。　　

“‘咱們要出大名！要往外面揚！叫全中國都知道有你我這樣的農民！’　　

“‘怎個揚法？’　　

“‘比如，咱們也可以參加它文化上的事。文化上容易出名。只要出了名，手里又有錢，咱們就不能在它政府里坐一把交椅？哼，說不定將來縣委縣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第三部341、342頁）　　

然后，胡永合就鼓動孫少安和他一起投資拍電視劇《三國演義》。接著，胡永合就到縣上向縣領導匯報他的計劃。去的時候，他的皮包里放了五盒高級滋補品“人參蜂王漿”。胡永合走進了馬縣長的辦公室，他把“人參蜂王漿”掏出來放在馬縣長的辦公桌上。　　

“馬縣長沒有拒絕。他眉開眼笑將五盒‘補藥’放進了他的文件柜。　　

“胡永合又把一條‘良友’煙擱在馬縣長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這才把拍《三國演義》的事向他吹了一遍。　　

“‘好！好！好！’　　

“馬國雄一連說了三個‘好’。　　

“‘我看你能當咱們縣的文教縣長哩！’馬國雄接著又抬舉這位‘農民企業家’。　　

“‘怎不能當？共產黨的官，給了誰，誰就能當！’胡永合狂妄地說。　　

“馬國雄竟然點頭表示同意胡永合的看法。”（350頁）　　

事實上，胡永合哪像他說的是一位農民，他已經是一位資本家。　　

胡永合的想法和單干后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倒沒有偏差。單干后沒幾年，資本家已經可以入黨了。　　

共產黨不同于以往的農民起義者。以往的農民起義者要么起義失敗，要么勝利后建立一個和過去一樣的階級社會：經濟基礎是私有制，人分為兩大對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而共產黨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階級社會，消滅階級，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社會。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正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單干后，公有制被否定，政府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重新建立起一個階級社會。難道這條路是正確的嗎？　　

三、私有制的絕唱——孫少平　　

《平凡的世界》一書中，孫少平是中心人物。他家在農村，高中在城里讀書，高中畢業后又回到農村參加勞動，農村單干后，又到城里打工，后來當了煤礦工人。他來往于城鄉之間，將城鄉兩個世界聯系起來，書中所有人物——各種職業各種地位的人——直接或間接地與他發生聯系，最終經由他組成了一副完整的社會圖景。　　

1975年，孫少平17歲，在原西縣城讀高中。他是班上生活條件最差的學生。學生食堂的菜分三等，饃分三等。一般來說他不吃菜，每頓吃兩個三等鏌。他的衣服也最破爛，連褲頭也沒有。學生中也有家庭條件好的，“貧困山區的農民盡管眼下大都缺吃少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念書，家長們就是咬著牙關省吃節用，也要給他們做幾件見人衣裳。當然，這隊伍里看來也有個把光景好的農家子弟，那穿戴已經和城里干部們的子弟沒什么差別，而且胳膊腕上往往還撐一塊明晃晃的手表。有些這樣的‘洋人’就站在大眾之間，如同鶴立雞群，毫不掩飾自己的優越感。他們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雖然人數寥寥無幾，但卻特別惹眼。”（第一部4頁）　　

在這樣的環境中，孫少平當然會感覺到“貧富差別”的存在。在學校里，“他現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貧困給自尊心所帶來的傷害。……他渴望穿一身體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學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買飯的隊伍里，也能和別人一樣領一份乙菜，并且每頓飯能搭配一個白饃或者黃饃。這不僅是為了嘴饞，而是為了活得尊嚴。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學生那樣優越的條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鄉里來的學生一樣就心滿意足了。”（8頁）　　

我們前面已談到，即使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社會也是有貧富之分的。大多數人對此并不見怪。孫少平也沒有認為這有什么錯。所以到1980年單干之后，農村貧富差距拉大。有人發大財，有人受窮。孫少平也沒有認為這有什么不合理。也就是說，孫少平是認可單干，認可私有制度的。孫少平從來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不了解社會主義。　　

1980年，孫少平到黃原城做小工。在工地上他非常賣力，“少平盡管脊背上的皮肉已經稀巴爛，但他忍受著疼痛，拼命支撐這超強度的勞動。每一回給箍窯的大工背石頭，他狠心地比別的小工都背得重。這使得他贏得了站場工頭的好感。不久，總包工頭宣布給他……每天增加二毛工錢。”（第二部149頁）他也曾在一個村子里做小工，給村書記曹書記蓋窯。“書記兩口子知道他原來是個教師后，對他比一般工匠都要尊重一些，還讓他們領工的親戚不要給他安排最重的活。這使孫少平對他做活的這家人產生了某種愛戴之情。/……既然主家對自己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領受人家的這份情意。他反而主動去干最重的活，甚至還表現出一種主人公的態度來。除過分內的事，他還幫助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時捎著擔一兩回水；掃掃院子；給書記家兩個上學的娃娃補習功課。……所有這一切，換來了這家人對他更多的關照。……孫少平在這期間更強烈地認識到：只要自己誠心待人，別人也才可能對自己以誠相待。”（第二部128頁）孫少平完全意識不到雇傭工人和包工頭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他根本沒有把包工頭當作自己的對立面，他認為他做工，人家給他工錢，公平合理。所以，做工時他兢兢業業。孫少平沒有階級意識。　　

但這些并不影響孫少平成為一個正直的、有同情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在“小翠事件”中我們可以對他的為人有清晰的認識。所以說，孫少平是一個沒有階級意識的正直、有同情心、有正義感的人。　　

另外，孫少平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他有精神追求。這種精神追求，我們可以理解為有上進心，不滿足于現狀。　　

高中時他就意識到“一個人要活得有意思，不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還應該具備許許多多他現在也不能全部說清楚的東西。”（第一部182頁）在黃原做小工時，他哥哥到黃原找他，希望他回家共同辦磚瓦廠。孫少安說：“這外面有什么好處？受死受活，你能賺幾個錢？回去咱們合伙辦磚廠，用不了幾年，要什么有什么。”他回答：“錢當然很重要，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嘗不為錢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覺得，人活這一輩子，還應該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對……”哥哥問：“另外的什么？”他說：“我也一時說不清楚……”孫少安說：“唉，都是因為書念得太多了！”（第二部346頁）　　

孫少安說的不錯，孫少平所以沒有把物質生活當作人生的全部，就是因為他“念書太多了”。　　

初中最后一年，他16歲的時候，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保爾·柯察金，這個普通外國人的故事，強烈震撼了他幼小的心靈。……他突然感覺到，在他們這群山包圍的雙水村外面，有一個遼闊的大世界。……在那一瞬間，生活的詩情充滿了他十六歲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時浮現出保爾瘦削的臉頰和他生機勃勃和身姿。他那雙眼睛并沒有失明，永遠藍瑩瑩地在遙遠的地方兄弟般地望著他。當然，他也永遠不能忘記可愛的富人的女兒冬妮婭。她真好。他曾經那樣地熱愛窮人的兒子保爾。少平直到最后也不恨冬妮婭。他為冬妮婭和保爾的最后分手而熱淚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個冬妮婭該多么好啊！”（第一部11頁）　　

上高中后，他讀杰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晚上做夢都夢見他和一只想吃的老狼抱在一塊廝打……”他還讀過《牛虻》《　居里　夫人傳》，狄更斯的《艱難時世》，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讀《簡·愛》、《復活》、《歐也尼·葛朗臺》、《紅與黑》，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讀《白輪船》時，他深深地被吸引。“那個被父母拋棄的小男孩的憂傷的童年；那個善良而屢遭厄運的莫蒙爺爺；那個兇殘丑惡……的阿洛斯古爾；……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劇烈地顫動著。當最后那孩子一顆晶瑩的心被現實中的丑惡所摧毀，像魚一樣永遠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淚水已經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調喃喃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說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話……”（第二部252頁）　　

孫少平讀了大量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的書。這些書沒有讓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卻使他認識了一個廣闊的世界，有了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永不停歇地追求美好生活的上進心。正是因為這種“精神生活”的存在，高中畢業回村后，他“已很不甘心在農村度過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滿了風險，也愿意出去闖蕩一番——這動機也許根本不是為了金錢或榮譽，而純粹出于青春的激情……”（第一部401頁）“他不能甘心在雙水村悄悄地生活一輩子！他老是感覺遠方有一種東西在向他召喚。他在不間斷地做著遠行的夢。”（第二部92頁）他不滿足于在雙水村做一個農民，他要到更大的世界中去探尋生活的意義。　　

于是，他就來到了黃原。他沒有把做小工僅僅當作謀生的手段，他更多地把這當作認識社會、鍛煉自己的一種方式。正是這種想法，才使他能夠忍受超強度的勞動。勞動間隙，他讀了《馬克思傳》《　居里　夫人傳》等人物傳記，“他從這些書中體會到，連偉人的一生都充滿了那么大的艱辛，一個平凡人吃點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第二部149頁）這些人物激勵了他不怕吃苦的精神。可惜的是他沒有把勞動的本質認識清楚，他不知道勞動是一種社會活動，一種階級關系。　　

但不久孫少平就熟悉了小工的生活。他當然不愿長期這樣干下去。這活收入不穩定，又太苦太累，是純粹的體力活，沒有一點精神樂趣。于是，少平對這種攬工生活就不滿足了。走在清冷的街道上，“他問自己：你難道一輩子就這樣生活下去嗎？你最后的歸宿在哪里？/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時候才能結束這種流落生活而有一種穩定性？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第二部247頁）孫少平正為找不到新的生活方式而苦惱——他還是不愿回到雙水村，一個機會來了。　　

1981年，經人幫忙，孫少平成了“銅城礦務局”的煤礦工人。“由農民成份變為工人成份，對這些人來說，可是自己人生歷史的大轉折。毫無疑問，未來的一切在他們的想象中都是光輝燦爛的。”（第三部7頁）在當時，對農民而言，工人的職業很讓人眼熱。這意味著端上了鐵飯碗，生活有了保障。對一個農民而言，這是多大的喜事啊！孫少平非常興奮。銅城給了他這個農村小子一個廣闊的天地，又給了他穩定的收入。另外，采煤工作的技術性，也滿足了孫少平的上進心。孫少平得到了滿足。“……我關心我們的煤礦。我盼望我們的礦井用先進的工藝和先進的技術裝備起來。但是，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術水平的人來實現。……我想有機會去報考局里辦的煤炭技術學校。……這也許不是……理想，而是一個實際打算……”（第三部72頁）在工作上，孫少平努力上進，得到了周圍人的尊重。這時，他認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無疑，我的一生，就要在這里度過。”（第三部61頁）他決定把煤礦作為自己人生的歸宿了。小說至此結束。　　

在小說中，孫少平是作為一個個人奮斗者的形象出現的。暫時地他取得了滿意的生活。那么，在不合理的社會上，他的這種生活會不會持續下去呢？　　

孫少平大概不會想到，在他當上工人十幾年后，繼農村的集體經濟改革，國家將對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也進行改革——下崗分流。不幸的是，如果路遙所寫的“銅城礦務局”是以“銅川礦務局”為原型的話，它就是國家首批改革試點單位。到那時，孫少平會下崗嗎？他會像認可農村的改革一樣認可這種改革嗎？當他看到許多女工像小翠一樣走上街頭，他還會表示憤怒嗎？他還有勇氣像打倒胡永州一樣打倒欺負這些工人姐妹的人嗎？那時，他會產生新的精神追求嗎？　　

 2011年2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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