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來，由于俄羅斯正式邀請金正恩參加將于今年5月舉行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慶祝活動，而中國最高領導人勢必也將應邀出席。于是，有關中朝最高領導人屆時將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晤的各種猜測廣為流傳。雖然中國外交部門有關的談話一直閃爍其詞，但國內外幾乎一致斷定，有關傳言將成為事實。這就意味著，因金正恩甫一上臺即背著中國親自主導多次導彈及核武器試驗而導致的中朝緊張關系將止跌回暖。而這種回暖，并非因為金正恩集團改弦更張，懸崖勒馬主動修好中國，它還在繼續對中國予取予求冷嘲熱諷橫眉怒目完全無視，恰恰是中國主動調整妥協退讓，試圖以恢復原油供應和金錢、物資援助等一如既往的賄賂模式換取朝鮮對中國舒緩顏色。而這也就進一步意味著，中國外交部近年來信誓旦旦不斷翻炒出來的新詞匯——“外交自信”和“外交定力”云云，在如何應對處理對朝關系問題上，再次撞到南墻，一度給外界造成的“中國對朝強勢外交”假象現出原形，裝腔作勢作出的有關政策調整宣告無疾而終，徹底破產。中國外交部的所謂“外交自信”和“外交定力”，不過又是欺世盜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戲而已。中國的對朝外交，再次陷入了長久以來的進退失據、手足無措、目標不清、方向迷失的荒誕怪圈。

　　那么，中國到底需要和應該拿出什么樣的對朝外交和朝鮮半島政策?圍繞這個問題，前一陣因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將與浙江大學教授李敦球先生的公開文戰，一度成了中國社會輿情關注的焦點。李敦球先生認為，“有一些戰略學者建議中國放棄朝鮮，問題異常嚴重”;王洪光中將則不以為然，認為“朝鮮若崩潰，中國救不了”，“中國子弟不必為別國打仗”。

　　其實，無論是李敦球先生的著述還是王洪光中將的文章，觀點和理由都不新鮮，相同的文章早就汗牛充棟，代表著長久以來中國國內對于朝鮮半島政策論爭始終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不過，也正是由于兩派觀點的尖銳對立且分別走上了兩個極端，恰恰反映出當今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和外交實踐思路不清、目標不明、進退失據、勞而無功、被動挨打以及結果難期，白白耗費了寶貴的外交資源、時間、精力以及各種各樣的機會與機遇。這樣的結果，與中國的堂堂大國身份、越來越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賦予的越來越豐沛的外交手段和外交資源、緊鄰朝鮮半島的最有利地緣政治優勢以及自古形成的特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與人員聯系等等幾乎無所不包的便利條件很不相稱。這樣的中朝關系格局、現狀和結果顯然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而顯然不是中國最想要的。換言之，我們可以不客氣地說，新中國六十多年來的朝鮮半島政策和外交實踐，基本上是失敗的，不僅完全得不償付、得不償失、有失無得，還將中國的半島外交拖入到更深更大的困境。

　　一、中朝（韓）關系的特點

　　那么，為什么新中國苦心經營了六十多年的朝鮮半島外交，非但寸功未見、寸利未得，反而讓自己長期陷入狼奔豕突、被動挨打、費力不討好的尷尬境地呢?尤其是歷時長達兩年半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國不顧自身剛剛建國，經濟、社會千瘡百孔民不聊生，傾舉國之力，付出數十萬優秀兒女的鮮血和生命，挽救了一個行將崩潰的異國政權，此后數十年來又繼續不斷的輸氧輸血，對其予取予求、百般呵護，然而被拯救扶植者不但無一絲一毫心存感激，反而動輒對中國惡言相向、張牙舞爪，甚至還在教科書等一切國內宣傳中將中國的再造之恩掩蓋隱瞞抹殺，完全不留痕跡，忘恩負義一至于斯?筆者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國對朝鮮半島問題——也就是對于中朝(韓)關系——的特點和實質始終缺乏清醒、清晰、正確、準確的認識以及總體上的駕馭把握，中國的外交思路和政策對策常常一廂情愿、對牛彈琴，陷入主觀化、簡單化、極端化、絕對化、公式化、怠惰化的怪圈，以致不辨方向、不明目標，瞎子撞進寶屋，不知道抓哪個好。

　　應該說，中朝(韓)關系不僅是中國周邊關系中最糾結復雜的一組關系，也可以說是人類國家關系史上最為糾結復雜的關系。具體來說，中朝(韓)關系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1.歷史長期性。一部朝鮮半島的民族國家史，實際就是一部與中華民族和中原王朝互動交往融合的歷史。盡管這部史書站在中原這一端和站在半島另一端各有不同的解讀，但都無法否認史書的書寫是從史前時代即已開始的，經歷了悠久漫長的年代和復雜變幻的歷史風雨。

　　2.榮辱與共性。由于千百年來的密切交往與深度融合，客觀上造就了中原王朝與朝鮮半島總體上興衰相因、休戚相伴、榮辱與共的特殊關系。當朝鮮半島與中原王朝完全融為一體的時候是這樣，即便二者在朝貢體系或宗藩關系架構下的次緊密關系時候同樣莫不如此。遠的如壬辰戰爭，近的如甲午戰爭，都是關系重大、牽動彼此、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前者中朝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仇敵愾，倭寇前進大陸的迷夢遭到了可恥的慘敗;后者因清軍潰敗，朝鮮國滅，中國國運雪上再加嚴霜。

　　3.文化耦合性。千百年來的密切交往與深度融合，不但大大深化了朝鮮半島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聯系，更直接促成了彼此間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緊密、越來越不可分割的文化融合。眾所周知，朝鮮半島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就是從漢字開始，并由漢字書寫的。以習漢字、學漢話、讀漢文、寫漢書為標志，舉凡朝鮮半島的一切文化活動和文化傳承，無不以漢字和漢化為媒介元素和基本特征。雖然，朝鮮半島從十五世紀開始創立了屬于自己的文字——諺文，但是，無論是發音、書寫還是語義都與漢字一脈相承的朝鮮諺文，其創制的初衷完全不是今天半島人士出于特殊需要和目的而解讀的所謂“文化自主”和“擺脫漢字”，只是為了方便和滿足半島中下層社會習文斷字的需要而已。畢竟學漢字、說漢話太過艱澀，因而過去基本上屬于半島上流社會的專美。即便如此，朝鮮諺文剛一頒行的時候，還曾遭到士大夫階層的強烈批評和抵制。當時的朝鮮集賢殿副提學、著名學者崔萬里就大聲疾呼：“自古九州之內，風土雖異，未有因方言而別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類，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歷代中國皆以我國有箕子遺風，文物禮樂，比擬中華。今別作諺文，舍中國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豈非文明之累哉?”

　　4.不可替代性。地緣相接、歷史相因、政治相通、經濟相連、語言相承、文化相傳、人民相親，構成了中國與朝鮮半島欲說還休、錯綜復雜、千絲萬縷、無法剪斷的至為獨特的國家間關系。對于中國而言，這種雙邊關系在中國的周邊外交中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5.松緊交替性。回顧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統一固然是華夏各民族的期盼和最大利益所在，但以今天的地理版圖衡量，中原王朝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時間并不長，分裂分治才是漫漫歷史長河的主流。反映在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和控制狀態方面就是，凡是中原王朝統一、強盛的時期，她對朝鮮半島的控制就緊密，雙方的聯系和融合也更密切、更主動、更自覺。與此同時，站在半島的角度，它們以“事大主義”為核心的對中原王朝歸心依附的積極性、自然性、自覺性、主動性也更強烈和不可動搖;反過來，一旦中原王朝勢衰力竭、自顧不暇甚至分崩離析，對半島的控制力也就化為烏有，朝鮮的離心力或不可控性也就大大增加。這在甲午戰爭后表現得最為明顯。時至今日，盡管兩韓一再宣稱自立自主，但從嚴格意義上說，“事大主義”仍然是其深入骨髓血液的對外交往中有意無意、有形無形、自覺不自覺遵守的最根本指導原則。而中國在半島的控制力、影響力之所以直線衰退，根源就在于自鴉片戰爭后中國國力一蹶不振一落千丈，從而既給了朝鮮自立自主的時間與空間，也給了后來的日美蘇俄諸列強相繼染指朝鮮半島提供了千年不遇的機會。

　　二、中國朝鮮半島政策的原則

　　明了了中朝關系的歷史文化脈絡和錯綜復雜的特點，我們的朝鮮半島政策才不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明白我們需要什么，應當做什么，能夠做什么，應該堅持什么樣的原則，等等。因此，把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形成和演進的錯綜復雜、魚水難分、休戚與共、息息相關、共生共榮、藕斷絲連的中朝(韓)特殊關系簡單化為要不要放棄，這是十分愚蠢錯誤的，也是十分有害和危險的。

　　依據歷史，照顧現狀，著眼未來，筆者認為，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應該一以貫之的堅持以下諸原則：

　　1.以我為主、于我有利。中國外交的宗旨、核心和終極回歸，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超越黨派，超越時空，超越表象，超越道義，超越一時一地一事一人的羈絆和左右。只要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利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與一切強國強權折沖周旋，最大限度地獲取和捍衛中國的利益，這樣的朝鮮半島政策就應該毫不動搖的堅持和堅守，反之就要堅決修正乃至唾棄。尤其要堅決糾正和扭轉過去那種以一時利益取代長遠利益、以眼前利益取代永恒利益、以表面利益取代實質利益、以蠅頭小利取代核心利益、以政黨利益取代國家利益、以個別人的喜怒好惡取代全民族利益、以朝鮮利益取代中國利益等種種錯誤觀念和做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過去信誓旦旦固守和堅持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陣營”等等原則，不僅嚴重脫離實際、脫離時代，嚴重背離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甚至還凌駕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是十分荒唐和荒謬的，不僅沒有擴張和拓展中國的國家利益，反而嚴重犧牲和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后來的中朝關系史無數次證明，拿某些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似是而非、臨時抱佛腳的理由當作處理對朝關系的宗旨和原則，不僅獲得了可恥的徹底失敗，還自覺主動積極的把自己變成凱子和冤大頭，任人予取予求、希索無厭。這種狀況再也不能延續了。以我為主、于我有利，不僅應該成為衡量和檢驗中朝(韓)關系的唯一標準和最高指導原則，也應該是我們長期不變的總方針。在此前提下，北朝鮮的世襲體制是不是合理、中國要不要促成北朝鮮對外開放、要不要促成朝鮮半島統一等等，都是假命題或次要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朝鮮的封閉世襲、半島的分裂分治有利于中國的長遠利益、終極利益和核心利益的最大化，那我們就應該毫不動搖、一以貫之的維持半島的現狀。

　　2.由我主導、有效管控。新中國六十多年來被事實反復證明完全失敗了的半島政策和中朝(韓)關系史，恰如一部最生動、最直觀、最科學、最實效的外交教科書，它教育并教會了我們：中國的半島政策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由我主導、進退裕如、有效管控，決不能被朝鮮北南任何一方牽著鼻子轉。在中國如何積極主動有效高效處理半島事務問題上，不僅有歷史可以作參照的鏡子，更有美國這個最好最高明的老師為我們作了示范。美國是中華民族分裂分治的元兇，卻同時能在海峽兩岸游走裕如，兩面下注，兩面管控，兩岸領導人時時事事處處都要看美國人的臉色，盡管我們很不情愿，甚至恨得咬牙切齒。美國的極為陰損毒辣又極端高明高效的兩面派對華外交，很值得中國的外交人員玩味和深思，并從中學習吸收奧妙，并依葫蘆畫瓢地實際運用于中國的對南北韓外交(包括對緬甸外交)，達到兩頭控制的最高境界。

　　3.深耕精耕、全面掌控。一方面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自顧不暇，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國力軍力又只能囿于國內，列強紛紛取代中國染指控制朝鮮半島，另一方面兩韓自立自主的意識和能力也在不斷增長，客觀上給中國站在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做好對朝韓外交制造了困難和問題。惟其如此，我們的工作更要深入細致，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對北朝鮮而言，決不能把寶全部押注于金家王朝的統治者身上，而必須想方設法發現培育親中勢力，尋找和儲備不同的代理人，必要時可以取金家王朝而代之，或者說一旦金家王朝崩潰，我們還有后援和后手，這樣才能成竹在胸、臨危不懼、臨危不亂、處危有方。要立足長遠、著眼全民、涉及全面、深耕民間，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社會、情報等全方位、全領域、全時空厚植厚實友中、親中、愛中、戀中、服中、慕中、依中的根基和土壤。對于南韓，則以日益緊密的經濟紐帶為手段和杠桿，以經促政、以經和民，制定近、中、遠三階段目標：近期，全面密切官方關系和民間感情;中期，采取一切或明或暗、有形無形、虛實相間、快慢結合的手段，有條不紊的分化、離間并最終拆散美日韓“軍事鐵三角”，并將美軍徹底擠出朝鮮半島;遠期，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社會等全方位、全領域、全時空厚植厚實友中、親中、愛中、戀中、服中、慕中、依中的根基和土壤。

　　4.長期戰略、齊抓共管。六十多年來，中國幾乎完全失敗的半島政策和對朝韓外交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鼠目寸光、左右搖擺，缺乏長遠眼光和戰略規劃，缺乏持之以恒、一以貫之的堅持和堅守，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運行機制。基本上屬于政出多門、各自為陣、各自為戰、前后不接、首尾不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急亂投醫和臨時抱佛腳。前三十年，扛大旗，唱高調，當凱子，以義替利，舍利求義，打腫臉來充胖子，外交以面子和務虛為目標，曠古爍今，舉世無兩。結果，朝鮮戰爭付出了那么慘重的代價和犧牲，完了不僅立刻被人家一腳掃地出門，甚至連個謝字都沒得到。更荒誕的是，后來還繼續甘心情愿、無怨無悔當凱子，把個金家三代白眼狼養育得膘肥體壯完全忘了自己“叫花子”、“被施舍”的本來身份;后三十年，吸取了一點過去的教訓，縮減了一點援助的力度，曉得要講一點“投入產出”效益，但骨子里裝腔作勢、好大喜功、打腫臉來充胖子的天然秉性，依舊支撐著中國甘心情愿、無怨無悔的凱子外交與賄賂外交。自然，中國的對朝外交也就在繼續讓自己勞而無功的同時，繼續陷入被動和亦步亦趨、完全被南北韓牽著鼻子走的荒唐境地，不但對半島事務無一絲一毫的主動權、主導權和決策權，甚至連知情權、發言權、參與權都得看人家的臉色。

　　與此同時，要堅持統籌協調、齊抓共管。俗話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外交關乎國利，決不只是外交部門的事情，也決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能夠做、做得了、做得好的。一方面，黨政軍各部門、各單位都要有“一盤棋”、“一起管”、“一齊抓”的責任意識和自覺擔當，防止推諉卸責踢皮球，把外交視為外交部門一家的任務、一家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堅決杜絕外交系統一個人、一個部門、少數人對外交事務壟斷獨霸、獨斷專行，制定外交戰略和政策舉措僅憑閉門造車冥思苦想或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必須大力高效統籌和整合外交、軍事、國安、商務、投資、文化、情報、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等一切相關部門的力量，建立起信息互通、資源共享、遇事協商、集體決策的工作機制，既明確任務、細化分工、各司其職，又步調一致、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深耕、長耕、耕耘好對朝韓外交，防止因個別部門或少數人壟斷決策，或因其飽食終日、昏庸顢頇、工作不力、失察失職、不作為、亂作為，或以部門利益甚至一己之私交換國家利益等帶來的種種危害。

　　三、中國對朝（韓）外交中的沉珂頑癥

　　如前所述，新中國的對朝韓外交之所以長期陷入無所作為、一無所獲、全面失敗的境地，根源就在于外交政策決策進退失據、手足無措、目標不清、方向迷失。而這種極端荒唐和糟糕的外交，其全部罪孽歸根到底要追究到具體主持和從事對朝韓外交的人身上。因為外交是由具體的人在做的，靠具體的人規劃、部署、實施、推動和落實的。正是由于中國外交界數十年養癰遺患、酒囊飯袋所積蓄的一系列沉珂頑癥，才直接導致了中國半島政策的全面徹底失敗。按理說，改革開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與南北韓經濟捆綁的加深，中國的對朝韓外交在千百年來獨有的眾多傳統優勢基礎上，又新增了新的、更加積極可靠的有利因素和豐富資源。然而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對朝韓外交一如既往的停留在低水平、低層次、表面化、簡單化、空洞化、邊緣化、泡沫化的境地。這是為什么?道理就在于中國的外交出了嚴重問題，在于主持和從事中國對朝韓外交的人有嚴重問題。由于他們的不作為、亂作為而累積的許許多多的沉珂頑癥，嚴重妨害了國家利益。這些沉珂頑癥主要有：

　　1.抱殘守缺、固守教條。這是當今中國外交系統最大、最頑固、最惡劣、為害也最為慘烈的痼疾，甚至已經發展成了癌癥。其突出表現有三：一是神化毛澤東、鄧小平等前代領導人的外交理念、外交思路和有關方針政策，認為只要是領導人欽定了的，就是絕對和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不容否定、不容懷疑，不容議論，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比如不干涉內政這一條，就機械固執地照搬了幾十年，從不懂得因時因地因事而變，以致自縛手腳、畫地為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二是打著恪守和遵循毛澤東、鄧小平等前代領導人外交遺囑的旗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無所事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三是壟斷和獨霸前代領導人外交理念、外交思路和有關方針政策的解釋權、話語權，甚至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興趣、好惡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歪曲篡改領導人有關講話、指示、論著的原意。在這方面，最典型、最惡劣、也最貽害無窮的，非前駐法國大使、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莫屬。本來，吳建民的能力與強項，不過是學了法語、說了法語、讀過幾本法文書籍、了解過一點點關于法國或法語國家的知識，僅此而已。但由于中國外交系統獨特而荒唐的人才培養選任機制，舉凡學外語的，尤其是外交學院、國際關系學院或重點大學外語系畢業的，一個個都被視為了奇貨可居的外交專才。于是，吳建民不但通過一步步熬資歷、履歷，最后成了登堂入室的外交官，還大言不慚堂的自詡起所謂“外交專家”來了，更堂而皇之的獲得并壟斷了對早期領導人外交理念、外交思路和有關方針政策的解釋權、話語權。于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被吳建民偷梁換柱、挖心去核歪曲篡改成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縮頭烏龜、讓步妥協、無所作為，還口口聲聲叫嚷“一百年不變”。結果，其本人成了國際外交界的笑柄和國內人人喊打的外交大傻不說，還直接釀造了中國外交長期喪失立場、喪失尊嚴、喪失主權、喪失利益、勞而無功等無數的惡果。時至今日，清除吳建民之流及其流毒、遺毒，成了中國外交重建與創新的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

　　2.蕭規曹隨、無為而治。中共建政已歷65年，包括外交工作在內的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流程、機制和模式，盡管其效率、效果、成熟度、有效性、科學性等等都飽受批判，但畢竟有了一整套現成的運行機制，再不必像建國初期那樣到處抓瞎最后干脆全盤照搬蘇聯。這就為后來者蕭規曹隨、墨守成規、渾渾噩噩、遷延度日創造了條件。中國外交之所以長期沒有開拓、沒有建樹，與外交系統大大小小的官僚們食國之祿、忠己之事，長期懶政、惰政，大搞無為而治是有直接關系的。

　　3.畏難犯難、怠惰守成。做任何事情，最容易的是撿現成，依葫蘆畫瓢，照著模式做，照著前任做。最難的是求新求變、開拓創新。外交也是這樣，半島外交尤其這樣。面對一個兇殘暴虐、桀驁不馴的封建家族政權，面對國際上主要的外交玩家長期以半島為舞臺，虛虛實實、爾虞我詐、角心角力、斗智斗勇而形成的異常復雜嚴峻的斗爭格局，中國外交要想取得突破談何容易?于是，中國的外交退而求其次，只求平平安安不出事，那么，“無事”就是“喜事”，“無過”就是“有功”，“不為”也成了“有為”。

　　4.庸人主政、人才奇缺。筆者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外交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才培養和選拔的簡單化、公式化、片面化，長期局限于本系統和學外語，搞工廠化、流水線、封閉式培養和系統內循環，外交人員知識狹窄、能力平庸、視野局限、人格缺陷，缺少多能力培養和多部門、多崗位鍛煉鍛造。他們誤以為搞外交就是學外語，學外語就能搞外交。結果，他們窮盡一生的時間和精力浸淫外語，卻對外交理論、外交宗旨、外交本質、外交博弈、叢林法則、國際政治、斗爭哲學等等一竅不通。這樣的人一旦走上尖銳復雜的外交斗爭前沿，必然很難適應、很難駕馭、畏難畏懼，必然遭遇到知識儲備不足、經驗閱歷匱乏、性格個性缺陷、意志品格脆弱、能力素質低下等等諸多挑戰和困擾。

　　5.玩弄文字、忽悠廟堂。觀察近三十多年的中國外交，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雖然中國外交長期毫無建樹、勞而無功、乏善可陳，但中國外交系統發明創造的新名詞、新口號、新提法，近年來卻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諸如什么“大國外交”，什么“外交自信”，什么“外交定力”，什么“新型大國關系”，什么“面向二十一世紀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什么“中國決不允許家門口生亂生戰”，等等等等。如果這些新名詞、新提法、新要求出自美國國務卿或俄羅斯外長之口，恐怕全世界都毫不懷疑其真實有效性和可信性。但是偏偏，它們均出自于中國外交官之口，很自然的，全世界都不會有人拿這些口號當回事。為什么?因為這些口號只能寫在中國外交部一年一度的工作總結里，只能說給中國國內的老百姓聽一聽，只能起到忽悠和蒙蔽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作用，此外則毫無用處。

　　6.務虛求虛、罔顧國利。由于清一色的外語人員把持中國外交，再融入中國官場的厚黑與昏庸文化，造成中國外交長期講和氣、講道義、和稀泥，好面子、諱言利、怕斗爭，花錢消災，花錢買平安。但是，中國外交一方面諱言利，棄利取義，另一方面卻不惜大把大把的在國際上狂甩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到處打腫臉來充胖子，以無知童子冒充散財童子，崽賣爺田，量國之力，肆意揮霍，毫不心疼。這樣的外交和外交官，不僅無能，而且卑劣;不僅缺德，更是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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