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如果在國際社會沒有自己的話語，就只能人云亦云，從而淪落為屬國番邦。一個國家如果在國際談判中沒有自己的話語，就沒有自己的立場，從而也就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能屈從于他者的利益。

　　自己的話語來自哪里?只能來自自己的民族文化。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國，這是一個國家政治上的命根子，也是利益上的命根子。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這個民族的根本利益的體現(xiàn)，一個民族沒有文化就沒有利益，就永遠只能屈從于別人的利益。

　　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期間，通過頒布法律廢除了基礎教育中儒家經(jīng)典的課程設置，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剔除在教育資源之外。課堂之上，僅有少數(shù)古代詩文作為點綴，那些集中體現(xiàn)國人世界觀、價值觀的經(jīng)典，竟然無法與學生見面。莘莘學子日夜所習，盡是西學內(nèi)容。以至于中國人了解莎士比亞勝過了解湯顯祖，了解盧梭伏爾泰勝過了解朱熹王陽明。中國人仰慕亞歷山大和凱撒，卻詛咒秦皇漢武，天天贊頌殖民領袖和奴隸主華盛頓，卻天天批判唐宗宋祖。我們的教育只教了一種文化：西方文化，一種知識：西方知識。學人與西方文化具有天然親緣性，言必稱希臘早就是中國學人的原罪，因為教育只教過我們“希臘”，而沒有教給我們堯舜禹湯。久而久之，學人對母文化難免隔膜、陌生，甚至充滿鄙夷與敵意。

　　自此以后的一百年，恰是我們在國際上缺乏話語權的百年，是我們在談判桌上“有理卻詞窮”的百年。是我們說什么都不得不鉆進別人的文化圈套，而無法自圓其說的百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錯誤地放棄了自己的文化，錯誤地放棄了自己的話語。

　　連自己的話語都沒有，怎么可能有話語權呢?連話語權都沒有，怎么可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呢。

　　西方社會在五百年殖民擴張中，不但實現(xiàn)了對于全世界資源、市場、物流、生產(chǎn)、分配的控制，也完成了對于世界大多數(shù)民族的文化灌輸。借以維護西方利益的西方中心主義文化體系，已經(jīng)統(tǒng)治了大多數(shù)國家的頭腦，成為舉世公認的權威文化。

　　在中國，這種旨在維護西方國家利益、建構西方種族和制度優(yōu)越性的西方文化，兩度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幾乎成為社會主流文化。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次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當我們過度認可西方文化權威的時候，我們對外失去了話語權，對內(nèi)造成文化認同危機和政治認同危機。

　　今天我們在文化上的被動局面，不僅影響到我們的文化權力和文化安全問題，實際上已經(jīng)影響到中國公民的政治認同問題。如果我們再不站在戰(zhàn)略高度進行文化建設，確立我們自己的核心價值和道統(tǒng)，我們民族復興、國家崛起就會受到制約，甚至可能連改革開放的經(jīng)濟成果也無法守住。

　　發(fā)展民族文化，就是要維護文化權力，建構政治認同。在遭遇百年文化危機之后，我們今天必須盡早著手，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為最主要的教育資源，在此基礎上鍛造新道統(tǒng)，以期對外維護文化權力和話語權，對內(nèi)建構并維持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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