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當今文藝界最大的明星?當然是張藝謀和趙本山。他們的成功固然與他們杰出的個人稟賦密不可分，但是，這么巨大的成功僅從個人才華上找原因顯然不夠。古話說時勢造英雄。以他們的成功來觀察他們所經歷的文藝時代，是對這個古訓的靈活運用。

　　張藝謀是紅遍中西的電影導演。他的電影有一個基本敘事模式：中國，一個骯臟的社會，一種黑暗的歷史，一種愚昧的文化，一個殘忍的民族，一群懦弱而又麻木的國民。他綜合了殖民者幾百年來對中國的所有妖魔化描述、歧視性解讀，帶著像殖民者一樣冰冷的優越感和冷酷的批判激情，利用才華橫溢的電影語言，對這一切進行著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冷漠的批判。四合院與封閉對應，原野與野蠻對應，燈籠與保守陰暗對應，戰爭與殘忍和嗜殺對應。男人失去睪丸，與懦弱和卑怯對應，死亡與麻木對應。紅高粱與生物狀態而非人性狀態的生命力對應。總之，這是一個丑陋的世界，是一個需要高貴力量(或種族或個人或文化)征服、教化的世界。電影的創作主體當然就是這種高貴力量的代表。

　　張藝謀的創作，呼應了西方人對中國社會進行妖魔化描述的功利需求，激發了他們對于中華民族的錯誤想象。同樣也投合了中國精英群體百余年來對中國社會的錯誤認知。所以，張藝謀不但在西方社會受歡迎，在中國精英層和白領層也廣受追捧，遂成為代表一個文藝時代的文化英雄。

　　趙本山的成功奧秘，與張藝謀異曲而同工。他是一個真正來自底層的農民，他的看家本領也是土得掉渣的農民藝術：二人轉。他把麥場上用于逗樂提神的那些低俗的調戲、戲謔、嘲諷、羞辱、損害等等內容，發展為上流社會大雅之堂中尋找優越感、成就感的舞臺藝術。在趙本山的眼光里，農民必定鄙俗、狡黠、奢望，殘疾人必定困窘、錯訛、無奈，小商販必定貧寒、艱苦、期盼。他把這一切打包為調笑取樂的材料，借助那個獨家壟斷國家電視平臺的機構，向全國人民大派送。精英群體從中獲得了優越感，對趙本山鞠躬致敬，老百姓希望通過這樣的消費過程，把自己從那個卑微的弱勢群體中提拔出來，也對趙本山歡呼贊頌。

　　趙本山的成就還不止于此。把殖民者幾百年來對于中華民族的蔑視與羞辱，悉數轉嫁到底層群體身上，讓中國的精英群體既可以唾沫橫飛地詛咒中華民族，又可以把自己摘出來。他的這一貢獻，讓精英群體感激不盡。他也由此把自己提拔到了超級精英的層級。他坐著私人飛機橫空而出，地方大員丟下政務，跑到荒郊野外的機場接駕施禮，擁抱合影，共敘娛樂之情。

　　在傷害民族尊嚴、打擊民族信心的領獎臺上，趙本山與張藝謀勝利會師。獎杯中不但裝滿了文化英雄的崇高榮譽，還裝著一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提款機。

　　六十五年來，中華民族高歌猛進，在經濟建設、社會改造、國力增長上，創造了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可是最近三十幾年，中國的精神文化發展，出現了逆向而進的趨勢。經濟越發展，精神越自卑，工農大眾創造的財富越多，其主人翁的地位喪失得也越嚴重。這也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

　　張藝謀與趙本山的成功，記錄著中國文藝史的一段錯誤歷程。這樣的文化時代和文藝時代，必須趕緊終止。我們呼喚著與中國文化底蘊相對接的、與人民道德水準相對應的、與時代成就相匹配的正能量的文化英雄。這樣的正能量文化英雄，遍地都是，等著我們去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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