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成為這次習總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主題。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任何文藝家，凡是依據這兩者創作的作品，不管藝術手法如何，藝術水準高下，都幾乎贏得了人民世世代代的贊賞和自行傳播。

　　就拿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來講，許許多多為廣大老百姓贊賞與傳播的文學藝術作品，雖然從純藝術角度來看，趕不上少數高雅經典之作，可它產生的巨大影響力與正能量實在不可小覷。就拿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來說，就很能說明問題。除去專家學者層的少數人不說，若論在民間的影響，思想性藝術性被眾多論者列名第一的《紅樓夢》，恐怕要屈居最末了。而藝術性遜于它的《西游記》、《三國演義》甚至《水滸傳》自誕生以來所產生的影響，就遠大于它了。在中國乃至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華人世界里，你要是說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名字，可能除去個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知道外，大多數普通老百姓都是十分生疏甚至聞所未聞的。就連八十年代播出后如今仍時不時在某些衛視重播的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的影響力，也絕對趕不上后三部影視作品所產生的廣泛影響。這是為何?原因很簡單，后三部作品里的故事和人物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與審美需要太接近，里面的許多人物及其言行，幾乎就是老百姓現實生活里常常發生的事兒。它因為接地氣，符合人民大眾的審美需要、審美水準、生活經驗，老百姓就喜歡它，傳播它，使它具有了一般民間文學本身無可替代的傳播與再造機會和無以倫比的藝術穿透力。在中國，只要你隨便走到城市鄉村，即是婦孺童叟，只要說起孫悟空、唐僧、豬八戒，幾乎無人不知的;只要你說起武松、李逵、林沖，幾乎人人都能說出他們幾段精彩故事來;只要你說到劉關張桃園三結義、諸葛亮、曹操的掌故，幾乎人人都能如數家珍一般娓娓道來。而《紅樓夢》里描寫的生活環境及人物，卻是老百姓可聞不可見、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即的官宦之家，那里面人物之間發生的任何事，在普通人眼里似乎都是于己無關的另一個世界里的人和事，與廣大民眾的生活現實相去太遠。因此，老百姓因不熟悉就不喜歡那里面的人和事。大戶人家的喜怒哀樂同自己的喜怒哀樂完全不是一個世界里的事，他們的生活需求和生活享受同自己格格不入。管你林黛玉弱不禁風多愁善感，管你賈寶玉泡在女兒堆里不走正路，管你薛寶釵舉止嫻熟極富心計，都是我的生活里想都別想也懶得去想的鏡花水月。我所喜歡者，就是劉關張三人生死與共的情分，就是李逵、武松那樣除暴安良的英雄，就是孫悟空身上無所不能降妖除魔的神通，就是唐僧師徒歷盡磨難后苦盡甘來的美好結局。至于你什么霓裳羽衣舞、玉樹后庭花、風花雪月吟詩作賦，都是我不需要的，也是我力不能為的，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像劉姥姥一般涎著臉皮，走進深深朱門，故意獻丑賣乖，取樂賈母與眾人，然后討得幾兩碎銀，幾杯殘羹，滿足自己困窘的衣食之需。

　　這里絕不是否認高雅藝術的存在必要，更不否定自己對高雅藝術創造者的贊賞以及由其帶來的美感享受。要說的是，不管高雅的陽春白雪和通俗的下里巴人都有自己欣賞的人群，都有自己扎根的土壤，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不容忽視的是，陽春白雪的觀賞者，惟其稀少與高雅，才多被束之高閣，或者只能被極小人群所喜愛;而下里巴人，惟其大眾化和通俗，才最具人緣與氣場，最容易為廣大受眾喜愛與傳播。陽春白雪，是對藝術審美高度的追求與需要，而這種高度又使它多顯得有點離群索居，和者蓋寡。說好聽點，它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冰山上的雪蓮，它是月宮里的桂樹，它是銀河上的鵲橋，因為離地太遠，孤高清寒，很難贏得最廣大的生活人群產生共鳴。因此，它的傳播與影響也只能在很有限的區域之內和人群之中。說難聽點，任何事物高雅到幾乎沒有多少人能賞鑒它高雅的境界，它就很難贏得自己所期許的蓬勃旺盛的藝術影響和生活意義上的尊貴與顯赫;下里巴人雖然藝術上可能不及或者稍遜于陽春白雪，可它來自普通百姓的生活實際，內外都泛著厚重的泥土味兒和市井味兒，同百姓的呼吸與命運相緊緊連接，它一經誕生就沁透著生活的色香味，反映著百姓的喜怒哀樂與生活追求，因此，很快就能融入最廣大的人群，產生廣泛而持久的共鳴。它是原上的樹，它是山中的霧，它是田野里樸實的稻黍，它是小溪里潺緩的流水。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嗅得到，說得出，故而能產生極其廣泛深遠的影響和更具生活意義的藝術感染與滲透力。毋庸置疑，對少數高壓的人群而言，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固是高雅，可它誕生以來，世界上真正能欣賞它的人卻極其有限;《紅樓夢》的思想性藝術性固然高邈，可普通老百姓因欣賞不了它，也就談不上喜歡它，致使它的影響力就不如其它三部古典名著;屈原的《離騷》固然令人讀后一噓三嘆、蕩氣回腸，可在更廣大的人群中，它的影響力和對人生的啟迪效果，卻遠遠趕不上王之渙那首只有二十字的五言絕句《登鸛雀樓》。

　　高雅藝術要產生，要存在，因為它昭示著人類文明的至高境界;通俗藝術更要發揚光大，它直接關乎人民群眾的切實生活需要。離開了高雅藝術，人類文明就會流于泛泛一般的境地;離開通俗藝術，生活中就沒有了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情趣與美善活力。

　　雅和俗只能相對而言不能絕對而言。高明的藝術家固然能創造出高超的藝術作品，而高超的藝術作品未必就全部來自遠離廣大人群的生活。魯迅先生很有限的小說創作里，很多看似很樸素的題材卻達到了十分高雅的藝術境界。誰能說《阿Q正傳》、《故鄉》、《風波》、《孔乙己》等這些反映基層老百姓的作品，就登不上人類文學高雅的殿堂?誰能說浩然、丁玲、周立波、柳青、梁斌、李準等中國現當代作家，因為作品的主角是農民，是普通百姓，他們作品的藝術水準就是下里巴人層次?高雅的人群，高雅的題材，高雅的生活，高雅的故事，未必就能成為高雅的藝術;相反，普通的人群，普通的生活，普通的題材，普通的故事，未必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小人物，小事件，小故事，往往能夠成就大藝術。魯迅筆下的潤土、九斤老太、阿Q、孔乙己、祥林嫂，都是小人物，他們做的事都是小事情。可作為藝術形象的他們，卻一個個都昂然走進了中國乃至世界文學的雄偉殿堂里，成為不朽的藝術形象。而許多深處高端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重大事件，荒唐故事，卻多因為創作者人生態度的誤差，藝術功力的局限，思想意識的偏斜，并沒有化為成功藝術體相而涉足藝術殿堂里那怕是哪一個邊角。正像自然美丑不等于藝術美丑一樣，它們都是由生活里的是非善惡來作為標尺的。《牛虻》中的牛虻后來因受黑暗勢力迫害形容變得極其丑陋，相貌丑陋的牛虻已是自然現象，而這種自然的丑陋在作家筆下卻光彩四射。因為主人公為正義的事業而奮斗，原先英俊的面容遭受黑暗勢力的蹂躪而變形，可他的行為與心靈卻較之以前更加美好與純潔。自然的丑在這里便轉化成藝術的美，牛虻光輝的形象不僅沒有因為自然形象而受損與降低，反而因為自己的思想行為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而變得更加美好。相反，自然的美在藝術里因為其本質的變異很可能就美氣全無，完全成了極具象征意義的藝術之丑了。大漢奸汪精衛，早年投身推翻帝制的革命，本人又才貌雙全，英俊瀟灑，曾被譽為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后因投敵賣國而臭名昭著。如今，不管在任何反應近現代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中，只要汪精衛一出場，創作者依然在其自然形象上維持原貌，可他的藝術形象終究脫不去漢奸標簽，他的任何言行都令人不屑與生厭。他已經被定格成民族史冊上永遠高懸于恥辱柱上的反派人物之一，與秦檜等反派人物一樣，再也改變不了自己歷史的、藝術的丑惡形象了。

　　不管是毛主席七十二年前的講話，還是習總今天的講話，都著重在強調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他們都把生活和人民放在文藝創作的第一位。離開了人民和生活，任何文藝創作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是漂浮不定的浮萍。因為在共產黨人的世界里，人民才是歷史真正的創造者。藝術作品如果放棄人民，甚至丑化人民，這不僅是對藝術的褻瀆，更是對生活對人民最大的不敬。三十多年來，在我國文化藝術創作領域，反人民之風大行其道，人民成了某些人創作中貶斥嘲諷的對象。他們的作品里，歷史的前進與人民無關，社會的進步與人民無緣，文明的創造沒有人民的成分，真善美的事業全都與人民不沾邊。只有少數富人、官員、精英才是歷史的主角，才是助推歷史前進的主要力量。只要看看現在的影視作品，出身豪門大戶的知識精英及其家人，無一不心地善良、扶危濟貧、愛國愛人、匡扶正義。凡是他們家中的任何丫鬟仆人，又無不死心塌地為其服務效勞甚至甘愿為他們獻出性命;一旦社會惡勢力猖獗，百姓遭難，又無不是這些公子哥和漂亮姐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一旦國難當頭，又無不是這些公子哥、漂亮姐們，散盡家財，聚眾反擊，最后都一個個成了愛國、愛家的民族大英雄。更奇怪的是，這些人不管前因如何，后來都曲曲彎彎成為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功臣。他們成了新舊社會都當家，新舊社會都是主人的特殊人群。普通民眾呢?舊社會是深受他們恩澤死死效忠他們的下等人，新社會又自然而然成為他們領導之下的屬下。似乎共產黨搞革命壓根兒就不是依靠普天下的窮苦人，而全是靠那些在任何社會里都是人上人的闊家公子哥和漂亮姐們。難怪今天影視作品里的多數人物，全都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富豪大家子弟，難怪今天的中國是那樣不遺余力地復制著一撥又一撥新的富豪大家，難怪那些祖輩父輩是土豪官員的人今天為什么竭力鼓吹私有化，難怪他們那樣惡毒咒罵現行社會制度及其開創者。人們不禁要問：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不知道在意識形態領域，還有多少實質性的黨性與社性存在?

　　時下不少文藝作品充斥著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對國家社會制度甚至對共產黨本身的極端丑化，可這樣的作品卻占據文藝主流地位，很受西方國家的青睞，其創作者也不斷斬獲來自西方世界給予的各種榮譽及獎勵。而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卻熟視無睹，聽任其放任自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進入社會各個階層，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建國以后走上文藝舞臺的工農兵和愛國知識分子形象，如今幾乎蕩然無存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帝王將相和豪門大家，都是公子王孫和膏粱子弟。這些人由創作者演繹出的子虛烏有的所謂開明故事，誤導人們在思想上產生歷史、社會、國家、中華文明全都是由他們創造的的錯誤認識。每次看莫言的作品，就很難看到他筆下的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有多少值得肯定與贊美的東西，中華文化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與傳承的地方，現行社會制度有多少文明與進步的表現;每次看張藝謀的影視作品，呈現在人們眼里的幾乎全是愚昧落后，衣著打扮洪荒原始的丑陋國民，你幾乎看不到這個民族身上還有多少值得人肯定與頌揚的品質與人格。文藝作品的首要職責就是給人們帶來生活的希望與信心，讓人們摒棄自私狹隘與丑惡，弘揚真善美，謳歌正義與豪情，謳歌樸實、勤勞與善良，崇尚開拓創新，激發人類進步的正能量。而他們的作品令人看后，首先感到是我們這個國家太落后，我們的民眾太野蠻太愚昧，我們的文化太垃圾太粗俗，我們的社會太混亂太殘暴。誰要是想從這些當今被譽為頂尖藝術家們的作品中產生出國家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那你簡直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甚至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惡丑。

　　自古以來，民族歷史上的文學藝術家璨若星河，盡管他們中許多人受時代的局限，作品中存在著這樣與那樣的不足與缺陷，可他們一個總體的思想是不變的，那就是愛國、愛家、愛民族、愛廣大的人民。李白的詩歌，讓人讀后倍感作為中國人的自豪與自信，令人對祖國山川大地的秀美壯麗產生無限喜愛和向往;杜甫、陸游、辛棄疾等人詩詞中憂國憂民的情感與報國殺敵的強烈意愿，使人讀之熱血沸騰，私情盡拋，心中油然而生鐵肩擔道義的豪邁激情;魯迅先生雖然無情揭露國民身上積存的種種丑陋，但他更多的是給予這些人以同情、希望、悲憫，頂多也就表現一點自己怒其不爭的悲憤之情。建國前三十年的許多文藝作品，每每觀之，都讓人身心受到激勵與觸動，自覺不自覺地就會產生對英雄人物由衷的崇仰與贊美之情。“學英雄，見行動”的情景，只有在那樣的時代和那樣的社會環境中，才會自然產生，不帶絲毫勉強與做作。由此，也表現出了優秀文藝作品對人潛移默化的良性啟發、滲透與改造功能。反之，這些年的不少文藝作品，隨意虛無歷史，惡意篡改現實，主次黑白顛倒，靡靡之音盈耳，奴顏婢膝十足。很難找出多少像樣的作品，能站在國家、民族與時代的高度，引領人們愛國、愛家、愛社會、愛執政黨，愛生活，自覺自愿地去追求真知與良善，鞭撻黑暗與丑惡。

　　習總在本次座談會上再次強調文藝創作的基本原則和它始終不移的人民性，就是從根本上澄清是非，扭轉已經偏離正確軌道的文藝創作現實。這一重大舉措，實在非常及時，堅定有力，必能給時下誤入歧途的文學藝術家，或者說給被某些別有用心的文化藝術界人士灌一副良藥，敲一聲警鐘。從這一點來說，它的積極意義完全可以和七十二年前毛主席在延安的舉行的那次座談會相媲美。

　　但愿我們的文化藝術創作能夠正本清源，正確處理好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關系，處理好藝術創作雅與俗的關系，處理好主流與偏流的關系，處理好主角與配角的關系，處理好主題與藝術形式的關系，處理好內容健康與否和藝術手法運用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創作者思想情感與國家民族大局和人民正當需求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對外來藝術形式及藝術手段學習借鑒與民族文化傳統繼承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了這些問題，習總的一番苦衷就沒有白費，國家民族振興的偉大夢想就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主流地位就能夠回歸，人民大眾就會再次回到時代的政治舞臺與藝術舞臺上來，一切妄圖毀滅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圖謀就會自行破滅，偉大經典的文藝作品就有可能在我們這個時代隆重誕生。

　　我們翹首期待文學藝術家們，能夠澄清迷霧，撲下身子，走進生活，走進人民，用自己的創作，為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更為我們的后人留下反映我們精神風貌和精神意志的優秀作品來!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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