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哲學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比較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鄭憶石教授訪談

　　鄭憶石 洪燕妮

　　鄭憶石(1954—)，女，浙江溫嶺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理事、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哲學學會理事、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理事。1982年畢業于四川大學哲學系，199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獲碩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代俄羅斯哲學。獨立承擔和主持國家、教育部、上海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多項。獨著有《民主社會主義思潮評析》、《阿爾都塞哲學研究》、《馬克思的哲學軌跡》、《社會發展動力論：從馬克思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合著有《<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研究》、《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從馬克思“苦惱的疑問”到鄧小平理論》《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等，發表學術論文13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等轉載。

　　洪燕妮(以下簡稱洪)：鄭老師您好，受《社會科學家》委托，非常有幸您能夠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訪。在如今俄羅斯哲學研究有些“冷落”的今天，您除了跟蹤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動態，還依舊堅守這塊研究陣地，并且在這一領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能回顧一下您的學術之路嗎?

　　鄭憶石(以下簡稱鄭)：首先感謝《社會科學家》給我提供這樣一個回顧自身學術路程的機會。對于學術研究“成績”談不上，在俄羅斯哲學研究的學術之山上，我頂多算個攀爬者。我走上哲學研究之路，純屬誤打誤撞。年輕時，我比較喜歡歷史，對哲學一無所知。“文革”期間學校停課，年少又無所事事的我們，得便就聚在隔壁一對教中學歷史課的夫婦家中，津津有味地聽他們“傾瀉”歷史典故。但1978年填報大學志愿時，我卻因照抄報紙上的招生目錄而“受到懲罰”，心不甘情不愿地進入了四川大學哲學系。盡管如此，13歲時似懂非懂地讀了《馬克思傳》，又讓崇敬馬克思的我，在大學期間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漸生興趣。三年級時，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到哲學系開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系列講座，讓我在歷史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似乎找到了符合自己愛好的契合點。所以后來在考研時，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

　　1987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學位，是我踏上學術研究之路的起點。我的導師張懋澤教授上世紀五十年代留學蘇聯，對列寧哲學尤其是列寧的《哲學筆記》研究很深，他的學術專著《<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解析》，當時在學界廣受好評。受他的影響，我也將自己的研究重心置于列寧哲學，尤其是當時備受爭議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讀期間，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上，發表了平生第一篇學術文章《論堅持和發展哲學的黨性原則》。這篇如今看來頗具“保守、正統”色彩的文章，我自認是將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與辯證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價值相結合的初步嘗試。這些，算是我后來關注蘇俄哲學的起點。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大特點是它的現實實踐性和反思批判性。我1990年到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后不久，就遇到了震驚世界的蘇聯解體。一時國際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崩潰論”甚囂塵上。“社會主義的出路在何方?”成了我學術研究的關注點。而當時西方興起而國內關注不多的民主社會主義，似乎讓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于是，我嘗試著研究這一理論，并于199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民主社會主義思潮評析》。在該書中，我結合當代西方社會、蘇東劇變的現實，在將民主社會主義與西方歷史上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縱橫對比中，分析了“民主”與“人道”之間的內在機理，闡釋了民主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國際關系等領域的理論，揭示了它的理論特征和理論實質，較早在學術界探索了中國發展道路與民主社會主義之路的關系。

　　隨后，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我發現結構馬克思主義的代表阿爾都塞，對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蘇聯哲學，盛行用人道主義界說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及其批評頗有見地。而當時國內學界也流行著將馬克思主義徹底人道主義化的趨勢。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會否重蹈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覆轍?如何才能避免這種悲劇?對這類“宏大”問題，我當時并沒有什么深入思考。2000年，我受聘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俄羅斯中心》兼職研究員。2001年，我到中山大學參加“蘇俄哲學研討會”，有幸認識了國內學界研究蘇俄哲學的專家們，對蘇聯哲學和當代俄羅斯哲學產生了研究興趣。蘇聯解體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全球范圍內面臨了空前的危機。這種危機，讓以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業的我，在教學課堂上都能深切地感受到。這一切，在促使我思考哲學何以在蘇俄遭遇如此命運的同時，萌生了能否通過對比蘇俄哲學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未來發展之路的初步想法。于是，在2001年完成了學術獨著《阿爾都塞哲學研究》之后，我便將研究重心轉向了蘇聯哲學和俄羅斯哲學，并相繼發表了《蘇聯哲學的特征、轉向及其啟示》、《從情感發泄到理性反思：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哲學》、《論當代俄羅斯哲學的特征》、《蘇俄哲學：反思中的啟示》等多篇論文。這些文章先后被《新華文摘》等刊物轉載，又激發了我將當代俄羅斯哲學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對比分析的自信。

　　洪：我注意到，您的比較研究對象是俄羅斯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我們知道，俄羅斯哲學是一般對象，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特定對象，您認為兩者之間有可比性嗎?這種比較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意義何在?

　　鄭：這個問題提得好!的確，從形式上看，兩者似乎沒有可比性。但哲學是一個民族精神高度的標桿，用恩格斯的話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因此，一個社會只要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在研究哲學，就說明社會仍然需要哲學，哲學也就仍然有它生存的位置。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中國都發生了社會轉型，雖然兩國轉型的方向、速度、規模、程度都不同，但追趕世界現代化的目標卻是相同的。如今，中國的“中國夢”和俄羅斯的“強國夢”，都表明了各自對于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強烈愿望。目標的實現需要理論引導，因此，兩國都始終沒有放棄對“黃昏起飛的貓頭鷹”(黑格爾語)——哲學的選擇。21世紀以來，在俄羅斯，是哲學重新引起了官方的重視，在中國，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獲得了國家財政的大力扶持。因此，盡管兩國在選擇理論引導的價值取向上迥然不同，但社會發展都需要理論引導這一事實，以及互為鄰居的兩國在歷史與現實中，無論國情還是史情的諸多相似性，又表明兩國哲學三十多年的發展軌跡，的確存在一定的關聯度與相似性。這就為我們對比分析兩者，提供了可能。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蘇聯哲學走向了解體，當代俄羅斯哲學也一度遭遇了“滑鐵盧”。30多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在獲得國家支持而長足發展并取得累累碩果的同時，又隨著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挑戰，面臨著范式創新和中國化等諸多問題。而在我們的實際研究中，更是存在著諸如以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反對價值導向的一元性，以學術研究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導的必要性;理論與實踐的“兩張皮現象”;“中國問題”的缺位;市場化和工具化研究傾向，以及語詞包裝過度的不良文風等等問題。挑戰和問題的存在，更表明了“以俄為鏡”對于當代中國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意義，表明了在當代俄羅斯哲學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對于深化和拓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價值。

　　洪：我注意到，21世紀以來，學界在繼續反思蘇聯哲學時，將關注點更多地轉向到當代俄羅斯哲學。同時，我也看到您對蘇聯哲學和俄羅斯哲學的關系進行比較的文章。您能否談談中國學界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對蘇聯哲學與俄羅斯哲學的研究狀況。

　　鄭：由于俄羅斯哲學的地域性特點，由于它與文學的糾結纏繞，由于它的直覺性而缺乏思辨味，由于它較強的“彌賽亞”意識，由于它受蘇聯哲學的“株連”，以及由于它既不具有中國哲學的悠久性，又不具有西方哲學的普適性等等原因，使得它在世界哲學之林中，算不上參天大樹而至多只是一株生長之木。因此，它不受世界哲學的青睞，在中國學界的研究中也只是“小眾”。盡管如此，在一些學界同仁三十年多年的堅守下，中國的蘇聯哲學和俄羅斯哲學研究，仍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今日俄羅斯與昔日蘇聯，盡管無論社會制度還是思想觀念都似有天淵之別，然而，兩者之間割不斷的歷史聯系，又決定了當代俄羅斯哲學在探索未來發展之路時，不得不面對蘇聯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昔日蘇聯哲學，曾經的“師生關系”讓我們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時，也不能不重新思考蘇聯哲學。因此，當蘇聯解體后，哲學在蘇聯曾經的存在和發展，在成為人類理性反思的恒常話題時，研究和評價蘇聯哲學，便首先成為我們比較研究當代俄羅斯哲學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一道繞不過去的坎。

　　國內的蘇聯哲學研究，若以改革開放劃界，基本分為兩段： 20世紀50-60

　　年代的學習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研究階段。

　　20世紀50-60年代初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蘇聯哲學基本上是學習而談不上多少研究。新中國誕生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學者的理論視野。作為“先生”的蘇聯哲學，無論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理論資源，還是培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家，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當然，這種作用是正面與反面兼具)。而當時作為“學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界，其學習蘇聯哲學的渠道，一是來自解放初期蘇聯哲學家的來華講授，二是通過50年代末留蘇學生歸來后，在高校、科研單位的傳播和研究。這種學習和研究，隨著20世紀60年代以后中蘇關系的破裂戛然而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蘇聯哲學研究階段。20世紀80-90年代，蘇聯哲學開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蘇聯哲學研究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成立了全國蘇聯東歐哲學研究會(1987年)，每兩年舉辦一次全國性的蘇聯哲學研討會;相關高校和科研單位設立了蘇聯哲學的碩士點博士點并開始招生;有了一批專門從事蘇聯哲學的研究人員，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蘇聯解體后的20世紀90年代至今，隨著對蘇東劇變的反思，國內的蘇聯哲學研究隊伍又有所壯大，除了老一輩專家，還有青年研究者的不斷加入。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蘇聯哲學研究，大致形成了兩種路向：1、客觀展示類。這類研究多在蘇聯解體前。它以客觀闡述蘇聯哲學的研究現狀、主要內容、基本理論為主，在綜合分析蘇聯哲學中呈現蘇聯哲學全貌。2、評價反思類。這類研究集中于蘇聯解體后。它在全面敘述、重點闡釋蘇聯哲學的相關理論同時，將蘇聯哲學的研究重點，置于其政治化、教條化的特征、實質、原因等等的分析評價和反思批判上，并從歷史背景、社會制度、社會心理、理論范式等方面，做出了有份量的分析和評價。當然，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事實上，無論哪種研究路向，都既有客觀闡述又有評價反思。只是相對而言，兩者各有其側重點。

　　學者們上述研究成果，為我們理解何以當代俄羅斯走過了從情感發泄到理性反思的心路歷程，分析何以蘇聯哲學和俄羅斯哲學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以及如何從各自的利弊得失中獲得經驗教訓，提供了深入思考的余地。

　　洪：通過您對于上述研究狀況的梳理，使我感覺到，分析蘇聯哲學意義十分重大，這些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過分倚重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后馬克思主義，今天看來，這種倚重有把國內學術研究帶進“習古齋院”式不良路徑的可能。清理與汲取蘇聯哲學的思想教益對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您剛才說，蘇聯哲學和俄羅斯哲學有著巨大差異，那么后者研究情況又如何?

　　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哲學日益成為國內學者繼蘇聯哲學之后的新研究對象，并形成了三種基本路向：1、關注當代俄羅斯哲學的重點與熱點問題。這類研究比較直接客觀地展示了當代俄羅斯哲學的現狀，并從總體上把握俄羅斯哲學的概貌與特征。近年來，當代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現狀，又成了學者們關注的新領域。2、從社會轉型切入俄羅斯哲學的內容形式、基本特征、本質屬性的研究，并嘗試在與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比分析中，探尋俄羅斯哲學的未來走向。3、從當代俄羅斯哲學的研究熱點入手，對具體的領域、問題、人物，進行個案研究。近20年來，國內學界在當代俄羅斯哲學研究中，涌現出了一批頗具實力的中青年學者，他們在俄羅斯宗教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歷史哲學、人的哲學、科技哲學等領域認真爬梳和潛心研究，出版了一批頗具功力的論著。

　　中國學界眾說紛紜的蘇聯哲學評價、林林總總的當代俄羅斯哲學研究成果，為我們從宏觀視角，比較當代俄羅斯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環境，則為我們充分利用俄羅斯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開展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進入21世紀以來，哲學在當代俄羅斯的東山再起，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斐然成就，又為我們通過比較兩者的發展路徑、研究生態、理論成果、理論實質，以探尋和發現走好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之路，提供了機遇。可以說，理論的地平線上，已經露出了對兩國哲學進行比較分析的曙光。而如何充分利用中俄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對當代俄羅斯哲學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比較分析中，發現問題的實質所在，尤其是如何從這些問題中，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俄羅斯被邊緣化和去意識形態化，對于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怎樣的警示與借鑒意義，便成為我們比較研究中的核心問題。

　　洪：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來講，似乎除了曾經由于我們要走近“教科書”才觸碰了俄羅斯哲學。如今，“以蘇解馬”的時代已經過去，甚至被按照“以西解馬”的邏輯給予了“非歷史性”的批判，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鄭：用“以西解馬”的模式，看待包括俄羅斯哲學在內的當代非西方國家哲學，的確是現在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比較流行的做法。但正如萊布尼茨說的：“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對于不同的研究對象，應當有著不同的研究方法。更何況，“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語)。對于一個在歷史上存在了70多年的蘇聯哲學，對于一個迄今仍然富有生命力的俄羅斯哲學，一味地簡單地否定，或以一種“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馬克思語)的態度看待它，則既不可能“制服”它，也不可能達到對它的真正了解和客觀評價。因此，對于俄羅斯哲學，如果我們套用一種固定范式或研究邏輯進行解讀，不僅無助于正確認識研究對象，甚至會走向被批判對象曾經陷入的誤區。就像蘇聯解體時，俄羅斯對蘇聯哲學的“一邊倒”否定，不僅未能為俄羅斯哲學走出“迷宮”提供借鑒，反而因此導致了全盤否定自己歷史的極端。

　　而我們之所以要對當代俄羅斯哲學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比較，無非是希望從別人那里獲取經驗教訓。中俄兩國哲學發展的現實，已經使比較當代俄羅斯哲學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了可能。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比較方法，是不能到達這一目的的。因此，運用何種方法去觀察當代俄羅斯哲學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異同，以避免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認識之弊，則是我們能否通過比較，實現借他山之石“為我所用”，擔當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之責與社會之責的關鍵。

　　我想，還是應當“回到馬克思”，即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和方法進行比較。概言之，就是運用唯物史觀的研究方法，將當代俄羅斯(包括蘇聯哲學)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邏輯，置于其國際國內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在哲學分析與現實社會的互動中，知曉和明了兩者在今日具有的相似處與差異點，以及何以如此之因，從而為比較分析提供客觀的事實基礎。而且，由于我們比較的目的，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供理論支撐。因此，必須在比較研究中，堅持唯物辯證的方法，將縱向邏輯與橫向分析、客觀描述與主觀評價、事實評價與價值評價等等方面，有效地統一起來。

　　洪：能否談談您的“比較研究”著重思考了哪些問題，或者說將對哪些問題進行了比較?

　　鄭：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落敗，在當代俄羅斯遇冷，迫使我們思考如何才能守住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陣地的問題。蘇聯哲學和當代俄羅斯哲學，雖然表現形式猶如地軸的兩級有天淵之別，但不同形式的背后有無實質的相似性?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否從中獲得教益和啟示，以認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未來發展方向?這些問題，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是比較研究當代俄羅斯哲學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為根本的問題。因此，這種比較研究將立足于梳理包括蘇聯哲學在內的當代俄羅斯哲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脈絡、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圍繞下述問題展開：

　　一是關于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即比較當代俄羅斯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差異，分析導致差異之因。其著重點，是兩國哲學在“國家意識”上不同價值取向的比較。通過比較，說明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與理論研究的多元，是延續自己的理論生命力和擴大理論影響力所必須的。

　　二是關于哲學理論功能的發揮問題。即比較當代俄羅斯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同異，分析導致同異的根源。其著重點，是兩國哲學在“自我意識”上不同路徑的比較。通過比較，強調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堅持哲學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結合，是強化自己的理論功能和發揮實踐功能的有效手段。

　　三是關于哲學發展的路徑問題。即比較當代俄羅斯哲學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一問題上區別，分析導致區別的緣由。其著重點，是兩國哲學在“全球意識”和“民族意識”上表現方式的比較。通過比較，說明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正確處理守土與向洋、繼往與開新、批判與繼承的關系，是拓展研究視域和繁榮研究生態的必要途徑。

　　采訪稿刊載于《社會科學家》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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