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偕長子、長媳從大洋彼岸回大陸。他倆與大陸的客戶有往來，需要辦些業業上的事情;我的主要任務是回原籍修祖墳。因為是順路，我們就打算在開封玩兩天。我們的日程其實是很緊的，拿出兩天時間，已經·夠“奢侈”的了。

　　我們老家在豫南，與先烈楊靖宇將軍同籍。不過，我們這一支，從祖父開始，就定居在省城開封，她應該就是我們的第二故鄉了。而我自幼在開封長大，除了在學齡前由大人領著回過一趟老家，在腦海里留下一點點極模糊印象，其他的，就什么也沒有了。而對開封，我卻有著一種濃濃的鄉情，有許許多多的思念、回憶與懷戀。我忘不了兒時由大人領著逛相國寺、看千手觀音的情景，忘不了夏日夜晚祖父在龍亭上(那時龍亭上設有茶肆)搖著蒲扇乘涼講故事的情景，忘不了讀高中時，跑到龍亭前湖邊省圖書館里溫習功課準備迎接期末大考的情景。

　　乘坐高鐵有感

　　我們是從上海啟程的。從上海到開封，鐵路里程900多公里，我們坐的是一等軟座，票價370.5元(人民幣，下同)。這個票價，應該是夠便宜的了。拿一個容易比較的例子說事，從開封到鄭州，里程72公里，動車二等票價18.5元，折合成美元，大約3美元，還不到在紐約坐兩次地鐵的票價。我在大陸多次乘坐動車一等軟座，包括上海到福州、開封等較長旅途，所見一等軟座，乘客多是普通老百姓。可見即使動車一等軟座，也是普通老百姓(至少是所謂“中產階級”)消費得起的。不禁令我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感。

　　提起大陸的高鐵，我實在是感慨良多，有許多話要說。記得在紐約時，曾有友人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國民經濟突飛猛進，還不都是私有化改革開的花、結的果”;我覺得此說未免以偏概全。就拿高鐵來說，其舉世矚目之成就，誰能說它是“私有化開的花、結的果”?------除非其人“腦子進水”了。倒是有些“大領導”，一方面坐享“高鐵發展創新的成果”，到國外大力推銷(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搞所謂“高鐵外交”;另一方面，卻在國內，竭力推進鐵路的“私有化”，真叫人有“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之感。

　　我覺得，大陸的高鐵和汽車工業，實在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表面上看，大陸汽車的年產量、銷量，均突破兩千萬輛，世界第一，風光得很。可是，大多是中外合資企業的產品。其核心技術，尤其是發動機制造技術，大多數掌握在外方手里。且不說有些合資企業已被外資控股，即使自己控股，核心技術你不掌握，而是捏在人家手里，實際上這類企業的命運還是被人家所左右。結果是，在這類企業的盈利中，人家拿大頭，自己只拿小頭，不過是掙個“苦力錢”。與幾億襯衫換一架747相比，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這不是“強大”而是“肥大”。我曾把我的上述看法說給在上海合資(汽車)企業工作(工程師)的一位朋友聽，竟獲得他的高度認同。想到這里，對那些竭力推進“鐵路私有化”的袞袞諸公，我不禁又有了“他們究竟想干什么”之感。把已經得到巨大回報(包括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的國家對高鐵的投資說成是“巨額負債”、需要靠“民間資本”來“填補”(包括通過“民營”的形式)，確實是一個“發明創造”，不愧是“國師”的好弟子!像汽車工業中許多中外合資企業那樣“肥大”而不是“強大”，核心技術知識產權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只拿到一點可憐的低端勞務費，當然就沒有所謂的“巨額債務”問題了。我這可不是“看《三國》掉淚------替古人擔憂”;作為“杞人”同鄉，也不是“杞人無事憂天傾”;而是“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記得改革開放之初，有些人建言時，常引用這句話：“位卑未敢忘憂國。”我深不以為然。蓋“憂國”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法定權利，何來“位”的“尊”、“卑”之分?何須在“憂國”之前，先作這樣一番表白，以避“僭越”之嫌?!說穿了，這還是一種“賈桂”思想，或其變種。 習近平主席有言曰:“不犯顛覆性錯誤”。大哉斯言!有些錯誤，確實是顛覆性的。

　　而我們的高鐵呢，正因為其核心技術，是我們自主研發(當然也借鑒了人家的先進技術)、創新的，因而是牢牢地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我們就不是“肥大”而是“強大”，“牛”得很!甚至可以說是獨步全球。我也坐過美國的火車。其座位比我們以前的硬座稍好，比我們的軟座稍差，而且其設備是相當陳舊了(當然，這與火車已不是美國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關);哪里能比得上我們高鐵的航空式座椅呢。記得美國的克林頓總統說過，中國不能靠轎車做主要交通工具，因為不利于環保。(大意)這反過來說明，我們發展高鐵，至少比以小轎車為主要交通工具那種“模式”，更有利于環保。當我乘坐動車奔馳在神州大地，不禁浮想聯翩，深為作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

　　“題外話”

　　改革開放以后，我對開封有許多憧憬。我想，這個聞名遐邇的六朝古都，一定會舊貌換新顏了吧。

　　到開封，我們先找了 一輛出租車，請司機拉我們瀏覽一下市容。好在開封不大，他拉著我們沒多久就把大半個開封跑了個遍，主要的街道都跑到了，結果發現，樓房大多是6層或以下的，很少有20層左右的高樓。根據我的經驗(也許是“狹隘經驗論”?)，6層或以下的樓房，大多為改革開放前所建;20層左右或以上者，才是改革開放后新建，甚至是一個城市改革開放后的新面貌的重要標志。開封罕見作為這種“新面貌的重要標志”的高樓大廈，與高樓大廈林立的鄭州適成鮮明對照，這使我很失望。

　　行文至此，容我說點“題外話”。我還記得，早些年曾經流傳著一種說法：“高樓起了一大片，干部倒下一大片”。我們當然不能因為干部可能遭到“糖衣炮彈”襲擊，就不建“高樓一大片”，就像當年我們不能因為城里有人打“糖衣炮彈”就不進城一樣;但我們能不能既建“高樓一大片”，又避免干部被“糖衣炮彈·”打倒“一大片”?同樣處在歷史轉折關頭，是事先給干部敲警鐘，提高其到對“糖衣炮彈”的“免疫力”，還是不此之圖，一味鼓吹“膽子再大一點”、“步子邁得再大一點”?------也許，這就是“思想”與“理論”的區別之一?看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恰恰印證了這一點。

　　我一直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提法本身沒有錯，甚至認為它是一個“突破”。(這是我對“改革開放”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而不主張“一概否定”的原因之一。)問題是這篇文章怎么做。文章做不好，不能怪題目出錯了。我認為，凡市場經濟，皆以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無論“姓資姓社”，蓋莫能外。區別就在于是以與集體利益(包括國家利益，下同)相結合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還是以與集體利益相脫離、甚至是與集體利益相對立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在這個問題上，我倒是希望一些左派重溫一下毛澤東的如下論述：

　　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

　　引自《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領袖人物>>人民領袖毛澤東>>著作選登>>》《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毛“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而有些左派卻一個勁兒地鼓吹“大公無私”，若說他們是有意和毛唱對臺戲，未免言重;說他們沒有領會好毛澤東思想，倒不失為一種“逆耳”的“忠言”。他們所沒有很好地領會的是：“公私兼顧”是規劃社會利益分配格局所必須依據的客觀規律，“公”和“私”都是利益分配的主體，哪一方面都只能尊重、不容忽視更不能抹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說“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公私兼顧”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前者屬利益分配的格局范疇，后者則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具體地說，有“利”或“不利”于誰，是人的行為產生的結果，而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它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取向，是人民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面對社會、個人走哪條道路作出選擇時所應該自覺遵循的原則。毛澤東說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無論哪個時代，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階級，都會有代表自己階級的一批先進分子，以其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獻身于社會的變革。沒有他們，就沒有歷史的進步。但是，無論何時何地，先進分子在人民群眾中都是少數。把對少數先進分子的要求當作對人民群眾的要求，不承認、不尊重“私”和“公”一樣是社會利益分配的主體，是經濟思想中“左”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當年刮“共產風”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也是現在一些人不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我們在人民群眾中應該提倡的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和“先公后私”的價值導向。而在經濟工作中，應以與集體利益相結合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充分發揮其作用，以使我們的國民經濟充滿活力。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不難理解，這種以與集體利益相結合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的市場經濟，只能以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依托。我們農村中的一些先進典型，如華西村、南街村等等，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農村中開的花、結的果。它們的實踐表明：如果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單干”，不能從根本上擺脫貧困;不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也實現不了共同富裕。有的大領導退下來以后才到華西村一游，并贊其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面旗幟，問題是，早干什么去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位“國師”級的經濟學家(以下簡稱“國師”)，一再放言：“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什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在《憲法》上寫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不在《憲法》上把“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只保留“市場經濟”四個字?實際上，“國師”此言，就是蓄意要把《憲法》明文規定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抹掉，而以與集體利益相脫離、甚至與集體利益相對立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具有這種“驅動機制”的“市場經濟”，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在不是強調“以憲治國”嗎，對于“國師”這種明目張膽地反憲行徑，是否也應該“治”一下?

　　我想強調的是，有憲不依，違憲不究，后患無窮。現在，不少“精英”或非“精英”在提及“市場經濟”時，或有意或無意地把“社會主義”四個字省略掉了，于是，與《憲法》明文規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以與集體利益相脫離、甚至相對立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的“市場經濟”大行其道;這是當前社會種種負面現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這些負面現象包括：社會兩極分化、信仰失落、道德滑坡、貪污腐敗，愈演愈烈(指中共18大前);黃毒賭黑，泛濫成災。記得改革開放之初，就有領導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并大力批判“一切向錢看”，為什么收效甚微呢?原因就是一方面依靠所謂“以脫離集體利益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的“改革”來發展經濟;一方面又要人們不要“一切向錢看”;這本身就是一個深刻的矛盾(如果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的話)------結果是觀念范疇的東西在現實的經濟利害面前徹底地打了敗仗。現在，據說“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如果仍是以“與集體利益相脫離、甚至是相對立的個人利益”為“驅動機制”的話，在克服上述種種負面現象(包括以鐵腕嚴厲懲治貪污腐敗)方面，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用“鐵腕”嚴厲打擊了貪污腐敗，制止了愈演愈烈的勢頭，還是難以改變“治標不治本”的老譜;所謂“以德治國”，效果恐亦難如預期。請出孔老夫子，怕也幫不了多大的忙。因為他老人家說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及天下。”用它來“教化”民眾，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也許效果較好;用它來使社會道德面貌恢復到社會主義社會應有的水平，如毛澤東時代那樣(這才是“治本”)，恐怕是“難矣哉”。這恐怕是不像老子說的“治大國如烹小鮮”那樣輕松。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思想、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開始的。不過，毛澤東說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因此，在思想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就開始搞改革開放，可以理解。鄧小平說“摸著石頭過河”，在一定意義上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把毛澤東已經摸到手里的“石頭”(這可是中共自己的財富呵。)也扔了，好像指導改革開放的只有一種“理論”，毛澤東思想不是。結果呢?上述種種負面現象，就是丟掉毛澤東思想所付出的代價，也可以說是歷史的懲罰。這種經驗教訓，從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課本中是找不到的。

　　出租車司機一席言

　　再回到“開封兩日游”這個題目上來。

　　后來我聽說，當然也有我自己的觀察與思考，開封在發展規劃中，是被定位在“旅游城市”這一檔上。應該說，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設想。鄭(州)、汴(開封)、洛(陽)是河南城市的精華。其他兩個，都有其支柱產業，鄭州現在還有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期貨交易市場;開封沒有，但她擁有許多名勝古跡，實為同是N朝古都的鄭、洛所不及。所以，發展旅游業，開封具有獨特的優勢。《清明上河圖》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好象王歧山先生說過，在河南，開封的飯菜比較好吃，畢竟那曾經是宋都。(大意)

　　再說當晚，我們請出租車司機幫我們找一家像樣一點的星級酒店。他拉我們去了一家據說是5星級的酒店。入住后，兒子要聯系工作，需要上網，可是房間里沒有上網的接口、設備，氣得兒子要退房。后來大堂經理來了，兒子質問她：“5星級酒店，房間里怎么連上網的設備都沒有?”她“解釋”說，“我們有的房間里有上網設備，有的沒有。”我們就調換到有上網設備的房間，問題才算解決。這件事說明，作為一個以旅游為支柱產業的城市，無論硬件或軟件設施，開封似乎都有一些不太適應或需要改進之處。

　　第二天，我們專程去游了“清明上河園”。這是一個完全按照“清明上河圖”設計、施工的旅游景點，可以說就是一幅立體的“清明上河圖”。當我們坐著馬車在“清明上河園”中盡情的游覽時，確有一種“人在畫中”的感覺。如果說《清明上河圖》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瑰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那么，這個“清明上河園”，也可以說是我們開封人的一個驕傲。同時我們也從中感受到開封市當局根據自己城市特點和優勢，發展有自己特色的旅游事業的雄心壯志和氣魄。也許我們去游玩的那天，沒趕上旅游旺季，不是周末，園里游人稀少，多少使我們有點“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感慨。

　　后來，我們就和出租車司機談起了這件事。他說，咱們開封是要發展旅游業，這沒錯，問題是沒有發展起來。他是從自身收入來談的。他說，河南幾個大點的城市如鄭州、洛陽，就數開封人窮。就拿出租車司機的收入了說吧，我算了一下，不僅比不上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比鄭州的也差不少。我說，發展旅游業，咱開封可以說得天獨厚：既有北方一些歷史名城那樣歷史的厚重，有許多名勝古跡;又有南方水鄉城市的秀麗。看看北方一些歷史名城，除了北京、濟南，有幾個有像開封這樣市里有這么多、這么大湖泊(如潘楊二湖、包府坑等)的?南方一些城市誠然很繁華，除了南京，有幾個有開封這么多名勝古跡的?畢竟這是六朝古都啊。他糾正說，不是六朝古都，是七朝古都。他說，說來說去，還是開封的旅游業沒有發展起來。他很感慨地說，開封就缺少一個像x公那樣的實干家。他接著又著重地說，x公是好人哪。他還說，x公應該到中央去。至于到中央去做什么，恕我就不再引用了。用句“流行語”：“你懂的”。作為中國公民，他有選擇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法定權利，我絕對尊重;雖然他的一些具體想法，和我的不太一樣。“人各有志，不能強免”嘛。使我感到非常“震撼”的是，我想，他和x公恐怕是非親帶故，又遠隔數千里，八桿子打不著，怎么會對x公如此地情有獨鐘呢?特別是經過“公審”，x公已經成為一個世所周知的被關押到秦城監獄的“死緩”罪犯?他為什么會對這么一個人如此推崇備至呢?為什么事隔這么久，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仍然沒有把他忘記?從來的貪官污吏，被公審、被判刑，老百姓都是拍手稱快，為什么x公被定罪、判刑，卻引來素昧平生的共產黨的最基本的群眾如此的同情與厚愛呢?另一方面，在西方反共勢力方面，對x公同樣是高度關注，至今仍念念不忘，不稍懈怠。凡大陸出現壞事，必和x公掛起鉤來，徐才厚貪污腐敗案情公布后，有的媒體馬上就刊出徐才厚和x公在一起的照片。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古往今來，誰能說明白?”我越想越感到震撼，我甚至都怕再想下去了。

　　培根說，一次不公平的裁判，其危害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好像是習主席引用過這句話。18大以后，中共正在大力推行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這是非常之好的。我舉雙手贊成。我想，踐行群眾路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懂得共產黨最基本的群眾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她)們想些什么，他(她)們的要求是什么。我想問的是：各位領導，包括在“x公案件”中做出突出貢獻的領導，你們知道嗎?還有一個問題，提出來似乎不太禮貌，但它決不是一個毫無現實可能性的純粹抽象概念的設問，這個問題是：如果有朝一日你們落得與x公同樣的境遇，會如x公那樣，引起共產黨最基本的群眾如此牽腸掛肚嗎?------謹以此問，為本文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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