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未來的預測，人類有著極大的熱情。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智力極高，且無法象上帝那樣“擺弄”人類;另一方面，那些高智商的精英，極力表達自己存在的價值，以一種極大的欲望要預設人類命運。于是，各種理論的預設便應運而生。

　　理論的價值，在于對現實的分析和哲學高度的引領。馬克思以對人類具有信心、人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基礎，建立科學的共產主義社會，表達的是一種堅定的信心：無產階級只有認識自己的能力與歷史使命，將人類從私有制的泥潭中脫離出來，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成熟;這就必須改變現實“叢林法則”政治和意識形態，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帶給人類的使命：打破畫地為牢的私有觀念，前提是社會科學發展，科學改變匱乏與掠奪的困斗。

　　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就是既有政治的典型理論，這種假設是以歷史霸權在零和博弈中引導出的真正悲劇。這個悲劇源自沒有接受20世紀的警示，將冷戰轉換為21世紀的沖突。這種基于雄獅占據獅群的本能，化為精英統治全球，控制80%無用人口的極為可悲的預言，將世界埋進“中美必有沖突”的悲劇中。這正是私有制在今天的惡毒。

　　人類的命運取決于人民的抉擇，當然也受社會歷史傷痛的影響。歷史傷痛就是民族的性格積淀，以自身在外界的能力顯示形成較為固定的行為模式。

　　人民的抉擇，一方面是對領袖人格的認可，另一方面是對領袖理論實踐的辨析。毛澤東不是神，為什么“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原因就在毛澤東真正代表了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具有代表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親和力，毛澤東真正喚醒了人民群眾自身的能力，戰勝美帝國對朝鮮、越南、臺灣的侵略、侵占;戰勝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在北面、西南的多重干擾，使得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后形成了統一的意志。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今天;正是人民對領袖的認可、信任才贏得中國今天。

　　一切精英都是作為一小撮自以為是的“高智商”利益人群在發揮影響。尼采強人哲學就是一種對弱者的蔑視與踐踏。那些強勢的以色列國家領導就長期陷入生存困境，因為他們將周邊人民、民族視為永久的敵人，這種苦難民族的創傷留下的是悲劇性的自我踐踏，這才是悲劇的可“悲”之處。俾斯麥的強權和希特勒的優等民族論將其他民族人民逼近死角，這才是他們滅亡的邏輯起點與歸宿。這就是尼采這個超人這些的惡毒之處。約翰·米爾斯海默也是屬于自我創傷形成的沖突人格，將現實主義中的沖突變為“不可避免”的命運，呼喚戰爭的毀滅，這難道不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野蠻自設嗎?人民革命，必須破解這些偏激狂的惡咒。

　　只有將人民群眾視為親人的人民領袖才是真正的人類解放運動的導師。馬克思同情社會底層民眾，恩格斯支持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斗爭，列寧領導人民建立蘇維埃政治，毛澤東建立全新的中國共產黨，不斷與自身和外在的敵人進行各種有效的斗爭，實現政治上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形態。還有好多人民領袖，象胡志明、卡斯特羅、查韋斯等都是親民，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做政治斗爭的領袖，正是他們引導人民成為政治力量，抵制私有制勢力的泛濫。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革命理論必須具有真理的全面基礎，同時有革命領袖建立起革命武裝，武裝人民群眾政治思想，建立正循環的社會形態，組織人民群眾，樹立信心和集中眾智，壯大人民力量，實現和平發展、瓦解私有制舊社會的歷史大潮。

　　人類的未來既不能幼稚地認為以和諧帶發展，不需要斗爭，不講對立統一;也不能偏激，將人類變為毀滅另一方的一次性大決戰。人類未來是成熟過程，需要多種相互配合的斗爭，更需要建設新世界形成“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那樣的號召力，瓦解舊世界需要的是：新世界真正具有理想的魅力和現實創造力，人民革命的潮流淹沒舊傳統的動物性存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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