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大代表似乎成了貶義詞，一提起人大代表罵聲四起。老百姓為什么都罵人大代表，而不專罵一般名人?因一般名人沒代表誰。而很多人大代表明明公眾沒選他，也不認可他，偏偏又去代表人民，可真正代表人民又說了幾句話?這能不招罵?而在這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最不是東西的就是富豪一族，他們瘋狂掠奪人民，剝削人民，甚至用犯罪的手段搶劫人民，殘害人民，卻又去代表人民，這簡直是強奸民意。更為嚴重的是，富豪賄選扎堆進“兩會”，這是全面奪取政權，是在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中國頂級富豪幾乎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1、中國富豪幾乎都靠血腥的犯罪暴富。《2014年胡潤全球富豪榜》發布：平均財富165億人民幣的富豪，中國比去年增加41位，上升到253位，僅前100位中國富豪的凈資產就達19,276億人民幣，激增44%。去年9月11日， WEALTH-X與瑞銀聯合發布《2013全球超級富豪報告》：中國超級富豪10675名(個人擁5000萬元財富都不算)，總資產9.3萬億人民幣。改開怎么就肥了這十三萬五千分之一的一小撮人!幾億窮人卻窮的叮當亂響，是窮人都懶惰嗎?

　　毫不客氣地說，中國這些富豪從一產生，就帶有深深的原罪，幾乎都是靠腐敗滋陰，靠黑社會強搶，靠黃賭毒犯罪，靠偷工減料吸血。這些億萬富豪的發財，有幾個沒違法犯罪記錄?他們不僅靠血腥的原罪暴富，且暴富之后，又普遍為富不仁、為富不善。遠的不講，東莞涉黃五星級太子酒店董事長梁耀輝，就靠黃賭毒犯罪起家，并一直從事色情行業犯罪，卻當上了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而這絕不是個案!

　　2、民營企業主進人大、政協達二比一。截至2010年底，全國工商聯擁有271萬民營企業主。而僅參加全國工商聯的271萬“資本家”，據工商聯第八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51.1%的民營企業主，已擔任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就是說，加入大陸工商聯的民營企業主，平均兩個人中，就有一人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民營企業主也不是不可以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但二取其一，這個比例說破天，也是極其不正常。而像陳光標這樣的富翁“首善”，卻當不上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3、94位富豪代表、委員的資產總和達萬億元。作為這些企業主中的頂級富豪，則幾乎都是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致2012年的全國“兩會”，讓財富與權力間的關系最受詬病。因“兩會”之前的2月底，胡潤富豪榜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國內70位富豪全國人大代表的資產總和達898億美元(約5486.78億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富豪中的政協委員。而當時美國的三權(國會、行政和法院)中，所有高級官員的資產總和才75億美元(約458.25億元人民幣。

　　而參加2014年3月召開的十二屆全國“兩會”第二次會議的富豪代表、委員更上層樓，在榮登“2013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全國人大代表52人，全國政協委員42人，這94人的財富總值就超過一萬億人民幣，較上年增值2000億元(財新網3月8日首頁) 。

　　4、外國富豪也能當中國“兩會”代表。更離譜的是，一些“洋鬼子”富豪，竟然也當上了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現在網上流傳一份中紀委2012年的調查：按照去年2月的數據推算，現政協代表76.77%有外國護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國護照。這個比例準確不準確先不說，至少目前近5000名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究竟有多少人有雙重國籍，官方迄今態度曖昧。但外國富豪擔任中國人大代表絕不是個別，如，曾是中國最富的富婆楊瀾就是美國籍人大代表。盡管她理直氣壯地說：出席中國的“兩會”，說明我更愛中國。但她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嗎?除“洋鬼子”富豪外，還有多少孩子老婆“跑路”的“裸官”、“裸富”在當人大代表(2014年1月,北京市人代會實施一項法案才規定：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其代表資格終止》)?

　　5、富豪竟成中共代表大會的黨代表。別說人大和政協，就是中國共產黨十七大黨代表的民營企業家陣容,就擴大到17個，從江蘇、浙江等少數省份擴展到全國半數以上地區。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圍2006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試問：各省的黨代會又有多少富豪代表?十七大黨代表的“鋼鐵大王”沈文榮辯解：“財富本身沒有階級屬性，我們的財富用在發展再生產上，是為了國家的經濟繁榮，所以財富最終還是國家的。”可這些富翁畸形曖昧的財富理論，老百姓能相信嗎?

　　中共歷來就是“窮人黨”，億萬富豪能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嗎?可按“三個代表”的理論，私營企業家既被視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能代表歷史的前進方向了，如何不能加入共產黨?從2002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接納私營企業家入黨。截至2010年，中國的頂級富豪中，大約三分之一都成了中共黨員。

　　二、中國 “兩會”的富豪代表都是“人民幣代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中國私營經濟占到經濟總量80%以上，企業主不甘心當富翁，還要當權貴，遲早要對中央和各級政權提出要求，這是必然的!人民代表蛻變成“人民幣代表”，人民代表變成任由資本力量主宰的代表，這就成了新型腐敗和社會丑惡。

　　1、富豪從政的三部曲。湖南太子奶集團創始人李純途提出，中央黨校應開辦民營企業干部培訓班，讓占大半壁河山的民企老板走進政治舞臺，允許有政治身份，允許參與經濟決策。甚至建議，從國務院開始設一個由民營企業家擔任的專職副總理，部、省、市、縣各留一個副職，讓民營企業家協助管理黨和國家經濟大事。

　　請聽清楚了，他們要的不是“資本家身份”，而是“紅頂政治身份”。李純途的話代表了富豪們的心聲，為追求政治地位，富豪們通常：第一步先進行業協會、工商聯，尋求政治身份，諸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第二步尋求政治地位，諸如，政協副主席或政府官員;第三步提出政治要求，表達富人的政治綱領。

　　鄧小平南巡后，廣州、洛陽、盤錦、重慶等地都出現民營企業家當選政協副主席的現象,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成中國首位擔任省政協副主席的富豪,徐冠巨也獲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為鼓勵私營企業多納稅，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對企業家的累計納稅，實行以官職論功行賞。一度全國有205名民營企業主進入地方各級黨政領導機構，其中擔任省級黨委委員的有4人。

　　2、暗箱操作和賄選成當選捷徑。很多富豪獲得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離不開重金收買，其具體途徑有兩條：

　　一是勾結官員暗箱操作。現在人大代表選舉很缺乏科學性，通常人大代表選舉采取組織推薦方式，由各級選舉委員會推薦人大代表候選人。為體現“組織意圖”，一個地區提名人大代表候選人，基本由組織部門提名和考核，再進行選舉，而這種提名并無嚴格的標準和程序。凡最沒規矩，又最有油水，無疑就最能產生腐敗，無疑就最易腐爛!所以，組織部門，尤其，市委書記(往往兼人大主任)一句話就能決定，讓誰當市、省、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怎能不出賄選?原茂名市委書記、市人大主任，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周鎮宏，就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當選政協委員、政協常委和職務晉升等事項，先后多次收受33人給予的錢款共折合人民幣2464萬余元。

　　這種組織部門內定的暗箱操作，無疑就是滋生腐敗的空間。一些富豪只要和市委書記和組織部門的領導“搞好關系”，就能順利爭取到內定人選。而提名富豪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選缺少競爭，差額選舉都是流于形式。為此，在賣官鬻爵成風的中國官場，又多了一項好買賣，那就是市委書記和組織部門大肆買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且長期以來就一直有從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資格買賣的掮客存在。

　　二是直接在選舉中賄選。對于在中國只要花費1500萬人民幣就可當全國政協委員;花2500萬就保證當全國人大代表的傳聞，一時無法考證。但湖南衡陽十四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賄選案，卻實實在在怵目驚心。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會議痛斥：“出席會議的527名市人大代表有518名收受錢物，68名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而且候選人送出的大部分錢物是通過大會工作人員收受分發。這么大的丑聞，前所未有!”習近平還特別指出：“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在列入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單的93人中，有44人為企業主。”衡陽市人大代表共527名，收受錢物人大代表達518名，幾近全窩爛掉。光拉選票的行賄金額就達1.1億元，平時其他行賄不算。衡陽市南岳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利用丈夫是衡山縣人大副主任之便，還花費近300萬元當上省人大代表。而十余名平均花費百萬元以上的參選者，沒讓他們選上，連錢也不退，他們“委屈”的抱團進京告狀，這才東窗事發!

　　而衡陽賄選案暴露的只是人大選舉的冰山一角。近年來，富豪不惜以金錢開道賄選，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河南省人大代表、南志元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羅志元包養情婦、遺棄私生女，當情婦要舉報他時，他說：“我的人大代表身份疏通了多少關系，花了2700萬錢款才選上的，如果被撤了，你看著辦吧!”至于沒被舉報的，那些富豪咋當上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老百姓誰不心知肚明。

　　三、“兩會”富豪增加擠占百姓代表越來越少

　　在各級人代會富豪數量遠超名額限制，嚴重擠占其他界別,特別是工農基層代表名額。使得這個富豪階層在權力機構不斷做大做強。

　　1、富豪穿“馬甲”在“兩會”露臉增加。有的地方為既讓富豪成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候選人，又讓代表結構 “更好看”，在統計代表界別時，甚至將企業主披上“馬甲”，寫成工人、農民、 專業技術人員、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少數民族等等。而隨企業主在“兩會”占比呈逐屆增長，百姓代表則越來越少。

　　習近平就湖南衡陽賄選案痛斥：這些企業主“他們大多是以專業技術人員、工人或農民身份成為候選人的。其中，以工人身份當選省人大代表的15人，沒有一人屬于一線工人，實際都是企業主;以農民身份當選省人大代表的13人，只有3人是農村黨委書記或黨支部書記，其他都是企業主。這不是瞞天過海，偷天換日嗎?”

　　2、歷屆全國人大工農兵代表比例漸趨壓縮。1975四屆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農兵比例占67.95%，工農占51.1%。1978五屆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農兵比例占61.68%，到2003十屆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農兵比例占27.4%， 工農不足4%，幾乎就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

　　曾有媒體報道，某省全國人大代表共160名，其中，政府官員60名，包括省委書記、省長、各地級市長和重要廳局一把手等;企業主代表有50余名;僅有的4名基層代表，也是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婦女主任。衡陽賄選案中的93名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單，企業主就有44人，幾占一半!人大代表中官員和企業主的比例過大，這說明人大代表非富即貴，真正的“草根”基層代表是鳳毛麟角!

　　四、富豪們幾乎都不履行代表和委員職責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當選后，幾乎就沒有什么監督，所以，這些富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幾乎不履行任何職責。

　　不參加會議。營口一個人大代表是酒店老板,他對人大主任講：工作有事千萬別找我，個人有事盡管說。問：那你當人大代表干啥?我當人大代表，警察就不能隨便抓我!該代表除了年底的代表大會參加外，閉會期間一次活動不參加。某市人大人文委提前兩天，通知5個富翁人大代表參加一個座談會，開會時就來一個。

　　不發言、不議政、不拿提案。有的富豪人大代表參加會議，也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就是有發言，也是東拉西扯，或表面化、皮毛化，蜻蜓點水的講幾句。或者來了點個卯，連提案都不帶。人代會又無履行代表職責的規定和約束，基本是放任不管，愿干啥干啥。人大代表能否獲連任，與履職關系不大。對代表任期內履行不履行代表職責，也沒有具體處罰規定。只要不犯罪，人大代表就照當不誤。

　　不聯系群眾。富豪人大代表基本不代表人民，自然基本不用聯系群眾。一是富豪人大代表都是組織提名，跟老百姓一毛錢關系都沒有，就是投票也是指定人選，走走過場，老百姓沒有其他選擇;二是富豪人大代表都是“隱形人”，群眾根本不知誰是人大代表;三是自身素質太低，有些富豪的本色，就是流氓地賴，怎么去代表人民，怎么能代表人民?

　　不離開法院。與前面的幾“不”不同的，一些富翁人大代表，現在都熱衷幫人打官司，基本常年不離法院，常年坐在法院，成了打官司的私人代言人，以換取巨大利益。以致出現了同一個法院，官司雙方各有一伙人大代表，出現了兩伙人大代表對陣法院的奇怪現象。

　　五、富豪花重金進“兩會”到底干什么

　　既不開會，也不問政，富翁不惜花重金，趨之若鶩的進人大、政協，到底圖意什么?習近平就湖南衡陽賄選案尖銳的問到：“這些人拉票賄選當人大代表想得到什么好處?”歸納起來，這個好處主要有四條：

　　1、有了為非作歹的“特別通行證”。將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身份作為胡作非為的保護傘，這是富豪代表、委員的慣技。如，坐擁400億資產的四川省政協常委、四川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成，惡貫滿盈，被檢方以21項罪名被提起公訴。如，前全國人大代表、以58.6億元排名福布斯富豪第177位的華美集團董事長張克強，2011年1月因涉嫌詐騙罪被捕。還有，曾經在沈陽橫行一時的黑社會團伙頭目劉涌，總資產累計達20多億元的遼寧黑社會頭目袁誠家，廣東省陽江市黑社會頭子林國欽，他們罪惡累累令人發指，卻都是人大代表，又是誰把黑社會老大紛紛拉近兩會?

　　2、躋身人大代表為獲取更大利益。從經濟層面來看：在中國凡能進入“兩會”的富翁，在當地和全國都是頂級富翁，進入“兩會”本身，既是對富翁經濟地位的肯定和展示;也是爭得名譽和政治身份。而更深層次的目的，就是結交權貴。通過這一重要渠道進入政治體制內，以更有利于謀求更大經濟利益。一些名流富商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履職不積極，但謀取私利卻十分積極，樂此不疲的熱衷于會下拉關系、跑項目，尋求生意機會。如，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迎霞，2002年首次亮相就位列《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179位，2003年3月就破紀錄的當選全國政協委員，還擔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副部級)。近日，在深挖中石油的腐敗案中，這位神秘的最美政協委員”被撤銷委員資格，就是典型案例!

　　胡潤報告顯示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現象﹐從2007年到2012年的胡潤百富榜﹐有75人在這段期間為全國“兩會”代表和委員，此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而胡潤統計榜單上沒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期財富平均增長47%，增長幅度幾乎少了一半。

　　3、土豪劣紳正在加快全面奪權！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絕不可能允許共產黨長期執政。中國出現以億萬富翁為代表的新生資產階級富豪，賄選扎堆進人大和政協，從政治層面來講，就是在進行全面奪取政權。

　　有部分學者把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國家議會制度并論，這絕對缺乏政治常識。中國的人大制度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選舉產生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人大不是立法機關，人大代表也不是立法委員，是通過選舉產生管理國家事務的普通公民。西方國家議會的成分發生變化，它不改變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成分發生重大變化，就是國家最高權力性質和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中有幾個關鍵詞：最高權力機關、中國的政體、民主選舉人民代表、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可現在的人民代表大會，到底有多少權力屬于人民?到底有多少人民當了人民代表?人大又代表了多少人民的利益?人代會年年都開，可越開離人民越遠!

　　4、為自己的階級提出有利的主張。這些富豪人大代表根本就不代表人民，階級本性決定，他們只能代表富人說話。改開以來全國和各地的“兩會”上，富豪越來越多，成為人大和政協舉足輕重的力量，可誰聽說富翁代表窮人說過話?誰聽說富翁替弱勢群體，特別是下崗工人代過言?他們不是提案“不要給工人漲工資”，就是放言：“富人不愿意和窮人住一起”等等。富豪血管里并不天生流出道德血液，他們為維護資本利益絞盡腦汁的“獻計獻策”。

　　六、習近平一定能力挽人民政權不變

　　大批富豪用賄選進入“兩會”，尤其大批富豪成為人大代表，已經在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甚至在有的地方政權性質已經完全改變。就在這緊要關頭，令人十分可喜的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新一代領導集體，已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極其嚴重性和極為緊要性，正在帶領全黨力挽狂瀾。

　　1、“容忍這件事，我們的制度就完蛋了。”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會議上就“衡陽賄選案”深刻指出：“如果各級人大代表都是些身份失真的人，說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其實都不是，我們的國家權力機關還能代表人民嗎?人民群眾還能相信我們的國家權力機關嗎?”

　　“中央意識到，這起事件是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挑戰，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是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挑戰，觸碰了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和我們黨的執政底線，必須嚴肅處理，以儆效尤，決不放過。有人擔心嚴肅處理會不會讓我們丟丑，家丑不可外揚。如果我們怕丟這個丑，不吱聲，將來可能要丟更大的丑。如果回避這件事，容忍這件事，我們的制度就完蛋了。500多名代表都被依法終止其代表資格，就要這么處理，絕不能法不責眾!”

　　2、要舉一反三，“下決心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就“衡陽賄選案”，習近平憤怒的痛責，連續且嚴厲的六問：“這里面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干部到哪兒去了?當地人大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到哪兒去了?當地的紀委到哪兒去了?這些人的黨紀國法到哪兒去了?這些人的良知到哪兒去了?”

　　“這些年一些地方政協委員的安排，也存在利益摻和的問題，有的統戰部門和群眾團體人員也在搞交易。”“這些問題，都要舉一反三，正本清源，亡羊補牢，引為鏡鑒，下決心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從習近平的清醒認識和睿智判斷來看;從“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來看;從堅決、果斷、公開處理“衡陽賄選案”來看;從公開處理“衡陽賄選案”后，“社會反映是一致的，都支持中央和湖南省委徹底懲治腐敗”的民心擁護來看，富豪們奪取國家政權的陰謀絕不能得逞，人民江山的顏色絕不能改變，習近平帶領全黨一定能力挽狂瀾!

　　王婆賣瓜（132）

　　對寫作本篇博文，有三點體會和博友交流。

　　其一、心有千千糾結。改開35年，一個“賣”字貫穿其中，國企在賣(全中國還有市屬國有企業嗎)，土地在賣，礦藏在賣，品牌在賣，官職在賣，女人在賣，良心在賣，信仰在賣，幾乎什么都在賣，或者說，中國還有什么不能賣?而這里最最重要的是，所有出賣的東西，基層老百姓得到了什么?每每想到這些，真真心有千千糾結。

　　其二，心有千百次問。想想為共產主義奮斗而壯烈犧牲的陳潭秋、陳延年、陳喬年、周文雍和陳鐵軍、澎湃、楊殷、楊開慧、夏明翰、惲代英、方志敏、王爾琢、葉挺等無數先烈，改開35年，中共連共產主義都羞于出口了，那幾千萬的英靈能瞑目嗎?

　　毛澤東的《矛盾論》核心就講矛盾的特殊性，可改開的特色理論講特殊性嗎?國有企業“一刀切”賣了，7000多萬工人“一刀切”下崗了，全國的人民公社“一刀切”解散了，思想理論戰線“一刀切”不爭論了等等。在千百次的問中，我的靈魂在受煎熬，就是被禁錮了雙手，可我的靈魂依然在思索中飛翔!

　　其三、心有萬語千言。我的眼睛沒瞎，就在觀察;我的心跳未停，就在思考。就在這長久的觀察與思考中，我心有波瀾卷動，我心涌萬語千言。可改開35年，黨組織從沒就什么政策出臺，讓黨員進行過討論，黨組織除了收黨費，還在干什么?不要說人民民主，就連黨內的民主又在哪?我不想憋死，我不怕因言獲罪，我就奮筆疾書，這一篇篇七、八千字的博文，就急速從我的胸腔噴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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