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在全國“兩會”上,公務員“加薪”的議題成了一個熱點。
這很好理解。畢竟在此之前已經有了一波公務員的叫苦潮,包括網上,媒體上,也包括地方的“兩會”。輿論的發酵,為其在全國政治舞臺上的公開言說作好了鋪墊。
有人說公務員在言論上是一個“弱勢群體”,這需要辨析。他們只是在官民關系的緊張中,作為公眾眼中的“特權階層”而在道德上處于劣勢,使其某些利益訴求的正當性值得懷疑。但這一點從來沒有妨礙他們在博弈上的優勢。畢竟,手中掌握的權力,使他們絕不是這個社會的弱者。即使不方便大聲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也會有自帶干糧的代言人幫他們干。
全國政協委員、作家何香久大概就是這樣一個自帶干糧的代言人。他提交提案建議提高公務員的工資,給出的說明是,自己有不少公務員朋友,對他們的收入比較了解。
無法證實或證偽何香久委員所說的是否為真。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一提案,網上一片罵聲。有人問,何香久委員不知有沒有農民工朋友,會提議給農民工加薪嗎?言論中,隱隱透露出對精英階層利用全國“兩會”這個平臺為強勢群體說話的不滿。
好像何香久委員是有農民工朋友的。一篇報道顯示,他感慨農民工的不容易,說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絕對值得每個人去關注,并且說農民工再也不會從他心里走出去了。看上去,他應該知道農民工的生存處境比公務員差得多,可為什么不提給農民工加薪而只提“讓農民工享受更多文化權益”呢?
呼應何香久委員的,還有另一個政協委員,正大集團副總裁楊小平。他的發言更進了一步,不僅建議提高公務員工資,而且說,“不可能既低薪又高效”。這已經不只是叫苦,而是有要挾的意思了:不多給錢,我就不好好干活!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孟學農也加入了這場爭論。他說,考慮到中國的國情,不贊成當前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工資,群眾會有意見。不過,應該鼓勵公務員工資向基層和貧困地區傾斜。如果覺得公務員收入不夠高,可以“下海”暢游去。孟主任的這番話,仍然預設了應該提高基層和貧困地區公務員工資。但沒想到網上又罵聲一片,只不過罵的人從老百姓換成了公務員。
爭論的高潮,是人社部的表態。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何憲3月6日表示,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還處在研究階段。改革應當重點研究解決工資結構、地區差距等四個方面的問題。
至此,從公務員叫苦潮開始,到人社部的表態,加薪大體上已經走完了一定的程序。剩下的問題只是什么時候加,加多少,如何加。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懸念。政府自然不會讓“自己人”覺得吃虧(如果覺得吃虧,辭職的人已經一大堆了),加工資從邏輯上來說是注定的。但是,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的,現在正是政府要過緊日子的時候。2014年,要堅持過緊日子,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
中國要養活、養好龐大的公務人員,其實并不容易。審計署在2013年12月30日,曾經發布過一個關于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的結果。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88.65億元。而據統計,中國人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不過緊日子,怎么行?
反腐、整頓吏治遏制各種福利的濫發,本身既是讓官場清廉,也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礙的重要手段。在這個時候,公務員喊窮聲音四起,頗有碰到了既得利益而遭到反彈的意思。這是一個重要的博弈,馬上以加薪的方式來安撫公務員,從強化權威的角度來說,并不是太恰當。
可以說,對于公務員來說,加薪并不是問題,問題是不能是現在。不愿意去理解政府所碰到的困難、納稅人的痛苦的公務員,是讓人遺憾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精英階層在全國“兩會”上提議給公務員加薪并不明智。這會激起民眾的情緒反應。把一個人人擠破頭想進入的“隊伍”說得很慘,不加工資好像就不能保持“隊伍”的穩定,并不太符合人們認知上的直覺。
很多基層和偏遠地方的公務員,的確日子過得并不如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好。他們也有沉重的生活壓力。這些壓力,如每個普通老百姓一樣。給他們加薪是不過分的。但問題是,到現在為止,我們缺乏公務人員的收入透明度,民眾無從知曉公務員所曬出的工資,在他所有收入中的一個比例。而且他們在養老、醫保上的“特權”也沒有打破。缺乏這些條件,加薪有可能得不到出錢的人—納稅人—的認同。
有必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按照給公務員加薪的邏輯,還是實際情況,需要加薪的并不僅僅是公務員。為什么見不到農民工、農民、護士、環衛工、城市貧民喊窮?在全國“兩會”上,為什么沒見到他們的代言人來為他們的“加薪”提交提案?這個失衡的博弈格局,比一些議題本身更值得探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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