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關于毛澤東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一個段子。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回憶錄：1972年日本主動要求與中國建交，當時日本政府準備了500億美元用于對中國的二戰賠償，按現在的物價應有5000億美元，主要是日本政府覺得不賠都不好意思，但是毛“高瞻遠矚”大手一揮，免了！不要日本賠款。日本人極度震驚，簽字當晚整個外務省徹夜狂歡。

　　該段子將中國棄賠責任全都推到毛澤東身上，罔顧歷史、居心叵測。事實上，中國棄賠的原因和過程極度復雜，概括起來分“美國提議、蔣介石開頭、毛澤東承諾、鄧小平簽約” 4個階段。

　　一、美國提議

　　《波茨坦公告》明確宣布“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余的可以用來賠償”，因此，戰后初期，美國對日索賠曾相當積極，甚至在1947 年4月對日本工業設備設施進行“先期拆遷”。可美國很快就發現，在日本拆的越多，日本的經濟就越糟糕，美國占領日本的負擔越沉重。而且，隨著美蘇矛盾日益尖銳，加上中國的解放戰爭進展順利，美國認為有必要在遠東建立反蘇反共的橋頭堡，而日本是最佳人選，因此，開始扶持日本，還返回了部分從日本拆走的設備，縱容其抵賴戰爭賠款。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加速對日媾和。在美國操縱下，包括日本在內的48個國家1951年9月在舊金山召開和會，簽訂了《舊金山和約》。會議期間，美國提議免除日本賠款，并說服蘇聯、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放棄索賠。由于大國棄賠，日本后來雖然向13國賠付，但總金額僅為22.3億美元，而且沒有向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支付賠款。最后在蘇聯和蒙古的強烈要求下，才勉強同意以無償援助名義，向蒙古支付50億日元賠款。

　　《舊金山和約》不僅結束了日本的被占領狀態，恢復其國際地位，還免除了日本大部分的戰爭賠款，為經濟起飛奠定了物質條件。

　　二、蔣介石開頭

　　日本宣布投降后，蔣介石隨即發表了中國對日“以德報怨”的著名講話。老蔣雖然在講話中沒有提到戰爭賠款一事，但已確立了中國對日“寬大處理”的方針。老蔣為什么急著“以德報怨”？主要目的是想讓日本人幫他爭天下。當然，方針原則是一回事，具體實施是另一回事，雖然老蔣承諾“對日寬大”，但如何寬大、寬大到什么程度將視情而定。鑒于老蔣反復無常，也不排除他“忽悠”日本的可能。

　　在對日索賠方面，老蔣雖然想為國家爭取更多利益，無奈日本國庫已被掏空，即便有些黃金白銀，也早被美國運走，設備設施被美國炸毀殆盡，又沒有資源，而等待賠付的美蘇英等國都不是善茬，中國卻相對弱小，因此，即便中國是美國盟國，但由于美英等國對中國利益的漠視和國際時局的變化，中國雖以“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為由據理力爭，堅持獲得日本賠償總額的40%，但各國僅同意30%。而且由于各方爭吵不休，問題久拖未決，中國實際所獲賠付微不足道。加上老蔣忙于內戰，沒心思顧及賠款，使得中國對日索賠“雷聲大雨點小”，處于停滯狀態。而1949年菲律賓派特使拜訪老蔣，共商對日索賠事宜時，老蔣大勢已去，因此，說了句冠冕堂皇的話：“要對這次戰爭負責任的是日本軍閥，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負擔戰爭賠償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說明他已產生了放棄賠款的念頭。

　　舊金山會議后，美國要求日臺“建交”，日本和蔣介石政府從1952年2月開始談判，于4月28日簽訂“華日和平條約”，蔣介石政府正式棄賠。老蔣之所以這么做，原因有三：一是蔣介石政府退守臺灣后，國際地位大降，希望通過棄賠換取日本支持；二是美國主子率先垂范，老蔣不敢“忤逆”；三是即便老蔣強行索賠，也榨不出多少油水，還不如給日本送個順水人情。

　　有人說老蔣棄賠是“大國心態”作怪，還有人說是“大國風范”，這其實是胡說八道，因為利益面前無君子。美國在戰后已是世界首富，不照樣對日本那點家當垂涎三尺？蘇聯在戰后是大國強國，不照樣將日本在偽滿洲國的重要設備拆得一干二凈？

　　不過，無論動機如何，日本對老蔣率先棄賠是很感激的，因為他雖是敗軍之將，當時也算不上正統，但畢竟開了“好”頭，這對于日本將來與中國大陸進行賠款談判非常有利。為感謝老蔣，日本為他立碑紀念。可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譴責老蔣為一黨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顧的賣國行為。

　　三、毛澤東承諾

　　對公知們編造的“1972年日本主動要求與中國建交，準備500億美元用于對華賠償”的謊言，我們只需問兩個問題：

　　一是日本愿意嗎？割自己的肉誰都心疼，雖然日本戰后曾向某些國家支付賠款，但金額只有數億美元，如印尼8億美元、韓國3億美元、緬甸2億美元、越南3900萬美元，即便包括瑞士等4個歐洲國家，日本也僅僅支付了22.3億美元的賠款。就是這點賠款，也是各國與日本反復談判的結果。而500億美元和22億美元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日本會乖乖拿出這么多錢嗎？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中日建交談判時，日本代表團曾提出，如果中國繼續索賠，日本將“被迫”推遲建交事宜，他們從沒像公知說的那樣，覺得“不賠都不好意思”。

　　二是日本有能力嗎？據亞太經濟數據中心提供的數據，1972年日本GDP為94813億日元，不足3000億美元，人均GDP僅為2964美元。以當時的財力，不可能拿出500億美元贖罪。可見，段子中的田中角榮不是瘋了，就是在逗人玩。

　　不過，毛澤東、周恩來在免除戰爭賠款問題上，確實是說了話的，主要體現在1972年9月發布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曾承諾：“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中國此舉實屬無奈，一是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咄咄逼人，中國需廣交朋友對付蘇聯，日本作為美國盟國和經濟大國，兩國建交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二是美國是世界老大，日本是美國小弟，在美國包庇下，日本賴賬的想法由來已久，而且由于中國索賠數額巨大，日本沒意愿也沒能力賠付，僵持下去勢必不利。因此，毛周棄賠是最現實的選擇。

　　當然，日本也急于結交中國，一為對付蘇聯，二為進入中國市場，三為攀上中國這棵大樹，增加日本外交的獨立性。由于兩國都急于建交，盡管有分歧，但還是簽了《中日聯合聲明》，并于9月29日建交。兩國分歧主要體現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僅表示尊重和理解這一立場，并未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可見，雖然中日已經建交，但矛盾依然尖銳，《中日聯合聲明》只是權宜之計，好在聯合聲明只是兩國政府間的意向書，沒有法律效力，因為按我國憲法規定：“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須由全國人大批準，而聯合聲明沒有經全國人大批準，所以不是國家法權文件，沒有國家法權效用，這很像商人做生意，縱然有成交意向，但在簽訂協議前，都不能算數。

　　可見，蘇聯威脅是毛澤東棄賠的主要原因。在國家面臨生死威脅的情況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與日本建交無疑是明智選擇。因此，雖然蔣介石、毛澤東都主張棄賠，但蔣介石為一黨私利，關注的是政權“正統”問題，毛澤東卻為民族安危，關注的是7億人的生死問題，二人棄賠動機不同。另外，毛澤東僅發了份聲明，尚有回旋余地，而蔣介石卻簽了條約，算是簽字畫押，二人棄賠方式不同。

　　四、鄧小平畫押

　　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后，鄧小平1977年7月“復出”，為推進改革開放，加速了中日締約進程，如1977年九、十月間，連續會見河野洋平、二階堂進等3個訪華團，談論締約事宜。最終經美國督促和雙方努力，在鄧小平等中國領導的見證下，《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于1978年8月12日簽訂，這等于中國政府正式確認了先前的棄賠承諾。

　　當然，由毛澤東、周恩來承諾，到鄧小平簽字畫押，中間仍有變數。這種變數表現在，鄧小平可以推翻承諾，可以修訂承諾，還可以遵守承諾，這完全取決于他對國際時局的判斷和對國家利益的把握，而且國際間爾虞我詐，隨便找個借口就可以把諾言推的一干二凈。如中國曾支持日本和東南亞共產黨的革命活動，曾支持紅色高棉，有的還簽了協議，但后來為改革開放，我們都終止了對他們的支持。因此，如果鄧小平覺得中國棄賠不符合國家利益，他完全可以推翻承諾，另起爐灶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而且即便想遵守承諾，也完全可以在條約中規定的更詳細更具操作性。

　　遺憾的是，由于近年來日本軍國主義思潮抬頭，中日關系持續緊張，人們對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和《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評價日趨復雜，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將責任全都推到毛澤東身上，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不公正的。（201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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