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千年死敵戰云未散——紀念8.15二戰日本戰敗投降68周年

　　——從中日戰爭史看中日釣魚島沖突的本質與前景

　　一、釣魚島事件與以往和未來的中日戰爭

　　中日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四次戰爭，這些戰爭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區域沖突，每一次戰爭都是大規模和結構性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在維護和創造東北亞的體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戰爭是中日關系中的一種宿命和常態，時至今日，中日兩方仍未能找到一種能使雙方和平共存、共同繁榮的亞洲和平機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戰爭，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關系，尤其是研究未來中日兩國勢必加劇的區域性沖突。

　　而僅僅是起源于因此理解中日釣魚島沖突，我們必須從千年的中日戰爭歷史中才能找到合適的理解框架。當前的中日國家關系類似于兩次戰爭中間的暫時休戰時期;而這一次戰爭的爆發，已經在中日兩國公眾敵對的心里開始啟動，釣魚島事件最終將是中日百年戰爭的末期之戰的啟動事件!

　　與我們通常津津樂道的所謂八年抗戰勝利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八年抗戰并不能單獨構成一次完整的戰爭，而僅僅是長周期的中日近代戰爭中的中期事件。中日之間事實上發生過一次周期自1894年甲午戰爭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然后經過近60年的休戰，近期內又開始緊張的長時段的中日戰爭。

　　這是一場長時段的50年戰爭或百年戰爭。中日釣魚島沖突本質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的余震和延續，而20世紀的中日戰爭又是千年中日戰爭歷史中的現代延伸。正如歐洲的歷史上有30年戰爭和百年戰爭，而中國歷史上的漢匈之戰前后歷時近300年，方才決定了最后的勝負，這場中日第四次戰爭也將是一場百年戰爭。

　　二、千年宿敵、強弱互轉的中日戰爭歷史

　　在源于西方的現代國際體系擴展到亞洲和中國之前，中國歷史中有一個永恒的主題既華夷關系，華夷關系是位于歐亞大陸東端，自近代社會之前在地理位置上處于相對封閉的華夏文明，如何處理與其周邊民族和文明的一種歷史制度，華夷制度作為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的中華文明處理其外部關系的制度，自有獨特之處：

　　一、華夷關系是等級制的，中國處于核心地位;

　　二、華夷關系是本質上和平的，當事各方按華夷關系各盡其職時，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證;

　　三、華夷關系內中國的文明程度、國力規模和經濟實力均遠高于周邊國家;

　　四、華夷關系在歷史上比近現代的西方殖民主義和全球帝國主義更友好地對待了中國的周邊國家。

　　因此在華夷關系制度下，中國周邊所有的國家、如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泰國、尼泊爾、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國周邊的統治者，都與中國循華夷關系而保持著一種本質上和平的關系。而世界歷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歐亞大陸中部歐亞大草原的蠻族游牧民族，同樣是華夷制度所處理的另一個核心問題;華夷制度下中華文明以盡可能和平的方式與歷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當游牧民族的擴張侵入中華文明的底線則開始強力反彈，一方面大規模用兵擊敗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卻適可而止，始終未將中華民族變成以戰爭和征服為文明目標的戰爭民族。

　　中華民族之偉大的關鍵歷史因素之一就在于這種本質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卻能在必要時大規模使用武力恢復和創造秩序的華夷制度，而且華夷制度的內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極大，歷史上數度非漢族的統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樣運用華夷制度去規范與周邊其它民族的關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卻始終是歷史上中國對外關系也就是華夷制度中的一個異數：被前幾十年中國歷史學者們稱為“一衣帶水，中日友好”的中日關系史，則是一種因現實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而全面扭曲了的歷史觀。

　　中國的歷史學家，自孔子作《春秋》司馬遷作《史記》，就已經有了以史載道的歷史觀，也就是對歷史的解釋高于對歷史事實的認識，而至近代，在強大的意識形態和公共權力之下，歷史學者更是失去了獨立思考和記載歷史的能力，因此同樣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往往會由于時代的需要，被歷史學者、有時干脆就是政客做出直接的取舍，因而展現出的歷史盡管有史實、有文獻，卻只是一種被扭曲了的局部和主題傾向先行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盡可能接近事實的歷史。因此這種本質上與史實不符、既無法解釋歷史上中日關系的動因、障礙、危機，又對當今中日關系有嚴重的錯誤引導作用所謂“中日友好 一衣帶水”的歷史觀，已經無法說服從日常生活體驗、民族記憶和正常理性思維中得出完全相反結論的當代中國人。

　　中國有一句俗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當代中國人已經用各種方式拒絕了在意識形態和某些個人感受之下形成的、因而與歷史事實相差甚遠的“中日友好 一衣帶水”歷史觀，以至于中國民間有人稱中日關系為“一衣帶血”，那么重新審閱歷史，為中日關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準確定位，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和平崛起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是具有真正歷史意義的事情。更何況日本是中國在21世紀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直接沖突、甚至包括各種規模軍事沖突的國家，是因地緣歷史而形成的事實上的敵人，因此重新審視中日關系、以及歷史上的中日戰爭關系，同樣是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部分。而這些年，中國的相關注意力被過多的投向臺海而沒有對日本給予足夠的軍事注意，而改變這種不利戰略局面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重新評估歷史和現狀中的中日間戰爭與和平歷史問題。

　　三、中日戰爭的歷史和地緣必然性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獨立存在的，總要形成不同的種群、占據特殊的空間位置，然后與其它種群和物種發生各種關系，生態學一般認為物種之間的相互關系盡管千變萬化，但總體上可分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同樣要服從這些生態學的客觀限制，所以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捕食、競爭、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競爭和捕食所導致的人類戰爭狀態，在歷史上始終是人類社會和國家演變的最大動力，而合作和互助，卻是人類理性生存的目標，也是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

　　并存于亞洲大陸東部，卻因為海洋隔離而各自據有不同生存空間的中國和日本，其之間的關系并不象華夏農業民族和西北方歐亞草原地帶里的游牧民族間關系那樣;從一開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競爭因而引發大規模的戰爭。與中國歷史上中華民族已經成功地對抗和融合過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純粹的農業和漁業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離作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與亞洲大陸大河流域內的華夏文明發生直接和大規模的沖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環境、既資源和面積均有限，而經年位于自然界各種災害威脅下的客觀環境，以及外部中國大陸文明所達到輝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終有一種東亞大陸情結，既想走出日本諸島，到更廣大的東亞大陸去生存，這樣，日本和亞洲大陸上的周邊國家關系中就始終存在著一種超出普通國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內在沖突張力。所以在本質上，日本無法與東亞各國和平共處，除非一個東亞大地域和平體系能成功地將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納入其內，而歷史上這個體系已經存在過，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朝貢體系，其另一個名稱就是中國的華夷體系。

　　歷史上中國已經數度成功構建了跨越整個東亞乃至周邊區域的天朝禮治體系，但日本始終未能被完全納入其內，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礙功能，使中國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樣在其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再嘗試沖出日本群島到亞洲大陸建立更龐大的封建帝國秩序，以取代中國在亞洲固有的秩序。這樣中日兩國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歷史過程中，始終未能明確與對方的位次和力量對比關系，并通過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貢體系或盟約加以穩定，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歷史就是至今為止兩大文明區域相互沖突和構建亞洲體系的歷史，因此中日關系在長時段內是非體系化和缺乏內在穩定的，這其中明顯的例子是中日千年歷史上的四次戰爭。

　　日本與亞洲大陸的地理關系，始終牽涉到朝鮮半島，這是因為朝鮮半島是亞洲大陸中最接近日本群島的大陸地塊，日本想與東亞大陸發展各種聯系，在人類技術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須通過朝鮮半島。正因為如此，朝鮮半島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實上與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緣和社會方面的聯系，另一方面，朝鮮半島除了自身與中國的中原和北部區域有密切關系外，又同時構成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歷史上，沒有單純的中日關系，而只有中日朝三邊互動關系，這一點，在中日之間的戰爭關系上表現得尤其清晰。

　　盡管中日關系從自然趨勢和歷史規律上來看必然持續緊張，但這些導致現代主權國家之間關系緊張的規律同樣服從另一個趨勢;就是國與國之爭的對抗、乃至戰爭，會導致國家間形成一種更高權力下的和平。在現代國際社會，這種更高權力往往是一個區域性或世界性的帝國，以及帝國力量下的和平，這就是東亞華夏天朝禮治下的狀態，而在近代和當代，國家之間的激烈沖突會形成國際聯盟和超越國家的國際機構，這就是近代歐洲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戰后國聯和今日聯合國的情況。

　　所以中日關系遲早會同樣發展到形成一種事實上的力量平衡、以及在現代國與國關系和國際體系管理之下的新和平，但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用一個亞洲國際體系去管理日本。中日關系兩千年、體系內的關系是朝貢關系，日本一度與中國、朝鮮半島形成東亞體系，這時期亞洲、乃至中日關系是和平和諧的，而當日本企圖從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外自立體系，形成以日本為核心時，沖突和戰爭立即開始，尤其是日本試圖全面擴張時。

　　所以中國與日本關系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一個為亞洲區域各國所共同承認、具有符合各國利益、有更高價值理念的亞洲體系之內、既恢復和保持中國的歷史和大陸文明的優勢，又尊重日本的海洋文明特殊之處和日本的國家利益。這一切需要首先完成中日之間真正的永久和平，然后在和平的基礎上，努力推進中日之間的文明和利益共同體，最終形成以中日韓三國為中心的東亞命運共同體。以中日韓三國為中心，跨越三國各自的單邊國家利益和歷史觀，有共同更高利益的東亞共同體不是某種學術想象，而是中日各自國家利益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如何按照民主的原則在這個東亞共同體內確認中國的優勢和主導地位，又按照主權平等的原則，確認中日韓各國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尊重又不損害共同的利益。

　　而在形成這樣的東亞共同體的過程中，局部或長期的緊張、乃至戰爭，都是未形成東亞共同體和平機制前的正?，F象，由于日本是歷史上已經由中國基本完成的東亞天朝禮制共同體的缺席者和反抗者。中日關系千年的緊張和戰事階段性的爆發、以至于近代和當代發生過人類歷史上傷亡人類最大的八年抗日戰爭，都是中日未能在一個亞洲體系內解決雙方沖突的明證。而直至今天，中日間仍未真正解決戰爭與和平問題，從而有可能使第五次中日戰爭在停頓了60年后重新啟動，而事實上形成中日百年戰爭，這才是當今中日關系緊張和危險之處。

　　所以盡管中日關系在歷史上有長時期的緊張，近代又爆發了長時間周期的戰爭，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規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會導致中日關系最終形成一種體系內的和平共存，這同樣是歷史的趨勢。而在這個中日永久和平來臨之前，準確地定位和尋找日本國內外敵視中國的勢力和機制，堅定地對其實行打擊和壓制，必要時使用軍事力量來對抗對手的軍事壓力，都是為實現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戰略。

　　在中日關系上能戰方能言和，是已經被歷史反復證明，而且既將重新證明顛覆不破的真理。中國未來的任務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實現東亞一體化，讓日本成為體系內的一部分而不是游離于體系之外，從而解除日本對體系內的國家形成長期的威脅。

　　四、中日歷史上的前四次戰爭

　　中日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四次戰爭，這些戰爭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區域沖突，每一次戰爭都是大規模和結構性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在維護和創造東北亞的體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戰爭是中日關系中的一種宿命和常態，時至今日，中日兩方仍未能找到一種能使雙方和平共存、共同繁榮的亞洲和平機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戰爭，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關系，尤其是研究未來中日兩國勢必加劇的區域性沖突。

　　一、第一次中日戰爭，唐破百濟及日本援軍之白江口大戰(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龍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開化遠晚于中國，當中國已經經過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隋而重入盛世唐朝時，日本才在5世紀初步完成了國內統一后形成了被中國史書稱為“倭國”的統一國家，而統一后的大和——倭國，正處于由奴隸制向封建制度轉化的過渡時期，在這一階段，當時東亞乃至歐亞大陸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國唐朝、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內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權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進國家體制參考。經過有意識的一代代大批向當時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學習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開始全面效仿唐朝對日本的國體和政體進行改革，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強了天皇和中央政權的權力，日本開始逐步擺脫以前日本本土上眾國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鮮半島上較強的國家的局面，開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發生的事情。

　　而當時曾一度為漢代中國疆域的朝鮮半島，由于漢帝國衰退后中國數百年的中心區域混亂、而進入了一種無序的狀態，然后在公元四世紀后陸續出現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各自獨立的國家，由于沒有更高的區域性的權威力量制約，這些國家相互間長年陷入戰爭和對抗狀態。而為各自的生存，這三國又分別向朝鮮半島外的唐朝和日本尋求結盟，最后形成了當時的大和日本(倭國)、百濟、高句麗為一方，唐朝和新羅為另一方的戰爭對抗陣營。

　　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是663年8月進行的白江口之戰。 659年，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蘇定方率軍13萬征百濟，新羅以5萬精兵接應，唐、新羅聯軍迅速擊潰了百濟，俘虜了百濟國王義慈。義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殘部，企圖復國，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為人質的豐璋王子，日本當在位的齊明女皇答應福信的請求，送回豐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親自指揮與唐、新羅聯軍的戰斗，卻因勞累過度而病故，出征計劃擱淺。

　　662年，日本組織大量戰備物資援助百濟，5月，援百濟將軍阿曇比邏夫率170艘船師抵達百濟。663年8月，日本又派盧原君率援軍萬余，渡海趕赴白江口。同時，唐、新羅聯軍決定進攻百濟豐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將劉仁愿、劉仁師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進擊，由唐將劉仁軌、杜爽、百濟降將扶馀隆等率水軍，從熊津江前往錦江下游的白江口，與陸軍配合，夾擊周留城。

　　13日，豐璋王為迎接日本援軍，率水軍候于白江口，17日時唐、新羅的水軍和日本船師同時抵達，兩軍交戰。當時日本戰船有400余艘，唐、新羅聯軍只有170艘，兵力也處在劣勢，在三回合較量中，雙方未取得決定性戰果，到18日，兩軍第四次合戰，由于日、百濟方高估了已方優勢，輕視唐、新羅聯軍的實力，盲目拼殺，結果大敗，400余艘戰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殘軍投降，百濟國滅亡。

　　白江口海戰勝利后，唐朝繼續對高句麗用兵，因此未能懲罰倭國與百濟聯合與唐朝發生戰爭的行為，唐朝始終與當時的倭國保持聯系，但密切程度已經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這段期間與中國隋唐兩朝的關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終擔心唐朝對日用兵，同樣未能主動發起更大規模的與唐朝密切聯系，而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變。日本在白江口海戰敗于中國之后，更激發了向唐朝學習的熱情，開始派遣規模更大、次數更多的遣唐使，中日兩國歷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時期終于開啟，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單獨結束派遣遣唐使，才結束了這一中日歷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時期。

　　白江口之戰的慘敗，使日本意識到自己的實力尚不足以與中國抗衡，于是此后的幾百年間，他們一直與中國修好，并派遣十幾批“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和政治、經濟領域的先進經驗和技術，而其國內了經歷了天皇集權、攝關統治(由權臣擔任攝政、關白，實際掌權)、院政(由天皇讓位于子弟，自己稱“上皇”、“法皇”，實際仍行使政治權利)、戰國大名紛爭等時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續九百余年，其間雖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維持，直到豐臣秀吉一統日本。而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戰，創建了全新的朝鮮半島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經戰爭失敗后而對唐朝尊敬有加的雙重原因。

　　二、第二次中日戰爭：元朝及高麗入侵日本之戰(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絕無的兩個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華夏農耕中國為核心區域、但同時跨越游牧區域和漁獵區域的、完全不同于傳統農耕中國的中國正統朝代之一。元朝是由發源于中國西北方的中歐草原地帶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農耕區域發動全面擴張歷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興旺的頂峰，建立了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蒙古帝國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塊構成了今天世界體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國家，而蒙古人在東亞的經營，事實上為在疆域擴張問題從本質里保守的華夏中國，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張和融合的時期。

　　今天的中國大地域版圖，首先是在元代中國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國同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正統地位、而且為后世中國留下重大遺產的朝代。元代同樣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絕無的主動向周邊區域擴張全面發動戰爭、以期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安全秩序的時期，僅這一點，就足以使元代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區別。而從現代國家和國際體系的眼光來觀察，元代的周邊擴張其實同樣代表著一種經濟和安全的理性，既盡可能地擴大核心統治體系的范圍，消除任何潛在的破壞秩序的可能，同時創造大地域的貿易交換。

　　從安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元代中國的對外擴張其實有很多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生產興起后的現代性，而元代對日本的二次戰爭和戰爭失敗，同樣是影響了隨后中日各自歷史的重大戰爭事件。自從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國脫離外交關系長達4個世紀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使日本與其他政權和民族一樣臣服于蒙古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忽必烈數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為日本政府拒絕。

　　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五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人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北條時宗(1251~1284)堅決拒絕這一要求，并壓制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西國的守護和地頭準備防御。忽必烈聞此訊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蒙古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準備軍隊、船只、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日本軍隊也在北條時宗的命令下嚴陣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風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為此高麗人、漢人被迫造船、運糧餉，充當士兵，他們深受其害。但忽必烈執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驚四境而歸”。其實元朝軍隊僅僅在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一些戰果。以后則屢戰屢敗。

　　盡管日本人的武器無法與蒙古人的長距離武器相匹敵，他們的指揮官也不如久經戰場考驗的蒙古軍隊領袖那樣有經驗，但他們擅長于面對面的搏斗，而戰斗過程中突然降臨的暴風雨使蒙古軍隊和船艦在退往曠海中時損害慘重，他們不得不無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東征日本以失敗告終。這在蒙古興起后的戰爭史中極其罕見的。蒙古人戰無不勝的神話在海戰中破滅。

　　忽必烈聽到征服日本失敗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驚，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攜書前往日本，并以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納貢，否則將訴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要求并處死了使節。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國，他一方面招募軍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貢，否則元軍將至。北條時宗再次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積極策劃遠征高麗。忽必烈別無選擇，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殺使臣為由，結集南宋新投降的十萬人組成一支大軍遠征日本。兵分兩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從高麗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軍乘海船九千艘，從慶元、定海啟航。

　　元朝的二路大軍約定六月以前會于壹岐島及平壹島。高麗國王也為元朝提供了1萬軍隊，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糧食。然而，人數多、輜重多的元南方軍隊行動遲緩，沒有按預定時間與東路軍會合，東路軍在等待無望的情況下，從合浦出發，侵襲日本對馬、一岐兩島后，進抵筑前志賀島登陸。日本守軍已有前次抗擊蒙古的經驗，他們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構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志賀島與九州之間有陸路可通)，與東征元軍進行了激烈戰斗。”元軍戰敗，退至鷹島、對馬、一岐、長門等地，與姍姍來遲的江南軍會合。

　　然而會合后的元軍不但不積極進攻，反而因高麗、漢、蒙古統率之間的矛盾而不能協調作戰。這樣，蒙古軍在毫無蔭蔽的前提下，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兩方對峙達兩個月之久，蒙古軍隊無法取得勝利。兩個月之后，既8月15~16日，一場巨大的臺風襲擊了日本海岸，在此次臺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漢文史料也記載到，由于元軍戰船“縛艦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臺風襲擊下“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統率范文虎臨陣脫逃，“獨帆走高麗”。蒙古人第二次東征日本又以慘敗而告終。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總結教訓，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東北女真人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麗人為他提供糧食。但由于國內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忽必烈終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觀力量短缺的壓力，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至此，元朝與日本的軍事關系以元朝的失敗而結束。

　　忽必烈侵日失敗代表著當時具有最高軍事組織能力和技術水平的蒙古軍事力量、完全不適應與大陸作戰不同的海上登陸作戰，而事實上，在與蒙古軍隊對陣過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樣沒有真正的軍事優勢，其勝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進行的跨海登陸作戰，本身其為復雜，要依靠大量的當時尚未被人類掌握的技術、諸如對臺風天氣的預報和多波次連續登陸進攻。事實上蒙古軍隊在所有無法展開其騎兵優勢的戰場、如安南、爪哇、和高麗都遭遇了失敗，這也是蒙古擴張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過程。

　　而從亞洲體系的角度來看，蒙古侵日的失敗，使日本始終游離于東亞大陸體系之外，并保持著相應的入侵大陸的力量，蒙古入侵失敗后，很快發生的日本對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入侵，都從另一個角度證實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對蒙古元帝國秩序的威脅。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試圖建立大陸主導的東亞統一帝國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華帝國秩序外的日本、最終證明了是中國的心腹大患。

　　三、明朝出兵援助朝鮮對豐臣秀吉之戰(公元1592年、1597年，明萬歷十九年，萬歷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祿元年，慶長三年)

　　在日本的對外擴張歷程中，為日本的大陸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調，以至于影響了日本以后的歷史，直至今天仍被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實質上是日本歷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過于豐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瘋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豐臣秀吉的行徑就已經一目了然。

　　豐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戰國大名織田信長(日本“戰國”時代勢力強大的封建領主)部下為將，因屢建戰功，漸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織田信長被家臣襲擊，被逼自殺身亡，豐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擁立“后陽成天皇”，自己測冠以“豐臣”。1585年任關白(相當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當于“太攝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統一。1591年將職位讓給其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相當于“國老”)，改而專事“海事征討”謀略及計劃實施。

　　豐臣秀吉以武力統一了戰國時代大名紛爭的日本后，自感實力強大，迫不及待地發動對中國的戰爭。早在戰國紛爭階段，他奉命征伐時，就說過“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時說：“如今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晉升，鄰國在握，財富充裕，已無他求。唯望自己的名聲和權勢遺留后世。待日本諸事穩定后，將讓日本于兄弟，自己為征服朝鮮和中華，決意渡海”。1587年他在給愛妾淺野氏的信中說：“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

　　1590年他致信朝鮮國王，要求借道進攻中國，遭拒絕后，他于1591年把關白職位讓給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在松浦郡建造名護屋城，作為作戰大本營。1592年4月，出兵朝鮮，豐臣秀吉宣稱官次戰爭不是對朝鮮而是對明朝，朝鮮只是路過，這從5月18日發布的遷都北京準備令里也有體現，該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國和日本的官職，對朝鮮未做安排。豐臣秀吉認為兩年內就可以遷都北京，自己將定居寧波，然后主持對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鮮后，豐臣秀吉坐鎮名護屋為統帥，宇喜多秀家擔任前線總指揮，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進擊，并迅速攻占朝鮮京城和大片國土，但由于其海戰能力弱，被朝鮮將領李舜臣通過兩次海戰，殲滅了日軍精銳部隊，致使日本陸軍的北進受到牽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軍李如松部近5萬人與朝鮮軍隊配合，相繼收復失地，日軍退縮，豐臣秀吉提出議和，第一次戰爭暫告結束。

　　由于豐臣秀吉無法滿足于當時明朝中國在華夷體系內預留給日本的地位，此后兩年多的明日和談最終失敗。1597年1月，日軍再次進攻，黑田長政在稷山被明朝軍隊擊敗，海軍也被李舜臣在鳴梁海面重創，明朝援軍繼續入朝，進擊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長部隊。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憂郁而死，日本撤軍，到12月全部撤出朝鮮，第二次侵朝徹底失敗。另一位日本封建領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豐臣秀吉的勢力，建立統一的日本戶幕府。這次侵略戰爭的失敗，使日本又意識到與中國作戰的時機不成熟，于是江戶幕府馬上又采取對中國表面上睦鄰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維新后，中日間又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第四次中日戰爭。

　　豐臣秀吉在日本歷史上，被認為是將日本從各地大名統治中統一起來、建立事實上的全國統一封建軍事政權蘺藩體制的締造者，因此在日本歷史上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地位。但在東亞視野之內，豐臣秀吉是對當時的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朝鮮在內的亞洲天朝禮治體系的挑戰者，企圖帶領日本從邊緣地帶出發，經過統治和奴役朝鮮，進而入主華夏，建立新的亞洲統治。因此豐臣秀吉和他所領導下的日本事實上成為對華夏文明挑戰的新的邊緣勢力，成為歷史上中國一直在不停地與之斗爭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擺脫了在過去近千年歷史中已經與華夏文明形成的暫時和諧，而開始新一輪的戰爭和對抗。

　　盡管豐臣秀吉所主導的對朝鮮和明朝的戰爭失敗，而且豐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業立既轉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時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實行了260余年的閉關鎖國，因此日本在此期間未與朝鮮和中國發生新的沖突。但豐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義對外擴張的方式和大陸政策，卻在日本的國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成為日本歷代統治者均奉行的大陸擴張戰略目標。

　　所以豐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擴張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時代和這之前和之后一樣，日本始終缺乏向大陸擴張的深厚潛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陸中國的長期對抗中失敗，但在日本的國家體制和國家生存的理念中，豐臣秀吉是明確了已經經朝鮮而中國的大陸擴張模式的第一人，豐臣秀吉時代完全失敗的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擴張，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維新后重又卷土重來。

　　第四次中日百年戰爭：從甲午海戰、蘆溝橋事變、抗戰勝利到釣魚島風云（公元1894年至今）

　　在關于中日戰爭的歷史研究領域，最奇怪的現象是中國至今未有歷史學學者做過專業的、以研究中日兩國間緊張和對抗關系的千年歷史為專題的研究，相關卻有無數應景和愚昧，沒有任何學術和政治價值的所謂中日友好的學術文章和專著。僅從學術研究目的上，就有必要把那些寫過所謂中日友好的歷史學術文章和專著的人的名單，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各級機構整理出來，然后去分析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會有如此奇特的漢奸現象。

　　僅1937年爆發的中日戰爭，就使3千5百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無數家園被毀，日本人是在中國進行過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戰和對華北進行過“三光”政策的歷史上最野蠻的中華民族的死敵，而勝利后的中國人，既使健忘不去銘記這些血海深仇，也實在沒有必要去急于美化中日兩國歷史上始終未能形成東亞一體化、因此始終是高度緊張、充滿敵意的關系。

　　對中日戰爭歷史研究的薄弱和缺乏深度，直接表現在對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上，我們至今為止，仍未能對1937年爆發的抗日戰爭作出視界更高、更有前瞻性和歷史視角的客觀解釋，因此抗日戰爭或被稱為“八年抗戰”、或“中日戰爭”、或第“二次中日戰爭”，但事實上這些歷史觀都是錯誤的。

　　從1937年在北京蘆溝橋爆發的七七事變，引發了中國的正式抗戰，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東京灣正式向中美英蘇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前后歷時8年，因此抗戰又被稱為“八年抗戰”，而在這之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就在中國東北發動了以鯨吞中國東北領土為目的的“九一八事變”，而“九一八事變”之前，又有1928年的日軍“濟南事變”，“九一八事變”之后又有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變和1933年的日軍侵占熱河和入侵華北，總之在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前，中日之間已經是真正的戰爭狀態，只不過當時的中國統治者未能明確地以戰爭來回應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一次次戰爭而己。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企圖武力滅亡中國的必然結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逐步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并將中國作為對外擴張的主要對象。1888年日本參謀本部即擬制了《清國征討方略》，其中不僅有詳細的中日雙方戰略形勢、作戰計劃，而且有戰后處置中國的辦法。從1895年迫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霸占中國領土臺灣，然后參加八國聯軍派出最多侵略者，在1900年通過《辛丑條約》獲得大量戰爭賠款和取得在華北的駐兵權。通過1904~1905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的日俄戰爭取得的中國東北的大量侵略特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攫取在中國山東的權益，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侵略勢力的步步膨脹，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20世紀20年代后期，日本國內法西斯勢力崛起，更加快了其武力滅亡中國的步伐。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在東京召開了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其中規定：“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我國在該地的特殊地位和權益有遭受損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均將予以防護。”從此，把“滿蒙”從中國分裂出去，置于日本統治下的所謂“對華積極政策”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方針。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給天皇的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至此，日本侵略中國吞并中國重要領土，部分肢解中國的戰略已經十分清晰。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侵略的不斷擴大，最終導致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的中國全國抗戰?？谷諔馉幨且粓銎D苦卓絕的戰爭，中國經歷了戰略潰敗、戰略僵持、敵后戰場、戰略反攻的不同戰爭階段，當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全面擴張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達到頂峰時，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潰敗。

　　1945年，在中蘇美英各國的聯合軍事打擊之下，數十萬日本最后戰略預備隊日本關東軍，傾刻間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經遭受全面轟炸，所有海外交通線已被切斷，整個日本既將被扼殺的同時，日本的關鍵性軍事力量卻始終陷于中國大陸，無法回應本土。在地獄之火原子彈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被從明治維新后全面擴張的亞洲大陸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數島，失去了其擴張而來的所有權益，其本土被軍事占領，成為至今仍是必須服從美國的二流國家。

　　而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聯合國擊敗日本的戰爭中，以自己一國的力量對擊敗日本的軍事力量核心、既日本的陸軍，起了決定性作用?？谷諔馉巹倮麜r，中國盡管從國力上來看還不是真正的大國和強國，但中國已經用自己的戰爭犧牲和對戰爭的貢獻、以及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驚人變化和政治重組、既中國共產黨的壯大和成長，為中國的振興和崛起準備好了新的道路和結構，抗日戰爭中發生的兩件大事既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和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形成，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歷史中的決定性的事件，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的核心轉折點。

　　五、沒有打完的抗日戰爭——未來亞洲和平和中國崛起的命脈所在

　　因此中國的八年抗戰，無論是由其背景、結構、歷程、以及所交戰雙方的目標和最終戰果，都不是以當時八年中日戰爭為自身的目標而展開的一場戰爭。八年中日戰爭，實質上是亞洲在以封建中國為核心的華夏天朝體系被西方的殖民主義勢力打破后，區域內始終獨立于華夏天朝體系之外、同時有封建的野蠻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軍事組織之效率，因而具有瘋狂侵略性的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向亞洲擴張的長周期戰爭過程中的一次決戰。而單獨的一次決戰，并不能構成一次完整的戰爭，必須有更多的大小不同的階段性的戰役、和戰斗間隙后的戰斗和休戰、以及戰場內外的各種交鋒。在足夠的時間段內充分展開后，才構成一次完整的戰爭。

　　所以從歷史客觀的角度來看，1937年爆發的蘆溝橋事變和中國奮起抗戰，不過是中日間自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之后，日本長時段持續入侵中國的戰爭過程中，最終總體爆發的一場決戰。這場戰爭早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當日本重新確定了日本對外擴張的目標和方向后就已經啟動，所以八年中國抗戰，從其在中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來看，完全不是一場獨立的戰爭，而是中日在近代展開的一系列戰爭中的一個高潮階段，中日第四次戰爭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是一次50年、或極有可能超過百年的戰爭。

　　由于1945年以日本投降而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上并沒有真正解決中日在東北亞區域內的緊張關系，所以如果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戰爭，由于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和對日本國內的強制性改造以及各種條約體系而結束，那么中國和日本自1894年甲午戰爭開啟的這場中日第四次戰爭，則由于日本未能全面改造其國內的皇國神道右翼軍國主義體制、以及拒絕向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包括朝鮮半島承認戰爭犯罪并負擔相應的戰爭責任，而未能在事實上結束心理上的戰爭沖突，盡管中日間已經有初步的結束戰爭的條約，但日本已經完全違反了這些條約。

　　更由于現階段日本與美國間的軍事同盟準備干涉中國的臺灣事務，以及日本正在全面突破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后所承擔各種國際義務、包括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日本的憲法九條既日本放棄戰爭作為國家力量手段，中日兩國已經進入戰端有可能重啟的階段。所以因為日本戰敗而告結束的中日第四次戰爭，有可能因為新的中日戰爭爆發而破壞脆弱的臨時和平狀態，最終將日本投降后至今的60年和平轉化為兩次戰爭中的休戰期，將第四次中日戰爭變為一場中日間的百年或一百五十年戰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只要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大陸架問題、日本戰爭責任問題、日本國內右翼問題、日本靖國神社問題等中日間的尖銳沖突問題未能得到解決，中日之間其實就處于一種兩次戰爭之間的臨時和平，或者說臨時休戰的不完全和平，下一次戰爭因此已經不是一個虛假存在的問題，而將是真實的、已經可以預測戰爭爆發的方向和戰斗時間的客觀現實。

　　所以八年抗戰并不單獨構成一次完整的戰爭，中日之間事實上發生過一次周期自1894年甲午戰爭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然后經過近60年的休戰，近期內又開始緊張的長時段的中日戰爭。這是一場長時段的50年戰爭或百年戰爭。正如歐洲的歷史上有30年戰爭和百年戰爭，而中國歷史上的漢匈之戰前后歷時近300年，方才決定了最后的勝負，這場中日第四次戰爭也將是一場百年戰爭。

　　所以中日間兩大亞洲文明為爭取競爭優勢和生存優勢而展開的、亞洲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歷時一千多年的對抗，至近代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體系之后，轉變為中日第四次戰爭。而這一次戰爭周期之長，掌握了現代戰爭工具的敵人之兇殘，以及中華民族先敗后勝、愈戰愈強最終以正義克服了邪惡，這一切都是中日第四次戰爭的特殊之處。而究竟第四次中日戰爭是五十年戰爭、既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而結束，還是一場尚未結束的百年戰爭、既從1894年甲午戰爭延續，到今天的中日釣魚島、東海大陸架和臺海之爭，我們現階段還無法預測。

　　六、一衣帶水戰云彌漫——我們必須打贏的二十一世紀中日之戰和巨大的戰爭風險

　　由于美國介入亞洲體系的特殊原因，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包括在中國戰場上敗于中國后，未能得到徹底的清算，因此日本始終保持著一種重新武裝，繼續與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朝鮮半島為敵的潛在可能。而要徹底地消除這種危險，需要日本進行一次類似于二次世界大戰失敗后的重大國家重新選擇才有可能。但在現階段的亞洲格局和世界體系內，我們尚無法看到日本會或因外部力量的強迫、或因為內部力量的消長，而放棄二次世界大戰后僅承認敗于美國、卻對中國和周邊國家始終不承認侵略和戰爭失敗的右翼政府及民間主流立場。

　　因此日本事實上現階段仍在重復其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進行的國運賭博;但這次日本所面臨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中國;抗日戰爭催生了中華民族全新的政治結構既中國共產黨，以及它所領導的中國國家和人民軍事力量，中華民族已經獲得了精神的重新振奮和新生。無論是從組織能力、動員能力、犧牲精神、內部合理性、自身組織的強大和全新的軍事組織和動員能力來看，今天的中國已經擁有遠超過日本的戰爭潛力。

　　無論日本今天擁有什么具體的優勢，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些優勢都是源于日本在19世紀明治維新后先中國一步實現了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而領先于并重創中國之后的優勢，這些優勢最終日本無法永遠保持。今日中國已經完成了自己國家的工業化，同時擁有強大的國內組織資源和無窮盡的人力資源，以及正在日新月異趕超世界最先進水平的國防現代化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能高度集中資源的國家制度和相關政黨體系，因此有深厚的戰爭實力。

　　所以對于在20世紀之前半葉當與日本力量對比最懸殊的階段時仍有出色的發揮、對戰勝日本起了關鍵性作用中國來說，全面超越日本并準備在日本皇國神道教軍事右翼勢力蠢蠢欲動時、堅決擊敗這個對中華民族有血債的亞洲世仇，然后再在新的中日力量對比和歷史正義的基礎上、重整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秩序，是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崛起過程中無法逃避的一項宏觀戰略任務。

　　正因為如此，我們寧愿將1894年開啟的近代和現代中日戰爭認為是尚未結束;在這場百年或二百年的戰爭中，中國先輸后贏，而且因為失敗后的新生而重新煥發了整個民族的生命力，然后在1945年也就是中日戰爭的中期已經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因此扭轉了力量對比。然后在60余年的戰后和平休戰時間內，全面啟動了振興中華的各種增長。

　　目前而在和平與戰爭時期同樣優秀，在1949年之后尚未有機會與日本右翼軍國主義者直接交鋒，歷史上最強大的真正屬于人民的中國軍隊，已經有把握打贏中日百年戰爭的未來戰斗。而準確地評估戰爭爆發前臨時和平時期內所孕育的各種戰爭危機，在心理上確立戰爭不可避免，因此必須戰而勝之的信念，并積極備戰而最終以戰止戰，是今天和平時期中國國家的責任和義務。這種代價高昂的戰爭準備和戰爭警惕所能形成的直接回報，是使中國近期和中期內能夠打贏下一場中日局部戰爭。

　　而更長遠的意義則在于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清除和平崛起過程中最重要的外部不利因素之一，既日本在亞洲對中國的威脅以及不友好和不合作，因此在研究過歷史上四次中日戰爭、尤其是尚未真正結束的第四次中日百年戰爭后，從現在我們必須對和日本發生新的戰爭做充分的準備!

　　盡管理論上中國完全有把握打贏未來的中日之戰，但戰爭迷霧具有的不確定性、以及與戰爭直接有關的現階段中國社會狀態對中國戰爭能力的支撐，使我們有理由擔心;現階段四分五裂的中國，包括左右意識形態紛爭不斷的中國，以及被官僚統治者和各種利益集團分割和把持著的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和國家社會資源，都完全沒有戰爭的憂患意識。而在任何一場戰爭中都將付出最大代價的工農和百姓，現階段基本上處于被壓抑的狀態;被壓抑的民眾無法成為戰爭中有效力量;這早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悲劇就已經完全證明，因此現階段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態都不是一個強敵當前的國家應有的戰前狀態。

　　現階段中國其實完全沒有準備好對應正在天邊匯聚、黑云壓城新美日軍事同盟，而如果21世紀中國再一次輸掉下一次中日戰爭、包括中國對抗美日軍事同盟的戰爭，我們眼前的一切最終都會成為泡影。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比懷念曾經帶領中國人民在抗戰中奮起的老一輩中國共產黨黨人，和準確地把握住了抗戰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轉機，最終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主席。如果毛澤東在，我們可以笑對今天黑云壓城的美日軍事同盟，而毛主席不在了，我們能打贏21世紀終將爆發的未來中美日之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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