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愿望不錯辦法不靈

　　——解讀鄭永年《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的危險如此日趨嚴重，以至于連新加坡的人都格外地關心了起來。近日，新加坡鄭永年先生的一篇《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的文章甚為惹眼，中國的各大媒體、網站紛紛予以刊載，一時間，有關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的話題成為時議之焦點。

　　危險的第三次中日戰爭，真的能夠通過人為努力加避免嗎?說實話，回答這樣的問題，沒有絕大的勇氣與超人的智慧是不敢染指的，是以筆者懷著極大的敬意認真拜讀了鄭先生的大作，讀畢卻不僅嗒然若失，以為該文所表達的愿望固然不錯，但所提及的辦法卻實在不靈光，為此不得不說上幾句。

　　認真閱讀理解鄭先生《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一文，以為其中提出了兩條避免中日戰爭的辦法：

　　其一，等待美日反目。

　　鄭先生的這一主張見諸于該文的第二部分，標題為“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緒階段”(有的媒體寫為“不能再誤判美國因素”)。在該段落里，鄭先生判定，如果現階段中日發生沖突，美國定會站在日本一邊，但隨著日本的發展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日本 “必然對美國構成巨大的壓力”，并且還能讓美國在日本呆不下去。接下來是什么，鄭先生并沒有挑明，但筆者理解，合理的邏輯是，美日矛盾將突出起來，中國就能坐山觀虎斗了。

　　其二，用“準冷戰”的辦法對付日本

　　這是該文的第三部分，在該段落中鄭先生創新性地提出了“準冷戰”一詞，具體什么叫“準冷戰”，語焉不詳，但總之不是熱戰就是了。鄭先生提出，中國可在“準冷戰”的狀態下，等待中國強大起來，“就像在唐朝那樣或者今天的美國那樣”;等待中國軍隊強大起來，“能打勝仗了，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威脅也就自然消失了”;“或者等將來整個東亞發展到歐洲那樣的程度，經濟發展提出更大的整合要求，并且中日兩國政府也愿意合作，這樣就會出現類似歐洲那樣的情況”，中日戰爭也就打不起來了。

　　上述這些就是鄭先生在《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這篇大作里提出的辦法。這樣的辦法真的能行嗎?

　　竊以為，這樣兩個辦法根本無法回答如下問題：

　　第一，如果在美日反目之前，日本就向中國發動戰爭，或者干脆，就是現在，日本依仗美國肯定將站在日本一邊的有利態勢，發動一場與中國的軍事沖突，中國怎么辦?

　　第二，支招中國用“準冷戰”的辦法，那么日本同意嗎?如果日本不同意，堅持要么徹底的冷戰，要么堅決的熱戰，不許回避，那中國怎么辦呢?

　　說實話，鄭先生的辦法無非就是消極等待、妥協退讓的代名詞，只不過是羞于挑明而已。什么“主要的還是需要理性，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緒階段，無論是民族主義式的還是義和團主義式的。中國必須清楚現階段的最高戰略目標仍然是可持續的現代化，也就是說，對付日本是為了避免中國的現代化再一次被中斷。既不能因為來自日本的威脅而被迫中斷現代化，更不能因為自己非理性的對日政策而自我中斷現代化”。似乎避免中日戰爭理所當然地是中國責任似的，似乎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或者“義和團主義”引發了中日戰爭危險似的。當然，誰也不能因此就說鄭先生的用意有什么不良，因為避免第三次中日戰爭的立意畢竟還是好的，但如此定位中國民眾及中國針對日本的反制措施，也未免太過了吧。

　　其實避免中日戰爭，早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時候，很多中國人就為此殫精竭慮，使用了各種可能的辦法與手段，比如李鴻章，把希望寄托在國際調停上，說 “一唯國際調停是依”，結果落空;再比如蔣介石先生，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攘外必先安內”上，對日本的野蠻入侵采取忍讓妥協盡量往后拖的辦法，結果是國內矛盾日趨激化，非但“安”不下來，最后連自己都成了兵變的俘虜。他們可能不如鄭先生高明，但就算鄭先生很高明，上述辦法就一定靈光管用嗎?沒辦法，對此筆者只好搖搖自己的朽木腦袋了。

　　寫出上述意見，并不是筆者不自量力地想爭論什么，而是想說明，對于新的中日戰爭，“避戰”的辦法是非常危險的，這種辦法，不僅將使中國在中日之間的博弈中陷于被動，而且這種消極妥協的路線發展下去，中國還將面臨更多的難堪，因為按照這等“避免”邏輯，中國進一步還需要避免朝鮮半島的戰爭，避免同印度的戰爭，避免同菲律賓的戰爭，這樣一路“避免”下去，還有完沒完?如果誰都可以拿戰爭對中國訛詐一番，中國將變成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呢?所以，對于新的中日戰爭，正確的辦法應該是勇敢地迎戰，應該用更大更全面的戰爭手段對付日本的戰爭圖謀，借用一句老話，就是“止”戈為武，以戰止戰，只有這樣，才有中國的崛起，否則，就只能屈辱地在地上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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