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富連成與北京大學有無相同處

　　——門外談文二十一題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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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這個題目，連我自個兒地大吃一驚。他們能相提并論，聯系在一起研究么?

　　我是讀到下面兩篇文章，才想起這個題目的。仿佛還是可以試一下的。

　　一篇是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紀念他的恩師王瑤的回憶錄。

　　一篇是《北京青年報》記者郭佳報道京劇界紀念富連成建班班110周年座談的報道。

　　請大家也先來讀一讀這兩篇大作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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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瑤先生的九句話

　　錢理群

　　《北京青年報》201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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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拒絕誘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東西。”這大概是王瑤先生對我最有分量的一個囑咐，我一直到今天，還時時回味先生的這段話。◆

　　王瑤先生的學生與朋友都知道，他的私下談話，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和他的學術著作語言的嚴謹、簡約不同，充滿幽默、機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發人深省。但又點到即是，絕不多說，全看聽者有沒有悟性。記得當年我和平原曾私下討論，準備將先生客廳里的高談闊論錄音、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那將是一本更能傳達先生的思想、精神的著作。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做，就風云突變，先生也被卷走了，留下了永遠的遺憾。在先生仙逝后，我在好幾篇文章和講話里，都陸續寫出了我印象最深的先生的講話片斷，今天就作一個總結，有九句話。

　　首先是對我的四次教誨。

　　第一次，是1978年我入學不久的師訓：“不要急于發文章”。這和今天不一樣，現在的體制下，不發表文章就麻煩了。先生說：“錢理群，我知道，你已經39歲了。年紀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學術界冒出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勸你要沉住氣。我們北大有一個傳統，叫做‘后發制人’。有的學者很年輕，很快就寫出文章，一舉成名，但缺乏后勁，起點也就是終點，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傳統是強調厚積薄發。你別著急，沉沉穩穩做學問，好好的下工夫，慢慢的出來。一旦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斷的后勁。”

　　第二次，是我研究生畢業，留校當先生助手的1981年，這又是我的人生關鍵時刻。先生專門找我談話：“錢理群，你現在留校了，處于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因為你在北大，這樣，你的機會就會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誘惑也非常多。這個時候，你的頭腦要清醒，要能抵擋住誘惑。很多人會約你寫稿，要你做這樣那樣的有種種好處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寫，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寫，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數，你主要追求什么東西，然后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條件盡量做好，充分發揮。其他事情要抵擋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學會拒絕。不然的話，在各種誘惑面前，你會暈頭轉向，看起來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聲也很大，但最后算總賬，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東西丟了，你會發現你實際上是一事無成，那時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劇。”“要拒絕誘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東西。”這大概是王瑤先生對我最有分量的一個囑咐，我一直到今天，還時時回味先生的這段話，始終堅持遵循先生的這一師訓。這大概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的。

　　在擔任助手期間，先生對我的教誨反而不多。一次在閑聊天的時候，王先生突然對我說：“錢理群，我跟你算一筆賬。你說人的一天有幾個小時?”當時我就蒙了：老師怎么問我這么一道題?只得隨口回答說：“24小時。”先生接著說：“記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時。你怎么支配這24小時，是個大問題。你這方面花時間多了，一定意味著另一方面花時間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樣樣求全。”禿頭禿腦地講了這一句，就不再說了。我就反復琢磨王先生的這句話，我覺得這是對前一句話的補充與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必須要有付出，甚至有所犧牲，“不能樣樣求全。”后來，我在給北大學生和北師大學生演講時，轉述了王先生這一教誨，并且做了這樣的發揮：“要做學問，著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須把物質看淡，即所謂‘淡泊名利’，要超脫一點。這看起來是常識，但真要在物質誘惑面前毫不動心，也不容易，特別是在我們這個越來越商業化、物質化的時代。說實在話，王瑤先生的這一教誨的意義，我也是在這些年經歷了許多事、看了許多人的變化，才逐漸認識的。”

　　最后的教導，是王瑤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遺訓。那時形勢非常緊張，大家都有點惶惶不安。先生就說：“你們不要瞻前顧后，受風吹草動的影響，要沉下來做自己的學問。”有人問：“我們下一步該怎么辦?”先生回答：“不要問別人你該怎么辦，一切自己決定，一切自己選擇。”說完這些話不久，先生就“走”了，留下我們這些學生，自己選擇，走自己的路，一直走到現在。

　　現在再講第五句話：這是講他自己的選擇。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對我說：“我現在老了，無論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掙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說著就哈哈大笑起來。我聽了卻為之一震，立即聯想起魯迅《野草》里的“死火”的兩難：或者“燒完”，或者“凍滅”，而最后的選擇也是：“那我就不如燒完!”后來，我在給學生講《死火》時，轉述了王先生的這段話，并且作了這樣的解釋與發揮：“這其實是一個古老的人生哲學命題：所謂‘凍滅’(‘坐以待斃’)就是‘無為之死’;所謂‘燒完’(‘垂死掙扎’)就是‘有為之死’”，“結果都是死，但過程不一樣，就有不同價值，所要追求的是生命過程中的價值”;“所謂‘與其凍滅(坐以待斃)，不如燒完(垂死掙扎)’，所要選擇的就是積極參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態度”。現在，我也老了，到了王瑤先生當年的年齡，對魯迅的，也是王瑤先生的這一人生態度和選擇，就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了：盡管明知是垂死掙扎，也要積極有為，這就是“反抗絕望”。

　　我記憶中的王瑤先生的第六到第九句話，都是談知識分子的。

　　第六句話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關于“什么是知識分子”，有過無數的討論與爭論，王瑤先生寥寥數語，就講清楚了。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談起當代的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來。這是很少有的，因此，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我理解，王先生并不在意于具體的褒貶，而是要借此概括知識分子的某種類型。讓我終生難忘的，是兩個概括。

　　王先生說，某些知識分子看起來很博學，談古說外，其實是“二道販子”：對外國人販賣中國貨，又向中國人販賣外國貨，販賣而已。

　　王先生又說，還有些知識分子，很聰明，開始時也用功，在學術上確實作出了一些成績，取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學問了。而是到處開會、演說、發言、表態，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聲，取得政治、經濟的好處，這就成了“社會活動家”了。但也還要打著“學者”的旗號，這時候，學術就不再是學術，而成了資本了。當年的研究，不過是一種投資，現在就要獲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這樣的“二道販子”，這樣的“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恐怕是越來越多了，我因此而不能不感佩王瑤先生的“毒眼”和遠見。同時也時時警戒自己：不要做這樣的“偽學者”。

　　我要說的王先生關于知識分子的第九句話，現在已經幾乎是社會流行語了：“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我記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里和學生、朋友說，后來，在政協會上一說，就傳開了。一直到今天，人們說起知識分子的處境與選擇，也總要提起這句話，王先生也確實把在中國體制下，知識分子言說的尷尬、無奈和頑強堅守，說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們提起這句名言，已經完全忘記了其發明者是王瑤。我由此想到，我們這些學者、教師，一輩子說了無數的話，沒人記得住，但王瑤先生這樣一句話就在社會流傳，經久不息，大概是很少見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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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溫和教學讓靠苦修才能成“尖”的傳統技藝日漸稀松

　　離了“富連成” “大師”再難成

　　“富連成”建班110周年 留下的不僅僅是紀念

　　文/本報記者 郭 佳

　　照片提供/姜斯軼

　　《北京青年報》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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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生于人世，需有一技之能。我輩即務斯業，便當專心用功；以后名揚四海，根據即在年輕……爾等父母兄弟，誰不盼爾成名？況值講究自立，正是寰宇競爭。至于結交朋友，亦在五倫之中。并有忠言幾句，門人務必遵行；說破其中厲害，望爾日上蒸蒸。”——這段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訓詞，出自京劇傳奇班社“富連成”。為什么當今有了高等教育，卻不再有開宗立派的大師?難道探索了多年的現代教育模式還不如手工業時代的口傳心授?譚門第六代傳人譚孝曾撂下重話：“現代戲曲教學體制不用再探索了，好好回望一下‘富連成’留下的經驗就足矣。”◆

　　京劇傳奇班社“富連成”始于1904年，歷時44載，培養了“喜、連、富、盛、世、元、韻、慶”八科700余人，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袁世海等開宗立派的大師皆出于此。近日，時值“富連成”建班110周年，京劇界拉開了“群英會”一般的紀念演出帷幕。不過對于這個“京劇搖籃”一般的班社來說，不能被忽略的恐怕還是其百多年來領跑各劇種的教學模式。

　　曾經：“此刻不務正業，將來老大無成；若聽外人煽惑，終究荒廢一生——”

　　現在：英語等非專業課占去三分之二時間

　　在中國戲曲學院戲曲研究所所長傅謹看來，“富連成”能夠出好角兒與其教學符合強調技術性的京劇人才的培養規律不無關系。“戲曲曾經是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需要有扎實的基功和完整的技術手段，因此訓練的時間和強度缺一不可，就如同培養一個世界冠軍一樣。‘富連成’坐科對應今天應該是中專層面的教學，相比過去，今天的孩子讀非專業課程要占去三分之二的時間，僅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完成‘富連成’當時訓練學員所做的事，基功的積累顯然是不夠的。”

　　不過傅謹也表示，遠離了那個靠唱戲吃飯的年代，現在的戲曲教學模式也是考慮到未來學生發展的多種可能性而設置的。“現在的家長送孩子學戲的目的不是非常明確，有些孩子或許將來不一定會吃這碗飯。”而譚孝曾也表示，“現在的戲曲教學為了完成學歷教育，學生大把的時間用在學英語等學科上，真正用來練功的時間很少。過去百分之百的戲曲演員都沒有系統學過文化，他們個人是從戲情戲理中升華的。我祖父從我很小的時候就跟我說，要想學好戲就要熟讀“三列國”，從中可以了解歷史背景，掌握人物的心理動態，這也就是為什么在1956年那出最能體現‘富連成’教學成果的電影《群英會》中，能出現那么多‘活曹操’、‘活魯肅’、‘活孔明’。而其中只有馬連良先生50多歲，其他人都是30多歲，但已經成名成家了，可現在30多歲的演員還被當作青年演員培養呢。”

　　曾經：“皆因爾等年幼，哪知世路難生。文的嗓音一壞，武的功夫一扔；彼時若呼朋友，一個也不應聲——”

　　現在：溫和派教學難及“七年大獄”

　　“富連成”的班主雖也曾易手，但運營模式卻一脈相承了下來。傅謹介紹說，“‘富連成’并非唯一的科班，但除了有錢人辦科班是為了自己的興趣愛好外，大多數科班都是在培養自己的演出班底，因此教學難免帶有營利目的，這種團帶班的模式也都有著降低演出成本的考慮。而‘富連成’則不是，特別是初期，其經濟支撐相對富裕，也就能夠有著較長的規劃，安排教學和師資時會在行里挑選最好的人。‘富連成’的教學模式是3加3加1，即3年坐科、3年幫師，如有需要再幫師1年。而且學員從學戲半年或是一年后就要開始演出，因為演出收入是維持班社的來源之一，而且演出是常年的，大柵欄里的廣和樓就是當年‘富連成’學生的駐場演出地點。學生在坐科期間就已經得到了大量的舞臺歷練，像葉盛蘭、袁世海等人都是科里紅，還未出科就已經有了自己的觀眾群。而現在的院校教育顯然做不到這一點。”譚孝曾的父親譚元壽曾經將“富連成”坐科戲稱為“七年大獄”，足見其練功之殘酷。“當年我的祖父譚富英是我高祖譚鑫培親手送進‘富連成’的，后來我的父親譚元壽是被他的祖父譚小培親手送進‘富連成’的，按理說，以譚家的家學教孩子也夠用，但學戲哪有不挨打不受罪的，不成系統自然成不了才。而且我父親這樣的梨園子弟在‘富連成’還有一個特殊‘待遇’，就是別人打10板，他打20板，這都是祖輩在送進學校時留下的話兒。后來我上戲校時也還是挨打，只是不那么狠了。可現在別說打了，就連老師嚴厲點，家長都不干，但其實孩子都有玩的天性，有時不強迫不行。”

　　曾經：“何況爾諸小子，都非蠢笨愚蒙；并且所授功課，又非勉強而行——”

　　現在：十幾歲即被流派所困

　　如今的京劇教學，基本在中專、藝校階段就已經將學生歸入所屬行當的某一流派，但在傅謹看來，“富連成”能夠涌現那么多開宗立派的大師的重要原因恰恰是其不歸派。“學生在‘富連成’坐科時學的都是基礎的東西，為日后通大路打基礎，出科后該怎么發展再怎么發展。這樣的做法多少有些像今天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讀書時不能過早分科一樣。但其實在‘富連成’的時代，一些演員辦的科班，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東西傳給孩子。而很多地方戲更是如此，以越劇為例，在招生時幾乎就是按照尹派、范派等流派代表人物來招的，不僅嗓音，連模樣都很像。”

　　譚孝曾也表示，“富連成”的教學教的都是“官中戲”，而非“流派戲”。“那時出科后都要‘重新投胎’，也就是二次拜師，因為坐科時學的是不通大路的，這樣才能和社會院團融合。但現在的孩子十幾歲就開始學流派，這樣不僅把自己局限住了，有時還學了一身的毛病。就如同我從小跟王少樓先生學余派，因為余派不僅規矩，而且字正腔圓，特別適合打基礎，之后才慢慢學譚派的戲。”同時，譚孝曾還對拜師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實明白的老師比名師重要，我剛畢業到北京京劇院時，有一次排《四郎探母》，一個唱小花臉的‘世’字輩的老師并非名角兒，但他一句話告訴我楊四郎應該怎樣跪地，讓我受益了一輩子。”

　　文/本報記者 郭佳

　　照片提供/姜斯軼

　　【三】

　　作為教育的機構，北大和富連成，也應該說是培養人才的兩種類型吧!那么他們的樣式能否做一個類比呢?

　　咱們來冒一次險吧!

　　早在唐朝，韓愈在其《師說》中就說過，“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據錢理群教授的回憶，其導師王瑤先生也算是身體力行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在北大這個重視借鑒和吸收歐美教育傳統建立起來的高級學府中，雖然已經很少耳提面命似的灌輸，但是老師對學生的指導還是并不缺少的。不過不是事后的指責而是事先的指點罷了。解惑，受業，如是而行就更有效果。所以，王瑤先生才不缺少如錢理群、陳平原這等的杰出子弟。但是令我更愿意推崇的是，王瑤先生對于傳道的執著和精辟，而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教育傳統異于歐美教育傳統的精華和核心，盡管人家在這方面也并非不重視。所謂傳道，在我看來，無非是首先著眼于人的道德、品格、氣質方面的教育。也就是教育學生如何為人，或成為什么人的問題。王瑤先生有一句話說到：“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我認為這真是有關這方面的很經典很要害的語言。知識常有，而獨立性不常有。沒有了獨立性，知識也就失水了。說白了，王瑤老師就是要求自己的學生要能夠獨立思考，獨立自主，有獨立性，換句話說，就是別當墻頭草，隨風倒，拍馬屁，抬轎子，跟隨著權威、迷戀著名利而起哄架秧子。。。。。。。其實，大概在王瑤先生說這句話的前后，強調獨立性，獨立自主，獨立思考，并不是不容易發生誤解和沒有風險的。可是這種無端的追究畢竟是不正確的、是謬誤的。就以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我們的理論和理想就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從來就強調獨立自主，很有獨立性。這里且不去說孫中山也提出的“以俄為師”，只說毛澤東曾經想過的“一邊倒”吧，其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這些革命的先行者看到自曾經己打算心儀不已甚至頂禮膜拜的列強們，從來就不會讓我們強盛到能夠和他們并列嘛!老師為什么老欺負學生呢?這同一個疑問，讓有頭腦的中國人明白了很簡單的道理，他們是帝國主義是侵略者。所以，十月一聲炮響，大家就很容易服膺了馬列主義。但是，我們畢竟是強調以我為主、堅持主見的炎黃子孫，所以，也就出現了不能不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道路。事情就是如此地簡單。再加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舍我其歲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民族傳統性格，“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就從王瑤先生嘴里流出來成為我們當代社會的流行語了。應該說，這正是獨立思考最典型的表現。沒有了這種品德，五千多年的燦爛文明，就無從談起了、無法區別于他人了，無從輝耀世界民族之林了。因為你總是跟著別人的屁股后面跑，按著別人的思維路子考慮問題，你怎么可能具有自己的文化、精神、歷史呢?一般說來，共性是不能違背的，而個性也是不能舍棄的。于是共性與個性結合的特殊性就比能不成為獨特的標志了。而要能夠達到這個層次，堅持獨立思考、獨立自主、獨立性，就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了。所以，在下特別佩服和支持王瑤先生的這種主張和精神。也許有人會認為，王瑤先生不能代表北大，可是他畢竟是北大校園里杰出的一員，也不能不體現出北大的精神的啊!

　　回過頭來，再談談富連成。盡管其歷史悠久，但是它與歐美的教育傳統毫無瓜葛，也與中華民族教育傳統不全相吻合。準確地說，他不過是一個行業人員的培訓機構。雖然與科舉注重孔孟之道聯系也不多，但是卻也并非全無交集。因為他畢竟存活在中華大地，離不開當時當地的主流意識形態。然而從其開辦的主要宗旨來看，強調的卻是如何在無情的競爭中屹然地自立。恕我愚魯，現在本尊所能見到的其訓詞的幾個片段，接連起來只有如下的文字：“自古生于人世，需有一技之能。我輩即務斯業，便當專心用功；以后名揚四海，根據即在年輕。”“何況爾諸小子，都非蠢笨愚蒙；并且所授功課，又非勉強而行。”“此刻不務正業，將來老大無成；若聽外人煽惑，終究荒廢一生。”“爾等父母兄弟，誰不盼爾成名？況值講究自立，正是寰宇競爭。至于結交朋友，亦在五倫之中。并有忠言幾句，門人務必遵行；說破其中厲害，望爾日上蒸蒸。”“皆因爾等年幼，哪知世路難生。文的嗓音一壞，武的功夫一扔；彼時若呼朋友，一個也不應聲。”在這中間，強調的是自我奮斗。著重在“務斯業”，也就是各自從事的的行當吧!其杰出的成就便集中在其培養出來的各種少有的尖子。這些登上了藝術頂峰的大師、大家，不僅名聞四海，而且學有專攻。自成流派，后繼有人。為中華文化注入了特殊光彩的成分，為祖國興盛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在他們自立的道路上，的確是不敢旁騖，無法懈怠，“梅花香自苦寒來”!在激烈社會競爭中，其“一技之能”真來之不易。這恐怕也是離不開獨立思考、獨立自主、很有獨立性這個因素吧?即便只從力戒“若聽外人煽惑”的要求上，我們就很容易地能知道他們是如何地堅持其“獨立思考”的堅決和堅韌了。如果失去了這種“獨立思考”的堅決和堅韌，沒有了“獨立自主”，失卻了“獨立性”，那么后來他們奉獻給廣大觀眾的都可能是大同小異的一道湯，而不是風韻各殊的十碟八碗的漢滿全席，誰個能被人人惦記，念念不忘?所以，富連成的教育模式，與北大的教育模式一樣，也都是不可漠視的。當然，其獨特之處，也是和北大的人文地理一樣，能夠享譽全國，盡管二者之中一更強于品德一更強于專業。那都是百姓的楷模，學子們的典型啊!那都是我們國家民族千秋萬代所需要的珍寶、棟梁啊!

　　【不成熟的芻議】

　　我們的教育，能不能十分著重于培養人的品格和專業?不是有這么兩句詩么：“刪繁就簡三秋樹，標新立異二月花”?

　　當我頭一次聽說“英語等非專業課占去三分之二時間”，心里就咯噔一下：咱們的教師爺們，想干啥呢?有一個不無經驗的同志講的好：“戲曲曾經是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需要有扎實的基本功和完整的技術手段，因此訓練的時間和強度缺一不可，就如同培養一個世界冠軍一樣。‘富連成’坐科對應今天應該是中專層面的教學，相比過去，今天的孩子讀非專業課程要占去三分之二的時間，僅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完成‘富連成’當時訓練學員所做的事，基功的積累顯然是不夠的。”這個問題，恐怕存在不止于戲曲一個領域吧?固然，外語學好了，可以四面來風兼收并蓄，為更高更深更廣的前景開路打基礎，走遍天下，無可限量，能夠和任何人試比高。然而，我們每一個勞動者都需要成為“世界的公民”嗎?梅蘭芳的英語學的怎么樣?不是也一樣地被外國人授予博士的稱號么!

　　也許我太偏執了，或者太無知了，但是，我們精英云集的的教育界，是否也需要“獨立思考”一番呢?

　　如果我說的不對，那么就當我沒說好了。大人不記小人過啊。。。。。。

　　(201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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