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階級論之說，究竟對不對，當然在最有話語權的當今中國那撥精英人群中，是很容易達成共識的——絕對的對。必定如今掌控著意識形態大權尤其是輿論大權的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在階級界限十分明了的年代，本人或者家人由于家庭出身或者思想意識根本就不在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序列內，而備感壓抑與憋悶，甚至受到過某種沖擊。取消了階級之說，這些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共和國公民而不是以人民群眾的身份，和那些從前同自己明顯存在著階級這道難以逾越鴻溝的人一樣，不分彼此你我，都成了共和國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員了。這樣，他們就可以盡情地依靠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出眾的神通與能耐，享受新時代賦予的各種榮光與財富，可以經常出現在各種鏡頭之下和各種體面場合之中，成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標志性人物和成果象征，享受改革帶來的無盡樂趣，接受大小媒體無休止的頌揚。

　　自從階級這一概念成為改開以后的犯忌詞匯之后，沒有誰再敢提再愿提階級之說了。一旦誰有意無意間提及，不是遭遇諷刺挖苦，就是被人扣以巨大帽子。倘使有人再罵你是文革余孽或者其他更難聽刺耳的稱謂，也實在是不足為奇。新中國成立后開初年代里，階級這一概念把包括所有民族在內的中華子民簡單地分為兩個或者三個階層。一個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士兵、革命或者同情支持革命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以及廣大農村的貧下中農等組成的勞動者階層;一個是在舊中國時期占有巨大社會財富、享有崇高政治權利的少數反動統治階級;一個就是介于二者之間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其他階層人員。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舉起革命大旗伊始，它的宣言和主張就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任何階級和政黨。在黨的一大宣言里，它很明白地告訴人們要鏟除現存的資本制度。因為共產黨人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人的圣經《共產黨宣言》中就旗幟鮮明地宣稱，共產黨人革命斗爭的終極目的就是消除私有制，并號召全世界無產者為達此目的要聯合起來。

　　新中國成立以后，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選取了社會主義道路為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并且在廣大農村進行土地革命之后，讓所有的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再后來進行的三大改造運動之后，又逐步把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科學合理人性地納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軌道上，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意愿。無論今天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如何辱罵貶低建國之初新中國在各行各業建設中取得的前無古人成就，如何詆毀侮辱共和國開國領袖高尚的人品卓絕的功勛超凡的才能，但正如任何烏云狂風雷電的襲擾，終究奈何不了泰山昆侖的巍峨豪邁一樣，誰也不能遮擋住太陽發出的熾熱光芒。喧囂之后的神州大地上，江河湖海依然會碧波蕩漾，春夏秋冬依然要組成年年月月，火星爺依然要放出自身的靈光，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必然規律。

　　在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是國家的主人，這是憲法賦予中國人民的權利。舊政權存在時候少數人高高在上，不勞而獲的時代一去不復反了。五十六個民族的勞動大眾都是兄弟姐妹，親如一家。人們不會忘記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的那首《北京的金上山上》中，藏族翻身農奴對共產黨毛主席那份深深熱愛之情，人們更不會忘記那位騎著毛驢去北京感恩毛主席的維族兄弟庫爾班大叔。階級的劃分，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緊緊團結在一起，大家不分地北天南，不分漢藏蒙回，除了那些過去欺壓在頭上作威作福的地主惡霸資本家農奴主巴依老爺之外，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員，都和睦相處，肝膽相照，彼此間是同胞是同志是兄弟是朋友是姐妹，哪里有什么東突厥伊斯蘭國和大藏族國之說?

　　遺憾的是，如今沒有階級之分只有民族之分了，只有先富者后富者之分沒有階級等次之分了，只有公民之說沒有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之說了。于是，新疆就有了聲稱代表本民族意愿的疆獨出現了，恐怖活動這些年越來越頻繁與猖獗了;西藏就有了大藏族國之說了，僧侶騷亂事件也就時有發生了。國家兩個最大的分裂分子達賴和熱比婭不僅在國際上興風作浪，而且都成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座上賓了，反共反社會主義搞分裂的達賴和劉曉波也先后成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了。

　　共產黨本來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是工人農民和一切普通勞動者利益的忠實代表。可如今在它的隊伍里，竟然有與它的黨性原則格格不入者位列其中了。并且它的黨員中，竟有人竄至美國，公開講自己的黨是非法的，理由是它從成立之初到奪取政權一直沒有進行過合法登記。更有一些名符其實的資本家只是在我們現在叫民營企業家的人，都成批成批地加入了共產黨。不知這是共產黨海納百川的胸懷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展示呢，還是黨本身就在慢慢改變自己的某些性質?工人與資本家原本就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一個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另一個的統治地位。如今，這些巨額資本的占有者其中也不乏少數掠奪者們竟然成了自己階級隊伍中的先鋒隊了，你工人對于他們的任何舉動和現實狀況還有何理由不滿甚至反對呢?

　　如今，所謂的先富人群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翻新，私人的資本積累也越來越大。這中間確實不乏精明強干勤勞致富之人，可一個現象卻不容忽視，那就是在富人行列里，為富不仁者卻大有人在。老百姓尤其是各級黨政官員們都看得很清楚，心里都明白，許多富人致富是怎么回事。原本屬于全民的財富，經他們鬼使神差一倒手，就成了堂而皇之的個人資產了;造價本來不高的國家工程項目，經他們上下一竄動，不僅造價高昂了，也為他們疏通了從行政到技術部門的各種關系，使他們在以后的財富積累中更能左右逢源長袖善舞了。這些人是時代的寵兒，他們在占有了不菲財富后，名利俱收。可以入黨，可以當基層領導，可以當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可以當勞動模范甚至可以獲得高級別的五一勞動獎章，可以憑借四通八達的關系網絡為自己的某些非法作為消災去禍。而這些人中的不少人還名正言順地進入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行列中，由他們來帶領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而奮斗了。階級，在時代的前進中被人為地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國內國際不分敵友的和諧大同世界了。

　　在今天的中國，無產者這一概念涵蓋哪些人群是不好區分與界定的。因為在八千萬中共黨員中，成分已經十分復雜。如果說今天的大部分工農兵和知識分子黨員，在積累了一定可以基本滿足生活需求的財富以后，仍視為無產者的話，這部分黨員實際占有的比例并不很多。而那些在改開之后先后富起來的人，他們占有巨大的社會財富，手下擁有為數眾多的雇工，并且他們中不少人在財富積累過程中充斥著搶占掠奪剝削等非法獲取性質，而這部分人中的黨員比例又實在不少。因為他們是黨員，就理當劃入無產階級的行列。需要質疑的是，如果共產黨人奮斗的過程中，可以不再講有產與無產，產多與產少，產業如何得來，那么，不僅《共產黨宣言》的內容需要改動，恐怕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和許多既成規章制度也需要改動。

　　誰都知道，工人農民要想享有當家做主的權力，就必須有公有制的保障。一旦一切資產包括土地都成了個人私產后，在那里做工的一切人們和雇主之間就只有既成事實的雇傭關系了。他們再沒有了憲法賦予的國家主人翁的自豪和擔當了，有的只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依賴對與立關系。難怪如今走紅吃香的不再是普通人民群眾，而是那些不管通過什么手段占有巨額財富的人。這些人在當今的社會中是各級黨委政府領導們的座上賓，是各級人大政協里光鮮的代表和委員，是各種媒體競相歌頌的時代驕子。而當年被共產黨解放出來的人民大眾則處于時代的邊緣了。他們被某些人明里暗里剝削壓榨卻敢怒不敢言，他們沒有了自己表情達意的機會和渠道。他們一旦對現實處境有所不滿與絲毫抗議，一切罵名就次第飛來。什么刁民，蠢豬，無能，窮鬼了等等，幾乎成了原被憲法列為國家主翁的他們的代名詞。建國之初，政府一切部門都冠以人民的實質也就發生了根本改變。人民這一概念被撕裂成許許多多別樣的稱謂，外出打工的鄉下農民叫農民工，城市里生活水平低下勞動能力不高的人群叫弱勢群體，受雇傭給人做家務活的叫家政服務者，被迫搞各種娛樂服務的叫洗腳妹、發廊妹。

　　在中國，今天利益相連的階層其實很明顯，最突出的就是相當一部分官員、精英、資本家屬于最高等級人群。他們相互勾連，利益分享，都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政治資本。這部分人最仇視普通民眾，也最贊成九十年代以來的各項改革政策和措施。即便這些人群中有人還要說自己是人民公仆的話，那就是十足的穿著人衣說獸話，披著盔甲沖王八。還有一部分憑著一定的勤勞和投機取巧，積累了一定財富的人群，他們大都是個體小經營者。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達不到中產階層卻高于小康，他們既離不開廣大的普通民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感甚至仇恨第一類人。離不開普通民眾，那是因為這些人是他們的財富之源，沒有這些人的支撐，他們的一切都無可依托。第三類人就是生活在基層的城鄉老百姓，在如今這樣的社會現實中，他們中許多人生活水平低下，面臨的困難最多，遇到包括住房醫療孩子升學等情況時，常常捉襟見肘。如不是現在逐漸趨好的醫療保障制度，即使他們中某些人患了一般的病，也會致殘他們的身體甚至要了他們的性命。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在世界是較大的。國際規定的紅線是0.4，而我們的基尼系數卻達到將近0.6。財富的占有更是差距極大，在眼下的中國，0.4%的人群占有了70%的財富，這數字實在令人觸目驚心。誰也不敢相信這樣的情況，會出現在以公有制為主體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全民共同富裕，先富帶后富的說辭已經很難再令一般民眾相信了。雖然中央決心很大，有些舉措很得力，可積重難返。業已形成的利益階層，盤根錯節，隊伍龐大，上下牽連，結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網絡，如不采取強有力的驚天舉措，是很難撼動其根基的。

　　中國有一句很普通的話，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不說一家話。在雖然取消了階級之說的現實生活里，誰也不能否認階級的依然存在。有了官位和巨額財富的人群，尤其是那些賣身投靠敵對國家的買辦漢奸，他們不僅和一般百姓之間難以相容相存，就是與相當一部分處于高階層的愛國官員和富人也是難以茍合的。處在富人和官員層面上的人，無論生活方式上，待人接物上，不說和素不相識的平民階層，就是他們仍處于平民階層的曾經的同學、戰友、老鄉、甚至親戚，也會存在著方方面面的極大隔閡與反差。如今的富人和平民，官員和百姓，早沒有了前三十年那種難分彼此和諧共榮的密切關系了。做了官的和沒做官的，或者官做得小的;財富數以億計的，或者百千萬計的，慮事行事的各種做派就會和一般平民如山阻隔，難以同日而語。富人傍官員，官員戀富人，精英官員富人幾位一體，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紅利，已經很難讓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接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原本內涵了。說實在的，這和封建社會真沒有多大差別。古典小說《金瓶梅》里的西門慶式人物，在今天實在屢見不鮮。他們生活荒淫糜爛，可他們深得關系學奧秘，很會投機鉆營撈取財富，很會利用手中的財富拓展自己的關系網，然后撈取更大的財富。剛剛被抓獲的四川的劉漢，在當今中國不乏其人。他們共同的地方太多，不同的只是財富多少的差異，作惡大小的差異。和古代的西門慶相比，劉漢們的手段和西門大官人如出一轍，絕無多少高明之處。西門慶為了個人喜好與私欲草菅人命卻安然無恙，劉漢們也可以殺了人之后逍遙法外一身無虞;西門慶上通朝廷高官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劉漢們同樣多錢善賈長袖善舞;西門慶可以以地方惡棍之身躋身朝廷官員行列，劉漢不也照樣成了省政協常委?總之，在今天，我們過去只能在影視和小說里看到的丑惡現象，生活里到處都可看見。如果誰要認為這是威言聳聽，那只能是他少見多怪罷了。富人和官人還有部分甘愿出賣靈魂的所謂精英人物，歷來都是一個線上的人，或者說是一個階級的人。他們偶爾對窮人盡點慈善之舉，不排除少數人出于真心，而更多則是為了撈取美名進一步欺蒙世人。這些人就同賈府里的王熙鳳對待窮親戚待劉姥姥一樣，偶爾把自己床頭花剩下的一點散碎銀子施舍給生活困窘的劉姥姥，就會把老人家感激的五體投地，連聲稱好。雖然劉姥姥很會察言觀色，討賈母等人的歡樂，可透過她的笑聲背后，誰都能感覺到她以自己的丑態換取他人開心的那份酸辛與無奈。正如魯迅先生說的，北京的石油大王絕對感受不到撿煤塊老婆子的辛酸，賈府里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一樣，不是一個窩里的鳥，你咋著也不可能把它們湊擠到一塊。這可能就是階級身份地位的差別。

　　毛澤東一生追求的就是人民大眾真正當家做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不惜利用頻繁的整風運動對官員們和知識分子們進行善意的改造和教育，使其時刻置于人民群眾的強有力監督之下，在四大自由的民主形式之中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他把政府的各個部門都以人民之名命名，他把各級官員和政府工作人員以公仆稱謂，目的就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壓迫，人人權益平等的社會制度存在。只是在他身后甚至他在世的時候，這樣的想法都處處受到黨內甚至高層某些人明里暗里抵觸。不少跟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也難以接受他的這種深厚的民本情結，于是就有了他生前擔心的事情在他去世后爆發式出現。

　　如今官民存在的嚴重對立水火難容，官員和民眾之間衙門與百姓般的鴻溝存在，舊中國各種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作風的肆意泛濫，各種牛鬼蛇神的沉渣泛起和肆意妄為，已經把當今的中國民眾再次推向了危險的邊緣。實在的階級差別和態勢已經形成，如果再不采取積極有力的措施加以矯正，人民共和國與社會主義制度就完全失去了它字面上和本質上的意義了。

　　20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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