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世界政治形勢的若干基本特征

鄭彪

無數事實證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這不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對于這個基本事實，不僅馬克思主義者認同，而且世界各國的許多政治家和學者也都認同，各國人民感同身受，有目共睹。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深化程度應當作出怎樣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基本判斷？這個基本判斷是一切政治和外交戰略、政策的基礎和出發點。對此，筆者的基本判斷和觀點是：第一，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已經激化到極點，導致從20世紀90年代進入世界政治新時代，其標志是世界主要矛盾已經從“主義沖突”上升為“文明沖突”，或說20世紀被“主義沖突”所掩蓋的“文明沖突”壓倒了前者；第二，全球“文明沖突”形式上是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展開，但其核心在于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沖突，鑒于中華文明是與西方價值觀完全不同的主要地緣文明主體，中國是中華文明主要的地緣政治載體和當代國家政治主體，于是中國成為西方“文明沖突”的主要對象，中美關系處于世界新時代矛盾的中心；第三，西方發動“文明沖突”的目的是“沖突”掉非西方文明體和“減少”世界人口，最后只剩5-10億，所以即使中國有人想改變價值觀或一切順從美國也絲毫無濟于事；第四，世紀新時代的主要矛盾的演變將決定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地緣政治營壘和21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地緣政治主體和世界新秩序的架構。

這里在第一章地緣政治分析基礎上，對現階段世界政治形勢的若干基本特征再加以進一步分析。

（一）全球范圍內階級斗爭重新激化

縱觀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周期大體上與世界階級斗爭形勢的發展相聯系，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從全球看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斯大林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在階級斗爭的巨大壓力下，從19世紀末到羅斯福新政乃至到戰后福利社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因素，實行階級調和政策，緩和階級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不僅度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最困難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而且通過馬歇爾計劃實現了歐洲復興，贏得了戰后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階級調和政策和福利國家政策的結果，導致中產階級膨脹，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社會結構，極大地削弱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和階級意識，加以國際間冷戰條件下社會主義運動和階級斗爭形勢轉入低潮，造成了新自由主義歷史倒退的極佳的歷史背景。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田園詩般的牧歌背后，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通過新自由主義對各國（包括本國）勞動人民發動的一場新的經濟掠奪和政治反撲，在階級淡化、勞資兩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贏口號下具有表面上不那么赤裸裸但實質上更加兇殘（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性質，因為這場斗爭具有階級斗爭和種族對決（“減少”人口）的雙重性質。這種階級斗爭與種族沖突雙重性質的矛盾激化在當代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出現的國際恐怖主義（這里指的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與我國反恐斗爭所說“三股勢力”不是同一概念）。正如著名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所說，恐怖主義的經濟根源是貧困，這是不容置疑的。換言之，當代高度發展的全球兩極分化是恐怖主義的經濟根源，但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參與者不都是窮人，卻主要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這個前所未有的國際政治現象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新馬爾薩斯主義在當代引起的地緣政治反應。進入20世紀90年代，不僅蘇聯東歐集團解體，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徹底結束（從70年代滯漲已經開始）而走向崩潰，而且美國霸權迅速崩解，于是不僅全球階級斗爭重新激化，而且由于西方發起“文明沖突”即種族沖突也急遽激化，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進入最后的崩解時期，人類社會形同被國際壟斷資本綁架，其存續和發展面臨嚴峻考驗。

僅就世界經濟領域而言，所謂產業鏈、利潤鏈和國際分工領域的斗爭，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國際合作領域的“摩擦”，主要反映的是南北分裂，即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本質上還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國際階級斗爭的反應。當代人類社會諸種危機深重，人類社會的分裂、動蕩和墮落，主要根源在于不公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烏拉圭回合、生態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化運動等等，都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社會領域的各種斗爭，例如在爭取社會公正、平等、安全、自由、民主、人權、尊嚴、生存、健康等等口號背后，更不必說在所謂“文明沖突”背后，掩蓋不住的仍然是觸目驚心的階級斗爭。有關國際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代表西方利益的“三位一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多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政治工具，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反映的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些問題的本質長期以來被全球化運動人為渲染的玫瑰色掩蓋起來，近年來被暴露得愈來愈明顯。例如最近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出資參股容易，爭奪話語權困難，其實都是南北矛盾的反映，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更殘酷，因為涉及的利益更大。又例如2011年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位置的爭奪，從其過程波譎云詭（如卡恩事件），險象環生，其爭奪的激烈程度都是金融危機條件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也是美歐內部矛盾的空前激化。

階級斗爭重新激化在發達國家也有突出表現。近三十年來，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個主要資本主義中心都大幅度下降：1980-2006年，這一比重在美國從64%下降到60%；在歐盟歐盟十五國從74%下降到63%；在日本從70%下降到58%。（1）這種情況加劇了經濟運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惡化了中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同時發生財富向社會頂層集中和社會重新分化的進程。對此，德國經濟學家克瑞斯塔·魯夫特分析道：“金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導致經濟泡沫不斷堆積，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財富由底層向頂層，由公共部門向私有部門再分配。當泡沫破裂，付出代價的是工薪階層和公共部門。因此，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面臨社會再生產、社會整合、民主認同和安全等方面的危機。氣候變化、能源戰爭、恐怖主義、從民主向寡頭的轉型、階級分化、新的種族主義等將不可避免。因此最終將導致一場文明危機，并形成更為嚴重的野蠻文明和權勢階層，解決這些問題將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3）他還指出，目前“危機的解決方案中其實隱藏著更大的危機，如此反復循環便會演變成為一場大災難。然而，危機也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秘密：市場社會并不存在；人民不是自己勞動和自身存在的主人；長期發展需要長期的所有者（持股人的經濟民主）；生產、運輸和生活方式的生態革命不可避免；帝國主義工程不只是導致泛美化，而是導致新的戰爭；等等。”（4）魯夫特所分析的過程就是西方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的后果，而目前美國等發達國家解決危機的主流思路并沒有脫離新自由主義框架，所以循環往復的結果就是導致一場嚴重的文明危機和更大范圍的地緣政治災難。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階級斗爭空前激化，突出地表現在美國國內。據披露，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造成美國養老金數萬億美元損失，中產階級大面積陷落，淪為“新窮人”，他們明白這次已經不是衰退，而是命運轉折，地位下降是單行線，回不去了。根據美國智庫經濟研究所的資料，目前美國的貧富差距為半個世紀以來最大。報告說，近年來的金融危機使美國普通家庭受到的打擊最大，其平均財產約為6．22萬美元，比2007年減少了41%。經濟危機對美國最富有家庭也產生不小的沖擊，2010年美國1%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為普通家庭的225倍，而2007這個比例為181倍，20世紀60年代為125倍。近年來的經濟危機對最富裕家庭也發生重要影響，2009年1%最富有家庭的平均財富為1400萬美元，同2007年相比，減少了27%。（5）據美聯社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宣布，2009年美國社會貧困率為14．３％，為４，３６０萬人，比2008年的１３．２％上升１．１％，增加３８０萬人（2009年美國貧困線為：四口之家的年稅前收入21,954美元）。（6）在美國，中產階級被稱為“戰神”，華爾街搞出金融海嘯，但是政府卻主要去救助華爾街的金融大鱷，使得中產階級忍無可忍。最典型的事件是2010年2月18日，一架小型飛機在光天化日之下沖向美國奧斯汀市政府的稅務局大樓，駕駛員斯塔克是軟件工程師——地道的中產階級，他在遺書中寫道：“暴力不僅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這件事表明中產階級的絕望，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但是，由于沒有清晰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訴求，缺乏理論上深刻的共識，“戰神”缺乏組織和方向，也就不那么名副其實。相反，右翼卻顯得有組織，有方向。奧巴馬的醫改是在強大的國內壓力下進行的，但是卻激起了極右翼激烈反抗。“美國的城市中如今充滿著憤怒。自從奧巴馬力推的醫改方案在國會通過以后，最近幾周來國會議員收到了大量死亡恐嚇信或電話。”（7）可以設想，有人試圖通過恐嚇改變國會的投票結果。如今國會分裂，少數派經常阻撓議事進程，妥協無法達成。國會接近癱瘓，而“民主共和全國委員會都把2/3的資金用于委員會成員的奢侈享受以及籌集更多資金上。”（8）這表明兩黨都不能代表民意，于是美國政治醞釀突變。《美國之音》很擔心，中產階級淪陷是否將摧毀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接著是2010年發生席卷歐洲的大罷工，僅英國就有100萬人卷入罷工浪潮，然后就是2010年4月希臘要求歐盟緊急救助。

中產階級陷落在日本比較典型，過去日本號稱“一億中流”。最近日本有一本暢銷書叫《2010年中流階級消失》，書中說：“2010年日本將出現10%的富人和90%的窮人的大分裂，中產階級將消失，日本人正面臨歷史上最大的歧路。”另一本暢銷書干脆叫《憤怒吧，日本的中產階級》，作者說：“日本不行的根本是中產階級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要想日本發生根本的改變，只有讓至今為止默默無聞承受的中產階級憤怒起來。”（9）2011年3月日本特大地震引發核災難以后，日本的國內的各種矛盾將更加激化。西方國家的階級斗爭重新激化，已經難以指望不經過嚴重的階級斗爭、社會斗爭就再來一次羅斯福新政加以緩解。至于南北分裂這種國際階級斗爭，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的階級斗爭，也必然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基本矛盾的激化而激化起來。

總之，信息經濟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表明信息經濟只是將人類生產力發展推進一個嶄新階段，但并非有些學者談論的資本主義新時代。在生產力方面，資訊科技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生產技術，大幅度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全面刷新了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但是在生產關系方面，這次金融海嘯再次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明顯地容納不了也駕馭不了信息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力，信息技術條件下資訊流通的速度推動著全世界的政治覺醒正在加速，它所要求的全球剩余價值共享對于生產關系變革的壓力更加難以阻擋，西方通過玩弄貿易和金融把戲剝削和掠奪世界各國財富的做法已經難以為繼，等等。因此，正如2008年布熱津斯基所說，美國社會充滿恐懼，其實主要是壟斷資本集團恐懼，連布熱津斯基在《大博弈》一書中都恨鐵不成鋼地罵美國這些寡頭們無知、近視、寡斷和不知進退。可見，信息社會只是空前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使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政治時代，即全球參與和全民參與的政治時代。列寧主義認為，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事實是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這個入口，但主要由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不想入，受其拖累，整個人類社會硬是入不進去，已經入進去的也發生倒退，如前蘇聯東歐地區。這個帝國主義時代被延宕了差不多一百年，拖累人類社會如今已經接近毀滅的邊緣。

著名美藉華人金融家和金融分析家廖子光（Henry C．Ｋ．Ｌiu）先生說：“世界工人的生計開始依賴美國消費者持續負債的胃口，而美國消費者的負債來自世界低收入國家對美國的貸款（指他們持有的美元債券、美元儲備等美元資產），新帝國主義通過世界窮人為世界富人的高生活水平融資來運行。這超越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和資本剝削勞動的理論。”（10）其實這是當代新帝國主義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地緣政治現象，是美國依仗其地緣政治優勢主要是軍事優勢對西歐和日本等國家進行地緣政治強制，對發展中國家則是一種通過全球化將其納入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經濟和政治強制。這種情況表面上看起來“超越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和資本剝削勞動的理論”，實際上沒有超越。首先，由于發達國家封死了勞動力要素的國際流動，不允許發展中國家沖擊自己，只允許資本要素和部分技術要素全球化，所以經濟全球化存在不真實的一面。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將在全球剩余價值分配中攫取的大量份額拿出一部分用于維持美國社會普遍較高的生活水平。這種現象早在列寧時代就已經出現，叫做工人“貴族化”，只不過現在范圍擴大了，造成美國工人總體上與發展中國家工人的某種對立。這是當代階級斗爭的新現象，但也只是表面和暫時的現象，從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看，本質上還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其次，當代剩余價值還是全球化條件下活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理論亦即資本剝削勞動的理論沒有過時。再次，當代條件下，資本不但剝削勞動，美國還剝削世界包括“剝削”發達國家，如美元霸權相當于對各國征稅；美國資本不但來自剝削和積累，還來自被剝削國家“進貢”，來自全球金融操縱和金融詐騙；等等。但這些本質上都是地緣政治現象，美元霸權也是地緣政治現象，當代地緣政治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解釋，不過是另一套理論表述。

從歐洲左翼思潮的新動向可以可以窺見今后階級斗爭的形式將有所不同。克瑞斯塔·魯夫特指出：“用于拯救金融市場資本主義的資金表明根本性的方向轉變是可能的。只要愿意，征收銀行、國有化、大筆開支以及全球合作等都不是問題。”他說，社會力量應當聯合起來改變資本主義的結構，“聯合起來共同實施反對霸權主義戰略，將根本性改變提上日程。而反霸戰略的中心應當是生產的新社會和生態形式、新的生活方式、自由和安全的社會發展、太陽能革命、向保護環境型再生產過渡以及以統一為基礎的全球發展。與新自由主義的中上層聯盟相對應，我們應當發起所有中下層聯盟來實現聯盟：它將聯合貿易聯盟、環境組織、社會運動以及政治、文化和社會力量來對抗恐怖主義、霸權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破壞性大技術來謀求全球社會權利。”（11）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實現社會變革的成本、資金從哪里來？他認為，“消除金融市場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動力并克服私有財富的過度積累能夠為聯合過程中的轉型活化資金來源。現階段200萬億美元的私有財富的積累產生了巨大的利用和分配壓力。如果說需要向這些財富支付一個百分點的真實利息的話，那么全球生產總值的4%將支付給這些不做事的全球富翁們。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對這些全球財產征收的年稅可達2萬億美元。德國左翼政黨要求對超過100萬歐元的私有財富征收5%的稅金。”（12）他說：“目前的危機是將風險轉化為發展社會一致性潛力的機會。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會，終結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的霸權，并發起全球變革的浪潮。新自由主義霸權危機可能會導致野蠻權勢的資本主義，也可能最終使全世界走向統一。這兩種趨勢的斗爭將最終決定21世紀人類將生活在何種文明當中。”（13）從全球政治覺醒的程度看，西方國家左翼的認識水平較高，組織和行動能力不足，這方面有待隨著時間推移和形勢演變而得到加強。

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途徑，馬克思主義早有結論，就是要埋葬私有制。但是實踐上沒有完全解決，后來歷史曲折，社會主義運動煮了夾生飯，新自由主義猖獗一時，導致階級矛盾重新激化。康德拉季耶夫基于科技進步對經濟的影響，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長波理論”。實際上在世界范圍內還存在著一個由勞資雙方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力量的斗爭決定的政治-經濟周期，或稱政治-經濟長波，現在是戰后資本主義繁榮的政治-經濟長周期消失，而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的又一輪政治-經濟長周期正在到來。問題在于，人類社會用以解決自身內部問題所浪費的時間已經太多，剩下的時間已經相對太少了。

（二）“文明沖突”掩蓋下的種族對決，亦即“第四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白熱化的表現

這里“第四次世界大戰”原是俄羅斯學者普遍使用的提法，筆者借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種族屠殺掀開自己的歷史的，共濟會和美國政府的一系列計劃表明，似乎也要以種族對決來終結自己的歷史。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是“血與火”的時代，是西方對非西方民族的殖民主義戰爭時代，其意識形態是赤裸裸的“文明沖突”即西方種族主義，近代西方的重商主義旗幟實由有色人種的鮮血染成，近代歐美的資本主義的財富堆積下面掩埋著有色人種特別是印第安人、黑人以及黃種人的白骨堆。由于資本主義罪孽深重，19世紀末至20世紀以來在強大的階級斗爭和東西方政治對抗壓力下，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極力淡化和掩飾“文明沖突”，洗刷歷史的血腥，漂白和救贖資本罪惡的靈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更是將資本主義全球化極力編排成一曲田園詩一般美妙的牧歌：畢竟人類正義的力量不可抗拒，逼得它的敵人——邪惡，也必須竭力將自己打扮成正義。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東西方政治平衡遭到破壞，新馬爾薩斯主義隨同新自由主義卷土重來，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西方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重新露出了種族主義牙齒，“文明沖突”論不過是在國際階級斗爭新形勢下的西方種族主義的比較“文明”的表述。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最近在中國《環球時報》撰文指出：“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么在蘇聯解體之后，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沖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后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它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14）這是一個時期以來在俄羅斯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在西方國家這其實是一個長期以來許多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混雜，兩種矛盾的關系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情況。例如在20世紀初的舊中國，特別是在抗戰時期，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戰勝利后實現民族獨立，民族矛盾地位下降。隨著國共和談破裂，階級矛盾表現為兩種民族命運的矛盾又上升為主要矛盾。進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階級斗爭形勢轉入低潮，東西方政治平衡開始向西傾斜，于是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推動下，以“控制”世界人口為目的，全球范圍內的種族沖突、民族矛盾卻悄悄地暗中迅速激化，亨廷頓說，人們越來越多地聽說種族清洗的事件。實際情況是，在當代人類生存危機特別是資源危機空前激化的條件下，世界范圍階級矛盾重新激化，采取了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乃至前資本主義“文明沖突”的更加野蠻的形式，馬爾薩斯主義更在西方政治高層卷土重來。“1971年8月以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主持下的美國政策重點是為了控制世界經濟，而不是為了發展世界經濟。美國政策官員開始自豪地稱自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15）這個過程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由1993年亨廷頓通過“文明沖突”論和1995年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等事件陸續透露出來。世界各國終于發現，“文明沖突”是指種族沖突，就是要消滅占世界人口80%的“垃圾人口”！誰是“垃圾人口”？按照費爾蒙特飯店會議的定義，把所有有色人種加起來也不到世界人口的50%，其余是白人，就是說相當多的白人也在劫難逃，有色人種和這部分白人（窮人）不在西方劃定的“黃金十億”之內，都屬于“垃圾人口”。種族主義和馬爾薩斯主義卷土重來，當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高度發達，哪些民族和人口將被大戰的車輪碾過，或被傳染病病毒和轉基因食品所消滅，或死于核戰爭，成為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的不存在”和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殘余碎片”？南斯拉夫解體使許多小國心驚肉跳，俄羅斯剛剛遭遇的那場空前的地緣政治災難也使一些非西方文明的地緣政治大國惴惴不安。于是世界加速覺醒，這就是亨廷頓所說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政治出現按文明集結（另一種說法是各種政治集結）的根本原因。何新指出：以全人類為敵，“為達到種族清除的最終目標，在共濟會金融組織的領導下，西方將對中國展開金融戰爭、生物戰爭（我一直認為，“非典”肺炎疫病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一次對華生物戰的測試），并且也準備著發動核戰爭。”（１６）現在必須將2008年以來的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金融危機與美國全球戰略聯系起來思考和應對，有理由懷疑金融掠奪只是美國一個更大的戰略圖謀中一個“規定動作”。國際上一直有人質疑：“與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相比，這次算得上是大蕭條嗎？抑或這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政府與全球壟斷資本在蘇聯解體后為了重新分配并侵占國家財富所采取的一系列操縱中最惡劣（極端）的一步？”“或者，這是本世紀最大的陰謀？”（１７）對美國文化和歷史的研究，使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兩家美國的信貸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就能引起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就能造成歐洲的銀行系統‘面臨信用危機’以及亞洲出口下降和國內需求不足，增長緩慢？”（１８）“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問題上，特別是在布什的緊急援助計劃問題上，只要是上過中學的人都會質疑：為什么不能挽救瀕臨倒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要知道這可比危機發生后挽救AIG和其它公司容易得多。”（１９）可為什么偏要讓它們倒閉，而卻以此為由從納稅人手里拿出7000億美元去塞那些并不直接相關的“狗洞”呢？因為公司倒閉是合法掠奪財富的一種方式。掠奪誰的財富呢？“哈佛大學尼埃勒·菲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對這個世紀難題給出了答案：當房利美和房地美瀕臨倒閉時，許多人驚奇地發現中國五分之一的外匯儲備是美國國債。中國積累了大量美元債券，如果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中國所受的損失將是最大的。”（2０）彼得羅夫在引用菲格森的這段話以后評論說：“顯然布什的緊急援助計劃是一個陰謀：中國的損失以千萬億計。美國持有的國外貨幣太多，而由于中美之間的金融合作十分頻繁，他們常稱后者為‘中美國’。而后美國限制從中國進口，造成中國60000家工廠倒閉，百萬工人失業。通過這種方式，美國金融自由化了。而美國接下來則偽裝并四處宣傳美國支出過多，而中國和印度儲蓄太多。”(2１)可見，當代金融戰比熱戰厲害得多，也高明得多。中國金融和外匯儲備的這些損失和壞賬，除了激起海內外公憤以外（以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香港工商界人士劉夢熊先生的反映和批評最為激烈。(2２)有關部門的反應似乎很平靜，而且堅持認為“投資美國債券仍然是一種最佳選擇”。無數事實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明沖突”掩蓋下的種族對決，亦即“第四次世界大戰”（對此下文做專門討論）是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白熱化的表現。而美國以中國為頭號對手即為敵，是繼與蘇聯之后的又一場“文明沖突”即種族對決，是已經開始的“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三）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終結

進入21世紀的人類社會，一個比“主義沖突”更具根本性的問題，是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崩潰，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終結。這對美國霸權來說是最致命的，“文明沖突”掩蓋下的種族對決提上日程，不過是圖窮匕見罷了。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引領的金融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全球金融詐騙，這一點為西方許多著名人士所公認，巴菲特稱之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惟妙惟肖，相當深刻。換言之，它是金融戰即全球地緣政治戰爭的一部分。包括這次美國引爆金融海嘯在內，其本質上都是西方文明崩潰。當代無數事實表明，西方文明優越的神話已經破滅，工業革命以來由西方文明引導人類的歷史已經被宣告終結。在北約轟炸利比亞進入復雜膠著狀態的背景下，2011年5月奧巴馬總統在倫敦高調宣稱，西方仍然在領導世界。這件事具有極大的諷刺意味：用戰爭來“領導”，還叫領導嗎？在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終結這個大背景下，信息技術帶來信息傳播革命，使得主要是非西方文明世界的全球政治覺醒進程空前迅速。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共濟會這種存在了幾百年的秘密組織及其秘密活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世界內幕”，在信息社會條件下，一經互聯網和出版界披露，地球人都知道了。盡管西方從殖民主義時代就高揚種族主義旗幟，幾百年來也沒有達到滅絕有色人種的目的。這一輪“文明沖突”，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實際上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著手戰略實施，占了先機，而有色人種國家基本上都長期蒙在鼓里，直到最近才有所知曉，而且除了俄羅斯舉國上下都已經清醒以外，許多國家仍然渾渾噩噩，迷迷糊糊。近年來中國有所警醒，但是還很不夠，社會氛圍基本上仍然陶醉于太平盛世之中（流行歌叫“趕上那盛世享太平”），但是畢竟社會覺醒的過程已經開始，而且發展很快。這是與黨中央強調“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信念”（十七大報告語）分不開的。中國人相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天下畔（叛）之。亨廷頓清醒地地看到全球西化運動已經徹底失敗，他所說的現階段世界政治中出現按照文明進行地緣政治集結(抱團)的趨勢，其實是非西方文明體在尋找自我拯救的途徑，普京說得最直白：“誰軟弱，誰就先死。”在21世紀全球政治覺醒條件下，西方某種勢力試圖最后“沖突”掉所有其他民族，建立世界政府，獨占地球資源，這種極度瘋狂的全球地緣政治目標真的能夠實現？連他們自己都不自信。

種種事實，證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已經激化到極點，已經不是危及人類社會生存，而是人類面臨哈姆雷特選擇：生存，還是滅亡？共濟會等組織體系、西方“影子政府”和“世界內幕”浮出水面，是這一基本矛盾高度激化的表現。至于那些極少數西方政治狂人選擇消滅90%以上的人類，只留下5億盎格魯-猶太精英人口，雖說是一種夢囈，卻需要極度認真對待。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不是不可以調節，而且向左調整，例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向左調整，糾正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向社會主義舉步，都有巨大的空間。但是在現階段地緣政治條件下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拒絕向左調整，并且錯誤估計形勢，以為可以“右滿舵”，沿新自由主義道路繼續狂奔，從而將各國帶上懸崖。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階級本性了。現實是，在人類諸種危機并發以及瀕臨大規模生物武器戰爭與核戰爭邊緣的條件下，人類要么通過走向社會主義得到自我救贖，要么繼續沿資本主義道路走下去而同歸于盡。美帝國主義正是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將“文明沖突”理論付諸實踐，出此反人類的下策，連歐洲都甚少認同。沃勒斯坦指出：“西方正在面臨一場巨大的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是根本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我堅持認為后果是極大的混亂，而且西方處在自我懷疑之中，這種形勢總是需要引出魔鬼。”（２３）引出魔鬼，其實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結果。引出什么魔鬼？又回到百年前列寧回答的時代課題：戰爭與革命。但是戰爭從未停過，而革命卻不時興了，這是意識形態改變的結果。近年來國際形勢的急遽變化，不僅正在終結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機遇，而且迅速將戰爭與和平的重大矛盾和問題突出起來，已經引起全世界的嚴重關注。請注意，近年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門都在忙活什么？是在忙活賺錢（發展）嗎？還是更突出地在忙活生存（和平）？還是在忙活戰爭？中國一向在忙活發展，希望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旋律”，主張構建和諧世界，但是“主旋律”多指交響曲，卻不是一家奏出來的。

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做出“激化到極點”這樣的判斷，是基于事實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分析，有利于人類社會和世界各國思考應向何種方向舉步。特別是對于非西方文明的發展中世界來說，“第四次世界大戰”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要想不付出巨大代價包括巨大的民族犧牲，就能贏得21世紀的生存發展權，已經難有可能。而搞得不好，則亡國滅種之災，朗在目前。20世紀30年代，面臨世界大戰，西方國家泛起綏靖主義思潮，將禍水東引向蘇聯；進入世紀之交，世界重新泛起這股思潮，這次禍水東引，知向誰邊？世界各國彼此心照。

注釋：

（1）（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

   （2）以上家庭財產數字均包括房產在內。德新社華盛頓2010年12月24日電。 

（3）（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

（4）同上。

（5）以上財產數字均包括房產在內。德新社華盛頓2005年12月24日電。

（6）（美）《華商報》2010年9月19日。

（7）（法）洛爾·芒德維爾：《奧巴馬治下分裂的美國》，《費加羅報》2010年4月20日。

（8）（美）《兩黨全國委員會花巨資用于餐飲、飯店和旅游》，《華盛頓郵報》2010年4月21日報道。

（9）《西方擔心中產階級成動蕩之源》，環球時報2010年3月15日報道。

（10）（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

（11）（12）（13）同（3）。

（14）（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蘇聯雖已解體，大戰仍在繼續》，《環球時報》2011年6月2日。

（15）（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頁。

（16）何新：《誰統治著世界：共濟會與新戰爭揭秘》序言，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

（１７）（保）科依楚·彼得羅夫Koycho Petrov：《2008年金融危機與中國時代將帶來的好處》，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論文集。

（１８）（１９）同上。

（2０）（２１）（美）《時代》雜志2008年10月13日。

(2２)中國投資美國“兩房”債券3760億美元，2009年遭到重創，劉夢熊先生拍案而起，仗義執言，見諸香港報端，驚動中樞，在海內外影響很大。

（２３）（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譚榮根譯：《美國實力的衰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頁。

（本文寫于2010年，系拙著《中國經濟前沿與世界新時代》第二章第一節的一個子目，該書系作者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9ＢＪＬ００１）的最終成果，即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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