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閻良區政法委員會：

　　再過不足兩個月，我就三年矯正期滿了，作為一名共產主義信仰者，應該在政治思想上有個實事求是的總結，向黨組織匯報。

　　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人民有長遠的、全國的和集體的利益，同時也有眼前的、局部的和個人的利益。當然二者是要兼顧的，但是在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每一位共產黨人和每一個擁護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士，都應該毫不猶豫的服從前者!我自然不能例外。不然最后人民的根本利益將無法保障，前蘇聯等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亡黨亡國，給那里人民造成的社會和自然災難已經說明問題了。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發展壯大到建立和鞏固政權的過程，是一個曲折、艱辛和苦難的過程。她所承受的苦難更大的是來源于自身內部。王明時期錯誤極左的“肅反”，讓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許繼慎、周維炯、鄺繼勛、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等等成千上萬的各級紅軍官兵和優秀的共產黨員被打擊、迫害甚至蒙冤犧牲。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開國元勛，在黨旨在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政權而發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林彪江青代表的“左”和形“左”實右勢力迫害，含冤受屈。正因為如此，張國燾叛變投敵之后，曾經信誓旦旦的向他的主子蔣介石表態，他出面搞垮共產黨易如反掌。當他充滿自信的通過捎書帶信等方式，去策反那些受到黨內錯誤批判、打擊和迫害的各級共產黨黨員干部時，卻被斷然拒絕了，張國燾自己都無法理解這種現象，象他這樣滿腦子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第一天開始就沒有向任何人承諾，加入這個黨會有什么個人好處，相反還要求每一個想加入她的人必須“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因此，不是每個為黨工作的人都能收到公正待遇，同時，真正的共產黨人在捍衛黨的利益面前也絕不應該計較個人得失，要以黨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我們黨的無數革命前輩和先烈們用行動做到了，換來的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勝利，換來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這也是我當初被提審時，向對此疑惑的公安國保人員口頭陳述的意見。而且無論對我的司法結論是對是錯，我首先還享有生的權利，還可以自由著為自己申辯，這就是歷史進步的體現。在此基礎上，我應該按照現行政策和法律規定，實事求是的努力和一切共產黨人及愛黨愛國群眾團結一致，在黨的領導下把歷史再向前推進。

　　我的案件，受關注和受干預于陜西省，雖發生于蓮湖區，卻受處理和超期羈押于新城區，終審有罪裁決于西安市，最后卻是家鄉閻良區張開懷抱接納了我。在閻良區政法委關懷下，司法局街辦司法所等有關單位，在我出獄后失去原有就業機會沒有任何生活來源情況下，在政策范圍內給于我人道的幫助，尤其今在年下半年，我多次受到區政法委彭書記、孟副書記接見談話和直接關懷，而且近期又為我的工作積極進行各方協調而且有了眉目……黨對我不拋棄不放棄的態度，讓我從有限的救助中深切感到黨對我無限的關懷和期望。

　　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自身曲折、艱辛、苦難的發展歷史中，不斷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形成的機制具備超強的自我糾錯和修復能力。這種能力是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過去和將來取得輝煌勝利的保障。這就是內外敵人所畏懼和仇視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以右的、形“左”實右和藏獨、新獨以及各種邪教等面目，脫離現實存在，以歪曲歷史，捏造事實，挑撥民族關系甚至包括恐怖手段等，利用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矛盾蠱惑煽動群眾制造混亂，企圖復制顛覆前蘇聯一樣的街頭革命等形式摧毀現行體制，徹底瓦解中國共產黨。所以，在現行政策和法律基礎上，維護社會穩定是當代歷史條件下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更是黨章憲法和黨的十八大精神得以貫徹落實的保障，也是黨和人民利益的保障。對于立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我來說，應該是身體力行的做到。

　　今年8月到11月間，我因為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對公安碑林分局進行各種形式的維權活動。事態發展到后來，從西安市司法局尤處長一行代表“上級”給我的壓力，讓我感覺到“上級”有人明顯偏袒公安碑林分局非法行為的立場。閻良區政法委、司法局等有關單位所承受的壓力是可以想象的。我有理由相信這種現象的制造者，也是干群、警民等各種形式的黨群矛盾的制造者。

　　社會往前發展的過程是曲折的，既便是實踐需要轉變，急剎車和一百八十度轉彎都是不切實際而且會出問題的，黨的自我糾錯和修復也是必需要一定的過程。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在現時群眾覺悟水平局限，還不足以普遍有意識運用黨章和憲法及十八大精神，配合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正確領導進行社會革新等因素的大環境下，再加之閻良區政法委迄今對我持續不斷的關懷和幫助，讓我只能選擇面對現實，和配合區有關部門工作。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也是需要反面教員教育的，正如毛主席所說：“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毛澤東：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報》)這種教育也是需要過程的。

　　今年7月15日，我給閻良區政法委的思想匯報中，最后承諾道： “立足自身工作，支持、維護和服從干群對接渠道，服從閻良區維穩工作的需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對閻良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益的事情”。即便從做人的方面講，我也應該言而有信。更何況在閻良區政法委所給于我的黨的無限的關懷和溫暖，讓我更加堅定的為我們閻良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地制宜的做出更多的貢獻，并且力所能及的堅持下去。

此致

　　敬禮

　　總結匯報人：趙東民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附文：黨的利益高于一切

高鉞征

　　作者簡介：1918年2月出生，1937年9月參加革命。歷任浙江蘭溪縣委婦女部長、政治交通員，徐州鐵路分局工會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顧問。1984年4月離休。

　　我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在女子中學讀書時就參加了上海學生運動。20歲入黨那年，由寧波調往浙江義烏擔任城區委書記，不久，又調到西鄉任區委書記。當時，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緊接著又把罪惡的屠刀揮向我大批地下工作的革命同志。浙江省委、金華特委機關先后遭到破壞，大批黨員紛紛被捕，江南大地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舍棄女兒

　　在這危急關頭，金華地區特派員陳雨笠同志傳達了黨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指示，以及省委改制為特派員、實行單線領導的決定。

　　這時我已懷孕，又臨近分娩，地下黨指派專人負責對我轉移和隱蔽。女兒降生沒多久，地下黨決定調我去蘭溪，任縣委婦女部長。因時局緊張，只能單身前往，我把孩子交由當地地下黨支部，給孩子找了一下臨時媽媽。由于這個媽媽是一個赤貧戶，實在無能力撫養。為保證革命后代不致被敵人殺害，經支部成員研究，把孩子放在溪口村八角亭里，希望能有人收養。從此我失去了一個女兒。2001年2月，《義烏報文史博覽報》報道過此事，但至今沒有音信。

　　1941年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我黨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蘭溪地下縣委指示緊急撤離一批黨員，其中有掌握我黨重要機密已引起敵人懷疑并受到監視的黃群、楊國璋、趙寶昭三位學生黨員。必須火速將他們護送至上海，再由上海轉蘇北新四軍部隊。黨組織把這一艱巨任務交給了我，并決定完成護送任務后，仍回原地堅持斗爭。那時我又有了一個男孩，才一個多月。我以小孩作掩護，從蘭溪過杭州到上海，躲過日、偽、頑匪的盤查和搜捕，歷盡千辛萬苦到上海，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護送任務。

　　失去丈夫

　　任務完成后我已身無分文，吃飯成了問題，返回蘭溪的路費更無著落。當時上海形勢十分嚴峻，一些平時同情革命的人，也避而不見。黨的活動經費日見短缺，上海的黨組織對我的困難也無能為力。

　　為了不給黨組織增加負擔，我抱著孩子回到了當年參加革命毅然離去的家。祖父和叔父都已去世，昔日的住房也已是別人的了。經打聽，才找到妹妹一家。妹父失業，生活全靠妹妹每天從龍華到租界販米掙錢維持。面對妹妹憔悴的臉和一貧如洗的家，我對返回蘭溪的路費只字未提，可是沒有路費怎么回去呢?考慮再三，我向妹妹提出販米掙錢的意思，妹妹不放心，因為孩子太小了。但我決心已定，當時鬼子對租界封鎖很嚴，時常有日本鬼子的狼狗出沒。租界的巡捕也緊緊地盯著米販，并經常敲竹杠。我只有鋌而走險。

　　在那些日子里，我天不亮就出發，懷里抱著孩子肩上背著大米，躲著鬼子和巡捕，鉆過鐵絲網，來往城租界販米?？蛇@冒著生命危險換到的錢只能維持基本生活，路費還是沒有著落。此時，不幸的消息傳到了上海，日寇侵犯浙東，時任蘭溪縣縣委組織部長的丈夫犧牲了，加上與組織聯系的中斷，如同晴天霹靂，我幾乎被擊倒，強壓悲痛，決定即去蘇中根據地找黨。

　　賣掉兒子

　　然而路費難籌。就在左右為難之時，有位同志告訴我，有個商人要買我的孩子。賣掉孩子，能解決路費的問題。可賣掉正在吃奶的親骨肉，實在是難割難舍。丈夫剛剛犧牲，又要失去兒子，我悲痛萬分，心如刀絞。那一夜，我抱著孩子不住流淚。孩子抱走的那一刻我沒有了感覺，沒有了思想，沒有了痛苦，也沒有了眼淚，心里空落落的，茫然一片……就這樣，我把兒子換成了路費，到江蘇如皋的蘇中根據地，找到了黨組織，要求回原地堅持斗爭。

　　堅持斗爭

　　1942年冬，蘇中黨組織把我編入南下部隊，在江蘇海門縣整訓，做好出發準備。出發時，南下部隊都化裝成了清一色的老百姓。乘帆船航行途中，突然發現日本鬼子的汽艇向帆船馳來并發出停船的信號。我憑著多年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讓大家沉住氣，按照自己的化裝身份，佯裝互不相識，汽艇靠近后，上來一個鬼子兵和兩個偽軍，端著刀槍逐個搜查，搜查到我時從容地打開包袱，里邊全是事先準備好的剪刀、針線、鞋底、衣物之類，鬼子一看，一個典型的家庭婦女，很快通過。鬼子走到楊溪同志跟前沖他猛打一拳。楊溪是文工團員，受過訓練，被打倒后，本能的挺身立正。這一動作引走了鬼子的注意，喊“抓住他”，并使那個偽軍上前抓人。看事情不妙，我趕緊上前說：“他是我小叔子”。敵人一看別無他據也就作罷。鬼子又問，“誰是船老大?”有位交通員挺身而出說“我就是!”敵人把他帶上了汽艇，讓帆船跟在后邊。汽艇開動以后，我們有意讓船老大放慢速度。天黑以后，帆船與汽艇慢慢拉開發距離，擺脫了敵人。這時又遇到了大風，船在風浪中搖蕩顛簸，加上船小人多，隨時都有翻船的危險。為了使船體平穩，我叫男同志在甲板上，女同志在船艙里，都平著躺下，大家手拉著手，橫下一條心：要死一起死，不死就去打鬼子!同志們的行動感動了船老大，他將錨鏈弄斷，讓帆船隨風飄蕩。

　　天蒙蒙亮，帆船擱淺了。大家認為，上岸比在船上安全，于是分成六個小組分批上岸。我和盛林、徐德華三人一組，最后一批來到岸上，徐德華是北方人，口音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他就裝成啞巴。在加上我們的打扮像逃難之人，上岸后，老百姓都非常同情。這時，裝啞吧的徐德華身后，跟著一個拿手槍的人，對我們一行盤查，同志們把預先安排好的一套作了介紹。在他的言談中得知，有個三五支隊常在臨海一帶活動。大家分析，三五支隊很可能是我們的隊伍!于是我們就向臨海方向奔走，快黑天時遇到聯絡人員，當晚與另外五個組的同志在縣委匯合了。大家激動地抱在一起，高興得又唱又跳。當時當地黨組織找我談話，要我留下。我說“蘭溪黨組織決定，派我完成護送三位同志的任務后，仍回原地堅持斗爭”。組織上見我態度堅決，就暫時安排我在慈東縣做民運工作。直到1943年5月12日，我回到蘭溪繼續堅持抗日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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