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按：經朋友介紹，《北京青年報》著名記者譚璐要與我“聊一聊”，朋友之情難卻。原以為只談一些現實問題，沒想到又舊話重提，問起了“微博”事件，我實在無意再糾纏在這個話題上，但名記者就是名記者，她根據媒體上的一些報道整理了這篇《“鷹派將軍”羅援的微博戰場》，雖然我不大同意這篇文章的發表，但譚記者說，出于職業道德，也應該由媒體出面澄清一些謠言。謝謝她!現在既然已經發表了，我想該澄清的事情已經“清者自清”。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國家進入改革的攻堅階段，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我們應該集中時間和精力，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為實現“中國夢”獻計獻策，不要再糾纏在個人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上。我希望這是最后一篇關于“微博”事件的報道，有些網友善意的疑問，在這篇報道中已經得到了解答，不要再信謠、傳謠了，那些謠言已經被證明是虛假信息，連造謠者都已經被繩之以法了，但現在仍然有人在反復傳播、炒作謠言，有的甚至在傳播中加工、夸大。恕我直言，今后我再也不會回復那些無聊的謠言了。在此，再一次感謝各位網友和一些媒體對我的支持、信任和理解!我相信大家也會自覺維護網絡秩序，凈化網絡環境，共守法律法規底線。

　　以下是《北京青年報》文章：

　　《“鷹派將軍”羅援的微博戰場》

　　羅援的名字緣于他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年代。羅援原是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也在多個學術研究機構兼職顧問或研究員，于2006年晉升少將軍銜。而他為公眾熟知則是在最近幾年，并被稱為中國“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現在，退休之后的羅援并沒清閑，現任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工作日程安排很忙，采訪最終就約在北太平莊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他的辦公室里。

　　“我不愿意在這些東西中糾纏”

　　“中國特色的鷹派，既非萌生于作戰指揮部，也非產生于參政議政國事辯論的場合，媒體才是他們的舞臺和陣地。”一組媒體專訪羅援和張召忠的稿子在封面提要里這樣總結道。這句話可以倒過來看：其實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主要就來自于媒體，更大量的則是得自于與其相關的碎片化網絡信息的傳播、評論，以及據傳播途中附加上去的各種評論，形成的種種概念化印象。

　　“高大魁梧，不怒自威”“聲音洪亮，中氣十足”曾有某篇專訪開頭速寫般勾勒羅援的形象。他身材高大是沒錯，身姿也比一般60歲出頭的人挺拔些，而他說話不疾不緩，和西裝領帶的裝扮無違和感，并沒有上述描述中那么戲劇化。

　　但是，羅援拒絕談關于他自己的話題，不管是幾個月前的所謂“微博事件”，還是最近盛傳的關于“獵鷹計劃”的話題。他只說，“這些事都已經基本過去 了，我覺得現在應該放下了。”甚至連這個“不愿意談”也不愿意說出來，羅援不愿意談個人，不愿意他自己本身成為受人矚目的焦點，或者某個細節被意料不到地 放大，過度解讀，“節外生枝”，進而成為新一波的談資。

　　他已經不愿再談論曾被纏裹的是是非非，“我覺得這種事兒沒什么意思。我要跳出這個東西，不愿意在這些東西中糾纏，該澄清的都已經澄清，連謠言的始作 俑者都已經繩之以法，還再怎么解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還是以國家大局為重。”談話中他經常一涉至此即刻剎車：“不要再談這些了，我們還是談現實的話題吧。”

　　“被動上微博”

　　他尤其不想舊事重提的，就是他開微博之后的那一串連鎖反應。

　　今年2月22日，羅援少將開通個人微博，并獲得身份認證。根據中國2010年6月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規定，軍人不得在互聯網上開設網站、網頁、博客、論壇。早在2008年5月羅援已在多個平臺開通了博客，上述《條令》頒布后，他的博客停止了更新。而此番重開博客并開了微博，則是為了及時澄清一個日本右翼團體散布的一個謠言，得到了上級特別批準。

　　羅援最開始是在網上發現，他的名字和照片與“轟炸東京”“把13萬日本在華人員扣作人質”這些說法聯系在一起，他即刻向上級講明真實情況。雖然很快就通過日本媒體駐京記者核實到，網傳的這個圖并不是日本正式媒體，而只是日本的一個右翼團體“幸福之科學”在街頭散發的傳單，不足為慮。但是，他也被提醒：現在微博是一種“秒殺”，你若不及時澄清，大家都傳起來了，謊言就會變成事實。羅援說，他便因此被動地上了微博。

　　“我不是逃兵”

　　羅援曾相當自信地多次表達過：“我第一不貪，第二不腐，第三我上過戰場，第四我不是‘裸官’，所以說話心里硬氣。”然而在他開通微博后激起的“波瀾”里，最激烈的質疑和指責莫過于他沒有上過戰場，而且是“逃兵”，以及他“紅二代”的身份，順帶讓他的親屬也被“人肉搜索”。

　　羅援說：“我一再解釋，我上過戰場，參加過抗美援老撾作戰。我調入軍事科學院的時間是1978年1月份，有調令為證。當時并無任何作戰信息，同期調動的還有其他同志共5人，怎么叫‘逃兵’?至于說我的妻子子女在美國，更是無中生有，她們連美國國門都沒有進去過。我的兄弟們現在也都在中國生活、工作。當然，有些人對于一些社會不公的現象表示不滿，對一些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是可以理解的。對于對我的善意批評我也是能夠傾聽的，真有欠妥之處自己也反思下次怎么說得更好。但是有些人有另外一種思維，就是偏要這么看，你再怎么解釋也徒勞，所以不管誰說我什么話，我從來不正面辯論。”

　　“要是我光看見這么個標題這么一句話，我也得說你這人好戰”

　　羅援沒用“標題黨”這個說法，不過他蒙受的某些誤解還真要算是拜“標題”所賜。“這個標題現在還能在網上搜到，叫《羅援：中國今年有開戰可能!》。我就問采訪的記者，我說你看看你們采訪的全文，我有沒有說這句話?記者跟我解釋，說我們原來的標題根本就不是這樣，那是人家給我們改的。”此篇采訪通篇是關于國防領域熱點問題的理論性分析，跟“打仗”沾邊的，是在“從最壞處著眼，做好應變準備”的小標題里，羅援談到“不要掉以輕心”，“如果不能找到一個緩解危機的有效途徑，這個危機有可能進一步升級，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是嚴重存在的。”

　　“那要是我光看見這么個標題這么一句話，我也得說你這人好戰。像這種，根本不是我說的，或者不是我原來的意思，斷章取義，都給你算上了。”

　　最近，所謂“羅援坦言自己列入‘獵鷹計劃’的名錄”的傳言，又激起了一輪挖苦，被有些人直接嘲諷為“有妄想癥”。但是據他說，那本是一次討論網絡安全問題的內部研討會，當時在會上還專門講明不要被公開報道。結果不僅有了報道，而且在二次傳播中，又演化出了《羅援：我已被列入獵鷹計劃名單》這樣“抓眼球”的標題。他說，更何況即便在會上說的也不是自己如何，“我也不愿意去辯論，第二天我就把會上我引用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那篇文章發到我的博客上去了。”

　　無論如何，被動上微博而后經歷了這一番意料之外的遭際，究竟是怎般滋味呢?“這個就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里的這句話吧。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赤子之心，不知道我的人，就可以隨便給我扣很多帽子。”他這樣說。

　　“我是長了鷹的眼睛和鷹的爪子，同時長了鴿子的頭腦和鴿子的心臟”。

　　關于“防空識別區”

　　北青報：11月23日上午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當晚你就寫了博客，稱贊：好樣的!中國不信鬼不怕邪。文中解釋了相關的基本概念，也有局勢分析。注意到在這個話題上，其實在以前你和不同觀點的學者曾有過爭論。

　　羅援：日本在1969年就設立防空識別區了，最近處離我們中國只有130公里，還揚言要在他的識別圈內打警告彈，果真如此，那將對我們的飛行器、飛行員都構成了危害。在這個時候我們為什么不亮明我們的底線呢?你日本人可以設防空識別區，我為什么不可以設?此前，我們多名軍方學者，包括我個人在內，也多次呼吁要設立防空識別區。我覺得設立防空識別區這本身是一個自衛的表現，把底線清晰化了，實際上是多了一個緩沖區，多了一個減震器。

　　不贊成的人，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軍方學者挑釁日本人，刺激日本人。我就講，日本右翼分子就是景陽岡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你不斗它它也吃人。沒有釣魚島問題，他還會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我們說一些強硬的觀點，或者不說強硬的觀點，對他來講都無所謂，他鐵了心要按照既定的這條路走下去。

　　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面，我們軍方學者提出過很多建議。

　　作為第十一屆政協委員，我5年內一共提交了25個提案，我算了一下，大概已有三分之一被采納了。比如，要在南海設立特別行政區——現在我們設了三沙市;提出要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我們現在設立了國家海警局;提出要盡快在釣魚島設立領海基線，這個也落實了;還有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東海要有我們自己的防空識別區等，這些都逐漸變成了現實。

　　當然，這些建議不是我一個人提出來的，許多專家學者和智庫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

　　關于“鷹派”

　　北青報：另一個批評的觀點就是，“鷹派”或說“強硬派”仍然持“冷戰思維”。你怎么看?

　　羅援：如果說我們是鷹派，我們是理性的鷹派，比如剛才說到的，我曾經提交過的這幾大提案，有哪一個是非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說，強硬派和——叫什么呢——有人稱之為“憤青”之間，區別在什么地方?

　　所謂的“憤青”基本是憤世嫉俗，發泄一些牢騷、不滿，情緒化成分較重，當然成為“憤青”自然有各個方面的促成因素，也不能一味指責，這個不必詳談。但是理性的人，就要提一些建設性的建議，而且不是不能實現的空談。我在提所有的建議之前，都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要看國外的、國內的相關的法律，要跟民眾進行調查研究，要聽取專家學者的建議，這樣才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而不是一時興起的應景之作。

　　一定要有憂患意識;位卑未敢忘憂國;“好戰必亡，忘戰必危”;武裝的“武”，就是止戈為武……這些都是中華文化思維，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戰略思維。我講了很多話，你說我哪句話是主動要煽動戰爭的?沒有，一切都是為了維護我們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說我是“鷹派”嗎?我說我是長了鷹的眼睛和鷹的爪子，同時長了鴿子的頭腦和鴿子的心臟。你是軍人，你的職責就是要準備好打仗，否則各國都要保留軍隊干什么?如果總怕人家說“中國軍事威脅論”就不敢談軍人練兵習武了，那么，解放軍也不要叫“解放軍”了，還不如改叫和平基金會得了。這怎么就是冷戰思維?

　　而且，現在不是中國，而是某些國家還延續著冷戰思維，一直把我們當做一個潛在對手，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完全去做一個東郭先生，行嗎?我覺得這不行，你也必須做好最壞情況的準備，所以我一直都說：敢戰方能言和，有備才能無患。這才是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辯證法。

　　但是有些人他連這個也不認可，就認為你軍隊就不要再說打仗的事了，再說備戰就是冷戰思維。還有的人是泛和平主義思想，太平盛世，什么問題全都用和平手段來解決，不能再用戰爭手段來解決，甚至可以“以土地換和平”。有些人認為，馬列主義的戰爭觀已經過時，戰爭再也沒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戰。我希望抱有這些思想的人，再重溫一下二戰史，從中會有所警悟。

　　 關于“紅二代”

　　北青報：“紅二代”也是被熱議的一個話題，有人說這些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深受父輩的影響，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這個也是人們注意到的你的一個特點。你曾說過在性格等方面受父親影響很深。從你的父親履歷來看，他在“文革”中受到沖擊的時間似乎還算是比較短的，這是不是讓你得以在軍隊里發展得一直比較順利?

　　羅援：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叫“紅二代”的，“紅二代”也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如果說真有“紅二代”的話，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泛紅二代”，凡是擁護紅色政權的人的后代，都是“紅二代”，包括王進喜、時傳祥這樣老勞模的后代。

　　至于我的經歷，你可能有一種誤解，其實我父親在“文革”中一直是受沖擊的，但他因為從事的工作比較特殊，所以受到周總理的保護，他在業務上的領導地位基本沒中斷，但在運動中還是受沖擊的，運動初期就被打為“黑孔(原調查部部長孔原)集團黑干將”遭關押，后來又被康生打為“反革命集團”。四五運動的時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進去了，我父親身心受到重創，腹水8公斤，在北京醫院報了病危。

　　一般一提起我父親羅青長，大家都知道他是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并不知道他的實際身份是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后來當了中央調查部的部長。父親16歲參加紅軍，是長征路上的紅小鬼，到達陜北之后進入棗園情報保衛干部訓練班學習，隨后進入中央社會部，從此再也沒有離開情報工作這個崗位。就是因為這個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斷，周總理一直在保護他。

　　我自己，則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親在“文革”時受沖擊，因此我當不了兵，還是我父親的一位老戰友劉忠將軍冒著政治風險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當了半年不穿軍裝的生產兵，在生產點放牛。我遇到的第二個恩人就是我們的老軍長董占林，他也不認得我是誰，就覺得這個兵還不錯，把我調到軍機關，當作戰參謀。在部隊里我比較好學，也經常給一些軍事雜志寫東西，遇到了第三個恩人，就是《軍事學術》的編輯張晶，我們互相原本不認識，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軍事科學院擴大的時候，他就推薦我調到了軍科，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調動是1978年1月，而且同時調入軍事院校的不光我一個，還有我的作訓處長李凡等5人，網上有人說我是1978年底，在越戰前夕調動的，完全是造謠。

　　在軍科，我先是到了軍史部，搞軍史，特別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來又到了戰略部，再后來又調到外軍部，研究世界軍事。在此期間，我得到李際均副院長的諄諄教誨，我一直把他視為自己的良師益友。

　　這就是我簡要的軍旅生涯，有順境、也有逆境，但我慶幸的是我為祖國上過戰場，沒有枉當兵一場，更慶幸的是遇到這么多好領導、好戰友一路陪我走來。

　　本版文/本報記者譚璐

　　攝影/本報記者 袁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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