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民主

　　章東生

　　本文的研究方法;中國無法走多黨民主制，但民主是無法回避的政治方案，中國應該走怎樣的民主道路?是理論問題還是現實問題?理論是為現實服務的，那么我們現實的問題是什么?現實是歷史的延續，不了解歷史也就無法了解現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生活在東亞這一塊大陸上，我們歷史沒有產生西方式的多黨民主，為什么會這樣?既然歷史沒有產生西方式的民主，那么移植西方式的民主也就很難成功，民國時期的歷史充分說明了移植西式民主的困境。中國沒有產生西文式的民主并不代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就是少數人的專利，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是有全民基礎的。西式民主不是一蹲而就的是有其歷史的影子，例如一談到代議民主會從12世紀的《大憲章》開始，我們是否應從中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今天的中國問題?吸收古人的政治智慧開出一個不同于西式民主的民主政治方案，為一黨民主找到一個理論基礎。

　　一、廣義意識形態與狹義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以是世界的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1992年福山就宣布“自由主義是歷史的終結”，近年來阿拉伯之春更是讓所有人都感到自由民主更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1991蘇聯崩潰，冷戰結束后在“華盛頓共識”的政治方案指引下，絕大多數國家都進行了經濟與政治的自由化，可是經濟與政治的自由化沒有把所有國家都帶入自由民主的天堂，一部分國家確實走上了發達之路如韓國、波蘭，一部分國家卻更加動亂了如伊拉克，埃及還有一部分國家崩潰了如蘇聯，南斯拉夫。

　　這不經使人發問自由主義到底是真理還是謬誤?如果實行自由主義并不能確定讓所實行的國家走上自由繁榮之路而是有可能走上穩定繁榮之路也有可能倒制國家的崩潰以及長久的混亂，那么實行自由主義到底為了什么?

　　鼓吹自由民主主義的謝韜從混亂的印度訪問回來寫了一篇文章問道“民主到底為什么，民主又能做什么”。

　　向自由主義轉型的國家成功的概率最多也就五五開，這不就與擲硬幣和擲骰子一樣嗎?，擲硬幣和擲骰子一樣是五五開，如果一個國家把其命運寄托在概率論上，這不是非常危險的嗎?而且不也從邏輯上否定了自由民主的邏輯基礎嗎?

　　世界上曾經與自由主義齊名的另一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同樣也經歷了這種災難的結果，實行馬克思主義的蘇聯成為世界的霸主之一，而當時的中國走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在80年代就不得不拋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時候衰落的這是很多人都感興趣的話題，我認為馬克思主義衰落是從中國與蘇聯的公開分裂開始，兩國互相指責對方是修正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還有兩國都不承認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認為他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為什么容不下中國與蘇聯的和平共處，而是劍拔弩張地在邊境存兵百萬，互相以消滅對方為以任，結果是中國聯合了美國徹底支解了蘇聯，使蘇聯成為一個歷史的概念。中國1992年被迫全面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只好以意識形態的不爭論來回應這種不得不做的辦法。

　　考諸自由之家所認定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政體形式并不一致，有寡頭總統制的美國(美國有意競選總統的人并不是黨的領導人而是有意競選者，競選勝利后黨再確認為本黨的領袖)。有政黨總統制的韓國、臺灣地區;有君主立憲制的日本、英國、西班牙;有議會制的德國、意大利;有半總統制的法國;有政黨輪流制的瑞士;還有社會黨長期執政的瑞典;可以說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政體。

　　如果從體制來說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與總統制的國家區別之大另人咂舌，英國的議會上議院是不經過選舉的貴族選任的。去年和今年世界上的大新聞之一是英國的威廉王子的大婚與小小王子的出生，舉國歡騰，甚至世界歡騰，當然了日本也是一樣，對一個有理性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肯定否夷所思。

　　世界如此混亂以知的任何理論都無法解釋以上的種種互相矛盾的地方。

　　有一種解釋說這是普遍原理與特殊國情的產物，那么特殊國情特在什么地方?以至于普遍原理不能抑制特殊國情國家之間互相沖突的地步?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卻認為自由民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自由國家之間沒有武裝沖突，事實是這樣嗎?同樣是選舉代議制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互相把對方視為死敵，歷史上發生了三次沖突。

　　就拿中國的歷史來說吧!儒家長期做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國從漢武帝確立儒家為意識形態，但儒家一樣保證不了漢朝的萬年基業，奇怪的是后來的不論是分裂的中國小王朝還是統一的王朝甚或軟弱的王朝(宋)都把儒家奉為意識形態，從中國實行的政體來說有夏朝的諸候聯合政體到周朝的分封政體再到秦后的官僚政體，官僚政體又分為宰相制、三省六部制、大學士制、滿漢共治的軍機處，所有不同的政體類型都把儒家奉為意識形態。

　　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不例外同樣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國家也是戰爭不斷分分合合，政體在不斷地變化而意識形態確象不死鳥一樣在不斷新生。

　　從上面說的自由民主國家有各種政體，中國歷史也是政體形式隨著時代不同而不同而意識形態大體統一，可知意識形態有廣義意識形態和狹義意識形態之分。

　　廣義的意識形態包括信仰、生活方式、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而狹義的意識形態就只包括政治體制。

　　意識形態是時代的產物，只要信仰、生活方式、經濟體制不變意識形態就不變，正如中國幾千年來生活方式沒變意識形態一以貫之，歐洲各國在中世紀打打殺殺，基督教會的思想統治千年。

　　而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國家的統治方案，是國家對生存危機的反應方式以及對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安排。

　　秦始皇統一天下后，時人勸說他改行分封制，但始皇說“天下分亂在于分封，今天下一統怎能再去制造分亂的根源”可知中國的集權制是中國廣土眾民的國家生存方式，漢朝每一個郡縣都得定期向中央推薦人村，這就是政治勢力的平衡，那么中國的政治勢力自秦后就不是西方封建社會的君主、貴族、平民的三個等級政治勢力，而是基于地方地緣的政治勢力。

　　政治體制是特殊國情的產物是國家對生存危機的反應是對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安排，各個國家對生存危機的感受不同各個國家的政治勢力不同，是以政治體制當然不同，只要世界沒有達到大同世界，各個國家就對自身的生存危機感受不同，所安排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相同，是以世界上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行的通的政治制度。

　　中國人對國家生存危機的感受不同與美國，國內的各政治勢力與美國不同，是以中國人照搬美國的政治體制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的政治體制是美國十三個洲聯合反對宗主國英國后的政治安排，美國的政治體制與任一國家都不同。

　　廣義的意識形態是時代的產物是信仰、生活方式、經濟體制的綜合體，1991蘇聯崩潰世界各國都進行了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全球一體化加速進行，各個國家的信仰(世俗化去宗教化)、生活方式、經濟體制的趨同以及在新科技下人民大眾的崛起，自由主義論說的普世價值受到世界各國人民普遍接受，所不同的就是各國的政治體制安排。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一個廣義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者，蔣慶提出的政治儒家和左派鼓吹的馬克思主義是另一個廣義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

　　他們每個的教條方向不一樣，自由主義忘記了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實際上就是國家如何生存的利益，如此會延續政體的不同，國家生存不是簡單地軍事技術力量保護就行了，而是一些制度的安排。中國與西方國家發生糾葛時自由主義就只好禁聲，但作為廣義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是國家必須堅持的。

　　政治儒學的教條在于忘記了廣義意識形態是時代的產物，做為一套為農業經濟生活方式辯護的廣義意識形態儒家主義，在新的經濟生活方式下自然就無法為之辯護，從其設計的三院來看，歷史院，選拔各朝各代的后人當任，這一點對中國的生存有意義嗎?他們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存在嗎?這兩點都不存在，對當今的體制就沒有一點意義，作為國家的政體就不可能考慮他，設立他只會徒增政體的壓力。還有另一個儒教院，當代政體是去宗教化的產物如果在設一個宗教性質的儒教院就與當代意識形態違背，而且從歷史上看中國政體從來沒有設立儒教的政治組織，傳統又會從哪里來。我并不是說儒家只適合農業經濟社會，儒家是以“人”為本的哲學，他的哲學基礎能適應任何經濟社會，這里的問題是蔣慶的政治儒學是純意識形態的政體沒有現實政治的內容。

　　馬克思主義包括政治(集權主義)、經濟(計劃經濟)、生活方式(集體或社群主義)的一種廣義意識形態，在市場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而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個人主義，缺少了經濟和生活方式這兩環作為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復生，而作為一種相對集權式的政治組織方式，只要經過民主化肯定能生存下來。

　　當然了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必然需要一種解釋的系統即需要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來解說國家政體何以這樣，人是作為一種追求意義的生物體，做任何事情必須問個為什么?我何以要這樣做?既然中國三大解釋系統都是支離破碎的，有其合理的一面有謬誤的一面，我們必須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解釋系統來包涵三種系統成為一個全新的有說服力的系統。如此說來所謂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動機，是為政治安排而作的理論概括。

　　意識形態一半是作為全部生活的經驗概括有事實的基礎，一半也是政治動機的宣傳，例如當年蘇聯向世界推廣共產主義就明顯地帶有稱霸世界的政治動機，美國現在向世界推廣自由主義一樣也是為其稱霸世界制造輿論。

　　例如中國的家族主義傳統是周公制禮作樂有意識創造的產物，周公所有的這些創造都是為了周朝統治能夠延續下去的政治目的。

　　二、對中國問題的歷史認識概述

　　政體是特殊國情的產物是國家對生存危機作出的反應，是平衡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的產物，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規模定型與秦漢，目前的中國所統治的地方與漢朝所統治的地方的出入不大，那么秦漢時代遇到的問題，現在中國一樣會面臨相同的問題，而所統治的方案也大體會萬變不離其中。

　　如果我們放眼世界就會看到，今天的歐盟就是當年西羅馬國家的地盤，也是中世紀羅馬教會所統治的地方。中世紀歐洲國家的聯合體今天以歐盟的形式從新表演一次，有些人說歐盟是未來型國家的榜樣，他們就缺少歷史知識了，至今歐盟不接收土耳其，土耳其也放棄了入盟的希望，就是明證。

　　俄羅斯是基輔羅斯的繼承者，其國家活動的范圍一直在東歐幾個世紀不變，半集權國家的統治方式是他們生存下去的最好方案，普京一樣在重演歷史。

　　當代歷史是過去歷史的延續，我們只有了解歷史才能把握今天，就在這一點上主導中國一個世紀的自由派與馬列派從其意識形態出發對中國的歷史采取一種仇視主義，一概抺黑，根本不去正視其中的問題與得失。馬列派按其意識形態說中國歷史是封建主義，自由派按其意識形態說中國歷史是專制主義，如是中國的歷史變成了封建專制的代名詞，一點沒有正面的價值也沒有可接受的經驗教訓。

　　威脅中國生存的危險主要來自哪里?也就是說對中國歷史產生深深影響的主要是哪些問題?

　　對國家生存產生深深影響的不外三個方面。

　　一，軍事關系即如何保衛國家的安全。

　　二，政治關系即如何平衡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

　　三，經濟關系即如何有效調動資源以達到資源的互補。

　　軍事方面，中國歷史分分合合，有統一有分裂，但東漢以后統一最長不超過150年即被北方的少數民族所擾亂，最后慢慢走向崩潰，這以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不論體制怎么修改都無既于事，所以有這樣規律的現象必然有永恒不變的外在制約條件。中國北方修了一條世界少有的萬里長城，這么長的國防線在古代實際上就是無法防守，漢、唐、明朝代開始時采取攻式(主動)到中期后就變成被動防守了，漢的衰落是防守邊疆的董卓帶兵入朝中央被地方勢力把持才使東漢無回天之力，而東漢首都是從西部的長安搬到洛陽后出現這個問題。唐接受教訓守住了西部邊疆(國都在西邊的長安)，但鎮守東部邊疆的安祿山起兵反唐，引起了藩鎮割據。宋首都內遷到中原，東西兩面都被游牧民族占領北宋與遼、西夏長期對壘。明把首都遷到北京最后被三方勢力推翻，清朝的崛起在于明朝在朝鮮對抗日本的進攻，而后明朝全力對抗東邊的清朝時，西部的李自成崛起，明朝后期窮與應付，加上崇禎的猜忌心理，明朝就滅亡了。清朝時火器的應用游牧民族的馬上軍事實力決定性地衰落后，但代替游牧民族的俄羅斯變成了中國的主要對手，不僅于此萬里海疆成為海上國家自由進入內地的交通通道，整個清朝后期就是戰爭連連，從1840年起內戰外戰一直打到1905年直到清朝滅亡，清朝哪有時間去搞建設。

　　在政治方面功臣宿將的人士安排，宦官與外戚勢力的削減，皇室家族的界入，這些是否也是永恒不定的政治勢力呢?功臣宿將二三代人就消失了，皇世家族在唐以后影響不大，天下未定之時沒有宦官與外戚勢力，可見宦官與外戚是天下統一以后的政治現象，這些都不是影響中國政治勢力的本質東西，只是皇帝官僚制一種表現形式，那么什么才是決定中國走了皇帝官僚制的政體安排。

　　如此一來我們必須探討一些本質的東西，才能認清中國的本質問題。

　　我從下面的三節來探討以上的三個問題，我認為一;在軍事上中國有一個無法設防的邊疆，二;在政治上中國有一個既容易統一以容易分裂的地理戰略，三;經濟上中國存在長江和黃河互補的經濟關系。

　　三、無法設防的邊疆

　　對中國歷史的解釋主要有治水文明說，確實中國最早的王朝和最著名的古代傳說就是大禹治水了，大禹治水的面積從北到南從海河到錢塘江，西部從渭水到長江中游的江陵，東面一直到大海，大禹把他劃為九洲，洪水被管束后大禹就到全國各地巡視最后死在錢塘江邊的會稽山就被葬在那里，后來秦始皇效法大禹也巡視到會稽，這些地區就是后來中國的核心地區。

　　從政治體制來說大禹時代的政治體制一直到周朝的政治體制都是分封制政治體制，對中國當代政治體制沒有多大影響，影響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從春秋戰國演變出來的郡縣官僚制政治體制，分封制政治體制為何演變到郡縣制政治體制?當然了中國的郡縣制政治體制在分封時代是有雛形的，最早的就是舜任命了九個官員分管農業，司法等幾個部門，周朝和商朝的統治核心區都是郡縣制，所謂的郡縣制是說秦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了郡縣制。

　　周朝分封制是沿黃河一線分封，最北到海河的燕，南到淮河邊的蔡和陳，東到山東的齊，這些國家作為周朝的分封國有義務拱衛中央，而沒有受他分封的有北邊的少數民族和長江中流的楚國，周朝就是被這兩個國家和地區滅亡的。

　　春秋戰國的開始就是西周被西戎滅亡，西周東遷中央權力消弱，維護中央的權力就落在了拱衛中央的最大國家齊與晉(燕), 齊用管仲九合諸候一匡天下，晉維持周天子的權威時間更長。那時還沒有人想到要取而代之，真正要想取而代之的是南方的楚，“問鼎中原”這個成語就是表示爭奪中央領導權之爭了，這個成語的出處就是楚國地盤從長江中游擴張到淮河邊向周朝索要象征天下權力的九鼎時，大規模變革政治和兼并戰爭開始了。

　　春秋五霸齊、晉、吳、楚、秦他們都分部在中原的周邊，誰占有中原或尊奉當時的周天子誰就能號令天下，逐鹿中原成為以后天下大亂時各政治集團的目標。

　　從西周的衰落開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預式了中國未來的政治就在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和長江流域之間的三方競爭中展開，以及各代統一王朝以周邊為根據地向中原挺進統一天下的方略。

　　解釋中國歷史的另一個最有影響力的理論是400毫米等雨線。

　　中國最著名的古代遺跡就是長城，從西邊嘉裕關到東邊的山海關綿沿一萬多里，萬國長城就是沿400毫米等雨線修，這是一條隔絕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事分界線，如何有效地指揮和控制這條邊防前線的軍事力量就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安排。大家想想就知道了控制這條軍事前線的軍隊不外兩條，一個就是中央統一控制軍事力量，各自為政的諸候國不可能齊心協力防守這條邊境線;第二條天子親自守邊，天子親自守邊需要內部的得到有效控制，不然就顧此失彼，后方資源供應不上來，前方又被游牧民族打掉，從這兩條出發中國這必然走向中央集權式政府。

　　中國著名王朝都是定都于西安和北京，西安和北京往北300多公里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相對于中國的核心地區西安和北京都偏西偏北，就是說守住了北方管不住南方。

　　南方的長江流域雨水充沛，不受到400毫米等雨線的影響，但南北為何要一紡呢?所以說黃仁宇的400毫米等雨線也不能充分說明中國的歷史。

　　中國三代都是分封制諸候國，同樣都是生活在黃河邊，可見治水文明并不能解釋中國從分封制走到郡縣制。影響中國從分封制走到郡縣制的主要動力在于北方游牧民族與南方地區對中原地區的軍事壓力。更進一步說北方的游牧民族純粹是軍事壓力，農耕民族很難對付馬上民族的機動性，中國960萬平方公里一大部分國土都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他們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無法有效捕捉到他們也無法消滅他們，而幾十萬游牧民族居民結合在一起就對農耕文明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南方地區對中原地區的壓力在于經濟上，長江流域地區雨水充足交通便利又沒有黃河的水患，經濟上從漢以后就超越了北方，經濟力量就是軍事力量，中原地區為了生存必須統一這一地區也只有加強中央集權。宋太祖對南方的陳后主和越王說“臥塌之側啟容他人安睡”。

　　中國的歷史是由三個方面的力量究合而成的第一就是無法設防的邊疆，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共同擁有一萬里長的邊疆，這么長的邊疆又無法有效的設防，實際上等于沒有，游牧民族在經濟上就有侵略農耕社會的動機，農耕社會的繁榮使游牧民族與其與農耕社會進行經濟貿易獲得好處，倒不如對其侵略占有他獲得的利益更大，這就是吳思說的“血酬定理是元規則的規則”的道理，反過來說農耕社會為了自保當然必須組織強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對抗他，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這么近的接觸和拉鋸戰是中國走向集權制的第一原因，到了近代清朝時不僅要面對無法設防的北方，還有無法設防的海疆，兩個力量的集合把清朝給絞滅了，蔣介石的命運和清朝的命運一樣被北方的蘇聯和海上的日本給聯合絞殺了，蘇聯的命運和中國近代的命運也是一樣。

　　我們不是地緣戰略的決定論者或宿命論者，人其實是有能動性的，清朝和蔣介石的失敗在于面對兩個反對的力量時自身無法強化中央集權以及外交戰略的錯誤才是他們失敗的原因。清未受到太平天國的起義漢人力量的興起加上時代潮流恰好是民族主義，清朝無法加強中央集權才是他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蔣介石的失敗最大的原因是受意識形態的牽制無法與蘇聯交好是其主要原因，蔣介石無法與蘇聯達成協議使他受到共產黨的牽制，國共兩黨內戰從來1927年打到1936年才告一段落，另外一個使蔣介石失敗的起因在于其對其他四個軍事集團的削藩，這就是封建帝王思想在作崇，當時以不是古代也不是北洋政府時期，非要爭個帝王出來不可，國民黨有一個黨的理念以黨的集團領政就不必削藩，削藩使國民黨長期處在分裂和內斗中，國民黨從黨的領導變成蔣介石的個人軍事領導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更可笑的是其對張學良的削藩手法是借重其與蘇聯的沖突來達到目的，國民黨與蘇聯1929年在東北沖突，使抑制日本的野心力量消失，直接倒制1931年日本對全東北的占領，日本對東北的占領加強了其力量，才有后來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暴發。

　　3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都成為德國的盟國，法國三面被包圍希特勒才放心地入侵法國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蔣介石是主動消弱制衡日本的勢力。

　　西方人都挽惜明朝沒有繼續鄭和下西洋運動，使中國錯失了向海洋進軍的機會，可是他們不知道當時的明朝以不得不面對游牧民族的再次崛起，土木堡之變改變了當時的政策取向，原因在于向海洋進軍不能對國家產生力量而會削弱國家的力量，中國歷史上有玩物散志的說法，下西洋帶回來的東西不能有效對付游牧民族的軍事壓力反而有可能使政治領導層陷入奢侈之中。一直到了18世紀火炮手槍的發明才使游牧民族的軍事機動優勢消失，可中國以面對一個新的危險中。

　　作為北方游牧民族的后繼者俄羅斯從北面陸地上對中國產生壓力，歐洲從海上對中國產生壓力，萬里海疆無法設防，英國進攻不下廣東就沿海而上攻下鎮海和天津。在中國窮與應付時日本乘機崛起加入了侵略中國的勢力，中國如是生活在四面包圍的政治環境中，當年蘇聯也是被美、中、日、歐幾面包圍國力不支終于倒臺。

　　反觀歐洲核心主要就是今天的西歐和中歐，東歐地區自古就是西歐的軍事屏障，從地理上看這是一個伸向海洋的半島，三面被海洋所包圍，從海上軍事力量轉化成陸地軍事力量是困難，由其是從海上對一個腹地廣大的陸地侵略百分百會失敗，9世紀西歐把伊斯蘭教從西班牙驅逐后，伊斯蘭教的力量就再也沒有對其產生壓力。

　　西歐的東南面是高聳的阿爾俾斯山和巴顏喀拉山，從這一面對西歐侵略就更不可能，匈奴和土耳其人都止步于匈牙利，西歐唯一平坦的大道理就是波德平原與俄羅斯平原的交接，俄羅斯大平原的氣候條件比中國的蒙古高原要優越的多，可以從事農業耕種，如是俄羅斯人成為抵御馬上民族的屏障。從羅馬陷落以后歐洲的核心區就沒有受到其他力量的壓迫，是以保持了封建制度，貴族與君主的共治后來發展出代議制。

　　奧斯曼帝國的興起阻斷了西歐與東方的經濟交往，西歐希望繞道奧斯曼帝國以開拓與東方的經濟交流，無易中發現了美洲和南非洲為他們帶來了財富，在爭奪財富的競爭中引出了現代市場經濟的興起和工業革命。

　　作為西歐屏障的俄羅斯人在與游牧民族的斗爭中在保持貴族制度的形式下就演變成半專制主義。

　　四、統一與分裂的地緣戰略

　　影響中國歷史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本身的地緣戰略，即既利于統一又容易分裂的軍事地理環境

　　國家是武力建立的，武力必然有其很難克服的自然地理環境，如大河，大海，沙漠，高山就自然成為國家的分界線了，如沒有這些地理條件，可以人為地制造軍事障礙，如中國著名的長城，長城不只中國有，英國德國西班牙歷史都有過。

　　我們翻開中國的地圖從北到南很明顯的看到三條分界線，一;長城，二;秦嶺、淮河，三;五嶺，這三條分界線正好分隔著中國的四種氣候特征以及四種生活方式。

　　長城以北是草原游牧生活習慣，長城以南秦嶺淮河以北是旱地農耕生活習慣，秦嶺淮河以南是水稻水鄉生活習慣，五嶺以南就是熱帶生活習慣。

　　對應以上的生活習慣歷史上往往產生四個政治經濟軍事集團的對抗。草原地區從匈奴、鮮卑、蒙古、女真一個又一個強悍的草原政權與農耕政權對抗。

　　中原地區就是我們文化的發源地從三代中的前兩朝夏，商立都如此到春秋戰國時的戰國三雄魏，燕、齊再到三國時的魏，以后的西魏，前后秦只到后來宋齊梁陳周上演了一個又一個地方政權，還有一個軟弱的統一帝國北宋。

　　長江流域地區最早的就是楚，接著是吳越，后來的東吳以及東晉，陳和南宋，偏安一域長則近200年短則40年，陳后主凄慘地念道“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河山”。

　　南方地盤相對于中國整體來說不太大，在南方建立的政權短命和規模小，最早的是漢時的南粵，傾覆唐朝的黃巢起義曾再此建都，晚明也立都如此，近代的孫中山和國民黨以此為根據地統一了中國。

　　中國不僅有南北對抗的軍事地理條件還有東西對抗的地理條件，長城以北分為四個地區新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東北地區的對抗。

　　黃河流域最著名的就是以太行山與秦嶺之間的函古關為分界線的關東與關西的對抗，這里的關東不是東三省而是河南山東等中原地區，關西是陜甘寧地區。

　　長江流域四川盆地與中下游的對抗。

　　南方是嶺南的兩廣與云南貴州的對抗。

　　中國的軍事地緣如棋盤一樣縱橫交錯，形象地是四橫三縱格局，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再分裂的主要原因。

　　在分裂的地緣條件下中國又有統一的軍事地理地緣。在所有的十幾個軍事地理區下，除兩廣，云貴，四川、青藏，新疆這些地區相對實力小外其他的軍事地理都圍繞著中原地區轉。而中原地區千里平原無法防守，可人力資源豐富，任一周邊地區占有這個地區，在實力上就超越了對手，稍加整頓內政就能統一周邊，周邊一統四周的新疆、青藏、云南、兩廣只有歸順的份了。

　　中國核心地區黃河地區的統一關鍵在函古關洛陽地區，周邊軍事區占領了這一地區離統一中原就不遠了。黃河與長江地區的統一關鍵在襄陽，南宋時天下兵馬半襄陽，火燒赤壁曹操就只好打消統一中國的夢想。立足與南方的政權有句話叫守江必須守淮，千里淮河實際上無法可守，其實對兩方都一樣就看誰的力量大，基本上南北方戰事就在這里膠著，北方統一南方的關鍵還是長江的上游襄陽地區。北方草原地區與內陸地區的爭戰主要在北京地區和洛陽地區，中國雖大，關鍵的也就那么幾個地方。

　　古代帝王就在這幾個關鍵的地方定都。一，定都西安和洛陽，看住函古關和襄陽的武勝關，北阻草原民族南利用中原的民力并遏制長江地區;二，定都北京看住草原民族并利用中原的民力。

　　中國幾大帝國前期的秦漢，隋唐定都西安和洛陽，后期的元明清定都北京都開創了不朽的偉業。

　　歐洲的軍事地緣特點是分散型有多個中心，歐洲勢力相當的從東到西有奧匈帝國、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德國、北歐、俄羅斯，最核心區是法國、德國。但法國和德國被四面包圍，任一周邊區加上核心區還是被三方面包圍不利于防守，更重要的是平衡歐洲地緣的東西是地中海與英吉利海峽，法德的統一必須兼有海上力量和陸地力量，這對一國的政治軍事能力提出的要求就非常高，西歐的貴族政體無法進行這樣的轉化，歐洲的統一在前期至19世紀一個個都失敗，20世紀平衡歐洲政治勢力以經加入遠在天邊的美國和遼闊國土的俄羅斯，擁有強大實力的希特勒也束手就擒。

　　從地緣上說中國第一層內陸有黃河、長江、珠江、東北四大軍事區，在他們之間有關東與關西;川西與長江中游、下游;云貴與兩廣的地緣分裂。

　　第二層，內陸作為一個整體與周邊地區東有臺灣島、北有蒙古、西北有新疆、西部有青藏地區的地緣分裂。

　　第三層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與世界的對抗，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一直存在分裂中國的企圖，只因中國本土太大，他們的力量太小，中國除蒙古被俄羅斯強行分裂外，中國保持了統一，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一些國家分裂中國的野心還是有的。

　　本來中美兩國相隔一個太平洋，誰也無法威脅到誰，但美國近年來把軍事力量的60%向中國周邊轉移，并挑逗日本和越南菲律賓與中國對抗，亦欲何為?這不僅使決策層也為廣大的中下層人民感到威脅。

　　中國的基因是分裂型，為了對抗這種分裂的基因，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整合型的政治機制來對付，而多黨制切切是分裂型的基因，用分裂的方法去救分裂的形式，真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了。

　　五、長江水系文明與黃河旱地生活以及農民戰爭

　　影響中國歷史的第三個原因就是長江流域水系富足生活與北方的旱地的多災自然條件。

　　這兩個地區不向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抗關系而是互補關系。

　　中國是受大陸季風氣候影響，影響的主要地方是黃河流域，黃河流域每隔幾年就會出現災害不是旱災就是水災，而且黃河的水患更是世界上的難題，一出災害就只有依靠南方的長江流域救災。

　　長河流域氣候溫和在可記載的歷史上并沒有發生多少大的自然災害，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發生在北方。

　　如果北方不控制南方一但北方出現災害，政權就不穩，實際上從唐以后立足于北方的政權就需要依靠南方的經濟來支持了。

　　上面從地緣戰略上說北方在地緣戰略上超過南方，北方一要對抗游牧民族二要對抗氣候條件只有控制南方，如果北方統一了長城南北在實力上就超過南方，只要他自認是中原王朝的繼承者，統一南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這就是加強中國集權制的第三個原因。

　　至于農民起義是破壞統一國家的力量是形成軍閥割據的原因，中國大多數統一王朝后期都是被農民起義給推翻的，但正如社會基本面不改變農民起義后建立的朝代基本方面沒辦法改變，不過后期的朝代加強了中央集權消弱了宰相權力，使中央力量借農民起義(地方勢力)形成軍閥割據的情況一代比一代弱。隋唐把秦漢的獨相制改為三相制，明清改為5-6個群相制。農民起義起著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作用。

　　六、 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

　　物理學上有引力與拆力的概念，地球繞著太陽轉也是引力與拆力相互作用的結果，哲學上古代中國就是相反相成的觀念，近代叫做對立統一概念，任何事物都是二元對立的結果。

　　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就是種地理上生活上的拆力與政治上的合力相互作用的結果，為了對抗地理上的拆力必須以大一統帝國的官僚模式來制衡。中國古代并不是沒有回頭搞分封制(另一種選擇如西方貴族制)，如漢滅秦后前期搞的就是分封制，可前有異性王造反后有同性王造反，三國結束后西晉又從新搞一次封王試驗，沒幾年八王之亂西晉滅亡，后來的朝代就再也不敢搞封建制度了。

　　皇帝一家世襲制不實行羅馬式的軍事寡頭競爭制，可避免因政權繼承的競爭而倒制國家分裂。

　　中國實行官僚任免制可保證皇帝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而官僚的回避制一方面阻斷了世家大族對地方政權的把持，另一方面官僚自然產生大一統的帝國意識。西歐的貴族制不流動性自然就產生地域觀念，最大的貴族君主權力到達哪里哪里就是民族的分界線。

　　中國的皇帝是一個沒有理論基礎和現實制度支撐的制度設計，皇帝不是民族唯一的守護神如日本的天皇，皇帝是有德者拒之失德即失去皇帝資格，亦沒有與他配套的世襲貴族制全國唯有他一家一脈世襲，在理論上任何人都有權代替他。這就產生正反兩方面的問題，正面是這個絕對的權威可以仲裁和治理這個復雜的政治環境，反面是他害怕別人取而代之，這又抑制了有能力之人在非常時期管理國家。又恰好后世的皇帝生長在深宅大院很難產生杰出人材，一到非常時代就自縛手腳，例如南宋害怕岳飛等軍事將領情愿偏安，明朝殺掉杰出將領袁崇煥。

　　維持這個政府文治太過對付不了周邊游牧民族和農民的武裝起義，武力一起軍事領導人或實權的宰相就乘機奪權。漢朝唐朝就是被農民或流民起義中崛起的地方軍事領導人給滅了，漢朝采取首相領袖制王莽、曹操進丞相、大司馬加九錫最后取而代之，這一曲目一演就是近400年，隋唐時改為三省六部群相制，明改為大學士制，清改為軍機處都是防止官僚奪權威脅國家的統一和政治穩定。

　　群相制的確立加上科舉制的推行宋以后就再沒有大臣造反，問題又來了?中國再也不會出現雄才大略的宰相將軍，再加上皇帝的世襲制更造就不了有能力的君主，國家創業君主開創版圖后，就是守江山了。這樣的國家無法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宋明清三朝原則上都是被外來的力量推翻，外力無法確定。

　　中國第一個大帝國的建立沒有儒家什么事的，那時最實用的是法家的整合國家實力的政策，打擊貴族開墾土地使國家均一化，最后整合成軍功制，整個國家就是一部戰爭機器。

　　另一個重要的就是縱橫家闡述的軍事地緣戰略學，秦國統一全國的重要戰略范睢的遠交近攻，張儀的合縱戰略都是軍事地緣學，對抗張儀合縱戰略的聯橫戰略一樣是軍事地緣戰略。

　　秦國統一天下了軍功制軍事地緣戰略就要放棄，最后選擇的儒家堅持的還是大一統學說，儒家學說的最大精華在于他的思想建立在倫理上，所謂父子妻兄朋的五常觀念，這個觀念不能隨便解釋，一亂解釋整個人類就要混亂，由此保持了大一統帝國的思想統一性，而西方和阿拉伯國家的核心思想是思辨的神學，神學任何人都有一套理解，是以兩個文明各自無法整合成一個國家，小國林立。現代的自由民主制也是思辨的產物，用此也無法整合。

　　中國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是古代群相制的翻版，原因在于一黨制是一個合力的制度如再加一個合力的領袖制(總統制)國家政治的天平就要傾斜必將成為個人專制，任何事物都要平衡的。中國政治局常委制當然不同于古代的群相制，群相制的建立是皇帝害怕被奪權，而如今的政治局常委制并不害怕被奪權，權力以不是他的私人財產，而且他有任期制，這只會鞭策他創造功業

　　七、西方政體

　　一說到選舉大家都會想到西方國家的政治。

　　考諸自由之家所認定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政體形式并不一致，有寡頭總統制的美國(美國有意競選總統的人并不是黨的領導人而是有意競選者，競選勝利后黨再確認為本黨的領袖)。有政黨總統制的韓國、臺灣地區;有君主立憲制的日本、英國、西班牙;有議會制的德國、意大利;有半總統制的法國;有政黨輪流制的瑞士;還有社會黨長期執政的瑞典;可以說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政體，從這點來說政體并不是自由民主制國家的核心。

　　如果中國走自由民主制馬上面臨著選擇什么政體的問題，而世界上的政體如此之多，各個政體好象都治理的不錯談不上誰好誰壞的，那我們如何選擇呢?

　　政體換模式并不能象科學研究那樣，試驗錯了再來，政體換模式的成本非常之大，有時一折騰就錯失幾十年的光陰，嚴重的還會血流成河內戰不斷，辛亥革命試驗不同的政體，估計死傷上億人口，并直接倒制日本的侵略，試問沒有辛亥革命后近30年的政治內斗日本真的有能力侵略中國嗎?這是抬高了日本，古話說“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從這一點來說政治只能局部的試驗和改正，不可能從一種模式換到另一種模式，如穿衣服那樣簡單。爭對這個問題有人提出“以黨的民主帶動全民民主”的局部改正法，中國共產黨有黨員8000萬比許多國家人口都多，中國的問題就是黨不能民主化，如果黨民主化了還要走多黨制嗎?這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這個理論犯了前后邏輯矛盾的錯誤。

　　民主制國家有那么多模式只能證明政體形式并不是自由民主體制的主要特征，剩下的就是三權分立的理論學說與公開公正的定期選舉規則兩個條件。

　　君主立憲制國家解散議會需要君主的連署，從法理上講如果君主不連署首相就無權解散議會，半總統制國家調解政黨紛爭的是前總統，在這些國家司法只是一個執行機關，無權制衡行政和立法機關，是現代機構分工協作的一個機關。

　　從實踐上看只有執政黨才有制定法律的能力立法與行政合一，立法部門就很難制衡行政部門，再退一步講嚴格按照三權分立思想設立的美國政治制度，寡頭總統制的美國由于總統專權如奧巴馬強制推行醫改法案，政府只好關門大吉，這就不是制衡了而是內斗了，從理論上三權分立體制中的司法有權審核議會制定的法律，如果司法真的實行這一權力，政治又是僵局，羅斯佛總統時就出現這一問題，羅斯佛以增加認同自己理念的法官來擺平這件事，經過這次事件最高法官就退到僅僅裁決政治僵局的一個部門。從這里看三權分立中的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是現代政府的分工協作，很難產生真正的制衡一制衡就是僵局。正如中國唐時的三省六部制無法真正的制衡最后大家一起辦公終于演化出了大學士制和軍機處主要決策人一起辦公。

　　議會作為民主制國家各政黨和平爭奪政治領導權的平臺，議會也是最容易產生僵局的體制比利時一年多都產生不了政府問題就出現在各政黨互不相讓，今年意大利司法判處貝盧斯科尼舞弊罪，老貝就撤出對政府的支持，意大利七個月后又面臨選舉，國家治理簡直糟透了，各個政黨的理念不同，對國家問題的看法不同，所走的策略也就不同，一到國家面臨重大的戰略選擇時，各個政黨的內訌時常成為消耗國家實力的工具，如臺灣的國民黨與民進黨政黨理念不同，大陸可分而制之，日本的鳩山政權選擇支持中國。

　　民主制雖然避免了極權主義但產生了僵持和拖拉的的毛病。

　　西方的議會政治是從君主與貴族的共治統治方式演化的，后來加入了第三等級或新興的資產階級，如是西方的政治家就說民主政治是利益型政治，而體現利益型政治的正好方案就是多黨制，各個黨派代表各自的利益。

　　但從實踐上看任何一政黨上臺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的選票才能上臺，而自由民主的典范國家美國是兩黨制國家，美國就恰好只有兩個利益集團嗎?美國兩黨都必須獲得多數人支持才能上臺，那么各利益集團必然互相交錯地支持各黨派甚至兩面壓寶，利益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治國核心就自動破產。

　　凱恩斯說“從長期來說我們都會死去”利益不是長久的東西，治理國家靠的是學術知識，從自由主義到凱恩斯革命到福利主義再到新自由主義，西方的學術不斷引領其國家的政治進步。

　　那么自由民主制的優點第一，就是公開公正定期選舉的規則。

　　第二，遵守規則的意愿，不論是兩黨還是多黨，失敗的一方選票與獲選者票數都相差無己，如果一方不承認失敗，那么民主政治就玩下去，必盡他們都有相當多的支持者，而法律對于擁有相當政治能量的勢力是起不了作用的。如得相對多數票的希特勒廢除選舉，得少數票的列寧用武力廢除選舉。

　　為什么各政治勢力會互相謙讓?唯一的解釋就是無論什么政黨上臺所實行的政策都不會傷害到落選一方的政治勢力的利益，右派上臺做大蛋糕，左派上臺分蛋糕，其實無論是做大蛋糕還是分割蛋糕前提條件都是把蛋糕做大，在不觸動既得利益的前提條件下做大蛋糕使各階層都分到一點好處，左右派輪流上臺國家才能相安無事。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商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相結合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工業經濟和商業經濟相結合是雙贏的社會是利益蛋糕能不斷擴大的社會，現代科技加上工商業市場經濟使存量資本不斷增加，人民的生活會不斷地自動地提高，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向世界擴張的原因。

　　世界是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各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一，率先把工商業結合的社會必然擁有強勢地位，后來國家要趕超他必然要用國家力量推動這自然就傾向于集權政府。

　　在尊重各利益集團利益主體下的政治必然是軟弱的政體，是社會主導國家的政體，解決問題靠的是現代科技的突破，這需要時間或運氣。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說，民主社會一不利于各民族的和解多民族國家一個分裂了;二也不是經濟發展最快的政體，經濟發展最快的政體是專制政體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政體;三也不利于各階層的互信美國解決黑人問題花了近200年時間在這兩百年時間有近100年時間美國是世界最富和最強大的國家是世界的榜樣國家。有各種階層和民族沖突的國家有誰有這樣的優越條件。由于代議民主制有這些毛病國家一到經濟困難或階層沖突或外強壓迫時一個個都取消了代議民主制，希特勒取消代議制是經濟原因加外強壓迫，南美國家是階層沖突，殖民地獨立國家基本上都是一黨制政府。

　　代議民主制社會勢力主導國家的特質與市場經濟的突破在于社會主導國家的本質嵌合是代議民主制戰勝其他反抗其統治方式的政體原因，以此推論只要一種不違反社會主導國家的政體模式肯定能生存下去。

　　第三，自由民主制是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他能包容任何一種按其政治操作規范的意識形態的人的行事方式，實際上也就消融了任一敵對的意識形態。你可以堅持不同的意識形態如各個國家的多個政黨就是持各種意識形態的黨派，但只要按照選舉規則上臺，上臺后你可以實驗自己的政治主張，政治主張行不通在下一次選舉落選就自動下臺，如英國的工黨。是以西方的政體優點不在于三權分立，也不在于議會，而在于公開公正的定期選舉和容納不同意見的人，讓各種政治觀點的人和社會人士在政治體系里自由出入，是一開放的政體而不是系統封閉的系統。

　　八、當代中國的壓力

　　我們在文章的開頭就說了，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國家的統治方案，是國家對生存危機的反應方式以及對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安排。

　　中國假設實行議會制，最有可能就是加強了新疆和西藏地區的分裂政治勢力，以寫《論民主》一書出名的羅伯特、達爾說“自由民主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溶合各民族單獨居住一個地區的體制”前蘇聯的崩潰、伊拉克無法穩定、實行幾十年選舉體制的土耳其都受困于這一問題。中國正在崛起的非常時期遠沒有到核心地區長治久安時期，當然不可能去考慮這種體制。新疆作為資源的通道對內陸地區的影響之大無法估計，如果任由不確定的選舉規則去決定其命運，簡直可以說是沒腦子。

　　第二就是人口與資源的壓力，按人均占有資源的世界平均值來算中國各項指標都墊底，世界各國一但啟動了經濟增長的目標，人的欲望與資源的矛盾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動亂的主因，不論是上世紀60--70年代第三世界的政治不穩定還是當代阿拉伯之春以及泰國等動亂，都是因為經濟壓力產生的，而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體制，世界公認是權威政體加市場經濟，這里的權威政體是有任期責任制的政體而不是阿拉伯的終生統治的權威政體，中國經濟發展優于印度就是明正。

　　第三就是國家的角力，中國與美國相隔廣闊的太平洋，本身來說誰也不會威脅到誰，且現代社會中國更不可能去統治美國，但美國卻把軍事力量的60%向太平洋地區轉移，并策動日本，菲律賓與中國的對抗，亦欲何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勢力明顯地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說國與國的角力還是這個時代的主題，我們不可能自毀長城。

　　無論從中國歷史的經驗還是當代的現實以及國際問題的本質，中國都不會選擇多黨議會制度。

　　說到代議制第一有沒有必要，各級行政長官經過選舉，還要議員代表民意干嗎?這明顯的有多此一舉之嫌，代議制是從西歐的貴族政治演變過來的，當時西方國家沒有現代政府，西方現代官僚式政府到19世紀才確立，各個地方是貴族治理，貴族與君主共治共同議事才有議會這個機構，可以說代議制是西方政治的傳統延續，并不見得就是政治的普遍真理。

　　中國有2800多個縣，近500個地區只要行政長官選舉就充分反應了民意，沒必要再去疊床架屋地再選一個議會，人為地去創造一個扯皮的機構。

　　三權分立中的代議制構想是洛克和孟德斯鳩概括英國治國理政的經驗和羅馬治國理政的經驗之談，洛克談的英國是一個小國，英帝國早就是歷史上的存跡，孟德斯鳩談的羅馬治國水平就沒有中國治國水平的高，不然羅馬何以在歷史上早就沒有影子而中國還是中國。近代美國國家力量超強發揚了代議民主的理論，但考慮到美國一沒有國際競爭的壓力，二有廣袤的領土，三有各國優秀的人才大量向其移民美國地廣人稀嗎，強大是正常的道理，不強大就說明美國人還是生活在中世紀，美國沒有什么政治經驗可以傳受給其他受到國際競爭壓力的國家。

　　九、一黨政體

　　從1979年到2013年算起來有什么34個年頭了，就是這34年中國經濟改革基本成功且保持了政治的穩定性，可以這么說沒有政治的穩定性就不會有改革的成功，沒有聽說過政治不穩定的國家經濟能高速發展改革會有序推進，那么改革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一黨體制，關于一黨體制造就了中國的成功，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多說也就無意。真正要說的事為什么一黨體制能穩定下來。

　　1989年后政治在有序地交接班，從政治學的角度講一個政體的穩定最重要的就是最高領導人的交接班，只要最高領導班子穩定交接且受到全民的認同這個體制基本上也就定型下來了。

　　亨廷頓說“民主政體經歷兩次政黨輪替就穩定了”，實際上就是全民認同了這個規則，這個規則就成了習慣法，而中國集體交接班制以經輪替了三屆，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以經成為習慣法。

　　中國一黨最高領導人接班制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局常委的集體交接班制，這有三大好處第一;從比角政治學的角度看西方政黨制國家都是黨派集體交接班制，而中國政治局常委集體交接班制就等于黨派治國。二;最高領導人不能隨便開除其他常委就無形中遏制了一人獨裁傾向的出現。三;集體交接班制減少了政治競爭，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有意競爭最高領導人的比率多于任何一個國家，而最高領導人必盡只有一個名額，集體制就相當于有多個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上就降低了競爭的概率，最高領導集體最多任期十年也阻斷了隔代競爭的出現。文化大革命中央領導集體有元老派，中生代華國鋒，新生代王洪文表面上老、中、青三代共治大家集思廣益，實際上增加了競爭者的數量，大家理念不同無法協調又沒有一個最高裁決者，只有用非法手段解決分歧，中國現在領導人的安排大概接受了文革的教訓。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集體交接班制汲取的另一個教訓是蔣介石時代，蔣介石時代有四大軍閥李宗仁、馮玉祥、袁錫山、張學良、和政治元老汪精為，如果當時國民黨采取集體領導國民黨不可能是因內斗而完，張學良年青可以給他第二梯隊的主要角色，也就不可能出現中蘇公開交惡引來日本全面侵華。

　　常委之外安排了委員一個階梯，可為下一個梯隊培養人才同時也遏制他們挑戰的野心。中國領導人不是世襲制而是靠能力上臺的“雖然有機會的問題”他們都有過人之處，一兩個外圍的政治局委員也就無法捍動這個集體。

　　鄧小平說“如果中國出問題，問題就出在領導核心里，只要領導核心穩定中國就穩定”.此言不假正因為領導集體的穩定中國才度過了90年代大規模的改制，以及21世紀初的大量的群體事件。

　　一黨制的核心問題之一最高領導集體有序穩定不發生大規模的內斗以及和平的交接班，經過30年的摸索中國相對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只是說相對不是說絕對而是這一體制還沒有經受人民選舉一關也就是說從法理上還沒有獲得合法性，但從全國的政治安排來說比較符合中國的現實，在于這一體制充分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

　　政治局常委制了就是說政治采取委員制并不僅僅從蘇聯學來的，近代第一次采取委員制是孫中山在廣州成立非常大總統時采取的制度。

　　中國現行地方領導人的選拔是按政績考核制度以及高層領導的主觀意向的兩結合。這產生三個問題第一;政績考核制度就是俗話說的“GDP”考核制，“GDP”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外部性卻不記入政績考核范圍，如此領導人大量選擇消耗資源性的產業以及西方轉移的大量落后有害產業以及與民爭利的房地產業，從“GDP”的考核上說這些東西立桿見影，而外部成本卻要選民承受，而選民無選舉權也就無法制約地方領導人的沖動，21世紀地方經濟的發展從受到高度贊揚變成受到各階層的反感。政績選擇制關鍵還是找不到一條有效的選拔官員的制度，而政績包括辦事成績與所統治人民的滿意兩條，至于人民的滿意是一個很難量化的指標，這一點只有通過選舉才能實現，在選舉這一項被排除后只有可量化的經濟政績這一條相對公平的考核辦法了。第二;地方領導人的另一提拔機制是上級領導提拔如此延伸出大量裙帶關系，買官賣官一齊侵入機體，被統治者極端不滿。第三;就是系統的封閉性，中國政府官員一級一級選拔，無形中就把社會人士排除出官員系統，政府與社會成為兩個對立的系統，這是非常不利于國家的政治穩定。

　　按政績考核制度以及高層領導的主觀意向兩個方案關鍵的問題是第一個方案沒有考慮到被統治者的意愿，第二個方案沒有公正的標準，怎么不出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世界上最好的方案就是公開公正的選舉了，除此別無他法。

　　中國政治的第三個安排就是政協制，攏絡了社會上的一大部分精英分子，可是還有很多有不同意見的人無緣與會，而且這種精英制使普通人的利益不會被代表，只是在社會上出現極大反響時才會作出回應。

　　通觀中國所有的政治安排，雖然考慮了中國的各政治勢力，實際上是一種精英體制是一種既得利益體制。這一體制是被動體制，除非一個問題受到特別大的反響，不得不改革時才會去改革。而社會以進入到網絡時代大眾群體以然崛起，信息的流動是讀秒時代，這一體制存在著本能的弱點。

　　回應網絡時代唯一的辦法只有選舉。

　　十、治理民主制的體制設想

　　一;政治局常委任屆期滿集體退職或大部分集體退職非常好地體現了中國的政治智慧，就差一點全民的投票即體現政權是來自人民的法理。政治局委員再推舉兩人出來競選，失敗的一方還在常委里面任政協主席，政協委員是榮譽席位有提案權沒有表決權，這樣不僅能調和兩個競爭者的關系，失敗的一方也無權去刻意制造矛盾，這樣就盡善盡美。一般人認為同黨不能競選，臺灣的馬英九與王金平一樣競選過而且合作的不錯。

　　二;中國地大人口多，一個省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省級萬萬不可選舉，只要省長是選舉產生的那么就要架空政治局的安排，中國自古以來統一大帝國的首要任務就是削藩，另外本地人不能任本地最高領導人，這個政策雖有調整但本省人不能任省長一級的領導是鐵定的事。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國家，多虧了這一條才使民族得以同化，由其中國邊疆省分是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省長選舉只會助長其民族主義。

　　以上兩條實際上是不要做什么動作的，真正要改的是地方領導人的選舉，地方領導人直接與選民接觸，地方領導人治理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所轄居民的切身利益，如環境保護，公共基礎建設等等，中央領導人實際上是管方向的比如戰爭與外交以及宏觀經濟的管理，這些大問題普通的民眾很難了解其中的奧秘，民主國家錯誤地認為所有的問題民眾都能認識清楚并交由民眾決定，從邏輯上講代議民主制違反了民主制的這個邏輯，所謂代議制就是議員代替民眾作主，如果人民群眾什么事都知道都會解決那么代議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什么事直接交由人民群眾的決定的就好了。

　　三;古代中國統一大帝國成功的經驗就是郡縣制，當代改頭換面地叫做市縣兩級制，名字改了實質內容沒有改，中國開放選舉也就開放到市一級，市管縣全國近日500個市級縮小到400個以下“實際上只是消除縣級市”，大的市如北京、上海、廣州、人口有1000多萬小的市級里也有上百萬人口，并不比當今的一些國家小，地方直選地方自治充分保護了地方的自主性以及地方的多樣化性，改變了一黨制下整齊劃一的弊病。縣市兩級政府直接選舉，但選舉方式也不一樣。

　　縣級全面開放只要你加入了黨就不受任何條件的約束直接參選，縣級按人口不等地正式設制5個常任議員，考慮到選舉的方便性，議員為全縣人民有意競選者直接競選，選舉結束后的三個月內，全體議員推舉3---5名成員競選縣領導。

　　四;市長選舉需要做個一任縣長資格的人才能參選，具體的辦法就是省領導推舉三人公開競選，黨做為選舉人的提名權這是很多國家的慣例，得票最高者任市長，其余兩者考慮工作的方便性調到周邊市里任副市長。

　　為了減少選舉，市級政府不另選議員，縣級議會即是市級議員。

　　縣級領導公開競選，市級領導由省長推舉民眾認定，大半副市級由省長推薦，省級副省級因不選舉全部由中央領導提拔異地任職。這樣中央選賢制與民眾選舉制相結合，發揮了兩個方面的長處，可以避免國家滑入民粹主義泥坑。

　　這種體制還有一定的弊病就是層級多了對優秀人員的提拔不利，西方扁平化的政體社會上成功人士如企業家大學者可以從社會和官場兩個場合來回換，有利于政治系統與社會上的人才互補。對這個問題有三個辦法解決一是縮短任期制縣市級任期規定為四年，二特別優秀人才由政治局常委(一人只能提一名)提名直接參與市長競選，也可以規定省長提名時必須有一個新人。三提名為政協委員再轉任部級干部。

　　實際上國家的管理自古有兩種方案一種就是扁平化管理模式古代是世襲貴族制，現代是代議民主制，這種管理的優勢就是社會與政治同步共振，社會有什么變化政治跟著變化，缺點是中央政府力量較弱，這適應于國家沒有危險的社會和資源富足的社會。

　　另一種是官僚化管理俗稱垂直管理模式優勢是中央層層控制，政令如山上級思想能直接下達到地方執行，面對國家出現大問題時能迅速有效解決，這種政體都是古代外患深重的國家或國際競爭加巨時采用的政體，缺點是容易導致不近人情的獨裁。

　　中國在古代之所以能以溫和理性執政，關鍵的問題是縣不下鄉，地方家族治理縣級才交由中央政府管理。其管理模式介于扁平管理與垂直管理模式之間，稱為矩陣式管理，溶合了兩種管理方式的優點。隨著大家族的解體，市場經濟后工業化的來臨，社會快速扁平化。政治更應該減少層級以適應社會的變遷，一些人主張政府官員應由鄉村干部做起，完全忘記了現實。

　　五;延續現在的強行政弱議會制，中央不選議員。市長直接是國家議員(目前市級班干部基本是人大代表)，每半年招開一次全國大會，其他的照舊。

　　有一些改革家設想中國的選舉只到縣一級，但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市一級，例如深圳市只選福田區不選深圳市，那么絕大多數問題都不能解決，只會使人民更質疑選舉的有效性。而選舉到市一級所有地方的問題基本都能解決，唯一不能解決的是中央方面管理的問題。而軍事、宏觀經濟的管理大多數人本來就不精通選舉了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會激起民粹主義的浪潮，例如選舉成熟的英國反對黨炒作英國退出歐盟議題，英國能退出歐盟嗎?這只是政黨為了奪權的一種手段，但流弊就沉重了，新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就困在這些民粹主義問題上不能自拔。

　　市場經濟配制資源的核心在企業，省級政府對配制資源有沒有效果很令人懷疑。省長更沒有選舉的必要，由其象中國省級地盤特別大，選舉只會加大中央統治的困難。還有中央的邊疆省分，一選舉就更加大了分裂勢力的能量。而新疆和西藏劃為十幾個互不統屬的選舉區域，地方按當地人的愿望治理又削弱了分裂勢力的能量一舉兩得。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小國林立的地方，新疆以市級治理最有利于中央對其控制，西藏也有四個教派各有地盤，但達賴喇嘛統治的地盤最大這個方案對其影響相對大一些。

　　內地最有能量的就是上海市了，上海人口有2000多萬，臺北才300萬就劃為兩個市，上海以黃浦江一分為二，設上海市和浦東市再把浙江的嘉興市(上海洋浦港的行政擁有者)和江蘇的啟東市合并在一起組成一個上海省，以選舉來說上海市也就1000多萬，只有中國整個的百分之一，能量再大也不挑戰不了中央，而上海省的領導是中央任命，也無礙于上海的經濟發展。

　　由以上五點來看實際上一，二，五三條就是現在實行的制度，我們改革的也就是三，四兩條，縣市兩級競選從中小城市開始，再到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這樣穩妥的改革方案不會出現全國性的震動，不會如戊戍變法或辛亥革命后的政黨選舉牽一發而動全身，最后全盤失敗。

　　十一、治理民主

　　各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歷史環境與當代環境的產物，只要當代環境與歷史環境沒有根本的改變那么其政治體制都拖著歷史的長長影子，任何一種當代政體都能從其歷史上找到影子，如英國、日本的政體就不必說了，法國選擇了半總統制這就是其歷史上強君主與貴族共治的翻版，德國選擇了議會制同樣與其歷史上的小國林立有關，美國的政治體制一樣扎根與其初始立國條件，俄羅斯的政治體制不論外表如何變化，其內在統治方式沒有根本的改變，印度的一黨主從政體與國大黨優久的歷史有關。

　　中國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是古代群相制的翻版，中央相對集權體制一樣源遠流長，選賢體制與選舉制把古代與現代的優良傳統結合在一起，實際上科舉制就是古代的選賢制與選舉制的結合。

　　世界上最長的君主政體就是日本的君主政體了，日本的天皇以有2000多年的歷史，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的天皇制可能還會存在下去，英國君主政體也有近千年的歷史，君主政體能適應當代社會，中國相對集權的政體沒有理由生存不下來。

　　從政治治理關系來說，代議制的歷史要上述到9世紀的北歐或12世紀的英國，至于民主選舉更是上述到希臘、羅馬，現代的全民選舉是現代科技的功勞，不是歐洲人突然腦子里發明的產物。

　　中國的選賢與選舉體制一樣是中國歷史隨著環境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延革的產物，可一直上述到堯舜時代。現代可視通信技術的發展，不需要議員坐在一起也可同時討論問題，交通的便捷，全國八小時公路生活圈的建成，中國任一地方到首都都只需要一天時間，如果做飛機更快，議員與地方行政干部的合一對議事也不存在什么障礙，干嗎還要一個坐在一起討論問題的議會呢?

　　從歷史的對比來說，中國選賢與選舉體制的結合治理水平一直優于西方，我們更有理由相信中國的體制不遜色與西方。

　　商業社會內在的扁平化要求與當時歐洲封建政體的扁平相鍥合使英、法獨領世界風騷，19世紀的工業革命壟斷型經濟的到來德國用國家力量推動與美國利用廣袤的國內市場成為后起之秀，21世紀經濟變革、社會變革速度加快、政府事務繁多中國行政主導型政體必將成為未來的政體典范。其實中國目前就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榜樣，不過中國缺少了政治實踐的理論化。

　　中國沒有如西方直接選舉議會的政治制度當然不能叫代議政體，中國亦沒有君主當然不能叫君主立憲政體，中國沒有代議制但直接選舉，選舉上臺的官員直接治理，這種政體叫治理民主政體是一個比較恰當的稱呼。

　　治理民主體制有一黨式的領導，這含聶了從孫中山到共產黨執政的一黨制一貫傳統，也符合左派的要求。

　　治理民主體制有自由的競選人民認同的合法性，這含聶了工商社會的特點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自由主義廣義意識形態。

　　治理民主認同中國人作為中國人的特色，儒家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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