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為“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今年即將迎來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

　　無論是這個承繼性(形式)或曰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后的政權還是中國民間，都必將進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締造者與領導者、中國各族人民最貼心領袖、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開拓者毛澤東同志的紀念。但僅就紀念而言，必定還有性質之別。有僅是流于形式的、不得不作出一種姿態表示的所謂紀念;還有出于一種真摯感情流露、深切緬懷之情寄托的紀念;當然還必定有著出于今昔之鮮明比照從而感懷、悔悟又迷茫著莫衷一是的唱紅、戀舊等形式的紀念……以上種種，都是當下社會客觀狀況所致使而出現的必然現象。我們講此并不足為奇，也在預料之中。

　　但還必須說明：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指導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集理論性與實踐性如此有機統一的思想體系，雖屢經“特別是”閑置、冷遇、污蔑、妖魔化但仍熠熠生輝、光芒四射，已經無可置駁地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毛澤東同志是任“特別是”精蠅怎樣費盡心機也無法從人民心中稍許抹去的。毛澤東思想更是被無數實踐證明了的指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正確航向標。

　　我們說，紀念毛澤東的意義并不在于僅作形式上的紀念。那樣無異于將一種偉大理論體系置于了空洞化、名義化的虛無地步。雖是中國社會已然發生了巨大改變，今天與過去了的歲月相比較，無論是從怎樣的方面來講都發生了劇變，但毛澤東思想并沒有如有些別有用心精蠅所蓄意作淡漠化處置所言的過時了。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理論，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將毛澤東思想用之于指導對當下社會的客觀認識，再由此作出制定合乎客觀社會演變與發展規律的正確方法論。才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學習與繼承。才是對毛澤東同志最好的紀念方式。

　　由于毛澤東思想對指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產生的巨大不可替代作用，從而奠基了毛澤東思想的與無論比之重要地位。也由此而致使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與研究從來不曾終止過。也從而產生了許多的學習研究文章。但綜合諸多研究結論，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可以下述的最具代表性。

　　“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事，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但“特別是”官方當局對毛澤東思想的表述還有如下的“集體智慧”說沿襲至今。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我們說，從“靈魂”角度論及，“三個基本方面”說是比較客觀的認識;但接下來的“結晶”論，卻難免有極大的主觀意識參雜進來，給人有淡化毛澤東同志個人作用而為自己分功、剽竊成果的認識。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在世之日，中共當局也是經常提及毛澤東思想，但從未見說有“集體結晶”的片言只語。何況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后來被存世的所謂“理論”、“戴表”、“發展觀”等等的，都未曾提及是集體結晶，但怎么唯有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被變為集體智慧了?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客觀形成，我們不否認有毛澤東同志個人因素以外的某些成分，但如果由此而將毛澤東思想就衍變為“結晶”說，卻難免能以理服人，所唯一能行駛的只能還是以權壓人了之嫌了。

　　還是回歸正題，我們談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認識毛澤東思想。

　　一：方向論

　　毛澤東同志一生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明確的奮斗方向。

　　毛澤東同志一經接受了馬列主義，就樹立起堅定的信仰并為之奮斗終生。

　　我們明白，毛澤東同志一生愛好讀書。他通過博覽群書，對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作了透徹解析，也從而通過對歷代發生的社會變革、王朝更替都進行了深刻思考，對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為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國走出積貧積弱的社會狀態而進行的不懈努力與奮斗都具備了清醒的認識。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無論怎樣的政權建立、腐朽王朝退出歷史舞臺，但都無法避免一個不變規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也是后來黃炎培先生在延安考察期間對毛澤東所提出“窯洞論”的不解疑問。而當時誕生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使得毛澤東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出路何在。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同志提出：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我們相信，對于立志救國救民，著力挽舊中國社會于危亡即倒、救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出水深火熱的毛澤東來講，他不能不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作出深刻思考，不能不對當時充斥了社會的各種所謂的“救國”論調做過比對分析，歷代農民起義勝利獲得政權之后的社會狀況與依舊未作改觀的封建政治統治，都應該促使著毛澤東同志作出深刻反省思考。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曙光極大影響與鼓舞了毛澤東同志，這個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所以，毛澤東同志才在心中認準了共產黨領導的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才是苦難中國走出迷茫困境的唯一良方。此所以他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并為之奮斗與探索了畢生的時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要論及所讀的書籍之多、之透徹，我們誰也沒有與毛澤東同志相提并論的資本;要論及對中國社會的深入了解，論及對馬列主義的了解與領悟程度，再還有對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的通透把握，即便是與毛澤東同志同時代的戰友，也是無法作比擬的。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同志信仰馬列主義，絕非是一時心血來潮;更不是于國內期間受了怎樣的家庭不公待遇，想通過出國尋找一條更利于個人發展的道路，基本可以說是跟著混的;他完全是通過客觀比對，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縱向相比，再通過對世界發展大勢(有其是蘇聯)的橫向觀察，才科學得出了樹立自己堅定馬列主義信仰的結果。

　　即如此論：“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是近現代中國社會和革命運動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歷史產物。”于此我們并不否認。有一點也必須承認：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對馬列主義的堅定信仰，沒有他帶領全黨同志通過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緊密相結合的道路探索，中國革命的勝利也許還將是一個未知數。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問題，我們應該客觀承認“偉人”或歷史杰出人物的作用。歷史上的杰出人物，亦即統稱為“偉人”的，一般是指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中對社會發展起過重大促進作用的偉大人物。他們都是能夠反映時代精神、體現進步階級要求的先進代表人物。他們于歷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現以下方面：

　　他們是實現一定歷史任務的主要發起者、倡導者。人民變革歷史的活動如果不進行有組織的斗爭，就不可能取得勝利。我們知道，即使是反動勢力極其腐朽了，但你不打它還是不會倒的。而偉大杰出人物能夠反映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和人民群眾的要求，他們無疑比同一時代、同一階級的人看得高、看得遠，他們能夠首先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為進步階級指明新的歷史任務、斗爭方向、前進道路和解決這一歷史任務的可能、可行方案。他們還能夠率領人民群眾實現這一任務。而此，決不是“摸著看”的胸無點墨之輩可以勝任的。只有如毛澤東同志那樣深入調查社會、深刻把握人民心理訴求，明白人民的利益追求并能及時順應這些訴求與追求，并能善于利用此作為發動社會變革的巨大促進力的偉大人物，才能完成時代賦予的重任。這也是時代召喚英雄，時勢鍛煉與造就英雄人物最客觀映現。

　　所以，我們才得出結論：正是由于毛澤東同志樹立的堅定的馬列主義信仰，并具備了實現這一偉大信仰的無比堅定信心與能力，并能通過追尋信仰完成的過程團結最大多數人民，制定出最符合開展斗爭的路線、方法，再有頑強堅韌的斗爭毅力，百折不撓的斗爭勇氣，以及個人巨大的表率作用，絲毫不具私心雜念干擾等等因素的綜合作用，才能順利完成這一歷史重任。而此，與“結晶”說的關系究竟有多大，相信人們自己即能作出正確判斷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紀念毛澤東同志，首先要紀念他無比堅定，持之以恒的馬列主義信仰。決不為任何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的蠱惑與歪理邪說所動搖。惟其如此，才能告慰毛澤東同志在天之靈。

　　該段最后，插一句題外話：但若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同志、乃至于劉少奇也好，他們即便后來能在毛澤東之后的“特別是”社會掌握大權，相信也不至于能如某人那樣不知自重厚顏無恥、私欲膨脹利令智昏而作出“集體智慧結晶”的結論。

　　二：方法論

　　要完成在中國進行武裝革命的勝利，還要在取得政權之后兌現對當初追隨革命的人民所作出的莊嚴政治承諾：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道路，正是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之下，通過實施對革命與建設各個歷史階段所出現問題的客觀把握，制定出符合實際斗爭與發展需要的策略與方法，才是保證完成歷史任務的最基本條件。我們下面可以看毛澤東同志是 怎樣帶領全黨團結各族人民出色做到這一切的。

　　1.階級性

　　所謂階級，作為客觀存在于人類社會的人群劃分，由于它們各自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因而被分配的社會財富當然也具備差別。這樣就客觀產生了社會的貧富不同人群群體。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這樣階級就出現了。

　　而既然階級是客觀存在于社會中的不同利益集團，由于占有生產資料的不同，決定了財富分配的各異。必然構成了階級間的矛盾。又由于這樣的階級矛盾是無法作調和的，當然就決定了階級斗爭出現。而階級斗爭就是階級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在階級社會，生產關系中包含著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剝削階級總是利用它們占有的生產資料剝削喪失了生產資料的勞動階級。而剝削階級為了維護它們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鞏固和擴大剝削，就必然對被剝削階級實行政治統治和思想控制。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爭。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不甘心忍受剝削和壓迫，想要求得經濟和政治上的解放，就不得不起來反抗剝削階級，向剝削階級作斗爭。這是客觀存在于人類階級社會的必然現象。毛澤東同志即是最善于利用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而引導群眾有組織與團結起來，以便開展對剝削階級最為有效、最具威懾的斗爭。從而通過個體的、零星的斗爭，逐步引導發展達到有組織、具規模的斗爭。最終改變這種剝削社會的本質。

　　但我們又知道，由于剝削階級掌握了社會的巨大財富資源，由于它們能掌握政權力量，能通過國家暴力機器作用以達到對被剝削階級的反抗的鎮壓。由于彼此雙方的勢力極不均衡，導致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往往是被成功鎮壓。但毛澤東同志運用以下提到的各種正確方法、策略，最終領導著被剝削階級完成自身的解放。

　　2.階段性

　　中國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是分階段進行的。

　　毛澤東同志認為，從1914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時，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只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是不徹底的。而此后，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卻是新民主主義的了。所以，這種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雖是其性質也是資產階級的，但資產階級卻領導不了。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領導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再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這樣就有別于陳獨秀等先讓資產階級搞資本主義、然后無產階級再革資本主義的命的所謂“二次革命論”，而是必須也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兩個階段論”。

　　中國革命成功的實踐也雄辯地證明只有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論”，才正確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使中國共產黨人渡過了無數次的激流險關。

　　毛澤東同志對當時中國社會所處的實際地位與其性質作了客觀估計、分析，得出中國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因為唯有對上述社會實際作出最客觀準確定位，才能幫助人們認清其時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以及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所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認清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

　　而由此得出：“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中，壓迫和阻止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它們二者。”而此二者是誰呢?即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二者互相勾結以壓迫中國人民，而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敵人。”

　　正是由于“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敵人不但有強大的帝國主義，而且有強大的封建勢力，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還有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與人民為敵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派。因此，那種輕視中國革命人民的敵人的力量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就發生了。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長期內不能聚積和鍛煉成為一個足以最后地戰勝敵人的力量。因為敵人對于中國革命的鎮壓是異常殘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練和發揮自己的頑強性，不能堅持自己的陣地和奪取敵人的陣地。因此，那種以為中國革命力量瞬間就可以組成，中國革命斗爭頃刻就可以勝利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因為我們的敵人不給中國人民以和平活動的可能，中國人民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權利。”

　　而“在這樣的敵人面前，革命的根據地問題就發生了。因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占據著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愿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煉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勝負的戰斗，那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紀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的敵人，借以在長期戰斗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由于中國的反革命營壘內部的不統一和充滿各種矛盾，由于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斗爭是在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樣，就使得在另一方面，則又造成革命的不平衡狀態，給爭取革命全部勝利的事業帶來了長期性和艱苦性。”

　　由于如此分析與定性，決定了在這種革命根據地上進行的長期的革命斗爭，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游擊戰爭。但是，毛澤東同志又提出：“著重武裝斗爭，不是說可以放棄其它形式的斗爭;相反，沒有武裝斗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斗爭相配合，武裝斗爭就不能取得勝利。”

　　開展游擊戰爭，但不放棄其它形式的斗爭，在游擊戰爭發展起來，在我方力量壯大起來之后，又適時進行運動戰，并不排除個別情況下的正規戰的斗爭，如此的分階段進行的斗爭，才是保證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根本指導思想。

　　提及分階段性，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將實事求是性與靈活性、現實性緊密結合在一起，來指導中國革命。譬如抗日戰爭的《論持久戰》，將抗日戰爭科學劃分為三個階段。如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而如此客觀、科學地指明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才是保證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必須條件。還有解放戰爭的軍事斗爭，有先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性決策與實施，都是保證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必須依賴基礎與條件。于此，我們才能更加發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性與正確性指南作用。

　　3.靈活性

　　毛澤東同志是最善于靈活運用敵人發生原則性錯誤而進行針對性策略斗爭的藝術大師。

　　我們這里所說的靈活性，是指毛澤東同志在從事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活動過程中，是在堅持堅定的原則性，在始終不渝的共產主義信仰保持的大前提下，而在具體實施操作過程中采用的高度靈活性與群眾創造性的最有機、最緊密地結合運用。如前所述，中國反動勢力的強大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在如此情況下所從事的中國革命，就必須是多種方式的集靈活性與廣泛的群眾創造性相結合的革命方法論。即如抗日戰爭期間對日作戰，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原則，但并不放棄其它行之有效的作戰方式。

　　譬如紅軍時期的井岡山斗爭，由于敵我勢力對比懸殊，毛澤東同志在朱聾子“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這樣與強敵周旋戰術的基礎上，結合我軍實力與井岡山地區的地形、群眾等因素，創造性發明出游擊戰十六字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高度靈活性與實用性戰略方針。還有抗日戰爭時期即如群眾創造性智慧的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對日作戰方法。我們知道中國漢族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漢族軍事思想精華的集中體現《孫子兵法》，其根本思想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以強擊弱。但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武裝力量長期以來所處于弱勢的客觀現實，卻反其道而行之，制定出以弱擊強的指導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以相對弱勢而戰勝強敵的作戰原則。在這樣大原則的前提下，所謂的牛刀殺雞、雷公打豆腐等毛澤東獨有兵法被創造出來。而從當初秋收起義歷經三灣改編后的幾百人隊伍，在強敵環伺的嚴酷現實下，在毛澤東軍事戰略的指導下，最后以星火燎原之勢而席卷中國，直至取得中國武裝革命的最終勝利，此與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軍事戰略思想正確指導是決然不可作分割的。

　　4.統戰性

　　中國有句古話，叫眾人拾柴火焰高。即如中國革命如此偉大、如此具顛覆性、改變性的艱苦斗爭，沒有人民的廣泛參與是根本無法完成的。所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有利于中國革命的最廣泛統一戰線，是完成革命的所必須依賴基礎。

　　初上井岡山之時，中國工農紅軍的人數不過七八百人，而要使這支疲憊之師跳出強敵圍困，找到一個足以立足與發展的根據地，就成為決定紅軍生死的關鍵問題。此前毛澤東同志對井岡山地區的地形與民眾情況、四周處敵的具體情況都有清晰的了解，還知道山上有兩支農民武裝，即是王佐、袁文才領導的兩支綠林武裝力量。于是，能否做好王佐、袁文才的統戰工作就是能否保證紅軍有一個落腳點的生死存亡問題。毛澤東同志單刀赴會、親自與王、袁會面，打消了他們心中的疑懼與顧慮，后來還送給他們當時最缺乏的槍支，又幫王佐報了大仇。于是王、袁從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信任、佩服到參加革命。王佐后來出任四軍所屬紅三十一團團長，袁文才出任紅四軍參謀長。

　　而后的抗日戰爭時期，為聯合一切可以團結力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抗日的大目標，毛澤東同志以民族大義為重，舍棄了與蔣介石集團的殺妻之仇、殺弟之仇，而與國民黨結成了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說，中國革命的統戰工作，是保證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必不可缺條件。而統戰工作的初創與形成、發展，此與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引導、正確指導決不可割裂開來。

　　至后來的抗日戰爭期間，由于侵華日寇依仗武器與單兵作戰能力的優勢對中國展開瘋狂的戰爭掠奪，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大難臨頭，由于中共領導武裝力量的相對弱勢，又由于國民黨內部在對日作戰問題上出現“速勝論”與“亡國論”的兩大歧論，即使蔣系國民黨也是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總想通過依靠英美等國際勢力達到中國抗戰的勝利終結。而“西安事變”的爆發將逼蔣抗日變為可能，于是，即如一盤大棋在兇險情勢下突然出現了轉機。毛澤東同志及時抓住這一歷史契機，經過中共的艱苦工作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戰的局面，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即使是在農村土改工作中，毛澤東同志也極其注重農民階層的統戰工作。比如依靠貧農，爭取和團結中農，孤立地主、富農等正確農村土地政策的實施，才是保證中國農村土改工作與隨后的合作社、集體化發展道路得以成功實施的必須條件。

　　毛澤東思想的最明顯之處，即是通過對中國社會的最實際了解，客觀定論占人口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訴求。然后順應與正確引導人民通過對政治與經濟等各項訴求的表達，團結起最大多數人民，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奮斗。這樣的奮斗總是無往而不勝。即如毛澤東兵法，人民戰爭理論是明明白白表達出來的，誰都可以看到和學習，但如蔣介石那樣的獨夫民賊就運用不了。因為由他們代表的國民黨只是為照顧極少數人利益的，其結果必然招致對人民利益的損害與掠奪，所以，人民只能成為他們的敵對力量，而絕不能為他們所用。

　　而此，也是毛澤東統治方略的最獨特與成功之處。

　　5.斗爭性

　　但提及統戰，決不是喪失與放棄原則的“入伙”，更不是如王明當初放棄原則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王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的錯誤主張，是右傾投降主義之一種表現。由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沒有成文之共同綱領，又沒有共同之組織形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最大特點是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留在抗戰陣營內部，又執行反共、限共、溶共政策，害怕和反對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人民民主力量，隨時企圖削弱和消滅共產黨。因此，"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之口號，只能把共產黨自己之手腳束縛起來，必然導致共產黨和抗日民主力量之大失敗。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主張在抗日戰爭時期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統一戰線中，實行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采取有團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而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斗爭性并不單獨體現于抗戰時期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它更存在于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一切革命斗爭的實踐中。

　　毛澤東同志的一生，就是斗爭的一生。與一切不合理現象，與一切反動勢力作無畏斗爭，可以說貫穿了毛澤東同志一生。因為唯有通過斗爭才能求得進步。我們講，一定程度而言，矛盾的出現才是一個特定社會真實狀況的客觀映現。正視矛盾，面對矛盾，承認矛盾才是解決矛盾的最必須前提，但若是無視或是蓄意壓制矛盾，待得矛盾積蓄到一定狀態，它的爆發程度就必然劇烈。

　　我們說毛澤東同志一生好斗，但取得政權后卻從不壓制群眾的斗爭情緒，并且還能因勢利導，將群眾的斗爭情緒引導到揭露與抵制社會丑惡現象，反對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遍觀毛澤東同志的一生奮斗歷程，與始終堅持不懈的斗爭是分不開的。我們說并不是毛澤東天生好斗，而是這個社會存在有太多的不公平，而公平正義不通過艱苦的斗爭是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的。他最初是領導廣大農民階級與遍布農村的封建壓迫勢力作斗爭，后來運用革命的武裝力量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再后來又與日本侵略者展開生死斗爭，直到建立政權之后又由于美國侵略朝鮮而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直到戰爭停止開始了經濟建設，又與中國傳統的封建私有制社會傳承作斗爭，再后來毅然發動文革大運動，與黨內走資本主義的變修勢力，與打天下坐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秩序作斗爭。我們說，毛澤東同志的一生都是在不停的斗爭中度過，而他斗爭的最終目的還無不是為了人民利益與國家利益。所以我們講毛澤東同志一生沒有私敵，他樹敵都是為了人民利益與國家利益。所以，即使中國社會“特別是”之后，這個特定社會有了大肆的非毛、反毛惡風逆流，但是毛澤東同志在人民心中樹起的巍巍豐碑絲毫沒有被毀詆。

　　6.調查研究性

　　毛澤東同志最講究對客觀事物的調查研究。

　　即如一九四一年三至四月間，他做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強調：“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

　　這是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干部深入社會，作調查研究。我們知道，正確的策略是黨的生命線。而制定出正確的策略，以指導具體的工作，必須依仗對社會、對要進行工作對象的深入了解才能做出。

　　我們熟悉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即是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兩種錯誤傾向而寫。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而《湖南農民考察報告》又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作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同志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愿意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而堅持自己錯誤見解，他們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而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而1927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于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這個弱點。而毛澤東同志通過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深入了解與調查研究，首先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同盟軍問題，再是通過實地赴湖南鄉下的調查，得出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乃是中國革命力量所得以依賴和可資借重的最廣泛社會基礎。

　　解決了革命所依賴的民眾基礎問題，如何采取革命方式，毛澤東同志通過對當時中國具體國情的深入研究，得出了必須以武裝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但是武裝革命是否具備理論上得以成立的可能?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所作的《井岡山斗爭》中，毛澤東同志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說，如果中國武裝革命連理論上勝利的可能性都不具備，那么，無疑是沒有進行的意義了。而只有先作出理論上的準確推理，再由此制定決心、方案，通過執行實施中的努力方能完成。

　　而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指出，中國革命的紅色割據政權產生與存在是可以成立的。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地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

　　但紅色武裝割據政權能夠產生而且持續的必須條件還要有以下：

　　“(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中國革命的進程也促使我們明白，正因為達到了以上所要求的各項條件，所以，中國革命的火種，便能從當初上井岡山的幾百人火種星火燎原至“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王鞭”的遍地紅色火種與百萬、數百萬人民武裝。

　　上述僅為毛澤東同志倡導與進行調查研究，以及全黨大興調查之風后中國革命的前期發展壯大過程。而后到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即使抗美援朝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同樣是這樣的光輝傳統所致使，遂使得每一項具體工作都得以收獲成功。

　　7.實事求是性

　　毛澤東同志最講求實事求是作風。

　　即如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面臨的實際困惑，是依靠國民黨完成還是中共通過發動全國人民一起奮斗來得以完成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當時黨內還有地位與影響力高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傾向代表人物，他們懼怕國民黨的強大勢力，妄圖依靠國民黨來完成革命的過程，也因而責難與反對當時中國農村已然蓬勃興起的農民運動。毛澤東同志通過對國民黨高層的冷靜分析，得出國民黨必然背叛革命的提前預斷。而是深入中國的鄉村，與廣大農民做朋友，搞農民運動。可以說，從“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同志便退出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他從此廣泛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千山萬水之間。身體力行去做“抓槍桿子”的工作。而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解放區，已有九千多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它人民軍隊的活動。而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了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

　　上述即為毛澤東同志實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斐然成就。

　　而當時由于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國民黨還做著妄圖與共產黨談判“劃江而治”的黃粱美夢。但從大革命以來，從中國的抗日戰爭以來，國民黨的種種失敗、腐朽、反動面目已暴露無遺，中國人民要醫治戰爭創傷，要發展經濟，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必須徹底推翻國民黨在中國的反動統治。所以，毛澤東同志才作出“宜將剩勇追窮寇”的解放全中國的號召。因為實事求是講，國民黨根本已成為中國新生的絆腳石。只有徹底推翻打到，才能還人民一個朗朗乾坤。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反對主觀主義，尤其是反對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首先，在反對主觀主義斗爭中，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奠定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時，第一次明確提出思想路線問題，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出共產黨員要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1937年，他在《實踐論》中，在從哲學的高度總結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斗爭時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6頁)。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同時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他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反對“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其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系統地闡釋了實事求是的具體內容。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中國向何處去”時指出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才能引導我們的民族達到解放之路。他說：“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頁)。只有實事求是，依靠客觀的實踐，不依靠主觀的夸張，才能發現真理。

　　延安整風的基本著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中都談到實事求是，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學的闡釋。他在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時，指出“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這一科學的闡釋，給古老的實事求是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容，使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可謂批判地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光輝典范。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同志指出：“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6頁)。

　　最后，實事求是的學風問題，也是黨性的表現。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同志向全黨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任務，他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是我們的任務”。“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黨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2~813頁)。實事求是，“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與此相對立的主觀主義的態度是沒有黨性或黨性不純的表現。他指出：“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0頁)。也就是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認識路線、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也是共產黨員的學風、黨風、黨性。

　　延安整風運動是黨內發動的“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7頁)。經過延安整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到普及，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空前團結，迎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三：目的性

　　人民性才是毛澤東同志終生奮斗與踐行而要實現的最終目標。

　　無論是初期的土地革命戰爭，還是抗日戰爭，再是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還有文化革命的探索，都無不是具備了人民性這一偉大目的。

　　而毛澤東同志在世時，這一目的已經基本得以實現。從最初土地革命的“耕者有其田”，到后來遍布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化革新，都是保障人民經濟權利得以最好實現的必由之路。置至于至今還被以“浩劫”論定性的文革大運動，更是為保障人民實現政治權利、實施當家做主主人翁權利的大膽探索。都知道社會主義道路只是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性、垂死性分析與科學推理所得出的最終結論。但具體是哪一個國家卻都未真正實踐過。前蘇聯的單一公有制所有制形式已被后來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也不符合當時社會的客觀需求。所以，中國才有公有制形式領導下的集體所有制形成。無論今天怎樣評判，但新中國通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卻是絕不容否定的。

　　我們且勿論成績，即便是失誤，依照今日“改革教”的定義，它不過是探索與發展中出現的失誤，最多是交學費了。卻怎么能有今日對毛澤東時代的時達幾十年的“聲討”與控訴?更何況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建設成就并不是有人蓄意作否定就能否定得了的。

　　說到底還是一句話，是為人民利益還是個體利益。而此才是判斷與識別前后截然不同兩條發展道路的指南針。

　　紀念毛澤東，就要堅定不移紀念毛澤東同志鮮明的方向性——馬列主義信仰;紀念毛澤東同志為改造社會所行使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論;更要紀念毛澤東同志無比堅定的人民性——為人民服務的不變意志。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道路與對人民大民主所作的有益探索。

　　除此之外，一切僅流于形式的所謂紀念，只不過是“葉公好龍”式的空洞化表面文章。

　　即以毛澤東思想系集體智慧說來講，如此以與時俱進為名置毛澤東思想于虛無化、冷遇化狀態，豈不是說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集體智慧，以及為此付出的許多先烈鮮血凝成都俱已過時了?與今天的社會發展情況格格不入了?而今天僅作空洞化、名義化、形式化紀念的意義僅是表明，由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以及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凝成，對于今天與時俱進、解放思想與更新觀念之后的精英而言不過僅具有政權繼承的意義，而毛澤東以及由此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智慧結晶，已經無法適應今天被與時俱進發展后的“特別是”社會實踐了。不遺余力堅持私有化改革也是表示，中共以武裝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現實意義僅在于，由蔣介石為代表的那一些人在中國搞私有化發展不行，而必須由與時俱進之后的精英來搞才能算是代表了社會的先進生產力要求，才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

　　精英的私有化實施也告訴人們，中國人民還不具有當家做主的能力。而還必須依靠特別是精蠅秉承國外精蠅之意為人民設計一條通往所謂自由、民主、富裕的強國之路。中國人民更必須明白，非但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加拿大出了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現在特別是的世界銀行業出現了白求恩。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曾不遠萬里，跋山涉水來到中國，為中國設計出一條富裕、興旺的康莊大道。特別是精蠅只需按此進行實施就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

　　毛澤東思想與特別是社會的最明顯區別在于，毛澤東思想是促使中國人民通過自己奮斗來實現當家做主地位的，而特別是了，人民只需做夢，依靠國外與國內精蠅的設計即能實現當家做主地位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此所以毛澤東思想被特別是虛置化、空洞化、形式化、葉公好龍紀念的最為根本之因。

　　而否定或是拋棄了毛澤東思想，又或是虛置毛澤東思想，都將置中共與人民遠離，置中國人民再次輪回到昔日的被剝削壓迫地位，置中國國家于萬劫不復的社會動蕩與當局不遺余力維穩的可怕往復之中!

　　毛澤東思想的博大精深，遠非上述一些拙劣文字所能概述。今作此不過為引玉之磚，以期有更多更具現實意義的紀念文章問世。而當局如果能從對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的紀念中，深刻反思當下社會的客觀存在問題，在后續工作中力行克服。促使中國共產黨作向人民性的回歸，中國社會作出對人民利益得以忠實踐行的回歸，才是對毛澤東同志最有現實意義的紀念。

　　但事實的發展能否以人民意志為轉移，以國家利益的實現為轉移，現在來說還是未知數。一切都還須作拭目以待。

　　參考書目：《毛澤東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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