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一文就指出：“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是錯誤的任務、政策和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0九六頁)這是對群眾路線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的總結。筆者多次提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共富村社員同一刀切包產到戶后的廣大農村、國企被賣后職工相比的那幅對聯(上聯：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下聯：包賣私有奔小康，官商吃肉民喝湯，動蕩不安;橫批：涇渭分明)已經非常確切而中肯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正確的任務、政策和作風——發展壯大公有制，都是和農民的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就能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三不一少”綱領下的錯誤任務、政策和作風，都是和農民的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只能官商吃肉民喝湯(兩極分化遭殃)，動蕩不安，從而導致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的必然結果。這說明正確的群眾路線，必須有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這些都來源于正確的旗幟和道路。全國8000多個共富村、社，其所以能讓世界人民刮目相看，外國人稱其為第二代延安，到這些村參觀學習、旅游、采訪是到中國來看社會主義(一至十去共富村上黨校文中已經做了初步的論述)，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他們在以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農村黨組織領導下，身體力行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的結果。正如吳仁寶領導的天下第一村華西、史來賀領導的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劉莊、抗日英雄雷金河捍衛的周家莊人民公社等都始終堅持公有制不動搖，吃包產到戶的“后悔藥”的王宏斌領導的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徐德全領導的北徐莊，田雄領導的建筑王國韓村河等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上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而創造的各有自己優勢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現代化農村都市;社員都過上了功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居有其屋、病有所醫、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他們反對、痛恨搞私有化的干部脫離群眾的“三負責三不負責”現象(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楊玉華、姜剛，7月7日;《中國剪報》7月9日)——對上面的領導很負責，而對下面的群眾不那么負責( 陜西省西安市組織系統一位干部向記者表示：讓領導滿意有用，而讓群眾滿意沒用。“有時也心寒，群眾稱贊的干部未必能提拔，將上面的領導服務好了，你的進步會加快。”);對富豪商人前來投資等很負責，而對平民百姓辦事不那么負責;對宣傳鼓動工作很負責，而對行動上貫徹落實不那么負責。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近日所作201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審計工作報告，抽查的54個縣中有47個縣的民生投入多項未達標，比例高達87%。有些地方政府并不缺錢，他們在違規出臺招商優惠政策時很“不差錢”，他們只是覺得增加民生支出回報太少，是“虧本買賣”(《中國剪報》7月6日)。不難得出，現在的招商引資逼農民賣地是官商勾結坑害百姓的主要渠道。這和我們一些干部將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變成理論聯系實惠;把密切聯系群眾變成密切聯系領導;把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吹棒(他掌控的媒體)和自我吹棒相結合是出自一轍，即千方百計(是共產黨員但不是共產主義者)要升官發財讓自己先富起來當官僚資產階級，將自己的姑娘嫁給資本家子弟，和資本家共同鯨呑國家財富。然而這些共富村則不然，即使有省、市委辦公廳陪同人員的大經濟學者，也毫不留情地對其反對毛澤東思想旗幟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進行針鋒相對斗爭。僅以南街村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提法和做法，轟動了海內外，也驚動了上層，還引起了爭論，有專程到南街村來和他們爭論、反對的“大學者”。下邊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頁刊登的王宏斌與一位反對南街村旗幟和道路的經濟學家的對話。

　　“1998年2月，從北京來了個經濟專家，省、市委辦公廳派有陪同人員。來到南街村，一坐下來他就問我：‘你們南街村是靠毛澤東思想發展起來的?’我說，一個人的成長，一項事業的成功，并不是一個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說，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開放······各級領導關心和支持，再加上我們堅持以毛澤東思想育人。他說：‘這幾個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南街人還沒有這個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們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給你匯報。再說，社會上現在還沒有這種計量器賣。如果有了，我們可以買一個，把它計量計量，再給你說。他又說：‘你們南街村搞經濟，假若經濟搞垮了，那不說明毛澤東思想也被你們搞垮了么?’我說，哪能這么講啊!現在國有企業垮了那么多，下崗工人那么多，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哪能說小平理論不正確?他說：‘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是兩回事。’我說，你講錯了，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里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你怎么說是兩回事?他說：‘總書記講的也不一定對。’我說，總書記個人有時講的不一定對，這也很正常。可這不是他個人講的，這是黨中央集體的意見，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說：‘十五大也在發展。’我說：發展也有個過程，十五大剛結束，他就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發展成兩回事了嗎?他說：‘不管你怎么講，反正我們這些經濟專家百分之百反對你們南街村的做法!’我說：不要說百分之百的反對，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對，我們南街人愿走這條路，我們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們爭論后，他走了。”

　　這位有省、市委辦公廳派陪同人員來南街村的經濟專家，肯定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后臺、“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的忠實執行者。人們猜測，他來南街村不全是個人行為吧!要不，還未聽到哪一位專家下來搞調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專人來陪同——實質是拉著大旗作虎皮，來嚇唬王宏斌，但王宏斌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從他與王宏斌的對話不僅讓人非常驚訝、不可思議，而且暴露了他這位改旗易道的經濟學家的真面目，也驗證了香港經濟學教授所說的：“內地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不多”這句話的分量。看來香港這位經濟學教授能識“廬山真面目”，只緣他身不在此山中吧!

　　群眾路線教育活動，要緊緊圍繞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為民服務清廉為主要內容，按照鏡子(共富村是最好的鏡子，群眾路線的模范;除此而外的小崗村及其一刀切學習者是哈哈鏡)，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統一要求，自上而下在全黨全面展開。這就是說群眾路線教育的關鍵是舉什么旗幟(指導思想)、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凡是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中國人民的要求——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在馬列主義本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才能走這條路，除此而外，再無其它旗幟可舉，道路可走。這已被中國共產黨九十年歷史，特別是建國后前后兩個30年的經驗和教訓檢驗得出不言而喻的結論。也就是說，中國只有像共富村那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因為私心是私有制的產物，且二者互為因果，修正主義是共產黨內的叛徒——堡壘就從這它這兒被攻破;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黨和黨員的成熟，就能立黨為公;這樣才能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為實現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而奮斗——盡管奪取政權和搞公有制不易，但實現兩個徹底決裂更難。

　　這就是去共富村上黨校的歸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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