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群眾語言

　　(一)群眾語言的概念

　　到處都在使用“群眾語言”這個詞。究竟有否“群眾語言”這種事物，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但對于“群眾語言”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事物，卻有著不同的理解。

　　我理解：群眾語言雖然不是獨立于民族語言之外的、與民族語言并列的“語言”，確屬社會習慣語一類，但是它在規模與意義(價值)上絕不是所謂“貴族語言”、“沙龍語言”、土匪黑話或各專業術語等社會習慣語所能比擬的，前者要大得多。如果把一個民族的規范語言比作一個建筑物，而(舊稱)“文學語言”——我意見應更名為“文化語言”。因為“文學語言”易理解為文學作品的語言，而文學作品往往大量采用群眾語言。群眾語言主要還是為未讀過書(或讀書少，文化程度低)的群眾所使用，而達到一定文化程度的則習慣于使用(舊稱)“文學語言”。所以名之為“文化語言”當更為妥當(如果能將“文化”作為詞根“文”與后綴“化”合成的詞來理解“文化語言”這個名稱，則更自然)(下文即用“文化語言”這個名稱)——是它的主體，則“群眾語言”即是它的基礎。

　　“群眾語言”與“文化語言”為相對應的概念。群眾語言與文化語言相比較，在詞匯、語法、修辭等三方面都有著明顯的特殊性或特色。在詞匯方面，雖然兩者有交叉部分，但各有著更大的獨特部分。在語法方面，雖然摒棄了不規范的方言特異之后并沒有特異于民族語言的語法結構，但是從慣用(常用)這個角度來分析，則有著明顯的特色。在修辭方面也是一樣，群眾語言雖然沒有超出民族語言全部修辭格之外的特殊修辭格，但從慣用(常用)這個角度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特色。

　　“群眾語言”與“口頭語言”不是同一關系的概念，如在書面文學作品中使用的群眾語言則不能稱為口頭語言。因此，“群眾語言”與“書面語言”不應看做是相對應的概念。

　　同一道理，“群眾語言”與“民族的規范語言”也不是相對應關系的概念。書面文學作品中使用的群眾語言大都是規范語言;未上書的群眾語言在語法方面(摒棄方言特異)也基本上是規范的。即使在詞匯方面，雖有不同于文化語言的獨特部分，但在基本詞匯特別是它的核心——根詞方面還是共同的，這部分無疑是規范語言。而那獨特部分，也有許多逐漸被文化語言所采用或有可能被采用，因而成為規范語言。

　　“群眾語言”與“方言”不能混為一談，盡管群眾語言總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現，或者說群眾語言有著強烈的地方性。談論群眾語言是在拋開了各種方言的差異的條件下，在與文化語言的對應關系中進行的。

　　“俗語”這個詞與“群眾語言”很相近，但是現在人們多半是從詞匯這一方面來使用“俗語”這個詞，因而它沒有“群眾語言”這樣完整的意義。

　　可以稱為“群眾語言”的同義詞的，只有三十年代所通用的“大眾語”一詞。然而，當初“大眾語運動”的鼓吹者受了馬爾學派“語言新學說”的影響，對“大眾語”作了不正確的解釋，把它說成是脫離民族語言的“階級”語言，只有魯迅等少數人正確地運用了“大眾語”的概念。“大眾語運動”無果而終，“大眾語”這個詞也被人們放棄了。

　　終上所述，群眾語言是屬于社會習慣語，但其地位不同于其它各種社會習慣語，它是主要為廣大無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群眾所使用的、與文化語言相比在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都有顯著差異或特色的社會習慣語。它是文化語言的基礎。“群眾語言”是與“文化語言”相對應的概念。

　　(二)群眾語言的特點和優、缺點

　　試從詞匯、語法、修辭三個方面分析群眾語言的特點。

　　1、在詞匯方面。

　　1)關于詞匯的量。

　　群眾語言與文化語言有共同部分，但這共有部分在各自的詞匯中都只是一部分，也就是說各自都有著特異部分。我曾依據《漢語拼音詞匯》(收詞兩萬條的)做過估算，其中也為群眾語言所有的詞僅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的詞為無文化的群眾所不用。

　　是否群眾語言的詞匯容量比文化語言的小呢?是小的。但絕不是只有文化語言的百分之三十。我估計，以詞條為計量單位，群眾語言詞匯的量，至少也能有現代文化語言通用詞匯(不包括專門性很強的專門術語)的百分之六十(包括共同部分)那樣大。當然不是要把各種方言的詞混加在一起，只是就一種方言而言即可達到這個數量(我曾想收集本地群眾語言的詞語，編一本《本地群眾口語詞語一萬條試析》，其中也要包括各種熟語。很遺憾，因缺乏時間和精力，也缺乏毅力，只能想想而已)。

　　2)關于詞匯的構成。

　　群眾語言詞匯與文化語言詞匯的共有部分，是民族語言的基本詞匯，特別是它的根詞;多為單音詞，也有復音單純詞和合成詞。

　　對群眾語言詞匯的獨有部分，試作如下劃分：

　　單音詞：

　　一種是有文字的，但現代文化語言已不作單音詞用。如B聲字：暴——群眾語言可說：“他脾氣暴(暴躁的意思)”，“他死得暴(太突然，太意外的意思)”;扮——群眾語言可說：“他扮哪個角?”(扮即扮演);表(非錶)——群眾語言可說：“他又表他那一段功勞了”，“表一表”。有的雖然在文化語言中也能作單音詞用，但群眾語言卻還能在特有的意義下使用。仍舉B聲字，如：崩——群眾語言可說：“拉出去崩了”，“崩”即槍斃的意思;冰——群眾語言可說：“魚都冰起來了”，“冰”即冷凍的意思。在文化語言中，“崩”、“冰”都不能這樣用。

　　第二種是無文字的，這基本上是方言詞。如我地方言(仍舉B聲字)，稱傻為biāo(彪)——“你真biāo!他給你怎么不要?”;稱侈言為bāi(掰)——“他最能bāi啦”;稱訓斥為bēn(奔)——“他叫大隊長好一頓bēn”;稱抱住為běng(綳上聲)——“他把他běng住了”。這一類數目很為可觀。

　　復音詞：

　　一種是寫不出的，不知該用哪個字，和哪個字也挨不上邊，因此也辨不出是單純詞還是合成詞。這當然也都是方言詞。如我地方言(舉B首詞)，稱糞便為bǎbɑ(巴巴);稱夸夸其談為bàihuài(敗壞)—“別聽他bàihuài!”;稱活兒做圓滿了為bàndeng(半登)了——“你地豆子都栽bàndeng了?”;稱不管用、劣等為bīshì(逼勢)——“這次一比量，咱們最bīshì”。這一類數目也很可觀。有的復音詞似可定字，但也把不準;有的其中一個音節似可定字。如我地方言(仍舉B首詞)，稱瞪白眼表反感，震懾對方為bèleng——“他拿眼珠子bèleng我”——似可寫做“白愣”，但不懂此方言的人是不會理解的。又如，稱勉強別人做事為bǎngfu——“他不愿意干你就別bǎngfu他了”——其中bǎng似可寫做“綁”。

　　我地方言中還有一些帶音節后綴的復音詞，其后綴音節與前面的音節不是處于平等地位是明顯可見的(所以稱為音節后綴，因為它不表附加意義，不是詞素，只是一個音節)。如我地方言有如下一些以lou(婁)為音節后綴的復音詞：

　　(略。計47條)

　　第二種是文化語言中也有的詞，但在群眾語言中還有特有的意義。如“利索”，利落的意思，群眾語言中的“利索”也有這個意義，但還有“完結了，沒有負擔了”的意義，這在文化語言中是沒有的。還有的是文化語言中的詞在群眾語言中被誤用，而這種誤用又有很大的普遍性，這無疑是應當受規范的。如，把“體驗”誤為“體現”，說：“我很有體現”;把“不自然”混同如“不自在”，說：“他這幾天不自然，可能是感冒了”。另外，因對文化語言中的詞誤讀而造成“別詞”，居然也能在一部分群眾中通行。如無文化的老農普遍將“自留地”稱為“私留地”。可能是因為自留地的主要部分是“飼料地”;又說自留地，又說飼料地，他們聽混了，而且他們原沒有“飼料”這個詞;舊社會又有種“四六地”的，說得順口，因而便誤出個“私留地”(其實在他們那里是有音無字)。又如他們稱“尼龍布”(實際是塑料薄膜)為“雨龍布”，可能是因為“尼龍”是音譯，他們無文字幫助記憶，記不住，而雨天可用它來遮雨，故致此誤。又如稱“的確良”為“地球涼”，稱“毛的確良”為“金翅亮毛”(金翅亮是一種昆蟲的俗名)，可能都是同因。魯迅在《阿Q正傳》中寫未莊的人稱“自由黨”為“柿油黨”，即反映了此種情況。

　　2、在語法方面

　　群眾語言有著如下特點：

　　1)句子短，句子中的附加成分和連帶成分很少。這是口語的特點。人們不能停止呼吸來說話，而吸氣的時候不能說，只有呼氣的時候才能說，而呼一口氣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句子便不可能過長。再者，口語只能聽，話完音消，不能追回，必須當時聽清，若句子過長，附加成分或連帶成分過多，則句子的主干——主、謂、賓語便不易搞清。因而在群眾語言的句子中不但沒有疊床架屋式的堆砌形容詞的現象，而且對于那些不能省略的附加成分和連帶成分往往采用后附小句補說的辦法來解決。

　　試舉例。今日見到的報紙有這樣的一句話：“千百個在不同國家里被采訪的XX難民，眾口一詞地描述了XX當局是怎樣經營這種野蠻的人口交易的。”(《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

　　這要用我地群眾語言來說，便將是這樣的：

　　“XX國做這個人口買賣，可野蠻了。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講—現在逃到哪個國的都有，他們把XX的那個野蠻法兒都講出來了，講的也都一樣。”

　　實際的群眾口語也許還要增多一些代詞、語助詞、感嘆詞之類。可以看出，群眾口語比文化語言要啰嗦一些;有些意思還講不出，如“被采訪”則未講出，勢必要講，則還需添許多話。但，它卻比文化語言要易懂得多，特別是在只靠聽的時候——這不僅對無文化的群眾是這樣，即使是有文化的人也會覺得更容易聽懂。

　　操文化語言的人的口語的句子也是較短的，但比群眾口語還是要長的。應該說，群眾口語句子短不僅是由于受呼氣時間和語音停留時間的限制，而且還有語法知識程度和思維能力方面的原因。

　　2)復句少，固定化的關聯詞少。

　　群眾語言中也用復句，但與文化語言相較，復句的使用量是明顯地少的。在敘述性的群眾語言中更少用偏正類復句。試看這一段群眾語言：

　　“天旱就好起蟲子。東山坡那么大一塊地，苞米苗都長這么高了，就四五天工夫，都吃成橛兒了。那時候就一個來月沒下雨啦，地都干裂口子了1。王老五就說今年算是交了。我們也沒泄勁，把不能行的苞米苗都刨去了，埯上了豆子，能行的苞米就澆水2。干了四、五天，豆子都埯上了，天也下雨了3。到秋天，還真不錯，苞米、豆子打得都不少。從錢上看，不比上年少。就是向國家交的糧數能少點。豆子怎么地打不過苞米。”

　　這一共十句話，只三個復句，即注號碼的三句，又都屬聯合復句，沒有偏正復句(1連貫。2并列重聯貫。3并列)。

　　這要換成一個學生去調查，也許會寫成這樣的：

　　“因為一個來月沒有下雨，所以地都干裂了。因為天旱適合于害蟲的繁殖，所以蟲災蔓延很快，為害嚴重。結果，僅四、五天時間，害蟲就把該隊東山坡很大的一片地的玉米苗吃得所剩無幾了，盡管當時玉米苗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雖然當時有人吹冷風，說今年沒有希望了，但是該隊廣大貧下中農不但沒有動搖，反而更加斗志昂揚，干勁倍增。他們苦戰了四、五天，給沒有被害蟲吃掉的玉米苗澆上了水，又把被害蟲吃光了葉子的玉米苗的根莖刨掉，改種了大豆。由于貧下中農這樣艱苦奮戰，因而終于戰勝了旱災和蟲災，奪得了豐收，玉米和大豆都取得了較好的收成。因為大豆價高于玉米，所以從收入上看，這一年還要略高于前一年。但因為大豆的單位面積產量是低于玉米的單位面積產量的，所以他們這一年向國家交售糧食的數字是低于前一年的。這是該隊貧下中農所頗感遺憾的。”

　　這里除附加的最末一句是單句外，八句話全是復句，而且偏正復句就占了七句。當然這不是很精練的文化語言，但還是可以用來說明文化語言與群眾語言在使用復句方面是有差別的。

　　從上例還可看出，有些時候，群眾語言比文化語言還要簡捷。但這是拋開了精密這一標準之后而談的。上面我模擬的群眾語言顯然沒有我模擬的學生調查記精密。在這一點上，上例也可以代表基本情況。

　　群眾語言在對話中使用偏正類復句比在敘述中使用的多;偏正類復句中的關聯詞也比聯合類復句中的多，但也有不用關聯詞的，且關聯詞中也較少固定化的。請看下列例句：

　　——因果關系：

　　a.“他跟他倆好，他就告訴他唄!”

　　——假設關系：

　　b.“要是他跟他倆好，他可就能告訴他。”

　　c.“就是他跟他倆好，他也不能告訴他。”

　　——轉折或讓步關系：

　　d.“白（別）看他跟他倆好，他可不能告訴他。”

　　e.“他跟他倆好不假，這事他可不能告訴他。”

　　f.“他是跟他倆好，可這事他不能告訴他。”

　　——條件關系：

　　g.“除非他跟他倆特別好，他才能告訴他。”

　　這七個句子，a句無關聯詞;d、e、f句意思一樣，關聯詞的后一個詞也一樣，都是“可”，但前一個詞卻不一樣，分別是“白看”、“不假”、“是”，可見未固定化;b、c、g句的關聯詞基本上是固定化了。

　　3)用代詞較多。群眾語言中使用代詞明顯地多于文化語言，不僅是人稱代詞、指示代詞，而且經常使用疑問代詞代事。如，在我地群眾中時時都可以聽到這樣的話：

　　“要是那么樣，那可就要干什么啦!”

　　這樣的用法有時是為了避諱;有時是為了省事，因為聽者都明白;但更多的時候是因為無力說清楚，聽者只好各自含糊地去理解。如魯迅所引的“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么都要媽的了”，即是反映了這后一種情形——盡管這是幽默的夸張，但群眾語言中的這類情形是確實存在著的。

　　3、在修辭方面。

　　1)大量使用比喻類修辭格，包括比喻、粘連、歇后藏詞等格。所謂“大量使用”不只是說在群眾語言中，比喻類修辭格的使用頻率比其它修辭格的使用頻率高，而是要把群眾語言和文化語言相比較—在群眾語言中，比喻類修辭格的句子在全部句子中的比率要大大高于文化語言中比喻類修辭格的句子在全部句子中的比率。這絕不是主觀臆斷。當然我也沒有精確的計算。但是任何清醒的人只要與操群眾語言的人有足夠的接觸，就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群眾語言在描繪事物的形態，評論事物的性質、價值，分析事物的變化原因等等幾乎所有一切的場合都簡直離不開比喻類修辭格。群眾語言依靠這樣使事情變得簡單，即易說，又能收到形象、易懂的效果，但含糊、似是而非也是難免的。

　　2)大量地使用熟語，包括成語、歇后語、諺語等。這一條的外延要與上一條部分重合，但提出的角度不同。群眾語言中的成語(排除微量的與文化語言共有的成語)，也有一些四字式的，但大量的是長短不齊，非一律化，同時也可拆、并、加襯字。這些成語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煉話”，用了它們可以使語言形象易懂，生動有趣，又可使語言簡捷，節省時間。如：“逼鴨子上架”;“越了鍋臺上炕”;“擼一下巴頦子chī(嗤)水”( chī水即涎水);“撂嘴巴子給nī(妮)打”( nī即人家);“沒點起火倒搌弄出煙了”……

　　3)一些主要靠訴諸文字才能顯示修辭效果的辭格，在群眾語言中則很少使用，如對偶、排比、回文等。使用時，格律也不像文化語言的那樣嚴。如對偶，不避同字——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回文，中間字的字序也不那么嚴格——例：“難了不會，會了不難”。

　　綜上所述，與文化語言相比較，群眾語言的優缺點可歸納如下：

　　基本的優點是形象，因而易懂，又生動有趣;有時又簡捷、明快。基本的缺點是含糊，即不精確，不嚴密;多數(人和場合)又是比較啰嗦的——除了因缺詞匯而釋義，因不慣長句而作小句分述外，在群眾的語言實踐中我們還可看到一些別的原因，如思維不清、缺乏文法訓練所造成的無價值的重復(音節、詞、句的重復)、層次凌亂、不完整、不連貫等等現象。另外，群眾語言中還有猥褻的成分。

　　因為群眾語言形象，善于描繪事物，所以適合于文學作品應用。群眾語言也能夠運用比喻等方法對事理作粗略的說明。有一些政論文章，特別是一些向群眾宣傳方針政策的文章，應用群眾語言，效果也是很好的。這即所謂“深入淺出”。毛主席的文章在應用群眾語言，實現深入淺出方面即堪稱典范。當然不是單純應用群眾語言，而是與文化語言相結合，實質就是學習群眾語言。即使完全為群眾而寫作的文學作品，也不能單純應用群眾語言，為了簡潔，為了表達深刻的思想，不能不與文化語言相結合。魯迅的作品也注意應用群眾語言，但還是以文化語言為主。群眾語言被著作家所應用的部分在被應用時自然要受到提煉和加工，這就為被文化語言所吸收打下了基礎。

　　因為群眾語言有著不精確、不嚴密和啰嗦的缺點，所以若用來表述科學理論是極其困難的——如果因為允許不限篇幅的釋義和補說而不說不可能的話。基本上可以說，群眾語言是不適合于科學理論著述應用的(但不排除科學理論著述中應用群眾語言的個別成分)。所以，群眾要掌握科學理論必須先掌握文化語言;學校教育也必須使學生掌握文化語言。群眾掌握了科學理論以后也許還能用群眾語言來表述它，但這是只有群眾才可以做的事情。

　　(三)形成差異的原因

　　漢語自古以來便是語、文脫節。漢字難寫，難以詳細記錄口語，古人只能摘其要，這便是古人的文(魯迅論，見《門外文談》)。而訴諸文字才形成的文化語言又總是跟不上主要以口語形式出現的群眾語言的發展。在古代，統治階級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極力限制文化語言與群眾語言的接近與結合，人為地加劇文化語言與群眾語言的分離，形成與群眾口語相去甚遠而且越來越遠的官方語言——文言(又稱“雅言”)，使之成為統治階級的專利品，群眾不應用也不會應用它，而它又被置于語言的“正統”地位，群眾語言被斥之為“俗語”，這樣統治階級便可也利用語言來維護他們對人民群眾的統治。

　　但是，在古代也有傾向人民的文人注意學習、應用群眾語言，特別是宋、元以來，出現了許多大量使用當時群眾語言寫成的書，最終竟形成了新的文化語言——語體文。“五四”運動確立了語體文的正統地位，它從此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是，語體文這種文化語言原本不等于群眾語言，它與群眾語言還有著很大的差異。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雖然有與群眾語言更加接近的一方面，但是更主要的還是與群眾語言相分離。這分離的方面中主流是好的，是前進的，是使語言向精確、嚴密、簡練的方向發展所必需的，是科學的抽象思維所決定的(形成差異還有思維方面的原因，下題將談到)。無論是大幅度地增加合成詞和積極采用歐化句法，其主流都是好的。然而也存在著不好的支流，它加劇了文化語言與群眾語言的分離，而且沒有積極意義。如，在詞匯方面，在已經有較通俗的同義詞完全可以代替的情況下，還多余地啟用文言詞和多余地“人工合成”詞;在語法方面，濫用歐化句法，在用短句分述的辦法已經能夠表達得很精確，很嚴密而又不很羅嗦的情況下，還要故意合并成冗繁、難懂的長句。——這些都屬于不好的支流。

　　二、關于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及其與群眾語言的聯系

　　語言是思維的直接現實。語言總是要適應思維的。群眾語言的特點歸根結底是來源于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

　　現試從與群眾語言的聯系上來分析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

　　1、概念。

　　前一個題目已談到，群眾語言詞匯的量是要少于文化語言的，而且那里對文化語言僅限于通用詞匯，若再加上專門術語，它將顯得更少。

　　如果群眾語言里有與文化語言里相應的詞的同義詞，則不認為是缺少，只有缺少表達文化語言的詞所表達的意義的詞才算是缺少，那么，這種詞的缺少，實質上是概念的缺少。也就是說，對許多事物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概念的階段。若分析一下群眾語言所缺少的詞，就會看到，它們或者是操群眾語言的人見聞不到的事物，或者是他們雖能見聞到但只靠見聞卻認識不了的事物的內在的、細微的屬性——這些屬性只是科學和哲學研究才將它們揭示了出來。

　　2、判斷。

　　無文化和文化程度低的群眾的判斷多半是個別判斷，特殊判斷則較少，普遍判斷則更其少。他們要介紹一件事情，總是要從頭說起;他們要評論一種事物，總是要講見聞到的具體或個體，而且多半僅限于此。就是說，他們不慣于概括和抽象。《紅樓夢》寫劉姥姥在榮國府隨行酒令，當鴛鴦出句：“左邊‘大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稼人罷!’”當鴛鴦又出：“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只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這一段即生動地表現了無文化的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

　　群眾作普遍判斷是很吃力的，同時也應該說他們對此是很謹慎的。這是由客觀存在所決定的。他們多半被生計束縛在狹小的天地里，沒有文化，不了解直接見聞以外的事物。他們只慣于作個別判斷，使認識局限于個別。他們有時也作普遍判斷，往往把局部經驗即誤認為是普遍真理。但由于他們謹慎，更由于他們的判斷總離不開個體，或總是依據見聞的具體，所以除了被假象所迷惑的情形以外，他們的判斷，在局部看來，往往更接近于真理，而不像一些書生，往往好輕率地作普遍判斷——不依據具體，而根據想象作普遍判斷——那樣的經常出現荒謬。

　　個別判斷為主，是群眾語言用代詞較多的根源。

　　3、推理。

　　無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群眾最慣于運用的是類比推理，運用歸納推理則較少，而運用演繹推理照需要則更顯得少。

　　群眾運用類比推理似有兩種類型：

　　一種可稱做“等同類比”。即同一種類事物的比。如：“XX生產隊都那樣弄了，咱為什么不那么弄?”“XXX怎么都記十分工，我和他一塊去的，一塊回來的，怎么就記八分工?人還有成有秕子嗎?”(這最后一問句是用“相似類比”來批評對方不一視同仁)。

　　應當說明，叫做“等同類比”只是考慮“等同”可與“相似”對舉，而實際上是不確當的。世界上絕沒有絕對等同的兩件事物。但是，只要按照與結論直接相關的屬性是等同的規則來推理，那就會是正確的;如果，兩事物有許多屬性是等同的，而與結論直接相關的屬性卻不等同，那么這個推理就將是謬論。如第一例，若“X隊”決定應當“那么弄”的屬性與“咱隊”是等同的，那么“咱隊也應那么弄”的結論就是正確的，反之即是謬論。第二例，若“XXX”與“我”的勞動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是等同的，那么“我和XXX應記一樣的工分”的結論就是正確的，反之即是謬論(這里拋開了計時工的情況)。因此應用等同類比應極謹慎，如在推廣和學習一地具體經驗時，就應防止機械模仿、照搬。

　　群眾運用等同類比是極其普遍的。有兩個方向，一是跟以往的同類比，二是跟左近的同類比。等同類比對于運用它的局部來說，也能使人們得到新的認識。正像交通運輸屬于生產一樣，等同類比使人們把對甲的認識移于其同類的乙，那么人們因此而得到的對于乙的認識就應該說是新的認識。

　　群眾的基本學習方法是模仿、照樣做，這即是應用等同類比。這是否就否定了群眾的創造性呢?不能。由于群眾的思維基本上離不開個體和具體，在他們“照樣”的時候就會注意到要“做”的具體的特殊點，使“樣”適合于這個特殊點，這當中就會有創造。當然，缺乏抽象思維能力，創造力總是要受限制的。

　　第二種可稱做“相似類比”。這并不是同一種類事物的比，而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在某一點性質上相似而構成的比。如：“——‘你就摳(追問)他這個事，他要實在沒有再說。’——‘那不是撂嘴巴子給人打嗎?’”再如：“驢堵死胡同還得尥蹶了!逼急眼他非跟他干不可。”

　　第一例，若用演繹推理將是這樣的：自找難堪的愚蠢行為，是不可為的(大前提)。沒有根據的責難對方就將給對方提供責難自己的機會，這是自找難堪的愚蠢行為(小前提)，因而，這是不可為的(結論)。而相似類比推理卻是這樣的：自己送嘴巴子給人家打，這是愚蠢的行為，是不可為的。沒有根據的責難對方，給對方提供責難自己的機會，就像自己送嘴巴子給人家打一樣，是愚蠢的行為，因而是不可為的。群眾在表達時往往把實體省略，只出現喻體，把結論也省略了。但這絕不只是一個修辭的問題。絕不是先用演繹推理思維，再翻譯成比喻修辭格表達，而是直接用相似類比推理思維，頭腦中直接出現與其事理相似的“撂嘴巴子給人家打”的形象，以此即得出結論。

　　第二例，在表達中實體出現了;但思維者也是在頭腦中直接出現與其事理相似的“驢被堵到死胡同要尥蹶”的形象，運用相似類比推理來得出結論，而不是翻譯。

　　群眾大量應用相似類比即是群眾語言大量應用比喻類修辭格的內在原因。

　　相似類比對于認識的價值要高于等同類比。等同類比僅限于同類，相似類比卻是非同類而同理，它既是形象的，而又帶有抽象的、理性的性質，接近于從一般到個別的演繹推理。但它畢竟還是這一具體事物同與其相似的另一具體事物的比，不是從一般原理到個別場合，因而還是要劃歸類比推理。

　　給群眾講課要多舉例子，多打比方，群眾才易懂。這舉例子就是等同類比，打比方就是相似類比。

　　群眾也應用演繹推理，但量是少的。例：“人家這是給隊里辦事(才負傷的)，隊里憑什么不管?”這即是省略了大前提的三段論式。完全式即：給隊里辦事負了傷隊里要管(大前提)，他這是給隊里辦事才負傷的(小前提)，他這事隊里要管(結論)。但也有可能是類比推理，即：“某某給隊里辦事負傷了隊里都管了，他這也是為隊里辦事才負的傷，隊里怎么能不管?”

　　群眾在思維上的上述特點的優、缺點可以歸納如下：

　　1、形象性。群眾在思維上的基本特點是形象。概念，絕大多數未脫離形象。判斷，個別判斷當然未脫離形象，即使普遍判斷，也多半以成語(煉話)、歇后語的形式出現，絕大多數運用比喻，因而也未脫離形象。推理，類比推理，無論等同類比、相似類比，也都未脫離形象。請看“群眾紀年法”——這是屬于概念的問題——無文化的群眾很少說“一九XX年”、“民國XX年”，而習慣于說“我結婚那一年”、“生二孩子那一年”、“打封建那年”、“入高級社那年”、“地震那年”。這樣說時，頭腦中即出現那些事情的形象，聯系這些形象來紀年。因為形象，對于思維者，思維便較容易，較便捷;表達出來，聽者也感覺易懂。這是優點。然而，局限于不脫離形象，思維又是膚淺的，停留于表面現象，難于產生深刻的思想;有時又是含糊的，缺乏精確性。比喻雖然形象，但比喻總是有缺陷的。相比的兩者不是相等，只是某一點相同，若以一點代全面，就會形成謬誤。群眾也能作抽象思維，但量是少的。應該說，無文化的群眾抽象思維能力較差——托爾斯泰在評論高爾基的小說《公牛》中的農人的語言時指出：警句在俄國話里是不相宜的。而諺語和格言又當別論，它們不是今天才有的(見高爾基《文學寫照—列夫.托爾斯泰》)。這里所說的俄國話即是指俄國農民的話。托爾斯泰的觀察是準確的。我想，這道理就是因為警句是抽象的，而諺語和格言多半是形象的——群眾樂于接受運用形象思維而產生的文學作品，特別是故事，而難于接受抽象的學術論著，即主要是因為群眾抽象思維能力較差。

　　2、具體性。群眾作判斷，多半離不開具體甚至是個體。群眾總是根據見聞到的具體事物來思考問題、提出觀點，多半不是根據原理、原則來思考問題。具體性的優點是，在局部，它往往更接近于真理，前面已經談到這點。但是人們的直接見聞總是要受到局限，僅據此得到的認識就難免陷入偏狹。有時候的所謂 “根據事實”，竟成為列寧所指斥的“兒戲”。人們上這種兒戲的當也就太多了。應用等同類比，習慣于模仿、照樣做，這也體現了思維的具體性。因為被模仿的“樣”已經見到了成功，所以這一般是有把握的。但有時也容易吃虧。因為所謂“等同”，并非絕對的同，總有所不同。如果忽略了不同，就要吃虧了。

　　群眾在思維上形成上述特點的內在原因是小生產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眼界狹小，只能看見固定的一小局部，一些個別;他們也只求個別，在許多領域不求一般，不根據一般去求別的個別，這就束縛了它們的認識能力，形成保守性。如類比推理，從個別到個別，——農民群眾最大量地應用類比推理，就是因為個別對他們已經夠用了。產業工人、城市居民，即使是無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由于接觸了社會化的大生產和商品社會，眼界開闊了，因而他們就比小生產的農民知識多，比他們思路開闊，思維也更活躍。形成群眾思維上的上述特點的外在原因是無文化。外因是條件，但條件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也是很重要的。西方世界社會化的大生產很發達，然而勞動群眾由于無文化，仍然處于愚昧狀態，難于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科學，更不用說進行科學研究，精神無所寄托，被指為“人心荒廢”。

　　三、研究的價值——與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與改造人們的認識能力有關的一個課題

　　1、巨大的差異

　　前面我們已分析了無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群眾與達到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在語言和思維上的差異，現在我們應當綜合起來，看看生活中隨時可見的巨大差異。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批評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格格不入”。這是確實的，不僅在那時是確實的，即在今天也仍然有“格格不入”的問題。但其原因不只是世界觀方面的，還有專業和文化程度方面的原因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語言上和思維形式上的差異這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特別是在我國今天，這后一個原因更已經上升為主要的了。

　　請看：

　　——一群農民干部在討論問題，討論得很熱烈，可是進去了幾個知識分子的領導，立時便消沉了，問也不愛講了，講也很吃力，吭吭吃吃的。這里雖然也有上下級關系的問題，但語言和思維的差異仍然是個重要原因。

　　——一個工農干部，給群眾講話滔滔不絕，蠻有精神，可是讓他到上級的大會場上報告同一件事情，他就要準備一個稿子，要學文化人的講法，結果倒講不明白，或者干干巴巴。

　　——幾個農民把兩個不得人心的城里干部嘲罵了一通，周圍的農民都樂不可支，而這兩個干部卻含糊陪笑，不知被罵。

　　——要辦一件事情，發了文件卻不見實行，非得開一個現場會，他才能照樣做。

　　——無文化的群眾聽不懂廣播的大部分內容，雖然講的是同一民族的語言。

　　——一個材料，字都認識，也能念下來，可就是不懂它的意思。

　　等等。總之，差異是隨時可見的。

　　古人曾經熱衷于描述“雅”、“俗”的差異。當然他們是自恃文雅，要貶低“俗人”，從而可心安理得地統治“俗人”。但，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是明顯的，巨大的。

　　2、廣大的面

　　有人說，現在群眾的文化程度都已經很高了，說那樣的話和有那樣的思維特點的人已經不多了。可是實際上并不是這樣。據我觀察，他們在總人口中仍然占大多數(當然不全是標準典型)。

　　習慣于科學的思維方法——唯物辯證法的人在全社會中還是不多的。——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上述“差異”并不是絕對地按人群劃分的，并不是說達到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始終都在“科學的”思維。歷史上一些所謂“大知識分子”、“大理論家”照搬外國經驗，致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事例很多。盡管他們是以長篇背誦書本的形式出現，但在實質上他們還是在搞“類比推理”，無科學分析的、沒抓住本質屬性的“類比推理”。群眾的思維特點當是人類自進入“智人”時代就開始形成的，已成為“遺傳基因”，任何現代人都不可能完全斷絕它的影響。當然，以類比推理為代表的群眾思維方式也包含著合理性，科學性，演繹推理也常產生謬誤，只有唯物辯證法才是科學的思維方法。

　　3、此問題的重要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民的事業，當然要靠人民。人民不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就難以實現。如果僅是物質生產方式和物質生活現代化了，而人們的精神沒有現代化，沒有進行科學研究和藝術創造的能力，甚至連閱讀和欣賞的能力都沒有，那么就難免出現人心荒廢的局面，這當然也就不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更何況社會主義國家需要人民群眾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工作，則更需要人民群眾有高度的科學文化水平。

　　黨中央發出了一定要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偉大號召，這實在是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近聞國家召開了全國農民教育工作會議，我由衷的高興。這都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之策。

　　4、解決的途徑與此課題的價值

　　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就必須普及教育，這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所提出的課題對普及教育是有價值的。要讓群眾掌握文化和科學，必須讓群眾學會文化語言和科學的抽象思維。但在之初，必須應用群眾語言和適應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這樣群眾才能夠接受。這就是教學法的問題。著名的“十大教授法”是科學的(當然不應看做是唯一的)，包括實行“啟發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等等。這些都是適應群眾語言和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的。

　　這個課題也關涉到工作方法。一方面我們要適應群眾在語言上特別是在思維上的特點，多采取一些典型示范的辦法，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注意培養基層干部和群眾能夠根據原理、原則，根據實際情況，獨立地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而這后一點是有根本意義的。在采取典型示范的辦法時，也要特別告誡避免機械模仿，照抄照搬。

　　我們不僅要看到群眾語言和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的消極方面，我們還應看到和注意發揮它的積極因素。群眾語言的表現力很強，而且又是廣大群眾所使用的語言，因而文化語言必須不斷地從中吸取營養。文學創作更應該重視應用群眾語言，這不僅可以增強表現力，而且也是為文化語言的吸收做了準備——攝取和提煉。群眾在思維上的特點之一是形象性，而文學創作正是要應用形象思維，文學工作者完全有必要向群眾學習思維方法。這樣，創作出的文學作品才能夠被群眾所接受，并能夠承擔一些普及科學理論(當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任務。群眾在思維上的另一特點是具體性，這就使思維在局部往往更接近于真理，這是很寶貴的，習慣于抽象思維的人應該學習這一點，應該把兩者結合起來，這樣可以更有效地防止謬誤。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本文所要討論的課題，是與改造人們的認識能力有關系的。

　　(寫于1979年4月至12月，2013年3月有少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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