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買辦勢力相勾結，為中國社會的前進設置了更大障礙，中國只有通過斗爭擺脫殖民主義統治，才能走上歷史發展的正常軌道。中國在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經濟技術的落后，而在于統治集團的反動腐朽。

 

這里，要討論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技術落后能決定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必敗嗎？

 

不可否認，經濟技術水平在戰爭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絕不能把它夸大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因素。戰爭不是單純的經濟技術水平的競賽，而是包括人力、物力在內的各種實力的綜合較量。僅就物力而言，一個國家物力雄厚與否也不僅決定于經濟技術水平（雖然經濟技術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它還與國家大小、自然資源條件以及財政經濟制度等等有密切關系。而且，戰爭的勝負并不是機械地取決于雙方實力的對比，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的實力發揮得如何。而實力發揮的狀況則取決于人心的向背、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是否正確和強有力等等因素。美國獨立戰爭時，美國的人力、物力遠不如英國，但是，爭取獨立的正義事業激發了美國人民極大的積極性，使美國的實力發揮得比英國好得多，從而彌補了實力本身的不足。美國軍隊和民兵雖然裝備很差，供應困難，有時甚至不得不赤足在冰天雪地里行軍作戰，但他們以革命軍隊特有的勇敢和主動精神，靈活地運用游擊戰和散兵戰術，擊敗了數量龐大、裝備優良的英國侵略軍。拉丁美洲的海地進行反對法國殖民者的獨立戰爭時，雙方實力更是極為懸殊：一方是剛掙脫奴隸制的、只有幾十萬人口的落后小國，另一方則是在拿破侖統治下正稱雄于歐洲、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資本主義大國。但是，海地人民經過艱苦奮戰，終于擊敗了實力雄厚的數萬法國遠征軍，贏得了獨立。近代中國雖然在經濟技術方面落后于資本主義侵略者，但其差距遠沒有當年海地與法國之間的差距那樣大。而且，中國不是海地那樣的小國，而是擁有幾億人口和遼闊領土的大國。中國的實力并非全面地處于劣勢。至于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精神，也并不比海地和美國人民遜色。海地和美國人民能打敗強大的侵略者，為什么中國就注定要失敗呢？事實上，在中國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中，也不乏用落后武器打敗侵略者的戰例。特別是在中法戰爭中，馮子材、劉永福、劉銘傳等都曾多次打敗法軍。中國在近代歷次反侵略戰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經濟技術的落后，而在于統治集團的反動腐朽。林則徐等有膽有識的抵抗派遭到排擠、打擊，他們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民心可用”等克敵制勝的正確方針被當權者摒棄。群眾自發的反侵略斗爭受到統治者壓制。甚至連馮子材等浴血奮戰取得的軍事勝利也被慈禧、李鴻章之流當作屈膝求和的資本。當然，應該對喪權辱國承擔罪責的反動集團中，除了投降派以外還有空談抵抗而不務實際的頑固派。只譴責投降派而忽略了頑固派是不對的，只譴責頑固派而為投降派開脫也是不對的。不能因為西太后和頑固派曾經主戰就把他們視為愛國者，而是對他們持否定態度。西太后和頑固派之所以應該否定，并不是因為他們曾經一度主戰，而是因為他們對侵略者稍作抵抗后就屈膝投降，與侵略者和主和派一起鎮壓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有的人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畢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由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乃是歷史的進步，而這個進步應歸功于外國殖民侵略。這種論調忽略了或有意回避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殖民帝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過壓榨后者加速了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后者在殖民主義的重壓下根本無法擺脫貧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國家被拉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絕不等于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只是變成了殖民帝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墊腳石。這不是一條進步之路，而是一條沒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過斗爭擺脫殖民主義統治，才能離開這條歧路，走上歷史發展的正常軌道，獲得進步與發展。

 

有的人還爭辯說，在一定條件下，對侵略者實行妥協退讓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唯一正確的作法。他們舉出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事例來證明這種論調的“正確”。這種論證方式，是不科學的。這些人強調要“從實際出發”，但他們卻恰恰忽視了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的歷史條件和中國近代的歷史實際之間的根本區別。

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的歷史條件是怎樣的呢？當時，十月革命剛勝利不久，新建立的蘇維埃國家還十分脆弱，而國內外形勢又極其險惡：外有德國的軍事進攻，內有反革命的頑強反抗。當時列寧尖銳地指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德作戰，“可能甚至不需要經過幾個月，而是經過幾個星期，就會把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推翻”，人民已經取得的偉大革命成果就有完全喪失的危險。當時唯一的出路是：對德國實行退讓，爭取一段喘息時間，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并且安排好廣泛而深入的群眾性的組織工作”，使蘇維埃政權得以鞏固。事后，列寧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為什么我們能夠正確地采取布列斯特和約的退卻辦法呢？因為我們前進得很遠，所以我們有退卻的余地。從1917年10月25日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為止，我們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個星期之內建立了蘇維埃國家，用革命的辦法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使作了這個大倒退（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我們還是保留了充分廣闊的陣地，能夠利用‘喘息時機’來勝利地前進，去反擊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這里，列寧清楚地說明了當時對德國實行退讓的目的和條件。退讓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喘息時機去反擊國內反革命叛亂，鞏固剛取得的偉大勝利成果，實行退讓的條件是革命力量“前進得很遠”，因而“有退卻的余地”。這些和八國聯軍戰爭時中國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試問，當時中國有什么“偉大勝利成果”亟待鞏固，須要用退讓來換取“喘息時機”呢？中國什么時候曾經“前進得很遠”因而“有退卻的余地”呢？

 

義和團曾經喊出過“扶清滅洋”、“順清滅洋”、“助清滅洋”之類的口號，有些人認為，這類口號的實質是要維護腐朽反動的清王朝，是十分反動的。這種分析是從字面出發，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當時中國的國號叫“大清國”，就像抗日戰爭時中國的國號叫“中華民國”一樣。抗戰時，人們提出“保衛中華民國”的口號，不等于就是要維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同樣，對“反清滅洋”之類的口號也不能做簡單的理解。

 

以較早提出“順清滅洋”口號的四川余棟臣起義來說，起義的“告示”清楚的說明，起義隊伍要保衛的是中國，而不是屈從于洋人的清王朝。從起義的實際過程看也是如此。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的主要論文有18篇，在這些文章中，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揭露了英國等國對中國的侵略，聲討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野蠻罪行。揭露英國政府勾結法國，進行這場是“極端不義的”侵略戰爭的罪惡目的，駁斥了英國為發動戰爭而制作的荒唐借口。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態度是熱情支持。這是由中國人民斗爭的正義性所決定。恩格斯說，“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并且駁斥了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污蔑。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中國農民革命對歐洲革命的影響，因此感到歡欣鼓舞。

總之，近代中國農民的自發反帝斗爭是以籠統排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帶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質上是愛國的、正義的、進步的，把他們的排外與封建頑固派的排外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同樣，對“反排外”也應具體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積極學習西方，謀求救國自強的先進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強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絕不應一概予以肯定。

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