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就是和權力的實現聯系在一起的。任何政黨或者組織，要實現對公共組織的管理與領導，必然要依仗于凌駕于這一組織之上并統治這一組織的公共權力。在現代社會，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管理與領導模式，通過政黨執掌國家權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一種極其普遍的政治現象。但是，如何認識政黨執政權力的來源，以及在實際的執政過程中如何確保這一權力能夠得以依其本源而獲得實現，依舊是政治學理論與實踐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君權神授論的悖繆　　

權力是一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強制力。它強制性要求受其影響的社會成員或組織對其服從與歸順。在政治領域中，權力體現為對公共資源和一定權力所涉及的組織成員的支配能力。現代社會執政黨的執政權就表現為對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對社會秩序的維護等各個方面的統治權力。那么，這種執政權力或者說統治權來源于哪里呢？在現代以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統治者都將自己實現政治統治權力的源泉歸結為“天命”或者為“神授”，并由此引申出各種形式的“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如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各個皇帝，都自命或者被臣子們追捧為“真命天子”，以表明其權力的來源；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和其時歐洲各個　國家的　君王也無不杜撰出各種怪異的權力天授學說，以解釋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這種唯心主義的權力源泉意識形態理論含義模糊、解釋隨意，具有極大的邏輯混亂性。它雖說一方面為統治者進行政治統治提供了合理合法的解釋，但是，由于這一理論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彌補的缺陷又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解釋和利用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因為統治者可以打著“授命于天”的旗號實施所謂“正統”的統治，而“亂黨”和“暴民”也可以以“替天行道”的名義推翻統治者的統治。“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的邏輯混亂使得“授命于天”和“改天換地”兩種相反的社會運動在爭奪政治權力的初始理論源頭上竟然走到了一起。　　

二、現代民主憲政關于執政權力來源的社會契約論　　

隨著現代社會人本主義觀念的興起，新的“社會契約論”和民主憲政的理論徹底掃除了各種“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的市場。它以科學的政治學理論為基礎，客觀闡釋了國家和社會中公共管理權力和政治統治權力的產生和運行機制。為這一理論奠基的英國早期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洛克（John Loche,1632-1704）、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和德國社會學、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他們都明確指出：強力并不構成權力。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力，把人們的被迫服從轉化為自覺遵循的義務，人們只有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因此，在現代社會中，統治者的權力就來源于人們對正式的、合理合法制度的尊重。現代民主憲政的理論進一步發展了他們的理論成果。其認為政治權力來自社會契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被看作為一種社會契約關系，統治者進行政治統治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自愿的權力讓渡和認同。社會成員通過定期選舉統治者的方式進行公共管理權力的讓渡。誰贏得選舉，誰就可以合法地成為“統治者”，誰也就贏得了進行政治統治的權力。而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政治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更被歸結為一種世俗的經濟交易關系：納稅人出錢養活進行統治的政府，政府則為納稅人提供公共安全和社會福利。按照市場經濟的鐵律：“消費者就是上帝”，誰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誰就能贏得更多的選票，誰就可以獲取權力成為國家的統治者。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關于政黨執政權力歸源的解說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也認為，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并為其根本利益而斗爭的政治組織。任何政黨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標，其中奪取政權是政黨最重要的目標。但是，政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個政黨能否獲得執政地位，是不以某一政黨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是需要經過一個歷史選擇和人民選擇的過程，需要政黨在本階級、階層人民的支持下經過不懈的努力奮斗才能取得。當今世界上政黨林立，但其中執掌過或者正在執掌政權的政黨僅占極少數。大多數政黨從誕生那天起就一直與政權無緣。有些政黨雖然執了政，但由于種種原因而垮了臺。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人民群眾控制國家權力的工具。執政黨對國家權力的控制，不過是民眾對公共權力所有權的邏輯延伸，因此，這種控制最終必須體現民眾的利益和要求。誰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誰就能得到執政權，否則，就將被拋棄。　　

四、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力的源本　　

中國共產黨歷來就強調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黨的執政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是黨執政權力的來源。鄧小平曾深刻地指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1]這一理論科學地解釋了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執政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和正義性。但是，理論上的科學、正確解釋要形成為千百萬黨員的執政權力觀念并在黨的具體執政過程中付諸實施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黨的執政權力從來就不是僅僅存在于純理性的抽象理論層面，而是由廣大黨員干部在各級國家政權機關承擔領導和管理工作的具體執政行為以及指導他們這一行為的思想觀念所構成的。不能說我們黨已經確立了關于執政權力的科學正確理論，現實中各級黨組織、領導干部和黨員也就順理成章的形成了這樣的思想觀念并且肯定或自然地就已經做到了。理論與實踐之間、觀念與行為之間的距離并不小。　　

五、現實政治實踐中關于執政權力源本認識上的差異　　

溯源歷史，中國政黨制度同西方國家政黨制度產生的歷史過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西方國家是先有國后有黨，中國是先有黨后有國。西方國家的政黨決大多數是在議會制度建立的基礎上，適應國家政治生活發展、各階級和利益集團利益整合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西方國家的政黨一開始就受到其所在國家有關制度的格致。　　

中國的情況則是先有一個按照科學理論組織起來的先進的中國共產黨，我們的黨領導人民通過浴血奮戰，徹底粉碎舊政權，建立了新中國新政權之后才切實取得執政黨地位的。因而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前就不是體制內的政黨。而奪取政權以后，國家的各個權力部門，如人大、政府、政協都是在黨的領導下產生的，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也無不是在黨的領導下啟動和發展的。這種歷史狀況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定要居于全面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這一初始政權取得的過程和共產黨長期執政的事實，可以說是民心所向、歷史選擇的結果，但是，它畢竟沒有經過民主憲政選舉的過程。這種程序上的缺失，加之一些黨員個人政治文化素養的不足，往往認為，黨的建國功績早已經確立了黨的“天然”領導地位，自己“打江山”當然就可以“坐江山”。這就使得部分黨員干部并不能領會人民在黨奪取國家政權和長期執政過程中的權力交付與授予，從而也就不能正確認識黨的執政權力的真正來源。而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傳統上，中國幾千年專制集權的歷史，小農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又使人民易于產生對集權體制的心理認同。習慣了做順民的廣大民眾在很多時侯，既認識不到自己的主人地位與權力，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實現這一權力。民眾這種權力意識的喪失與不覺悟，又從相反的方面強化部分黨員干部“天然”黨的執政權力觀念。　　

這種“天然”領導黨的錯誤執政權力觀念在沒有制約因素的情況下，權力將循著自己的擴張性給予人以巨大的腐蝕性。我們黨的一些重大執政決策失誤、失誤后得不到及時糾正，以及腐敗現象的產生等等都不能不說與這種錯誤的執政權力觀念直接相關。因此，我們必須要清醒認識現代政黨政治的規律，樹立起主權在民的執政權力觀念，進一步強化執政權力的制度建設。　　

六、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力歸源的制度依賴　　

應該說，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 我們黨對于自身執政權力的本源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黨的文件一再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3]從這一執政目的出發，我們黨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想問題，辦事情。但是，這一執政要求在具體的執政實踐中卻并不能總是得到較好地體現，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黨在這一方面疏于制度建設。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4]；列寧也指出：“要使大多數真正能夠決定國家大事，必須鞏固地建立一種有可能按照大多數的意志決定問題并能保證這種可能變成現實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政權。”^[5]因此，我們就要從現代政治學的科學理論和政黨執政規律的高度來思考和把握執政權力問題，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人民對于政黨及其國家領袖的授權和委托機制。

在我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下，最重要的是要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群眾的選舉權、監督權落到實處。在進一步健全選舉制度(如擴大差額選舉的比例、在人大會上實行競選制、逐步推進直接選舉等)的基礎上，建立可操作的彈劾制度和罷免制度，通過一定的程序能夠撤換人民不滿意的領導干部，切實形成有效的民意壓力，真正體現人民群眾的權力主體地位，使掌權者必須對人民群眾負責。其次，要健全能夠有效表達人民意愿和利益的制度；完善溝通協調機制；建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建立健全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等等。通過科學的體制和制度化的渠道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最終確保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是一種制度安排，而不僅是一種主觀意愿。再次，要建立人民群眾對權力運作有效監督的體制。進一步規范政務公開制度，使公共權力運行透明化，確保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使新聞輿論真正成為“政府鏡鑒、人民喉舌”，真正成為人民群眾對公共權力實施監督的有效機制和途徑，確保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18.　　

[2] 江澤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31～32.　　

[3]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333.　　

[4] 列寧全集(第2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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