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源　　

——試論我國當前社會問題的根源　　

昨天看了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在同一天，都是因為貪污腐敗問題，雙雙被處決的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這兩個人，原本都是共產黨員，且都曾經是我們黨的高級干部，他們之所以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正如報紙上所講的，是他們罪有應得，咎由自取，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與此同時又使我想起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被處決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胡長清是從大山里走出來的苦孩子，人也很能干，憑借著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上了高級干部的位子。本來他還可以為黨的共產主義事業做出更大貢獻的，但是，他經不起金錢的誘惑，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企望，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最后斷送了自己的人生，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其實在我國應當受到法律制裁的何止就是許邁永、姜人杰、胡長清這幾個黨員干部呢？據有關方面統計，省部級干部就有一大批，比如原江西省省長倪獻策、原鐵道部副部長羅云光、原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原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辛業江、繼任者韋澤芳、原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鉄英、原貴州省政協副主席常征、原中國交通銀行副行長魯家善、原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徐炳松、原廣東省人大副主任于飛、原青海省副省長韓福才、原湖北省副省長孟慶平、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黃紀誠、原河北省常務副省長叢福奎、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原海關總署副署長王樂毅、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交通部副部長鄭光迪、云南省省長李嘉廷、原福建省副書記石兆彬、廣東省人大副主任歐陽德等等；廳局級干部也有一大批，如貴州省交通廳廳長斐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福建省廈門市副市長藍甫、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局長羅鑒宇、河南省化學工業廳副廳長張景祥、河南省交通廳廳長張昆桐：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廳級）李伯云、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劉中山、，河北保定市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劉占奇、湖南省計委副主任陳作貴、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賈永祥、沈陽市國有資產管理局局長郭久嗣、沈陽市建委主任寧先杰、沈陽市財政局長李經芳、沈陽市國家稅務局長趙士春、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梁福全、沈陽市人民政協副主席焦玫瑰、沈陽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 實、深圳市勞動局長、深圳特區發展集團公司總裁、全國勞模陳宏明、原中南林學院院長粟顯才(正廳級)、副院長姚東和(副廳級)、原珠海市國家稅務局副局長楊明雄、當代世界出版社副社長（副局級）鞠建太、廣州市司法局原副局長李金葉、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前國家電力公司國際合作司司長譚艾幸、原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洪清源、山東省黃金工業局局長（正廳級）薛玉泉、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三水市委副秘書長陳仲文、湖北省外經貿廳副廳長龔旭東　深圳市建材集團董事長、副廳級陳小雄、中國有色金屬報副社長（副司局級）胡京京、珠海市工商局局長鐘維順等等；縣處級干部、鄉鎮級干部就更是多如牛毛。　　

據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7月19日　通報，僅2008—2010年貪污受賄案件就有67494件，被判決的人數達69038人。　　

據　2011年　6月16日　　央行通報，有一萬八千名貪官在外逃時，已將8000億的巨款帶到了國外。　　

據北京市檢察機關通報，北京地區立案的在逃貪官，僅2002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　　

　2004年2月4日　香港《文匯報》援引內地統計數字說，單是2003年上半年，內地外逃黨員干部高達8000多名，具體攜款數目不詳；　　

　2004年7月23日　《法制晚報》報道說，公安部在5月份召開的新聞發會上公布目前我國尚有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元人民幣；　　

　2004年8月16日　《法制晚報》報道說，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我國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卷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　　

新浪網　2006年　10月30日　　報道：在2005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趙登舉語出驚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查辦的省部級干部大案中，幾乎每人都有情婦，目前行賄犯罪中性賄賂已相當普遍。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
    國家外匯管理局一項專題調查，估計1997至1999年外逃資金規模約為100億美元，但權威分析，認為應該是約530億美元(約合440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177億美元，而我國每年引進的外資卻只有157億美元。　　

除了這些觸目驚醒的統計數字外，我國當前存在的社會問題也相當嚴重。有的人以概括式的方法總結出了我國當前的十大社會現象：㈠貧富懸殊兩極分化；㈡信仰危機思想混亂；㈢個人主義極度膨脹；㈣道德淪喪風氣敗壞；㈤追求名利不擇手段；㈥等級觀念日趨嚴重；㈦社會沉渣重新翻起；㈧弄虛作假不講誠信；㈨大事小事權錢交易；㈩工人農民沒有地位。　　

有的人用列舉式的方法從兩個方面揭露了我國社會的現狀：　　

第一，從人們的思想狀況看。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一心為公的思想已經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所替代；集體主義的思想已經被個人主義思想所替代；只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思想已經被等級觀念所替代；愛護公物的思想已經被假公濟私、想方設法侵吞國家資產的思想所替代；勤勞務實的思想已經被投機取巧的思想所替代；講究誠信的思想已經被弄虛作假的思想所替代；究竟誰是社會的主人？誰是誰的公仆已經倒了過來！不知道辦事送禮的人已經被當今社會恥笑為不懂人情世故，不合時宜的另類！　　

第二，從目前的社會狀況看。　　

社會上缺乏正義、公正。醫院可以不為交不起醫藥費的重危病人治病；看見壞人行兇可以置若罔聞；看見不公正的事情不敢站出來主持正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越來越少；艱苦奮斗、厲行節約不再提倡；浮夸之風盛行，政府部門大興土木，帶頭興建樓堂館所。一個貧困縣連人民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但卻能花幾十萬上百萬興建縣政府的辦公大樓；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蔚然成風”。政府只管發文件、作指示，下面卻是該干什么干什么；人身安全難得保證。家家裝上了防盜門，但是入戶殺人搶劫的事件依然接連不斷，情侶不敢在林蔭道上談情說愛，一般人夜間不敢單獨行走；舊社會的沉渣重新泛起，賣淫嫖娼禁而不止、黑社會組織重新抬頭、欺行霸市者有之、吸毒販毒者遍布全國；惟利是圖的思想再次抬頭。為了牟取暴利制假造假者充斥在各行各業（制造假酒、假藥、假貨、假文憑、假履歷、假證件等等）；盜賊四起治安堪憂；拐賣兒童婦女的問題遠未遏制；急功近利盲目開發致使國家資源遭到嚴重破壞；煤窯主、金礦主、磚窯主大發橫財，對雇工殘酷剝削，使那些淪為雇工的農民工過著比舊社會的“包身工”還要凄慘的日子；知識分子以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身份登上了政治舞臺，他們有的入了黨，有的掌了權。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雖然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并沒有入黨，因此掌權之后很快就蛻化變質，他們并不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而是一批新生的資產階級的代表。看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會一目了然。在基層單位中有相當一部分掌權的知識分子唯我獨大，一手遮天，一個人說了算，對群眾有利對他們不利的政策法令，想方設法不貫徹執行，他們對物質金錢的追求比老資本家原始積累時更加貪婪、更加無恥、更加殘暴。為了榨取錢財，他們使用各種手段、鉆政策的空子，把國家資產轉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使國家財產大量流失，而他們卻一躍而成為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他們借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之際大搞排除異己之實，誰敢給我提意見我就砸你的飯碗，誰敢不聽我的話我就讓你滾蛋。以致形成了這樣一個令人痛惜的現狀：一方面真正的產業工人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和權利。一方面這些代表資產階級的當權者卻憑借著他們手中的權力，成為了一個特權階層，分房子他們在先、升工資他們在先、各種榮譽他們先得，開著名車，包著二奶等等行為難以述盡。　　

這難道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所向往的社會嗎？　　

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出污泥而不染，實難為之。于是壞人可以興風作浪，好人只能無可奈何。老老實實根本辦不成任何事情，于是老實人為了生存，在某些方面也只好跟風行事。一些原本可以學好的人也開始變壞。難怪有的人痛惜地說：現在的社會風氣比舊社會還壞。長此以往，必然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人們的思想意識，進而改變著整個社會。　　

    盡管這些年來我們在連續不斷的對貪腐問題進行查處，殺了一批、關了一批，逃往國外的引渡回來了一批，但經濟犯罪、腐敗案件依然難以抑制。而且犯罪人數愈來愈多，膽子愈來愈大，涉及金額逐年增多，他們搜刮民脂民膏動輒就是幾百萬、幾千萬、乃至幾個億。為什么我們國家在短短幾十年里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如此多的貪腐問題？為什么落馬的貪官有增無減，而且是愈演愈烈呢？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腐敗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人們爭相傳誦著：鄧小平的兒子搞募捐、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以致引發了六四動亂。盡管后來我們把它歸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妄圖顛覆我們的政權，而制造的動亂。還沾沾自喜地炫耀這次平亂至少可以穩定幾十年。但是，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怎么能將“遁詞”當作實事來看待呢？在動亂平息后，我們并沒有認真反思，為了掩人耳目，只是敷衍塞責、輕描淡寫地搞了一個走過程的反腐斗爭，緊接著依然老調重彈，又再次重審了過去提出的那些所謂的指導思想：比如不要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取消四大、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白貓黑貓、推行一長制、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一心一意搞四化等等。使我們國家更加背離馬克思主義、使我們的社會更加背離民主，更加脫離群眾、更加縱容了腐敗，從而創造了更加適宜于腐敗滋生土壤。于是一批一批的、大大小小的貪官，就像雨后春筍般的成長了起來。而面對此情此景，我們卻輕描淡寫地說：“改革開放難免會有蚊子蒼蠅一起進來”，并以此為由，來掩飾那些嚴重的社會問題，閉口不談產生這些問題的社會根源！僅這一點，我們現在就遠不如毛澤東時代那么認真、那么負責，那么重視對人的教育和關愛。當時，無論出了什么問題，組織上在作出處理決定時，都非常重視查找產生問題的根源，以便讓人們從中更深刻地汲取經驗教訓。比如，某個人犯了錯誤，對其進行處理時，組織上總是要派人同其談話，指出他所錯誤的性質，說明組織上做出這樣處理的理由和原因，同時還要幫助其尋找所犯錯誤的根源。一般來說，一個人犯錯誤的根源往往都是來自于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主觀方面的原因，即思想根源。如主觀上不努力學習，不嚴格要求自己，或者存在嚴重的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第二客觀方面的原因，即社會根源。社會根源，包括：或者受舊社會一些惡習的影響、或者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或者是某種政治思想的影響。　　

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做法是不是就不適用了呢？我們認為現在仍然適用。因為這一做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那么，我國當前存在的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怎樣造成的呢？也就是說，它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呢？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黨前些年在指導思想和干部路線上出現的問題所造成的。具體講就是前些年我們極力推行的以下主張所造成的：　　

⑴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由富起來的人去幫助沒有富起來的人。　　

這一提法顯然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人類社會自出現階級以來，在此后各個社會形態中，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無一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那些富起來的人，都不是勞動人民，而是當時的統治者階級及依附于他們的那些特權階層。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是靠手中的權力，不是靠公平奮斗，而是靠那個社會賦予他們的特權而富起來的。這些先富起來的人，有哪一個去幫助過那些需要富起來的奴隸、農民、工人呢？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丑惡社會現象。共產黨人為什么要鬧革命，不就是為了要砸爛這個幾千年來丑惡的、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嗎?建國后在短短十幾年內，我們憑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從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制造的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一個建立了完整工業體系、擁有該武器的軍事強國、消滅了舊社會的各種丑惡現象，把那些懶漢、地痞流氓二流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就連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在黨的教育改造下，也能無情地剖析自己，進行自我改造，得到國家特赦后，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參加到社會主義建設者的隊伍中來。那時我們并沒有靠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辦法，為什么能夠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呢？幾十年之后我們用這種只有少數人歡迎，而根本無法兌現的辦法，作為共產黨發展經濟的一種政策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其結果帶來的卻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哪些富起來的人，有多少人愿意去幫助那些沒有富起來的人呢？他們相互攀比，面面相覷，都認為自己還沒有富起來。即使是百萬戶，也會說他還沒有富起來，因為社會上還有千萬戶、億萬戶。再看看這些富起來的人，他們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淘來的？是靠勞動嗎？絕大部分靠勞動為生的人是根本就富不起來的。于是，我們的社會里又重新出現了窮人富人，出現了窮人區富人區，出現了等級差別等等。這一命題的創造者，面對如此的后果，難道不值得反思嗎？　　

⑵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歷朝歷代的知識分子在推動當時社會的發展中都曾起過巨大的作用。奴隸社會如此、封建社會如此、資本主義社會如此，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如此。但是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只是一個社會階層。由于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即依附于它所在那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或者是那個社會的其他階級（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講的那樣，他們與所依附的階級是皮與毛的關系）。它依附于那一個階級，它就會為這個階級服務，從而成為這個階級中的一部分，甚至會成為這個階級的核心力量和旗手。但是，在任何社會，知識分子都不是整體的從屬于那個階級。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贊同他所在的那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不會同那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合作。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只有當知識分子接受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入到工人階級的隊伍中，并為無產階級的事業而奮斗，從而轉化為工人階級，這樣他們才能被稱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用“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概念，絕對化的將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看作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必然會得出：“凡是知識分子都是工人階級”的錯誤的結論。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國現有知識分子大約有五百萬左右，如果拿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看，似乎可以這樣說：大約有百分之十幾的人，包括共產黨內的和黨外的同情分子，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并且站穩了腳跟，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就五百萬的總數來說，這些人是少數，但是他們是核心，有力量。多數人想學習馬克思主義，并且也學了一點，但是還不熟悉。其中有些人還有懷疑，還沒有站穩腳跟，一遇風浪就會左右搖擺。在五百萬總數中占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還是處在一種中間的狀態。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抱著仇視態度的人，是占極少數。有一些人雖然不公開表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實際上不贊成。這種人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有的，我們應該允許他們不贊成。如果我們籠統的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么，每個知識分子都可以“以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身份擁有工人階級一員的資格。這無形中就取消了知識分子必須經過轉化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這個必經的過程。由于沒有了這個過程，那些根本就不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而又有政治投機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就可以借機混進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嗎！如果按照這個錯誤的結論去執行，長此以往，那就將會導致無產階級政黨改變性質的嚴重后果。我國現階段不少部門不就是讓這些人篡奪了領導權嗎。在他們執政的地方，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無人敢于監督，在他們的眼里產業工人只不過就是一個生產工具，他們沒有知情權、沒有參與管理的權利，動輒就被勒令下崗，這究竟是哪個階級在對那個階級進行專政。　　

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論點，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世界上無論什么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并且事物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東西。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不應當肯定我們的一切，也不應當否定我們的一切，只能肯定我們正確的方面而否定我們錯誤的方面。對待文化大革命也一樣。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絕不能用“這是黨的領導人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錯誤的思想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斗爭”而做結論，也絕不能用“徹底否定”四個字就將其打入歷史的冷宮。文化大革命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上出現的一場政治斗爭。因此我們應當歷史地、客觀地去分析它、研究它。　　

早在解放戰爭即將勝利，我們黨即將進入北京的前夕，民主人士　黃炎培　先生就曾問過毛澤東。他說：“中國歷代歷朝都逃不出建朝、執政、衰退、滅亡這個怪圈，中共執政后能逃離這個怪圈嗎”？毛澤東同志明確的回答他說：“能夠”。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這就是發揚民主。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第一部憲法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還規定，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1954年 修改后的憲法第十三條這樣寫道：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證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嗣后，毛澤東同志又多次號召人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盡管如此，發揚民主的問題仍然難以全面實施。在發揚民主的問題上兩張皮的現象依然存在。正因為如此，當時所實施的民主方式很難起到實際監督作用，很難抑制黨內、國家機關內的腐敗、蛻變的問題。建國僅僅十幾年，黨內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一部分黨政軍高級干部，進京以后自以為對革命有功，居功自傲、養尊處優。他們有的抽大煙、有的玩兒女人、有的整天打橋牌，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老子也該享受享受了。為此毛主席曾經對這些人進行過嚴厲的批評，他說，這些人哪里像一個共產黨人，他們完全像一批封建的王宮大臣。毛主席曾對身邊的同志們說：無數革命先烈，在革命的戰斗中英勇地犧牲了，我們如果掌握不好這個來自不易的革命政權，不履行我們曾經對人民的承諾，那就真的對不住九泉之下的革命先烈了。毛主席說，你要做共產黨人，就必須準備一輩子奮斗，一輩子吃苦在前，否則，你就別當共產黨人。當時黨內有些人已經開始背離共產黨的宗旨，他們不愿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企圖走另一條道路。面對著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這一重大問題，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搞大民主，廣泛發動群眾，通過群眾運動來推翻那些把持著黨政財文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黨的九大報告中他說：過去我們一直在尋找一種辦法來揭露我們黨內的陰暗面，解決我們黨內存在的問題，但是一直找不到，現在我們終于找到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重點就是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對自己的一生做了總結，他說，我一生干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解放了全中國，把蔣介石趕到了一個小島上；另一件事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找到了如何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和如何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方法。對于前一件事幾乎沒有爭論，但是后一件事，人們有爭論。他說：對于文化大革命你們需要往后看，再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長一點時間。希望你們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看這場革命，客觀的、歷史的去評價這場革命，確實發人深省。尤其是通過對現實社會的察看，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革命的思路是正確的。第一，無產階級專政下確實存在著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第二、黨內確實存在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三、中國共產黨要徹底走出歷朝歷代所經歷的建朝、執政、衰退、滅亡的這個歷史怪圈，就必須要充分地依靠群眾，實行廣泛的民主制度。　　

為此，我們黨應當認真地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加以總結，吸取其革命的精神內核并加以完善，進而找出一個科學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斗爭方式，以解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繼續革命；在黨內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如何從他們手中奪取政權，從而使無產階級政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徹底走出歷朝歷代所經歷的建朝、執政、衰退、滅亡的這個怪圈。我國的現實告訴我們，現在確實存在有一部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已經竊取黨和國家一些部門的領導權，一旦形成氣候這些人就會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實踐證明，僅僅靠建立制度、健全法律、群眾舉報，上級查處，槍斃幾個，關押一批的辦法是不能解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問題的。因此黨和國家應該采取措施，要徹底拋棄以往那些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論、錯誤觀點，取消一長制、恢復黨委領導下的企業負責制，恢復四大，從組織上制度上確實保證人民群眾享有監督黨和國家各級干部的權力，成立各種形式的人民監督機構，把各級干部的烏紗帽交到人民群眾的手里，凡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干部；凡是欺壓人民群眾為非作歹的干部，人民群眾就可以通過黨領導的人民群眾監督機構罷免他們。　　

⑷取消四大、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　　

這些話既違背一般常理，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人常說話不說不透、理不辨不明。“四大”是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一種新的革命形式，后來被寫進了我國的憲法。毛澤東同志之所以支持這種形式，因為它符合毛澤東所購想的要通過廣泛發揚民主，充分依靠群眾來打破歷朝歷代都曾經經歷的歷史怪圈的方式。不讓人講話是不行的，不管是好話壞話，講出來總比不講好。毛主席說，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講出來我們才能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才知道該支持，還是該反對。不能因為文革中用了四大，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從憲法中去掉四大。這不就是因噎廢食嗎？關鍵是要正確引導人民群眾運用四大來監督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廣大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這些年來我們黨員干部中出現了那么多犯錯誤、犯罪的問題，究其原因，取消四大、不爭論也是一個重要方面。由于取消了四大，現在人民群眾申訴冤屈、揭發那些貪官污吏罪狀就只有一條渠道了，即通過政府規定的正當渠道，一級一級的向上反映或者上信訪站去信訪。但是現在的問題大都是一些拔出蘿卜帶出泥的事，于是不少地方官官相護，相互推諉，能保就保。致使信訪、申訴的事情大都被發回原單位，不但問題沒有解決，反而遭到更大的打擊報復。取消四大誰最高興，當然是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人民群眾只能是無可奈何。　　

⑸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　　

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共產黨的宗旨，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就是對共產黨宗旨的背叛。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公開聲明他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人的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怎么能不問姓社姓資呢？不問姓社姓資我們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不問姓社姓資我們就不是共產黨人。 　　

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和好壞，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物質的狀況，一個是精神文明的狀況。因此，不能單純看物質財富的豐富程度，還要看在這個社會中人們的精神面貌、社會風氣、思想道德等等。我們共產黨的宗旨就是要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兩個極大，即物質的極大豐富和人們思想道德極大提高。所以共產黨人在為實現其宗旨而奮斗的漫長過程中，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解放勞苦大眾，給人民謀福利，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的日子。解放勞苦大眾，給人民謀福利，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的日子這句話，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層是解放勞苦大眾。解放勞苦大群不僅僅是使勞苦大群從萬惡的舊黑社會中解救出來，還包括解放他們的思想，讓他們同一切反動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道德觀。這項工作將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它貫穿于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整個過程。如果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以為解放勞苦大眾的任務已經完成，就僅剩下為人民謀福利，讓人民過上幸福日子這項任務了，那么，不僅難以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而且我們的政權還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質變。現在我們從不向人民群眾提起“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號召，而是叫人們不要爭論，不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味地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吃、喝、玩、樂”。只要你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從城市到農村，大街小巷隨處都可以看到麻將桌、游戲廳、夜總會（好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言下之意，國家大事不是你們這些老百姓應當管的，國家大事是我們這些管理者的事，你們就去“吃、喝、玩、樂”吧！　　

一個執政黨，特別是領導著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執政黨，絕不能信口開河，隨便向人民群眾提出那些具有錯誤導向的口號。既然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那就必須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辦事。而絕不能離馬克思主義之經、叛社會主義之道。　　

⑹白貓黑貓論。　　

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觀點既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過去人們常常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說的是，取財不能不擇手段。用那些違反倫理道德的手段和方法去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君子所不能為的。再以戰爭為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當政治爭端無法解決時，就采用戰爭的手段去解決。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行為。在戰爭中為了取勝，是不是可以適用白貓黑貓的理論呢？在這里我們舉兩個史料來加以說明。第一、被許多學者稱之為千百年來，人類思想史上具有永恒價值的處世智慧包含于三大奇書中。即：《君王論》、《孫子兵法》、《箴言書》。其中將《孫子兵法》列為上乘之作。因為，《孫子兵法》雖然是講用兵打仗的，但是孫子不是通過不擇手段的殺人去取勝的，而是用謀略，即以不死人或少死人的謀略來取勝的。第二、近代戰爭法中有一個“馬頓斯條款”（注：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發展遠比法律的發展要快得多，但法律無明文規定不能成為戰爭中為所欲為的借口，目的是限制戰爭中交戰各方采用手段的權利。這一原則是由1899年出席海亞和平會議的俄國代表馬爾頓斯提出的。1977年該內容被寫入《海牙第四公約》因此也被稱為“馬爾頓斯條款”），該條款規定，在戰爭中即使法律沒有規定，也不能使用極度殘酷的武器和手段。就是說，盡管戰爭是極度殘酷、你死我活的，也不能為了制勝，在戰場上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使用什么武器，就可以毫無顧忌地、不擇手段地去使用什么武器。由此可見，“白貓黑貓論”也不適用于戰爭。　　

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一個特定的命題，它僅僅是用能不能逮住老鼠這個具體的事兒，來作為評價一個貓的好壞的標準，而不是一個普遍規律。如果將個別現象，當做普遍規律，并將其作為認識問題、處理問題的一種哲學觀點、理論觀點，那我們就要犯形而上學、機會主義的錯誤。如果將其不加分析地應用于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以及對人才的使用上，必然會導致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極其惡劣的社會后果。改革開放后我們不就是按照白貓黑貓這一理論觀點，在指導我們的工作嘛！比如，在發展經濟上，按照白貓黑貓的觀點，只要能致富，什么手段和方法都行。因為只講目的不限方法，這就給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人提供了借口和條件。難怪我國這些年會發生那么多觸目驚心的事件。有些人為了致富，可以不擇手段，什么抗蒙拐騙、販毒、賣淫、什么走私販私、殺人越貨全都敢干；為了致富，可以不講誠信、無視道德、踐踏法律。事實證明用白貓黑貓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確實是貽害社會的一種丑惡理論。　　

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稍有一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生產力亦稱社會生產力，是指人們進行物質資料生產中所具有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生產力包括三個要素：第一、具有一定科學技術知識、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它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是第一位的；第二、勞動資料，即勞動手段。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第三、勞動對象。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這三個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人，才是第一生產力。至于科學技術，馬克思早已作了非常科學地界定：認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馬克思之所以這樣界定，是因為作為生產力三要素之一的勞動資料中包括有科學技術，但是，它在生產力三要素中居于第二位。就是說再高超的科學技術也是人創造發明的。科學技術永遠都不可能躍居于創造科學技術的勞動者之上。如果把科學技術放在第一生產力的位子上，那么，人又往哪里擺呢？ 　　

任何一項科學技術的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都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不僅是同唯物史觀是相悖的，而且導致了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變化。　　

由于我們大力宣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而造成了這樣一個現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掌握科學技術的人員是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的地位就遠遠高于工人階級，進而使我國第一線的產業工人的社會地位直接下降。看看近年來各企業中工人階級的狀況就一目了然了。近年來人們越來越瞧不起工人，青年人都想去當干部、當技術人員，沒有人志愿去當工人。正如電視連續劇《師傅》中伊廠長的女兒說的：“我才不讓我的孩子長大后去當工人呢！”　　

這里產生了一個令人難解的社會現象。我們一方面大肆宣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一方面又鄙視工人階級，將其一步步的置于社會的最底層。那么，工人階級究竟是光榮的、偉大的，還是卑微的、低下的。既然是光榮的、偉大的，為什么工人階級現在會被人瞧不起，沒有社會地位呢！因此，對于宣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觀點所產生的嚴重社會后果，現在應該是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⑻摸著石頭過河。　　

作為一群搞冒險的人，將“摸著石頭過河”作為他們去探險的口號，還可以理解，但是作為一個領導著十幾億人口，進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建設的政黨，將其作為自己的行動口號，未免有些荒唐。是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情，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努力探索。但是我們黨從來都不提倡“打無把握之仗”。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我們黨總是要先進行調查研究、科學論證，然后集體決策，即使是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我們也從來沒有因為時間緊而冒然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去打仗。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借口商場如戰場而采用這種方式。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就必然會受到歷史的懲罰。摸著石頭過河，在全國引發了盲目發展的惡果。我們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企業改革等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這種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結果怎么呢？我們的教育改革是失敗的、我們的醫療改革是失敗的。我們把教育、醫療工作推行市場，使教育商業化、醫療商業化。學校原本歷來就是統治階級為他們自己培養和造就人才的地方。無產階級更應該懂得這個道理。然而我們卻放棄了這一陣地。各個學校不再明確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素質教育也名存實亡。教育已成為了辦學者的搖錢樹。學校盲目貸款、盲目擴招，目的已不再是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人才，而是為了賺錢。現在有的大學生連挪威是個國家都不知道，就連中國外交部長的名字都叫不上來。他們對自己的未來究竟做什么并不明確，他們價值觀念取向多元化、個人利益價值取向強化；大學生道德觀念模糊、責任意識不強，有些人存在有及時行樂，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競爭不能顧及道德和良心，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等觀點；不少人過分追求個性，忽視自身能力的完善。這就是教育商業化的結果。再以奧數為例。一個奧數問題從中央到地方發出了多少文件，進行了無數次表態，結果依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至今奧數依然風靡全國。原因就是這里有經濟效益（一切都要為經濟工作讓路）。如果禁了奧數，那將會斷了一部分人的財路。于是明明知道奧數扼殺了少年兒童純真的童心，明明知道奧數使少年兒童失去了童年的歡樂，明明知道奧數使無數家庭為之付出了不必要的財政負擔、精神負擔，奪取了他們多少永遠也無法挽回的美好時光，但卻依然要明里、暗里加以支持。或者用小罵大幫忙的辦法、或者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辦法，抓一陣松一陣，就這樣半遮半掩的使其至今仍然“長盛不衰”。醫療商業化后，許多醫院將救死扶傷的標語從墻上取了下來。病人沒有錢，沒能按時交納費醫，醫院就可以公然從病人身上拔掉針頭，不給其治療。垂危病人放在地上，因為交不起錢，一家人眼睜睜的看著其死去。現任重慶市市長的父親就是因為交不起錢而死在醫院的過道里的。這難道就是我們向往的社會主義嗎？礦山資源是國家的財產，我們卻將其承包給一些私人礦主，他們缺乏技術、設備簡陋，企圖以最低的成本獲取巨大的利潤，結果事故不斷，不但草菅人命，使很多農民工命喪礦下，而且大片資源遭到嚴重破壞，我們這一代人急功近利，將其破壞殆盡，后輩兒孫怎么辦？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工人與管理者的收入差距拉到了幾十倍，有的人一年掙的錢是十幾個人一輩子也掙不下。于是有些人常年酒天花地、出入大賓館大酒店；有些人包二奶、養情婦（有的竟然情婦多至上百個）真是妻妾成群。這就是繁榮背后的真情。正像電視劇《師傅》中所說的那樣：我多么想往過去的那個時代啊！現在人心散了，那時我們生活雖然困苦，但人與人之間是真誠的，沒有爾虞我詐，沒有弄虛造假，沒有坑蒙拐騙。　　

⑼推行一長制。在企業中黨不是領導者，只是起監督保證作用。　　

一長制是前蘇聯曾經在企業中推行的一種制度。建國初期我們當時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也在工廠中實行過一段這樣的制度。但是由于這種制度不利于黨對企業的領導，僅僅實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就停止了。改革開放后我們又將其作為一個新玩意抬了出來，還真把它當成了一個法寶，很快在全國進行推廣。接著又效仿西方國家，推行公司制，不幾年公司化就遍布全國城鄉。這樣工廠也好、公司也好統統試行一長制。工廠叫廠長負責制，公司叫經理負責制。就是說無論是工廠廠長，還是公司的經理他們都可以一個人說了算。至于企業的黨組織，不是企業的領導者，只是起保證監督作用。因此黨委書記并不掌握企業和公司的實權，黨委會并不是決策機構，再加上推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理論，掌權的廠長、經理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工人階級嗎？實踐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尤其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這批知識分子，他們基本上沒有接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在他們世界觀形成的過程中，正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年代，當時重新上臺的干部中就有一部分是原來的走資派，他們懷著對毛澤東的刻骨仇恨，大肆誹謗毛主席、丑化毛主席，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鼓吹資本主義社會好，把我們辛辛苦苦干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說的一無是處、一塌糊涂。當時的年輕人真搞不懂，究竟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無所適從，從而出現了信仰危機的問題。再加上整天灌輸在他們腦海中的就是要人們不要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化；不要爭論，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發展才是硬道理；看到的就是經商、下海；就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就是有錢的就是爺（至于他的錢是怎么來的并不重要），于是社會上炕蒙拐騙、投機倒把、制假賣假、賣淫嫖娼、吸毒販毒、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皮包公司隨處可見。總之只要能發財，干什么都可以。至于政治思想、道德情操、共產主義理想統統是假的虛的。存在決定意識。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且逐步走上工作崗位，加入了共產黨（他們雖然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并沒有入黨），甚至走上領導崗位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由于沒有受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他們對共產黨并不了解，其中部分人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他們不喜歡甚至反對共產黨，認為西方的兩黨輪流執政好得很。在有的場合公開散布我們國家不民主、沒人權都是一黨專政造成的。如果讓這樣一些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思想上卻反對共產黨，或者干著違背共產黨宗旨的人來領導我們的事業，那竟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⑽自封“自己是黨的一代領導人”，黨內生活極不正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的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幾屆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總書記都不是黨的一代領導人；不在黨的最高領導人位子上的人，卻成了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一九八八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會見了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但卻不算會見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這不明顯的是“垂簾聽政”嗎？）。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客觀地看待歷史。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任何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過集體決策。決策時發揮核心作用的人物，有時并不一定就是黨的一把手，但按照一般常規，黨的領導人的“劃代”卻不是以決策時發揮核心作用的人物為標準進行的，而往往是以黨當時的第一領導人來確定的。因此，不管這一屆領導人是多么的無能，犯有多么嚴重的錯誤，但他們確實是我們黨當時的一屆最高領導人，怎么能夠無視他們的歷史存在，而把他們排斥在“劃代”之外呢？可見，對我們黨在建國后領導人進行的所謂“劃代”，完全是一種人為的做法，它既不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只能說明我們黨當時的黨內生活是極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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