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無聊賴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度過，掩耳盜鈴的不敢想往后的生活，憶念故去的親人分明早已知曉，以金錢論英雄的年月里，也想爬爬格子去賺取一點稿費，可紳士精英那會放過這汗浸血染招人討厭的非“包容性”文字？姥爺在我的印象中棱角分明，與我并沒有留下什么遺產，可精神意識上卻又留下很多很多，生活中處處伴隨著我，幾寫幾放，聊作消遣，今秋舅又撒手而去，遺像中他冷毅哀怨的眼神一直鞭策著我，敲打著我，一次又一次給了我力量。　　

姥爺生于民國初年，是豫西北林縣的一位農民，一生勤儉樸實，“能工巧匠”用在他身上可謂不折不扣。石木瓦隔活不擋，木工是他的本行，十里八鄉很有名氣，合作社時期得到過地方政府的認證。姥爺最自豪的莫過于稱贊他家為“木匠戶”了（父子兩代木匠）。我記事時他已年近花甲，中等偏上的個子，挺直的腰板，花白的頭發，目光如秋水般的沉靜，走路是大步，吃飯是大口。　　

姥姥家的成份是下中農，幾畝山地僅不止于挨餓。姥爺外出務工始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左右，解放前多在民國時期“模范省主席”閻錫山的屬地，那時的農民工還屬于游擊戰小打小鬧的時代，姥爺憑借純熟的技藝不時捉弄一下吝嗇的房主，房子瓦好后還有一處漏雨，換了可疑的瓦依然如故，不得已找到他們，他會提醒房主：“換瓦的地方隔一尺（吃）”。鍋灶炕砌好后，煙囪中間放一張小棉紙，看著透明不排煙，山西的小土財主不得不犒勞他們一頓。　　

豫北的太行山區人多地少，自古缺水，莊稼一般只種秋季，種小麥好年樂景也只收二百來斤，農民外出肩挑步行，春去冬回。去時犁過來地，苫好茅草屋，填好土墻頭，在紅旗渠的故鄉已有幾百年歷史了。毛主席時代在土地上掀起了集體化興修水利的革命，姥爺才不用長年累月地外出，在那個年月政治就是靈魂，但姥爺既不是黨員也沒有當過什么小組長之類的，最負責任的就是生產隊里的棉花技術員。他的生活從容淡定，為人從不附言趨勢，爐火純青的手藝更是風騷人生幾十年，從木器合作社到紅旗渠工程，或集體或街坊的建房打家具。　　

母親妹妹四個，我只有一個舅，受農村傳統的影響，姥爺對舅十分的偏愛，吃食堂時姥爺白天在地里勞動，晚上總要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回五公里去學校為熟睡的舅掖一下被子，摸一下他的臉。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在舊社會是要餓死人、賣兒賣女了，全家除舅外都餓成了浮腫病，姥爺更嚴重，腿上一換一個坑，許久起不來。　　

人民公社時的外出是集體有計劃，有組織的，集體在六十年代已建起了磚瓦窯和工程隊，社員輪留著去，收入要比在生產隊稍高一些，人人盼著去，交集體外每天也就只剩一二角錢，但吃穿用就醫，子女上學，一切有集體兜著。舅稟性柔弱，在姥爺的嚴教下，他的木匠手藝也算是門里出生了，集體的農具用品很多留下了他的手跡，找姥爺做活的人很多，常常讓生產隊長發愁。姥爺有時也開個玩笑：“吃面條兒做面條活兒，吃紅薯做紅薯活兒”。　　

紅旗渠建成后，林縣如江南水鄉，耕地也是半機械半騾馬化，“40”“50”的東方紅拖拉機拉著雙鏵犁深翻土地三四十公分，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層農家肥，小麥畝產過黃河（八百斤）跨長江（一千斤），人均四五百斤，但有約四五成的小麥和部分紅薯片都繳給了國家。姥姥家的生活水平一直是當時最好的，勞力壯工分多為高標準，人分小麥一百九十斤。我家姊妹五個，父親的身體不好又當著一個掙工分不多的支書，人分小麥為照顧標準一百四十斤，集體往來賬上經常有名。現在想起，我四五歲時很怕吃春天的晚飯，沒有了紅薯，母親時常在小米稀飯中煮那個紅薯面里包著細谷糠的糠，粗沙難咽，我時常地糊涂母親。姥姥家里蒸的是發酵糠，不僅沒有谷糠，而且還摻有白面、玉米面，梁下的籃子里還時有白饃，姥姥慷慨也不用躲妗子。　　

上世紀七十年代農家三件寶——縫紉機、小推車、織布機。七五年（我六歲），我家與鄰居家同時做小推車，人家六天做了兩掛，我家的姥爺做了五天還有一點沒有完工。母親單獨與姥爺做一份吃的，當然沒有我們的份（不過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那難以下咽的糠了），我們姐弟好幾次與姥姥訴苦：“俺家的白面都讓姥爺吃了”。鄰居家的小推車換過幾次不知道了，我和弟弟成家后又買了一輛新的，這輛新的用鐵板鐵絲加固過多次了，一用它仍叫喚不止，而那輛歷經三十多年風雨，元老輩的小推車，有的地方磨斷了，仍鐵板一塊，七十年代末我家又添了一臺織布機，父親愿意讓姥爺來做。姥爺才說：“常言道，‘父不夸子’，不過我知道他會做好”。　　

“寧吃年輕苦，不受老來貧”，既是格言亦乃人人所愿，那個大鍋飯就頗有這樣的韻味，青壯年在艱苦奮斗戰天斗地，而對老年人來說則是一個天然的敬老樂園，按體力的強弱，人盡其材，使他們力所能及地做一份事，喂牲口、放牛，護麥（秋）場，管理菜地……，難忘早飯時節的飯場上，種菜的爺爺會微笑著遞上一把滴著露汁的莙荙菜，或毛茸茸的南瓜秧頭，芳香四溢的南瓜花會有蜜蜂跟著飛來。合作醫療的普及，使他們的工作井然而不忙碌，姥爺的晚年轉入了集體的林業隊，護理林坡果園。種地的老農，不能下地的反而有病了。　　

七七年，姥姥不慎從樓上摔了下來，人們都說姥姥再也不會站起來了，我想到痛處，放學后扶著姥姥的炕沿很是抽噎了一陣，姥姥不久又得了腦動脈硬化，姥爺和父親用生產隊里的汽馬車，拉著姥姥去縣城，去附近幾個公社的衛生院，姥姥居然又站了起來，又成了家里的后勤部長，我的內心欣欣然，第一次覺得常識并不可信。　　

建國以來的每年冬天，村里都會組織文藝宣傳隊，有戲曲、快板、三句半，只是文革后不再演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內容更加貼近現實生活，歌頌紅旗渠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唱響集體的優越性。小姨出嫁前一直是宣傳隊里的臺柱子，正式的品戲往往是三鄉五里的串演，而自己熟悉的人一登臺，一句名詞，一個動作常常哄場大笑，再次開始的演幕常常發生。　　

老人講究百年后有一座青磚白縫的墓室，也是山里人最后最大的奢侈，但姥爺舍不得，他把墓穴挖深，用石塊石板“金字塔”似地建造了他最后的家，壽材更是精工細做，曾說“甭看這貨二寸厚，二寸半的也不換”。現在看來姥爺的墓穴無疑是最堅固的，可見人為流行的有時并不是好東西，先前純賞尼龍毛料，生猛海鮮，現在農家土布成了寶，“土包子”的荒食菜蔬登星入堂，魁領群芳，冠名曰“純天然”，如此說來那個時代就是超級天然了，不僅藍天白云，而且安居樂業，靠雙手勞動的農民，生活優越于這個書記那個長的，不僅生活的有尊嚴，而且生活在可持續發展時代了。農家肥為主，自然生長，七十年代末已保證了一天一頓的面食，吃不完的小米玉米，蔬菜應有盡有，那時的面條真香，現在想起來仍饞，南瓜放不多的油，用柿子醋一溜燒熟，中吃一大碗，成堆的扁豆角最犯人，吃了心燥，就從鍋底盛一勺面香的扁豆子蓋在金黃的小米粒上……。　　

土地包產到戶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復存在，那些掙著生產隊工分的赤腳醫生，教師被以優化、上臺階、上水平為名的考試趕跑。我上學時夜郎自大，上大學是我最大的心愿。出了我村那個小山溝，上了不到一年的學，才知道隨著那些“泥腿子”的消失，我這個“小泥腿子”自然無學可上，（初中特別是高中急劇減少，招生有限，又考只有少數人學過的英語，一門否決）父親訓導我學木匠，其實我不愿學。姥爺才唯一的一次開導我：“‘家有財產萬貫，不如薄技在身’……”他也趕著做了一張耬，擔心他家人少說是讓我兩家合用：“真忙不過來，用鋤深扒一遍就能耩，過去單干就是這樣，‘人哄地皮，地哄肥皮’，先湊和著走吧”。村業隊也解散了，姥爺也只有專職務農了。　　

我能稱“匠人”出作品時，姥爺已中風，說話心口不照，癡癡呆呆的，有一次見了我的成品連說“不直”。其實我知道我做的那活兒與姥爺做的相比那真不叫活兒，懂了一些匠人之道再去姥姥家，去一次便多一分對姥爺的敬重，合過的門開關沉穩自如；十多公分寬，兩公分厚的棗木小板凳結實大氣，微彎上翹的兩頭如翻卷著的浪花；條機上含苞欲放的花骨朵；風門上凌空飛翔的燕子……，每一塊磚，每一面墻壁，即便在最不起眼的門旮旯兒，即使用黃土麥秸泥所抹，它的平整與垂直，使你不得不驚嘆姥爺做工的精細。在那個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浩劫年代”，很難想象，姥爺居然有這番“小資”逸致。　　

合作醫療消失后的不久，姥爺與姥姥的身體也每況愈下，舅外出打工農忙時節常不回來，姥爺天不亮就上地，塵土與汗水和成了泥又干在了他那黑黃色的皺紋縱橫的臉上才無力地收工。他割的麥子很整齊，已成鋪了仍清晰可現一把把攥過的痕跡，風是刮不亂的，收麥子后干凈的不用再撿拾。表弟表妹年紀尚小，牲口拉的板車變成了肩扛擔挑，這可苦了身體單薄的妗子，六口人的莊稼一擔一擔地翻山越嶺。　　

中風過后的姥爺掙扎著爬到小屋的門后，從土里刨出了一個小瓶，里面有存折現金計兩千多元，那是姥爺的一生，勞動日從五毛到一元的畢身積蓄，也凝結著母親姨舅妗的汗水，可不要小瞧了這個數字，在“養懶漢”的年月里，姥爺姥姥橫豎花不完，貶值更是天方夜譚。姥爺不顧身體的衰弱，不停地往地里跑，他家地里從不長草，初秋的一天，上午出去半下午才回來，手里取著一棵青玉米桿，身上滿是泥土，頭、臉俱被蹌破了，估計是跌倒在了岸豁里，掙扎了幾個小時才爬了出來，姥姥也躺在床上好幾年了，米面煤放在灶臺上，春夏秋冬屋里生著一輪火，他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在飯里滴上幾滴香油。（姥爺不會做飯）　　

當時拜金之風日盛，舅常年在外，顧了外顧不了家，花錢常常捉襟見肘，姥姥姥爺又是如此，妗子少不得怨天尤人，幾番通貨膨脹，姥爺的積蓄所余已不夠一人的喪葬費用，他有時口渴了，就從水缸里舀幾口生水喝，加上體力的不支，姥爺的身心日益沮喪、落魄。　　

八七年八月，姥爺幾乎不能吃飯了，妗子找來了醫生，診斷為胃炎，用過藥應該會好的，但姥爺拒絕用藥，打吊針他伸手把液袋拽了，他對人生已不再有絲毫的留戀，更不愿再浪費無為的錢財徒增舅的負擔，啥時與舅拍電報成了疑難題，回來早了誤了做工，遲了呢？當時的勞動日已升值到了十元，六七日午后的四時左右，姥爺看了剛進門的舅一眼，便駕鶴西去了，壽七十三歲，另走沒有用一分錢的藥，上午還要下地方便的被攔住了，是母輩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為姥爺擦洗，母親說到這里，都會淚流不止地說：“你姥爺可真剛強！”　　

改革開放初時，批停階段斗爭，不爭論地發展經濟，先農村后城市，并提出了一個到二十世紀未經濟翻兩番的宏偉目標，有了錢好啊！那個閉關鎖國的年月里很多人沒有出過遠門，現在想去那里就去那里，人們心中振奮。八四年我和舅在北京的一個工地，近三米長的門框料舅一刨子推到頭，摧出的刨花如高昂著頭的蛇竄過他的腦際，晚飯時把腳放在水泥袋里，或端著飯盆在樓頂不停地走，以躲避蚊子的叮咬，勞動日值五元。八六年我們在鄭州，工地已有了電刨，重活險活，先人后已，外地的民工連續出了幾次傷手事件才該著我們這本地的“嫡系”了，我的手跟著皮帶輪轉了一圈，兩根手指甲被連根拔了出來。在烈日的暴曬下，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不愿蹲，褲子燙得腿疼；晚上睡覺，身子如同印模沾著汗水印在了褥子上。我年輕幼稚，往往去沖一個涼水澡，凍得牙齒打顫，秋天回來大病一場，身子多少年后才緩過來。舅每天上二十四扇木窗扇，蹲倒、俯下、托起，勞動日值升到了九元。　　

黃豆芽吃的腮幫子酸，土豆吃到眼發朦，茄子吃到如同在碗里撒下一把嚼不動的芝麻，什么便宜什么就是我們碗里的菜，一天喝十幾斤的水很少小便，尿液微紅發黃，尿道灼痛。月亮伴著強光燈，每天都勞動在十三四個小時以上。工資長的快，物價漲的更快，“發家致富”、“振興經濟”的口號如同吹破了的豬尿胞在人們頭頂炸響，很多人從春夢中醒了過來，離開了官僚與資本，靠雙手掏力掙錢比登天還難，實踐再一次無情地檢驗了“錢難掙、屎難吃”的真理。如此的春去冬往，舅一去便是近三十年，建得廣廈千萬間，其間曾有兩次早退休養記錄，一次是電刨傷手，再次是釘子扎住腳成了瘡。　　

舅現在住的房子是二十年前建的，當時為了表弟能早日成家，戳窟窿搗眼睛，表弟成家后這所房子已很少投入，二樓如透風的涼堂麻雀穿窗而出，欄桿扶手還沒有列入規劃，住室的紗門處更是空有其雕，即沒有閑錢又無時間，包括舅的墓室壽材，也是病重后請人建做的。舅家的生活也算是風平浪靜，但“好漢難顧三張嘴”，生活的重擔一直沉甸甸地壓在肩頭，過去在村里就能上到初中畢業的學校，現在只有一名教師，一二年級的三四名學生，表弟家的那位未來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得不由表弟媳帶著租住在縣城，表弟當農民工也有十幾年歷史了，現在“天涯海角”為那些有產階級建造著旅游的“行宮”，面對幾何倍數翻番的房價，咬牙付了首付，他們對生活的憧憬僅僅是在有學校的地方有一所不用那么大的住所，在那里就業是不敢奢望的，即使再“日日挖溝，天天拆遷”地擴大就業，再“樓歪歪橋脆脆”地加強經濟循環，一個沒有資源可挖的縣城不可能落納下十幾萬農民工，供人選擇的注定只有千里遙遙的山南海北，只有高高的腳手架。陪伴人們的是烈日，是寒風，是低矮的工棚，是沒有門窗的鋼筋混凝土灰色造形，是改革先鋒歧視的白眼和尖酸刻薄的語言，而家鄉的一畝三分黃土只是我們最后的歸宿。　　

舅得的病是食管癌，這種病在河南林縣是一種地方病，翻看八九年版的《林縣志》，六十年代未，國家已在林縣設立了食管癌研究所，建立建全縣社隊的三級防癌網。七十年代中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水去胺、糧防霉、改善飲食習慣的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走訪、研究、排查，直至遷出省外的人群。集體在各家各戶醒目的墻上書寫預防的順口溜，我們剛識字時還跟著從那里學：“食管癌能治好，關鍵在于抓三早，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老師家長多次告誡注意的習慣，縣社為各個大隊培訓了細胞學檢查人員，實行拉網排查，定期檢查，消滅在萌芽狀態，這些都是在“十年浩劫”期間的作為。偉人創造環境，凡人適應環境，很多人總結人生歸納為命運，新中國成立后，人均壽命提高幾十年也是命運，可以肯定，如果再有一個這樣的十年，林縣及方圓地區也可以“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地“借問瘟君何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了。這只是假設，事實是中國進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而林縣的儲蓄存款連續多少年來保持河南首位，恰恰就是這條凍僵了的蛇，這只蘇醒過來的猛獸，三十年多年后吞噬了舅的生命，肆虐暴孽，殘害、支離破碎了無數鄉親的家庭，翁與婆，母與子，兄與弟，活生生，鮮淋淋。　　

這種病初期癥狀輕微，有明顯感覺時已是中后期。“定期檢查”，“拉網排查”，很多人已經淡忘，現在想必是公務員或離退休干部的待遇吧？2009年麥收期間，舅已有了感覺，吃五谷雜糧的老百姓，小病小災的忍忍也就過去了，直至秋后確診手術。一直瞞著舅，說是胃潰瘍，舅才五十八歲，筋骨中的活力還是有幾分可取的，他也盼望著早日康復，好再為未來的房子增磚添瓦。　　

今年秋前，得知舅病重，我又回去看望了一回，癌癥已擴散到了他的肝部，不能吃亦不能用藥，顴骨、嘴巴瘦的老高，看到我舅背過臉去拭淚水。病故的時節，正值收秋種麥，第二天我趁閑回到幾步之遙的家里，喝了一點酒，放松一下繃緊的神經，想稍憩一會兒，因晚上還要守靈，年過七旬的娘親掛念我，不久也跟著回到家里，談時說到舅得病的那年春天外出時很不高興，他隱隱約約已感覺到了什么，因是下午的車，舅先到縣城我姐家，見到我姐，背著行李的舅泣不成聲地抽泣了一陣，舅躺在地上后，母親才說與了妗子，連日來在人前硬撐著的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撲到靈前，撫尸拗哭，原來近幾年每到外出，舅一邊準備一邊心情煩燥，心事重重，農民工天生在外謀生，守著幾畝薄田的日子不可想象。舅一生性格木訥內向，不善表達，有時春節回去見到舅，總是淺俗問候在哪里做工，工資多少，很少觸及到他內心深處的感受，舅對外出厭惡到如此的程度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也總是多備些酒菜，讓到表弟房中，取出留心備下的戲碟。姥爺的剛強，在舅舅生命的最后抉擇里同樣顯現，我不禁用被子蒙住了頭，悲從中來，可能有了響動，走出二門的娘親又回來勸我：“咱縣人成千上萬，整個中國的農民都是這樣啊！……”　　

晚飯洗手時，舅的一位自家兄弟，讓我摸他凹凸不平，僵破如腳底板一般的變了形的手掌，嘆道：“外甥兒啊！我們活的還不如牲口，牛馬還有農閑的時候，農民工一年四季哪有安閑？還是早些死了好！”　　

深夜下殮，妗子如同舅外生一般，把洗盡了的假牙、牙缸、牙刷放到舅的耳邊，最后取出了一部小收音機說：“每次外出，總忘不了叮囑取收音機”，我的頭轟然脹大了許多，恨不得摔碎他，不愿讓舅再看到這傷心的東西，這是舅晚飯后睡覺前就那么一丁點時間的消遣用具，轉念一想，進入陰曹地府的舅也許同樣用得著，喪事照例請了一班娛樂班，這也是來為舅送行的留守的人們，無奈卻不愿，唯數不多的目睹真人演唱的機會了。　　

第三天出殯，我早早的陪表弟跪在靈堂上，迎候親屬鄰居的憑吊，他們相互打著招呼：“今年犁地了嗎？”“耩麥子了嗎？”不時算一下小賬“一畝地一袋肥料110（元），犁地90（元），再加上麥種打場往回拉，最少300元，畝產500斤，一斤一元，如春天無雨，麥種還收不回來……”這些中老年人中有很多都是當年學大寨的老黨員，原來現在大多耕地不僅恢復了靠天收的只種秋季，還多是兩年、三年才犁一次或用镢頭刨一遍，聽著這些寒暄，我的心陣陣發涼，凝視著舅的遺像，現在的科技是很發達，它可以除去舅臉上的斑紋，但無法改變他冷毅哀怨的眼神，舅幾十年如一日，揮汗如雨的鏡頭一幕幕涌上心頭，想舅這一輩子，苦也吃過了，罪也受夠了，現總可入土為安了，但愿下輩子再也不要轉農民了。不，沒有，幾天后，政府機構中那個最未尾的什么自治組織，軟硬兼施，從舅為妗殘留的不多的養老錢中，以沒有火化為由挖走了幾千元。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沒有轟轟烈烈，沒有青石留名，姥爺、舅，普普通通的社員、農民、農民工，一如靜靜的來，悄悄的走了。人生是一部書，家庭則是一部連綿不斷的史書，無不深深地燙刻著時代的烙印。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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