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鳳凰周刊》記者楊桐先生，您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紅旗渠政治史”，登載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揭示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紅旗渠受到源頭缺水和管理廢弛的雙重制約，幾乎失去重要功能”，也發(fā)現(xiàn)了圍繞紅旗渠而形成的“保渠派”和“廢渠派”的斗爭。您作為香港一名記者關心紅旗渠親自到林州調(diào)查采訪確實難能可貴。據(jù)我們所知，陪同您采訪的人中有的歷來就是攻擊反對紅旗渠的人，采訪的對象雷慶祥更是反對紅旗渠的急先鋒，他們繼續(xù)反楊貴反紅旗渠，歪曲捏造事實，提供虛假數(shù)字。《鳳凰周刊》在國內(nèi)外是一個有影響的刊物，以尊重事實敢講真話聞名。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向您提供真實情況，讓您對紅旗渠對林縣（現(xiàn)林州市）問題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認識，歡迎您再來林州采訪，和我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溝通。

下面談我們的幾點看法，供您參考。

當年該不該修建紅旗渠？

您文中寫道,“1961年，紅旗渠開工不久，就被舉報不顧群眾死活大搞建設，是‘大躍進’造成的‘左偏差’。時值三年饑荒，即使是打通咽喉地帶的突擊隊口糧亦只有一天六兩。不少人得浮腫病在工地上倒斃。巖崩、爆炸事故、墜崖亦奪去了大量人命。一種說法是紅旗渠的死者遠遠超出了189人的數(shù)字”。

“此外，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被驅(qū)趕上工地修渠，批斗會和施工同時進行。過于慘烈的傷亡和政治掛帥，埋下了無法愈合的創(chuàng)傷。護渠人郭換朝講述，城關公社的槐樹池大隊有10余人在修渠時死亡，村民遷怒于指揮他們干活的城關公社社長史丙福，史在文革中下放到槐樹池接受‘再教育’，羞愧之下跳入水庫自盡”。

“匱乏的水資源，讓紅旗渠在林州人看來是‘保命渠’，又被涉縣人看成‘奪命渠’。該縣的躍峰渠同樣從漳河取水”。

“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農(nóng)民為爭水源架土炮對轟”。

首先，應該糾正文中的錯誤事實：

“突擊隊口糧亦只有一天六兩”。這里所說的突擊隊似指打通紅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突擊隊。爆破除險隊長任羊成自始至終參加了鑿通青年洞的工程，任羊成說突擊隊共有300余人，每人每天保證口糧1.8市斤。這里有一個紅旗渠工地民工糧食、生活費補助標準，抄錄如下：

紅旗渠工地民工糧食補助標準：

工地干部、民工吃糧，除帶原單位、生產(chǎn)隊分配給自己口糧外，到工地進行補助。每人每天補助糧食：1960年2月至4月，干部1.5市斤，民工2市斤。5月至8月，干部1.2市斤，民工1.8市斤。9月至10月，干部0.8市斤，民工1.2市斤。11月至1961年5月，干部1.2市斤，民工1.5市斤。6月至1966年5月，干部1.2市斤，民工1.8市斤。

紅旗渠工地民工生活費補助：

工地民工生活費補助，每做一個工日補助生活費：1960年2月至10月，0.25元。11月至1961年5月，0.6元。6月至1963年12月，0.2元。1964年1月至4月，0.3元。5月至1966年5月，0.5元。

王文全是原紅旗渠工地辦公室主任，后任工地副指揮長，紅旗渠建設10年，他在工地工作了10年。王文全證實：我自始至終在紅旗渠工地工作，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民工得浮腫病的，根本不存在“不少人得浮腫病在工地上倒斃”的事，不知道寫文章的記者是從哪里聽來這些沒根沒據(jù)的話。

王文全說，工地成立了一個教師營，全縣教師每人到紅旗渠工地勞動3個月，和全縣群眾一道為修建紅旗渠出力。說什么“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被驅(qū)趕上工地修渠，批斗會和施工同時進行”，這是壓根就沒有的事。

為修建紅旗渠而犧牲的精確人數(shù)是81人，有名有姓有地址,林州《紅旗渠志》“獻身人物名錄”記載，“在紅旗渠建設中有81名干部和民工獻出生命。其中在總干渠建設中（含加高加固)獻身的73名；三條干渠建設中獻身的8名。他們是為人民而死，他們的英名將同太行山河永存”。并列有詳細的“獻身人物名表”可以查對。

在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其中包括生命的代價，這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常識。紅旗渠修建于崇山峻嶺之中，懸崖峭壁之間，環(huán)境艱苦工具簡陋，工程浩大，歷時10年，不可避免地會有人員傷亡，隨著經(jīng)驗的積累和組織措施的加強，傷亡情況越來越少。如果有人借施工有不可避免的傷亡來指責紅旗渠，不是認識上幼稚就是別有用心。死亡189人的數(shù)字是怎么得來的？這是有人故意擴大死亡數(shù)字，以此證明紅旗渠是“死人渠”，以達到他們誣蔑否定紅旗渠的目的。

1960年6月12日紅旗渠總干渠山西段，城關公社谷堆寺工地因山石塌方，民工死9人傷3人。當時史丙福是城關公社社長、紅旗渠工地分指揮部指揮長。1960年12月全縣在干部中開始“反五風”（反浮夸風，命令風等），那時史丙福正在城關公社大屯大隊駐隊，他聯(lián)想到谷堆寺工地山石塌方事件，為此自責不已，陷于沉痛中不能自拔，于1961年元月投入大屯村水庫自盡。不是您在文中所說“村民遷怒于指揮他們干活的城關公社社長史丙福，史在文革中下放到槐樹池接受‘再教育’,羞愧之下跳入水庫自盡。”把史丙福的自盡時間從1961年1月推遲到文革時期，由1960年12月“反五風”捏造為在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給您提供情況的這個人要說明什么問題，意欲何為，確實令人費解。

林州人把紅旗渠看作“保命渠”這是真的，不但如此，還看作是“幸福渠”、“母親渠”；說涉縣人把紅旗渠看成“奪命渠”，這是有人對涉縣人民的惡毒污蔑，是挑動破壞涉縣人民和林縣人民兄弟般的友好關系。現(xiàn)舉一例加以駁斥：在修建總干渠的時候，河北涉縣鄰近林縣東崗公社的槐疙瘩大隊的社員曾經(jīng)要求和林縣群眾一樣到干渠工地勞動，深深感動激勵了林縣群眾。在修建三干渠東崗公社丁冶渡橋的時候，涉縣槐疙瘩村的群眾自帶工具和干糧參加修渡橋的工程，和林縣群眾一樣干勁十足，每天早來晚走。丁冶渡橋全長一華里，橋下是公路，橋上流渠水，澆灌林縣東崗公社、河北涉縣槐疙瘩大隊、河南安陽縣都里公社的田地，丁冶渡橋附近的三縣人民共同受益，這是兩省三縣群眾共同建成的一座團結(jié)橋。紅旗渠同樣被三縣群眾視為幸福渠。

林縣修建紅旗渠得到山西省各級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他們發(fā)揚全國一盤棋，社會主義大協(xié)作的崇高風格，給林縣人民以無私的援助。紅旗渠首和總干渠20公里渠段都在山西省平順縣境內(nèi)，平順縣人民獻出渠道占用的土地、房屋、樹木，為林縣修渠民工騰出住房，為受傷、生病的民工送來飯菜、茶水，不分彼此，親如一家。林縣方面對修渠占用平順縣有關村莊的田地、房屋、樹木全部作價賠償，還在平順縣境內(nèi)20公里的總干渠道上為附近村莊留下幾十個出水口，供當?shù)厝罕娚a(chǎn)生活用水。當時有一首詩歌描寫了林縣和平順縣人民的深厚情誼：林平兩縣一家人，互幫互愛情誼深。同心攜手搞建設，黨把萬心結(jié)一心。

有人把漳河兩岸的極少數(shù)地方矛盾，故意夸大其辭聳人聽聞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農(nóng)民為爭奪水源架土炮對轟”；不知從何處弄來一個數(shù)字：“林州與涉縣之間因為爭水產(chǎn)生摩擦30余次”，統(tǒng)統(tǒng)歸結(jié)為“源頭爭水”，歸罪于紅旗渠。兩岸個別村莊發(fā)生矛盾紛爭的地點遠離紅旗渠源頭二、三十公里，與紅旗渠根本不相干。如1976年平順縣合漳村與林縣古城村的一次矛盾，根本不是因為水源問題，而是兩個村莊的群眾因為在漳河河床內(nèi)擋水營造稻田而發(fā)生紛爭，怎么能說成“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農(nóng)民為爭奪水源架土炮對轟”？可見有些人為了給紅旗渠抹黑不惜捏造事實。

有些人認為，因為“紅旗渠開了頭，兩岸三省在漳河上游競賽般修建引水渠、攔水壩和電站”，言外之意，是紅旗渠引漳河水開了一個壞頭，不修紅旗渠就不會發(fā)生“源頭爭水”矛盾。這是某些人對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的惡意打擊。難道林縣人民應該安分守己永遠做大自然的奴隸？永遠在干旱缺水的環(huán)境中掙扎？紅旗渠建成極大振奮了林縣人民的精神，振奮了兩岸三省人民的精神，促進了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這才是客觀事實，是事物的內(nèi)在邏輯。正是紅旗渠的修建為兩岸三省人民團結(jié)治水、合理用水提供了一個成功范例。

據(jù)林縣史志記載，自明朝正統(tǒng)元年即1436年到1966年的530年間，林縣地面非旱即澇，天旱沒有水，天澇水成災，天旱缺水是困擾林縣的主要自然因素，史志中“大旱”，“頻逢荒旱”，“大荒”，“人相食”字眼頻率最高，林縣人外出逃荒就是逃水荒。一首民謠真實地概括了林縣的歷史面貌：“禿嶺光山頭，水缺貴如油。豪門逼租債，窮人日夜愁。”非旱即澇的景況則是“沒水把雨盼，下雨沖一片。沖走黃沙土，留下石頭蛋”。

林縣群眾迫切要求改變窮山惡水的現(xiàn)狀！

紅旗渠建成后林縣的生產(chǎn)條件，以及群眾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十年九旱滴水貴如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67萬人口和3.7萬頭家畜吃水有了可靠的保證，54萬畝耕地得到灌溉，糧食產(chǎn)量由開灌前的畝產(chǎn)196.4公斤逐年增加到1979年的417.35公斤；林縣水的問題解決之后，“五小”工業(yè)和林、牧、副、漁各業(yè)飛速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經(jīng)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tài)效益。以紅旗渠為主干庫塘渠配套的水利設施形成了一個能引水、蓄水、灌溉、排澇、發(fā)電的水利網(wǎng)絡，極大地提高了防御旱澇的能力，僅上世紀七十年代紅旗渠即引水37億立方米，大幅度提高了林縣的地下水位。現(xiàn)在林州城區(qū)面積擴大，高樓林立，今后幾年城區(qū)人口將增至40余萬，如果沒有紅旗渠，別說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連基本的生活用水都難以保證。

以楊貴為書記的林縣縣委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集中代表了林縣人民的愿望和意志，“寧愿苦干不愿苦熬”，“重新安排林縣河山”，毅然決然地修建紅旗渠一舉解決了林縣干旱缺水的自然面貌，使窮山惡水變成了青山綠水，奠定了林縣發(fā)展的堅實基礎。凡是站在林縣人民大眾立場上的人都會說紅旗渠應該修，修得好！

紅旗渠是毛澤東思想的一曲凱歌！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光輝體現(xiàn)！

按照有些人的說法，紅旗渠開工是“大躍進”造成的“左偏差”；是“不顧群眾死活大搞建設”；民工“口糧亦只有一天六兩”，“不少人得浮腫病在工地上倒斃”，“奪去了大量人命”“死者遠遠超過189人的數(shù)字”；為修渠迫害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為修渠造成干群關系緊張；因為修紅旗渠造成“政治恩怨難分解”；紅旗渠“開了頭”，山西、河南、河北“三地爭水日益激烈”。總之，紅旗渠從一開始就不應該修建，這是林縣文革中靠反楊貴反紅旗渠起家的打砸搶頭子雷慶祥的一派胡言謬論，早已被林縣人民的偉大實踐剝得體無完膚，雷慶祥舊調(diào)重彈，只能說明其反人民的態(tài)度頑固不化。

現(xiàn)在該不該重修紅旗渠？

您可能采納了某些人的看法，認為紅旗渠“不是一項可以任由自然淘汰的工程”，因為“紅旗渠的榮辱興衰，已經(jīng)成為某種超出林州范圍的政治風向標”，暗喻紅旗渠若不是政治原因，已經(jīng)成為自然淘汰的工程了。文中還寫道，“武家水村一村官告訴《鳳凰周刊》記者，‘紅旗渠的荒廢是一個大形勢，誰也逃避不了’”。“即便能用到紅旗渠水的土地，農(nóng)民們也輕易不敢澆地，因為用水的代價太高”，成了“用不起的紅旗渠水”。“林州中部土地上機井遍地開花，紅旗渠逐漸失去了用武之地”。“今年7月3日，紅旗渠的上半年引水量已經(jīng)統(tǒng)計出來，共從漳河引水4000萬立方米，不足全年目標1.7億立方米的24%。3年之后，投資10億的紅旗渠重修工程完工，水源必將更加稀缺與昂貴”。

文中援引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陳敏建的話，“如果現(xiàn)在無水可引，引了也用不起，修它干什么?”

由上所引述，廣大讀者很容易得出一個結(jié)論：紅旗渠沒有必要重修，投資10億元的紅旗渠重修工程完工后將徒勞無益。

事情真的如此嗎？讓我們逐一加以剖析。

近些年氣候變化雨量有所減少，再就是漳河上下游左右岸工農(nóng)業(yè)用水量增加，這些都不是紅旗渠水減少的根本原因，危及紅旗渠最為直接的致命因素在于有人蓄意破壞了紅旗渠的水源（后文對此專門敘述）。1980年，紅旗渠首所在地山西省平順縣石城村在某些人的支持鼓動下，破壞林縣和平順縣雙方簽訂的關于紅旗渠的協(xié)議，在林縣永久買下的地段——紅旗渠攔河壩內(nèi)上游400米處鑿洞修渠引水建立一座小水電站，裝機200千瓦，破壞了林、平兩地結(jié)成的長久友誼，常年從紅旗渠攔河壩內(nèi)引走了4-5立方米/每秒的水。

在1980年代漳河水量充沛的時候還不是一個大問題，但近些年平順縣石城電站引水已關乎紅旗渠的生死存亡。由于紅旗渠攔河壩上游建有一個平順縣侯壁電站，攔截15立方米/每秒流量用于發(fā)電，在漳河枯水季節(jié)侯壁電站來水不足5-6立方米/每秒的流量。石城電站在紅旗渠攔河壩內(nèi)筑壩，引水渠寬2.6米，渠水深2.1米水流急速，如按流速1米算，為5.46立方米/每秒，每年從紅旗渠大壩內(nèi)引水1.7億立方米。

也就是說，紅旗渠攔河壩內(nèi)的來水客觀上優(yōu)先保證了石城電站，石城電站用不完的水才能流入紅旗渠。

問題不僅如此，還在于進入紅旗渠的幾個流量到不了林州境內(nèi)就沒有了，因為在平順縣境內(nèi)20公里的總干渠為附近的村莊建有42個放水口，還建有二閘門石城電站，耗水1.5立方米/每秒。二閘門石城電站和42個放水口要消耗不少于4-5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山西平順縣石城村電站于1980年在紅旗渠首鑿洞修渠引水不合法不合理應當封堵關閉，即便達不到這一步，也應執(zhí)行1989年國務院42號文件，國務院文件明文規(guī)定：“石城水電站的運行條件：在三至六月的灌溉高峰期，當上游來水大于十秒立米時發(fā)電；其他時間，當上游來水量大于六秒立米時發(fā)電”。

只要嚴格執(zhí)行國務院（1989）42號文件紅旗渠至少可以保持6秒立方米的流量，加上豐水季節(jié)再加大一些流量，全年至少可引水1.8-2.0億立方米。

據(jù)《林州水利史》記載，截止1982年底，紅旗渠下共建成小型一、二類水庫47座，庫塘344座，塘堰1320座，小型水庫和塘堰共1711座，總興利庫容6857萬立方米。如果破壞的渠道不加以修復，這些水庫塘堰從哪里蓄水？

所謂“林州中部土地上機井遍地開花，紅旗渠逐漸失去了用武之地”，這是不了解林州的歷史和現(xiàn)狀。林州如果地下水充裕，那么就不用修紅旗渠了。現(xiàn)在一些地方的機井，完全得益于紅旗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大幅度提高了林縣的地下水位，那個時候紅旗渠每年引水3.7億立方米，加上水庫共有水4.1億立方米。就我們現(xiàn)在掌握的情況看，現(xiàn)在地下水普遍下降50米，有些機井因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而報廢，有些機井必須重新往深處鉆探才能見水，靠機井解決林州水的問題是不現(xiàn)實的。況且長期大量采用地下水會造成環(huán)境生態(tài)問題，所以說機井代替不了紅旗渠。

由于多種原因，用紅旗渠水澆地農(nóng)民用不起。現(xiàn)在很多地方機井水也用不起了，同樣因為水價昂貴。林州現(xiàn)在有五分之一的農(nóng)田不種小麥只種一季玉米，因為無水澆地。

林州人民呼吁重修紅旗渠！

林州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呼吁重修紅旗渠！

林州市委書記鄭中華代表市委、市政府作出“珍愛生命線，重修紅旗渠”水利建設三年（2011—2013年）大會戰(zhàn)的決定，發(fā)出了林州百萬人民的心聲，是一項有利當代、惠及子孫的大事，也必將有力推動“全面建設三省交界區(qū)域中心城市”的進程。林州市委、市政府的規(guī)劃是建立在深入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作了一番仔細論證的。為解決水源采取了切實可行的措施，如建設金牛山水庫，推進馬家?guī)r水庫的后續(xù)工程，爭取南水北調(diào)水源向林州反調(diào)水工程，完成天橋渠引水工程。如果能利用當前全國水利建設大好形勢，敦促海委漳河上游管理局嚴格貫徹落實國務院（1989）42號文件關于山西省平順縣石城電站的運行條件，保證紅旗渠首7-8個流量，省時省力省資金，重修紅旗渠規(guī)劃將更加完美。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陳敏建認為紅旗渠“如果現(xiàn)在無水可引，引了也用不起，修它干什么？”是對林州人民極端不負責任的言論。陳敏建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層，不深入群眾，不調(diào)查研究，輕易地作出如此不科學不實際的結(jié)論，實在有損于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的聲譽。

紅旗渠不但應該重修，而且重修正當其時；紅旗渠不但不會被自然淘汰，而且會越來越顯現(xiàn)出強大的生命力。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紅旗渠精神愈益發(fā)揚光大，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不可磨滅的一部分。紅旗渠豈止是“超出林州范圍的政治風向標”，已經(jīng)定格為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的典范。

紅旗渠受到歷屆中央領導的贊揚，周恩來總理譽之為“新中國的兩大奇跡之一”，鄧小平同志出席聯(lián)合國會議就帶有紅旗渠電影膠片。黨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及其他中央領導親臨紅旗渠視察，大力倡導紅旗渠精神。

中宣部2005年發(fā)文指出，紅旗渠精神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軍隊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

1997年6月，紅旗渠被中宣部列入“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2006年6月，被國務院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0年5月，被中紀委、監(jiān)察部命名為“全國廉政教育基地”。

2011年，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共中央宣傳部、財政部、國家旅游局、教育部、民政部、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鐵道部、交通運輸部、文化部、中國民用航空局、國家文物局、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14個部、委、局聯(lián)合通知，安陽市林州市紅旗渠為“全國紅色旅游經(jīng)典景區(qū)”。

2011年7月，被濟南軍區(qū)命名為“濟南軍區(qū)革命傳統(tǒng)教育基地”。

新華社的文章《守望精神家園的太行人——紅旗渠精神當代傳奇》說得好：林州人民“把中華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在了太行山之巔。”

誰破壞了紅旗渠？

既然重修紅旗渠，那就說明紅旗渠已經(jīng)受到毀壞或者破壞，是自然毀壞還是人為破壞？我們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為的破壞，是有人反對紅旗渠，使紅旗渠遭受了空前的劫難。

您在文中寫道：“在中國著名的‘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站，有一個關于紅旗渠的專題，內(nèi)有大量為林州‘三種人’鳴不平的文章，前林縣縣委辦公室主任、文革中反楊貴的‘人民派’頭頭雷慶祥成了靶子”。

“年已80歲的雷慶祥對本刊記者連喊冤枉，他說：‘我只反楊貴，不反紅旗渠。楊貴修紅旗渠是一功，但緊跟‘四人幫’是一過‘”。

“雷稱，在文革之中，數(shù)百名楊貴的反對者被下放勞動，所受待遇非人。1977年，雷發(fā)現(xiàn)林縣印發(fā)一個有批評鄧小平內(nèi)容的小冊子，遂向上舉報，1978年由中央、省、市組成的三級工作組到達林縣，清查‘三種人’由此展開”。

“1991年，雷慶祥被免除縣委常委職務外調(diào)，直到1999年才回到林州，此后因事繼續(xù)舉報楊貴。爭斗的后果是兩敗俱傷，林州本屆政府常委中，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在此，應該澄清一些事實。所謂“在文革之中，數(shù)百名楊貴的反對者被下放勞動，所受待遇非人”，純屬子虛烏有。1968年中央發(fā)出指示精簡機構，干部參加勞動。林縣成立革委會后遵照中央指示，組織干部到“四場一渠”（林場、農(nóng)場等以及紅旗渠），參加勞動鍛煉轉(zhuǎn)變工作作風。到“四場一渠”參加勞動鍛煉的干部工資照發(fā)待遇不變，不到半年時間又重回原單位。此后，干部參加勞動成為一項制度，稱為“一二三”勞動制度：縣級干部每年在基層勞動100天，公社局委一級干部在基層勞動200天，生產(chǎn)大隊干部參加勞動300天。每人一本勞動手冊，由所在小隊記工員計分。如當年勞動時間不夠須在次年補足。實行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極大地密切了干群關系，培養(yǎng)了干部艱苦樸素的好作風，只有鄙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人才會認為是一種懲罰。

您在文中指出：“在中國著名的‘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站，有一個關于紅旗渠的主題，內(nèi)有大量為林州‘三種人’鳴不平的文章，前林縣縣委辦公室主任、文革中反楊貴的‘人民派’頭頭雷慶祥成為了靶子”。在這里提出了一個問題，雷慶祥是什么樣的人？在林縣誰是“三種人”？

雷慶祥原是一名小學教員，后轉(zhuǎn)為林縣河順公社基層干部，同前妻離婚后和林縣桑園村大惡霸地主莫官的女兒結(jié)婚。其岳父莫官欺壓群眾，販賣毒品，莫官胞弟莫官林在國民黨縣政府當警察隊長，無惡不作，林縣解放時莫官兄弟二人被人民政府判處死刑。雷慶祥作為惡霸地主莫官的女婿對人民政府心生不滿。

1963年河南省委根據(jù)中央指示組織工作組在林縣河順公社搞整黨試點，河順公社是全省三個試點之一。對黨員進行審查重新登記。雷慶祥因道德敗壞，裝病不工作亂開藥，散布不滿共產(chǎn)黨的言論，反對修建紅旗渠，工作組決定對其不予黨員登記（開除黨籍），后來縣委建議給他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改為緩登一年（留黨察看一年）。雷慶祥從此對林縣縣委和楊貴懷恨在心。

1966年文革開始，中央規(guī)定縣以下暫不搞文革。1966年9月21日凌晨，安陽地委副書記焦祖涵（后查出是國民黨特務分子，參加過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組織的前身——復興社）親自帶領地直機關干部到林縣揪斗縣委第一書記楊貴，挑起轟動河南省的“九·二一”事件，罷了楊貴的官，改組了林縣縣委。雷慶祥積極配合焦祖涵的行動，受到焦祖涵的賞識，被委任為林縣“文革小組”成員。雷慶祥借助焦祖涵的勢力，殘酷迫害參加河順公社整黨的縣委副書記路加林，把上級處理過的林縣姚村公社1961年新三反運動中個別違法亂紀情況誣稱為“姚村慘案”，捏造材料栽到路加林身上，經(jīng)焦祖涵批準把路加林等三人抓捕入獄，還帶人到監(jiān)獄毒打。接著批斗縣委領導周紹先、秦志華、李貴、馬有金、王守福等人，連楊貴母親、愛人韓筱信及兒女也不放過，要抓捕批斗。群眾秘密保護楊貴母親和孩子到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全國勞模李順達家躲藏，農(nóng)民群眾把關在汽車棚里的韓筱信營救出來藏在自家閣樓上住了96天，才免遭毒手。

1967年5月3日，雷慶祥主持召開了號稱3萬人大會批斗劉少奇、鄧小平在林縣的代理人“三反分子”楊貴，在批斗臺上拳打腳踢把楊貴的胳膊擰壞。同時還把已懷孕6個月的林縣法院女院長崔秀林拖到臺上，揪頭發(fā)碰地血流滿面。隨后讓一個患有精神病的女人上臺控訴楊貴和崔秀林。這個女人曾辱罵毛主席、共產(chǎn)黨，在北京闖外國大使館，攔截朝鮮國家元首金日成的汽車，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禁，由林縣派人去北京把這個女人接回林縣進行教育。由于這個女人在臺上瘋瘋癲癲說話前后矛盾，參加批斗會的群眾紛紛退場，氣得雷慶祥在臺上大罵這些群眾思想落后，路線斗爭覺悟低。

更為惡毒的是雷慶祥一伙密謀殺害楊貴，他們認為必要時用三條人命換楊貴的一條人命。當時河南輝縣、南樂縣、信陽縣的三個縣委書記已死于非命，他們認為正是謀害楊貴的絕好時機。要不是1967年5月10日工人農(nóng)民把楊貴從雷慶祥一伙的巢穴里救出來，楊貴就會死于雷慶祥的毒手。

1967年7月10日雷慶祥一伙用經(jīng)濟手段蒙騙近7000農(nóng)民進城武斗，當日攻打縣郵電局，造成全縣電話線路中斷。

1967年7月12日下午2時，雷慶祥認為楊貴躲藏在林縣供銷社，為捉拿楊貴，他們組織了幾千個武斗人員分成4個梯隊，由雷慶祥的胞弟開著土坦克把林縣供銷社圍墻推倒40米，雷用望遠鏡觀察現(xiàn)場，在水塔上安裝高音喇叭親自指揮武斗。城關公社干部段雪生被武斗隊當場打死，被打傷群眾100余人。這是雷慶祥制造挑起的林縣第一場大規(guī)模武斗，從此林縣的流血武斗進一步升級，流血事件一起連著一起。

林縣法院法警、烈士子弟董德生和上海市落戶林縣的17歲青年楚長興因為說了一句話：林縣人都說楊貴是好書記，你們編造假材料，楊貴打不倒，董德生和楚長興被活活打死。董德生的尸體扔到縣城西邊一眼枯水井里，抗日戰(zhàn)爭時期，日本兵把抓住的八路軍戰(zhàn)士打死后拋尸入井，群眾稱為“八路井”，沒有想到二十多年后雷慶祥一伙又把烈士子弟打死拋尸入井！楚長興的尸體埋到林縣一中的植物園里，3個月后才找到。

1967年8月1日下午，雷慶祥在林縣縣委第四招待所北樓205房間召開打砸搶頭頭會議，研究策劃搶奪林縣人武部的軍火倉庫。8月2日雷慶祥派糧食局干部呼××帶隊實施搶槍方案，共搶各類槍械1036支，各類子彈52086發(fā)，又從公安局搶出手槍40支。這些槍支彈藥均發(fā)給各武斗隊。

雷慶祥保管使用手槍2支。

為捉拿楊貴和縣委領導，雷慶祥派林縣大眾煤礦王××帶領80多個武斗人員跑到山西屯留縣。他們分乘兩輛大卡車，帶手槍9支，步槍48支，機關槍1挺，子彈839發(fā)，被屯留縣武裝部將他們的槍支彈藥全部扣留。

雷慶祥指揮挑起武斗，全縣死亡156人，其中用槍打死10多人，傷者無算。武斗隊吃了生產(chǎn)隊儲備糧256萬斤，從銀行和生產(chǎn)隊取走現(xiàn)金310萬元。群眾都罵雷慶祥比他的惡霸地主岳父莫官還要壞一百倍！

在林縣誰是“三種人”不是清清楚楚了嗎？

雷慶祥就是林縣的“三種人”，是林縣最大的打砸搶頭子！

您在文中寫道：“年已80歲的雷慶祥對本刊記者連喊冤枉，他說：‘我只反楊貴，不反紅旗渠。楊貴修紅旗渠是一功，但緊跟‘四人幫’是一過’”，事情果真如此嗎？

林縣文革初期，雷慶祥帶領一些人污蔑攻擊楊貴在林縣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楊貴生活搞特殊化，“住小樓，坐沙發(fā)”，并且還把幾個沙發(fā)運到北京作為楊貴的罪證進行展覽，結(jié)果被北京的人民群眾嘲笑一番：坐沙發(fā)算什么，北京普通老百姓坐沙發(fā)多的是。他們灰溜溜地把沙發(fā)又運回來。況且楊貴根本就沒有住什么小樓，坐什么沙發(fā)。實際情況是當時來林縣參觀的人多起來，其中有重要的客人，根據(jù)需要，林縣蓋了縣委第四招待所，有的房間配置了沙發(fā)。雷慶祥抓不到楊貴的個人問題，便在紅旗渠上大作文章，說什么“紅旗渠是楊貴的政治資本，否定了紅旗渠楊貴不打自倒。”于是編造材料偽造事實，詆毀紅旗渠是“黑渠”（意為上級沒有批準立項），“死人渠”，“秦始皇修長城勞民傷財”。

1967年周恩來總理肯定了紅旗渠和林縣的山區(qū)建設成就，指示軍隊把楊貴保護起來，1968年4月林縣成立革委會楊貴任革委會主任。雷慶祥打倒楊貴否定紅旗渠的罪惡目的沒有得到，但林縣人民卻遭到雷慶祥制造的一場武斗災難，生命財產(chǎn)受到極大損失。

林縣成立革委會后，楊貴帶領全縣干部群眾經(jīng)過一年時間的奮斗全部完成紅旗渠配套工程，紅旗渠全面發(fā)揮效益。這時，王新在河南推行林彪路線，雷慶祥又找到了機會。他誣告楊貴在林縣搞唯生產(chǎn)力論，用“紅旗渠、糧食上綱要、儲備糧”這三大件搞獨立王國。大肆誣蔑紅旗渠“對外驚天動地很兇，對內(nèi)灰心喪氣很空”，“欺騙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攻擊“林縣儲備糧是圖虛名，說假話”，“林縣糧食上綱是吹牛皮撒謊”，把紅旗渠的灌溉面積60萬畝篡改為32萬畝。林縣縣委又一次徹底改組，楊貴調(diào)洛陽地委工作后他們還往洛陽送材料，繼續(xù)批判楊貴。雷慶祥一伙還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冒充另一群眾組織在大字報里寫上“楊貴是林縣人民的紅太陽”，造謠楊貴在林縣搞個人崇拜。林縣一個生產(chǎn)隊長違法犯罪，王新在這件材料上批示：讓林縣人民的紅太陽看看，林縣都是些什么貨色。

1972年10月全國婦聯(lián)主席康克清陪同外賓來林縣參觀，聽取了長期在林縣蹲點的作家華山的意見和林縣干部群眾的反映，接見了牛文杰、栗秀林等五人小字報成員，聽取了他們揭發(fā)雷慶祥拼湊編造的所謂楊貴、劉友明48頁材料的匯報，了解到王新迫害楊貴的情況，回京向周恩來總理寫信匯報。中央召開河南省委、省軍區(qū)黨委、河南駐軍首長赴京匯報批林整風會議，周總理親自點名讓楊貴參加。當周總理聽到楊貴受王新迫害的情況時掉下了眼淚，怒斥王新：毛主席培養(yǎng)的好干部你都要打倒，你說修一條小小的紅旗渠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紅旗渠，你修了幾條？會上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為楊貴平反，會后調(diào)楊貴任安陽地委書記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中央發(fā)了關于河南問題（1972）42號文件，分清了河南的大是大非問題。

楊貴重新回到林縣任職，沒有處理一個反對他的人，包括雷慶祥在內(nèi)，僅把文革中受到迫害整下去的干部補充到各級領導班子內(nèi)，調(diào)動各方面因素做好工作。楊貴這樣高姿態(tài)地處理林縣問題，給犯錯誤的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受到河南省委、武漢軍區(qū)領導贊揚，也受到周總理好評。楊貴在林縣工作3個月后，1973年2月調(diào)河南省生產(chǎn)指揮部，不久又遵照李先念同志傳達的周總理指示，協(xié)助省委書記工作。在河南工作不到一年，在黨的“十大”選舉為中央候補委員，1973年11月由周總理提名任公安部黨組成員、副部長。

雷慶祥在林彪路線猖獗時妄圖打倒楊貴，否定紅旗渠的罪惡目的又一次落空。

粉碎“四人幫”文革結(jié)束，開始清查“三種人”，雷慶祥面臨滅頂之災。正當雷慶祥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有一個人挽救了他，這個人就是公安部原副部長凌云。

文革中，凌云為迎合林彪、江青寫了誣陷劉少奇、彭真、羅瑞卿等中央領導的揭發(fā)材料，這份絕密材料，毛主席、周總理看后批示公安部專柜保存。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中央平反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冤案，凌云得知公安部檔案處部長專柜存有他的揭發(fā)材料后十分恐慌，怕暴露出他的問題，去檔案處要材料企圖銷毀。當時楊貴主持公安部工作，檔案處長說：要看這個檔案必須經(jīng)楊貴同志批準。1977年3月，凌云前后兩次找楊貴要求看檔案，楊貴堅持原則沒有批準，為保證檔案安全，打報告上交中央。凌云為此十分惱恨楊貴，對楊貴打擊報復誣陷迫害，一心要把楊貴整成“四人幫”的黨羽。

1977年4月，凌云派兩名親信到林縣尋找聯(lián)絡反楊貴的人，很快找到了雷慶祥，為整楊貴他們勾連到一起，利用公安部的領導和干部群眾不了解楊貴在林縣的真實情況，林縣的干部群眾不了解楊貴在公安部的真實情況，上下其手，玩弄了很多陰謀手段。

1977年6月2日中央確定楊貴成為公安部參加黨的“十一大”代表之一，6月3日凌晨公安部辦公樓南墻上一夜之間貼滿了林縣揭發(fā)楊貴的大字報，還是雷慶祥文革中誣蔑楊貴的那些內(nèi)容，凌云利用雷慶祥作為打手蒙騙了公安部的干部群眾，把楊貴從公安部參加“十一大”的代表中排斥出去。接著凌云又在公安部造謠楊貴是王洪文派到公安部的，一手制造了公安部楊貴冤案。同時凌云又把手伸向林縣，派人和雷慶祥共同編造誣陷楊貴的材料，組織人輪流向中央寫信，改組了林縣縣委。改組后的林縣縣委第一書記王德政把雷慶祥扶上臺，依靠打砸搶分子搞揭批查，在林縣不是批“四人幫”而是批楊貴，批積極修建紅旗渠搞山區(qū)建設的干部勞模黨員群眾，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林縣“楊貴幫派體系”大冤案。

為徹底整垮楊貴，雷慶祥又故伎重演，竭力否定紅旗渠，誰提紅旗渠誰就是為楊貴翻案。不準演紅旗渠電影，不準唱紅旗渠歌曲，不準賣紅旗渠書籍，封殺紅旗渠宣傳12年之久。后來在林縣任縣委書記的杜魁興發(fā)現(xiàn)林縣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人們不敢談紅旗渠，一談紅旗渠大家噤若寒蟬，甚至“談紅色變”，原因何在？就在于雷慶祥一伙把紅旗渠定為楊貴的一大罪狀。

雷慶祥當上縣委常委大權在握，以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為名，操縱新聞媒體，批判楊貴，攻擊詆毀紅旗渠。1980年7月28日，新華通訊社《內(nèi)部參考》（第63期）上登載一篇文章：“林縣正確總結(jié)紅旗渠建設的經(jīng)驗教訓推動各項工作的發(fā)展”，文中說“前縣委主要負責人積極追隨林彪‘四人幫’，用林縣人民創(chuàng)造的這個英雄業(yè)績作為晉升的敲門磚，并使紅旗渠成為他們壓制和打擊林縣干部群眾的棍子”。該文否定紅旗渠是自力更生修建的，說什么“國家給予了紅旗渠投資，不能說工程是‘自籌資金’、‘自力更生’修建的”。故意縮小紅旗渠灌溉面積，說“有效灌溉面積是40萬畝，其中保灌面積是24萬畝”。1982年雷慶祥被清除出縣委常委領導班子不久，紅旗渠管理局根據(jù)省政府“五查五定”要求，查定后得出結(jié)果，“這次各公社從下面對紅旗渠受益面積進行了全面統(tǒng)計，上報實際灌溉面積為54萬畝”。修建紅旗渠林縣自籌資金85.06%，上級投資14.94%，充分說明紅旗渠是林縣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修建成的。雷慶祥蓄意否定紅旗渠篡改紅旗渠澆地面積的卑劣手段被無情揭穿。

原林縣縣委副書記崔鳳金目睹紅旗渠被雷慶祥惡毒攻擊肆意貶低遭人破壞的情況心急如焚，不斷寫信向上級反映。河南省信訪局1992年1月25日“來信摘編”第1期登出“紅旗渠遭受嚴重破壞亟等解決”一文，“來信摘編”說“近十幾年來，紅旗渠遭到嚴重破壞。總干渠普遍被淤泥堵塞，有的深達數(shù)米，山石滾落渠內(nèi)成了‘鎮(zhèn)山石’也沒人排除，山巖風化，殃及渠身也無人組織修復。支、農(nóng)、斗渠大段大段地拆毀。甚至有人拆磚蓋房，肆意破壞。長藤結(jié)瓜——水庫工程大部干涸，有的干脆在水庫內(nèi)開荒種地。崔鳳金在信中說，‘為什么紅旗渠遭如此破壞主要原因...錯誤地批判了楊貴和紅旗渠...誰說楊貴好就是為楊貴翻案，誰宣傳紅旗渠就是為楊貴樹碑立傳...那些在紅旗渠和山區(qū)建設中出力流汗優(yōu)異的人都被視為楊貴幫派骨干，...誰還敢關心紅旗渠...‘”。崔鳳金的信揭露了紅旗渠遭破壞的真實原因就在于雷慶祥批楊貴反紅旗渠，才使紅旗渠遭受空前厄運。

雷慶祥上臺后利用竊取的權力，把已經(jīng)開工建設的金牛山水庫說成是楊貴搞左傾，有平調(diào)問題，蠻橫地停建金牛山水庫，浪費數(shù)十萬元資金和勞動力，同時停止勘探馬家?guī)r水庫。當時金牛山水庫設計蓄水2.1億立方米，是紅旗渠重要的補源工程，金牛山水庫半路下馬，失去最佳的建庫時機，給紅旗渠造成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

全國勞模、山西平順縣縣委書記李順達說，紅旗渠不僅是林縣人民的，也是我們平順縣人民的，屬于全國人民的，我們要共同愛護紅旗渠。1979年林縣新任縣委書記王德政和雷慶祥專程到山西平順縣宣傳林縣揭批楊貴的戰(zhàn)果，要求林、平兩縣要聯(lián)合起來共同肅清楊貴、李順達的流毒，嚴重地破壞了林縣和平順縣的關系。平順縣石城村一位老黨員說，林縣人自己批判楊貴批判紅旗渠了，引發(fā)平順縣有人在紅旗渠首打起了主意。

1980年元月山西省平順縣石城村在紅旗渠攔河壩內(nèi)動工開鑿引水隧洞，一開始只上了三、四個人進行試探，過了一段時間林縣方面沒有反應，上工的人增到三、四十人，最后每天上工人數(shù)增到七、八十人，大張旗鼓地在紅旗渠首攔河壩內(nèi)施工干起來。紅旗渠管理局副局長彭美中幾次向林縣主管紅旗渠的副縣長反映石城電站動工情況，幾次被頂回來，這個副縣長甚至大聲喝斥彭美中：“不發(fā)你們工資，還是沒有飯吃？這事不用你管！”還利用副縣長的職權送給修石城電站引水渠的山西民工10噸面粉，派林縣兩個劇團演戲表示慰問，極大地助長了石城村修渠的勁頭。

紅旗渠特等勞模任羊成一連找林縣某縣委書記4次，這個縣委書記每次都說：“你們甭管，我們有考慮。”還說任羊成“你有啥了不起，這用你管？”任羊成說：“明明人家上了七、八十人了，你還有啥考慮。這是林縣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10年時間用鮮血和汗水換出來的，我們怎能不管？”為此任羊成和這個縣委書記吵了一架。

石城村老支書曾給任羊成說：“上邊讓我們修電站引水渠我們不能不修，你們只要來幾個人干涉一下我們就停工了，可是你們沒有任何表示，我能讓停工？怨只怨你們縣里領導，怨不得別人”。

原紅旗渠管理局副局長彭美中氣憤地說：“石城電站的建成，主要是人家乘林縣沒人管，人家就修成了。這個電站叫誰去看看都很氣憤，是從咱紅旗渠引水閘門前面把水引走了，這太不像話了，當時就是沒有人管。這件事只要真相大白以后，當時是誰負責紅旗渠的，是無法向全縣人民交待的，會遺臭萬年。”

彭美中說到林縣自身原因：“當時一部分人還在反紅旗渠，還在劃界線，當然他們就不去管了。特別是林縣領導層里邊，有相當一部分林縣籍的領導，在他們的心里，好像如果對紅旗渠重視了，就沒有同楊貴劃清界線。他們不是為林縣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形成了山西石城在紅旗渠首修電站時，沒人去關心，沒人去愛護，沒人去管”。

雷慶祥說他“只反楊貴，不反紅旗渠”完全是欺人之談，他既反楊貴，又反紅旗渠。雷慶祥正是地地道道反對紅旗渠、破壞紅旗渠的元兇禍首。

您在文中寫道：“1977年，雷發(fā)現(xiàn)林縣印發(fā)一個有批評鄧小平內(nèi)容的小冊子，遂向上舉報，1978年由中央、省、市組成三級工作組到達林縣，清查‘三種人’由此展開。”雷慶祥所說的“小冊子”是怎么一回事，三級工作組來到林縣做了哪些工作？應當向讀者做一說明。

林縣縣委從1957年開始，把上年報刊發(fā)表的有關林縣的所有文章輯印成冊作為資料保存，此舉曾受到河南省委的表揚，形成為一項檔案制度。1977年也不例外，把1976年的報刊文章輯印成冊，因為1976年比較特殊，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也有批判“四人幫”的文章，縣委辦公室決定只印100本作為資料保存，不像往年一樣印500本發(fā)到各局委、各公社作參考，像這樣印發(fā)保管檔案資料的具體事，縣委不過問，因為這是辦公室業(yè)務工作。雷慶祥從林縣印刷廠，騙取了一個沒有封皮的樣本，向中央領導誣告楊貴指示林縣縣委仍在散發(fā)批鄧文章。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調(diào)查不實批示為“一起嚴重政治事件”，導致河南省委發(fā)出（1978）26號文件“關于林縣縣委一起嚴重政治事件的通報”，給予林縣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趙迎秋留黨察看一年、撤銷職務的處分，給予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王樹英撤銷職務的處分。事實真相是隱瞞不住的，謊言掩蓋不了事實。1989年4月，中共河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報省委同意，發(fā)出予紀審（1989）3號文件，撤銷中共河南省委（1978）26號文件，復議認定：原定“嚴重政治事件”性質(zhì)不妥，予以改變。撤銷原給予趙迎秋、王樹英二同志的處分。

事實證明雷慶祥喧鬧的林縣檔案資料事件完全是蓄意誣告！

在雷慶祥誣告檔案資料的同時，凌云派出親信到林縣常住第四招待所與雷慶祥共同炮制捏造楊貴材料，組織人輪番向中央寫誣告信，由凌云轉(zhuǎn)交給鄧小平副主席，以致鄧小平批示，對楊貴的問題反映太多了。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組織調(diào)查，由中央、省、地三級工作組于1978年7月13日進駐林縣幫助縣委整風。工作組經(jīng)過20余天的調(diào)查沒有發(fā)現(xiàn)楊貴有實質(zhì)性的問題，大部分反映的還是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問題，可是這些都是中央的部署。工作組長、中組部局長張凌回京匯報后，回到林縣向新任縣委書記王德政傳達胡耀邦、王震、宋任窮等中央領導的指示：不要批楊貴，干部隊伍要穩(wěn)定，要多換思想少換人。要貫徹落實中央關于農(nóng)村政策的37號、42號文件，一定抓好當前生產(chǎn)，不能影響群眾生活。中組部張凌局長在合澗公社試點情況匯報會上講：有人提出揪楊貴回林縣接受批判是錯誤的。楊貴同志是中央管的干部，相信中央會正確解決楊貴問題的，林縣還是紅旗縣，楊貴同志還要工作，今年不工作明年就要工作。解決農(nóng)村問題，不要和楊貴掛鉤，更不能層層換班子。張凌局長還特意囑咐新任縣委第一書記王德政、縣委書記魏新法：這些話我在縣里已經(jīng)講過了，德政、新法你們應該清楚。我們工作組就要走了，今后主要靠縣委抓工作了。

三級工作組在林縣工作不足一個月，沒有處理一個人，雷慶祥企圖把責任推給三級工作組，拉大旗做虎皮掩護自己是辦不到的。

工作組剛撤走，新任縣委書記王德政就違背中央領導指示，把雷的幫兄幫弟80多人安插到縣直和各公社領導崗位上，同時在林縣掀起一股免職風，以楊貴劃線解除數(shù)百名干部的職務。如林組（1978）82號文件一次即免職58人，林組（1978）79號文件一次免職干部22人，一次免職干部七、八個人或十幾個人的文件接連不斷，對干部解除職務以后再加以批斗。

王德政、雷慶祥在全縣大肆宣傳從公安部凌云那里傳來的所謂華國鋒的指示：“楊貴是四人幫的人”，他們開大會作報告、發(fā)文件、出簡報，在全縣廣播給華國鋒編造的這句謠言，虛構“楊貴在林縣苦心經(jīng)營了一個‘楊貴幫派體系’，必須徹底砸爛‘楊貴幫派體系’，做到‘幫要散，人要換，線要斷’，一個不留除惡務盡。”大肆鼓吹“在林縣批楊貴就是批‘四人幫’”。

1979年元月，雷慶祥和凌云派到林縣的人共同搞了一個“絕密”的“楊貴罪行材料”，誣稱楊貴參與“四人幫”奪權，在縣委機關宣講，還到廣播站向全縣廣播，威逼干部群眾和楊貴劃清界限。

他們在林縣龍山賓館、縣委一、二、三招待所等處軟禁數(shù)千人，強制人人過關揭發(fā)楊貴，對廣大干部勞模黨員群眾以楊貴劃線，名為學習班實為批斗會。歷時兩個月，限制人身自由，輪番批斗，大搞逼供信，進行人身侮辱、肉體摧殘。在此期間，因不堪凌辱有3人自殺身亡，3人自殺未遂。

以楊貴為書記的縣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受到不同名目的處分；800多名各級干部受到批判、撤職、雙開；撤換了3500多個生產(chǎn)大隊、小隊干部，除名4005個黨員；開除、清退2200多個全民和集體工人。

雷慶祥殘酷打擊迫害干部群眾到了瘋狂的程度，指鹿為馬隨心所欲，手里掂著“楊貴幫派體系”的大帽子，誰不聽他的話，不和楊貴劃清界線，大帽子扣到頭上就成了“楊貴幫派分子”，輕則挨批斗，重則撤職、開除黨籍。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王守福，1944年參加革命工作，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77年12月根據(jù)省外事辦指示帶人到廣州、上海等地參觀學習外事工作經(jīng)驗，隨行帶了紅旗渠宣傳資料和電影《紅旗渠》拷貝，成了所謂“王守福南方之行”繼續(xù)宣傳紅旗渠的錯誤。連縣文化館舉辦的紅旗渠展覽，縣劇團編寫的紅旗渠的劇目，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旗渠的哲學》，都成了王守福的罪狀。給予王守福撤銷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2年的處分，下放林縣熒光燈廠，每月只發(fā)生活費，王守福得病后連看病的錢都沒有，含冤逝世。

趙更生，林縣劇團黨支部書記、副團長，1958年入黨，1959年參加工作。1979年8月23日，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申xx向趙更生宣布雷慶祥(雷已提為宣傳部長）的指示：雷部長說，你們劇團編排“戰(zhàn)山河”，歌頌紅旗渠，為楊貴老縣委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你作為劇團主要負責人充當楊貴的吹鼓手。楊貴現(xiàn)在是“四人幫”的人，他的問題就是你的問題。把你免除職務下放橫水中學鍛煉，你不下去雷部長叫劇團書記停發(fā)你的工資。

看！雷慶祥的欲加之罪荒唐到何種程度！

楊文貴，河順公社黨委副書記，1966年入黨。曾先后擔任河順公社東山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營長，多次出席縣委、安陽軍分區(qū)、省軍區(qū)、武漢軍區(qū)召開的民兵英模會，1966年東山民兵營被安陽軍區(qū)分區(qū)授予“紅旗民兵營”的光榮稱號。1977年楊文貴出席河南省第五屆人代會，當選為省人大委員。縣委組織部長王xx和楊文貴談話：你在過去領導東山民兵營時成績突出，在河順公社擔任領導時工作也很好，現(xiàn)在根據(jù)運動的需要免去你的公社副書記職務。但是在林縣縣委林發(fā)（1978）29號文件給楊文貴定的罪名是“緊跟楊貴”，“保楊貴，保自己，遲遲不揭批楊貴”，以此劃入“楊貴幫派體系”加以處理。

李菊英，女，1956年生，林縣城關公社青年干部。雷慶祥安插在城關公社的打砸搶頭頭，為把楊貴老縣委表彰樹立的先進典型xxx整倒，捏造事實，拼湊材料，誣蔑xxx有男女作風問題，讓李菊英寫證明材料，李菊英堅持實事求是聲明自己“不能瞎說”。這個打砸搶頭頭竟然說“雖然你本人沒有什么問題，但你不寫證明材料就是不揭發(fā)‘楊貴幫派體系’，就是和他們站在一塊。這就是你的問題，你不能在公社工作，卷鋪蓋回家”。1979年元月一天，這個人當眾宣布：“現(xiàn)在正式通知你李菊英，明天開始停發(fā)工資，不要再來公社了。”這一天正好是李菊英結(jié)婚典禮的前一天，給她極大的精神傷害。李菊英堅持一個人起碼的道德底線，不作偽證，就被雷慶祥一伙人取消干部公職。像李菊英這樣當年二、三十歲的一批青年干部都被視為“楊貴幫派體系”組織路線的產(chǎn)物，沒有任何手續(xù)統(tǒng)統(tǒng)趕出工作單位。

路銀，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中共河南省委候補委員、縣委常委、紅旗渠特等勞模、農(nóng)民水利技術員，參加了紅旗渠建設的全過程。他因為跟著楊貴和縣委修建紅旗渠成了一大罪狀，被撤銷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受到殘酷批斗。逼著他揭發(fā)楊貴的罪惡事實，和楊貴劃清界線，一些人捏住他的手指在所謂揭發(fā)材料上捺手印，路銀氣得大哭一場高血壓病發(fā)作。其時路銀已近70歲，受批斗昏倒過兩次。1982年路銀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

上述只是順手拈來的一些例證，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如縣委副書記崔鳳金1979年被趕回農(nóng)村到現(xiàn)在三十多年，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錯誤，也沒有看到撤銷職務的文件。被趕出縣委班子后在縣城掃大街的活也不讓干，給予刁難。紅旗渠特等勞模任羊成差點被開除黨籍，后來在經(jīng)濟上對他壓制，不讓調(diào)工資，34.6元工資一直掙了16年。后在林州市委書記毛萬春的直接干預下才掙到工資的平均數(shù)。紅旗渠特等勞模鐵姑娘隊隊長郭秋英劃為“楊貴幫派體系”里的人，被開除黨籍，撤銷團縣委副書記職務。紅旗渠特等勞模英雄炮手常根虎因和楊貴劃不清界線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趕回農(nóng)村，因病無錢醫(yī)治含冤去世。

總之，被王德政、雷慶祥打成“楊貴幫派體系”的數(shù)千名干部勞模群眾，都是踏實工作、勤奮勞動、積極參加紅旗渠和山區(qū)建設的人，是用自己的雙手和鮮血汗水創(chuàng)造了紅旗渠精神的人。

為徹底弄清所謂華主席指示的真?zhèn)危?998年9月14日，原林縣縣委副書記劉章鎖、栗秀林等三人一塊拜訪了華國鋒同志，當談到1978年8月工作組撤離林縣后王德政、雷慶祥大力宣傳所謂華主席指示：“我們說楊貴是我們的人，‘四人幫’說是他們的人，現(xiàn)在看來楊貴是‘四人幫’的人。”華國鋒憤怒地說：“他們胡說！是誰聽我講的？這完全是造謠！楊貴同志是好同志，在公安部工作是很好的，修建紅旗渠是有功的！”

2002年林縣干部群眾又有人寫信請求證實，華國鋒同志處回信：

楊貴同志：

轉(zhuǎn)來河南林州同志的信，已送華老閱。華老閱后囑：信中傳他說：“華主席說：‘現(xiàn)在看來楊貴是四人幫的人’的話，純屬無中生有，完全是造謠。現(xiàn)予以澄清，以正視聽。

現(xiàn)連同原信一并送上，請收。

此致

敬禮

華國鋒同志處

二零零二年八月廿八日

華國鋒同志出面澄清謠言，讓林州人民徹底明白，雷慶祥一伙搞的那一套楊貴是“四人幫”的人，批楊貴就是批“四人幫”；楊貴在林縣苦心經(jīng)營了一個“楊貴幫派體系”，原來是建立在謊言和詭辯的基礎之上。

2006年3月，中紀委經(jīng)過認真調(diào)查后認定：楊貴同志到公安部任職是周恩來總理提名的；他在公安部期間保護了干部群眾，抵制了“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他帶領林縣人民修建紅旗渠是有功勞的；在河南干部群眾中有較高威信；調(diào)農(nóng)業(yè)部后為扶貧事業(yè)傾力奉獻，做了大量工作。中共決定：改變公安部對楊貴的原審查結(jié)論，恢復楊貴同志副部長職級，醫(yī)療上享受正部長級待遇。

楊貴平反的消息傳到林州以后受到干部群眾熱烈擁護，唯有雷慶祥如坐針氈，仿佛有大禍臨頭的感覺。直到現(xiàn)在他還在對記者誣謗“楊貴緊跟四人幫”，這是明目張膽對抗黨中央、對抗中紀委。雷慶祥對記者吐露“因事繼續(xù)舉報楊貴”，這是不打自招。在2006年3月楊貴平反前夕，雷慶祥指使人在全國寄發(fā)匿名傳單，繼續(xù)誹謗楊貴是“四人幫”的人，組織人寫小說影射攻擊楊貴，“三種人”的立場頑固不變。

您在文中寫道，“1991年，雷慶祥被免除縣委常委職務外調(diào)......”。雷慶祥被免除縣委常委職務外調(diào)不是在1991年而是在1982年，至于為什么被免除常委職務，雷慶祥辭語閃爍，語焉不詳。他隱瞞了林縣一段十分重要的歷史，這是分清林縣大是大非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jié)點。

雷慶祥上臺就是“三種人”上臺，雷慶祥成了縣委常委，又成了常務副縣長，他呼朋引類把自己的同黨安插到各個重要領導崗位；他又主抓清查工作，批楊貴反紅旗渠，打擊迫害干部群眾，弄得林縣人妖顛倒民怨沸騰。林縣的一部分干部群眾不懼高壓，根據(jù)中央關于清查“三種人”的指示，向上面告發(fā)雷慶祥一類“三種人”的倒行逆施，揭露他的真實面目。同時雷慶祥又反咬一口，寫誣告信說舉報人在翻“揭批查”的案，通過公安部凌云轉(zhuǎn)給鄧小平同志，鄧小平在雷慶祥告狀信上作了批示，讓認真研究處理這個問題。于是安陽地委派出以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張鳳岐為組長的調(diào)查組，負責調(diào)查此事。地委書記指示：上告雷慶祥有個材料，20幾條，你們到林縣后要圍繞這個材料展開調(diào)查，一條條落實，只要有一條不實，就逮捕告狀人。張鳳岐到林縣后排除雷慶祥的種種干擾，弄清上告人反映的20多個問題有根有據(jù)，都是真的，連武斗中雷慶祥一些人佩帶的手槍的搶號都抄來了。張鳳岐左右為難，上邊定的調(diào)子上告人翻揭批查的案，要嚴肅處理；可是上告人反映的雷慶祥等人20幾個問題都是真的，自己又不能瞎說。張鳳岐不愧是一個有著堅強黨性的老共產(chǎn)黨員，敢于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如實向地委書記作了匯報，后又如實向省委作了匯報。

安陽地委最終形成一個文字報告，地委書記親自修改，說雷慶祥在文革中犯有錯誤。他批斗過老干部，寫過派性材料，是參加兩派聯(lián)合的群眾代表之一，在制止武斗協(xié)議上簽過字，是革委會成員，進入縣委班子后繼續(xù)搞派性等。

張鳳岐說，時隔多年，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王德政在林縣確實搞了派性。三級工作組在林縣時間不長，對以后發(fā)生的問題，王德政應該負責。

安陽地委報省委批準，對“三種人”雷慶祥等人作出處理：撤銷雷慶祥等3人常委職務，調(diào)出林縣或調(diào)其他單位。免去另一打砸搶頭頭曹xx縣委組織部干部組長職務，清出組織部。另外搞清了林縣文革中的八大事件和受害的156人的死因，把十一名在群眾中反應強烈的具有實質(zhì)問題的人，從各級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這是對雷慶祥的一次沉重打擊，分清了林縣文革和“揭批查”中的大是大非。

1982年12月14日至15日，全國八省組織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林縣縣委書記王德政作了檢查，王德政在檢查中說，“一年多的實踐使我認識到，林縣縣委班子中確實有派性，揭批查運動中雷慶祥等人比較積極，就叫他們進了縣委常委班子，當時下邊就有反映。我認為要鞏固揭批查成果，班子中就應該進幾個積極分子，現(xiàn)在看起來這個指導思想值得考慮......”（見«河南組織工作»1983年2月10日第五期，總第120期）。

王德政調(diào)離林縣，原縣工會主席去看他，他很內(nèi)疚地說:“我很對不住你，我未能恢復你的黨籍和政治待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帶著錯誤走的，就要離開林縣了，但你要知道我來林縣是帶著上邊觀點來的。”

王德政于2000年8月28日逝世，2001年2月3日《河南日報》登出王德政逝世消息，歷數(shù)了他生前擔任的一系列職務，唯獨沒有登載1978年8月任中共林縣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因為在林縣這一段時間是王德政不光彩的一段經(jīng)歷，他欠下了林縣人民一筆還不清的政治賬！

時光在流逝，彈指一揮32年。

紅旗渠精神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進一步發(fā)揚光大，成為中華民族精神重要組成部分；楊貴冤案平反昭雪；但是，跟著楊貴積極參加紅旗渠和山區(qū)建設，用雙手和血汗創(chuàng)造出紅旗渠精神的干部勞模黨員群眾，身負“楊貴幫派體系”的政治包袱而不能解脫，反楊貴反紅旗渠給林縣人民和子孫后代造成極大禍害的打砸搶頭子雷慶祥仍然逍遙法外，真是天不公地不道！

一部紅旗渠政治史，就是以楊貴為首的林縣縣委領導林縣人民堅決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英勇奮斗史，也是雷慶祥一類搗亂分子反對紅旗渠、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丑惡表演史。

破壞紅旗渠、破壞社會主義的雷慶祥一類人仍然存在，還在蠢蠢欲動，所以任羊成說：“保紅旗渠，就是保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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