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渠政治史　

　作者：楊桐      來源：《鳳凰周刊》2011年28期　

    1960年2月，林縣人民組織千軍萬馬開赴太行山修建盤山渠道，也就是后來的紅旗渠。　　

　　8月13日上午，83歲的楊貴重返河南林州，為紅旗渠“紅色旅游經典景區”揭牌。這天，投資1.5億元的紅旗渠紀念館擴建工程開工。　　

　　之前的7月12日，林州召開題為“珍愛生命線，重修紅旗渠”的動員大會，宣布投資9.7億元，分三年時間重修紅旗渠及其配套工程。　　

　　林州重修紅旗渠，契機是2011年7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水利工作會議，亦和省委書記盧展工兩次觀看有關紅旗渠的演出，河南根據高層精神重扛紅旗渠和焦裕祿兩面紅旗不無關系。　　

　　歷史在重演，195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全國山區工作座談會后，時年29歲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提出“重新安排林縣河山”，紅旗渠工程在“三年自然災害”中上馬。　　

　　總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最早是叫“引漳入林”工程，即將山西境內的漳河水引到河南境內的林州，特殊時代很快用上了紅旗渠這個名字。紅旗渠源頭始自山西省平順縣石城鎮汾河灣，總干渠穿山越壁到達林州后分成十條干渠和分干渠，再分為51條支渠、290條斗渠和4281條農渠(又稱毛渠)，連帶394個水庫和塘堰，供林州60萬人口吃水和54萬畝農田灌溉。此外還有無法計數的排灌站和小型發電站，形成長藤結瓜模式。在“人工天河”的施工難度背后，是官方統計的死亡189人，重傷致殘256人的代價。　　

　　紅旗渠曾在一代中國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它與大慶、大寨一起成為特定年代的標志。以后，紅旗渠精神又被認為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脈相承，延遞至今。去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視察河南時亦曾指示，中原大地孕育的紅旗渠精神、焦裕祿精神是全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1991年，紅旗渠管委會成立了紅旗渠風景區，最初收入寥寥。但到1997年6月，中宣部將紅旗渠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紅旗渠以“紅色旅游”為賣點財源滾滾，每年門票收入1300萬元，超出了以景養渠的初衷。　　

　　作為紅色旅游勝地，紅旗渠一直是各地開展入黨宣誓的場所。今年是中共建黨90周年，僅僅一個6月，全國就來了760余個黨建單位和5.1萬游客。　　

　　在風景區火爆的背后，紅旗渠受到源頭缺水和管理廢弛的雙重制約，幾乎失去實用功能。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崩塌，紅旗渠渠道廢棄。水源地用水緊張，紅旗渠常年見底，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農民為爭水源架土炮對轟。　　

　　近年蜂擁而生的廠礦、大型基建帶來的開山炸石需求，讓紅旗渠的殘軀面臨化骨揚灰之患。　　

　　在林州境內，因紅旗渠修建引發的政治和人情恩怨從未停息，延伸為“保渠派”和“廢渠派”對峙，并牽連到外界的思潮爭論。紅旗渠的榮辱興衰，已經成為某種超出林州范圍的政治風向標。　　

　　此次林州斥巨資為紅旗渠輸血，說明其不是一項可以任由自然淘汰的工程。　　

回到原點再出發　　

　　7月23日舉行的開工儀式上，林州市委書記鄭中華和“四大班子”捐出了一個月工資，前來參加會議的河南省水利廳副廳長程志明和安陽市副市長葛愛美亦各捐5000元。　　

　　林州的大型企業也被要求參與捐款，其中一家公司的捐款金額為100萬元。當天現場募集到的捐款達1100萬元。　　

　　之后，林州所有吃財政飯的干部職工被扣除當月工資用于修渠，《鳳凰周刊》記者接觸到的一些公務員對此頗為抱怨，也有教師在網上發帖表達不滿。　　

　　重修工程計劃3年完成，主要資金來源為市財政5%和土地出讓金的10%，鄉鎮出不低于10%的財政收入，總投資為9.7億元，今年投入2.62億元。按照計劃，已經廢棄長達20年之久的紅旗渠支渠、斗渠、農渠和水庫將重新派上用場，新增灌溉田地26萬畝。　　

　　此次重修工程形式上亦仿效當年，譬如設置了“三年大會戰指揮部”，由市委書記擔任政委，市長擔任指揮長。各鄉鎮成立的分指揮部也由政府官員擔任政委和指揮長，所有的行政機關都分有包片任務。林州市委發文稱，“大力弘揚紅旗渠精神，以千軍萬馬戰太行的磅礴氣勢，動員社會各界力量。”　　

　　這番態勢，和三個月前紅旗渠的處境恰成對照。　　

　　今年5月下旬，林州西北22公里的大山深處，一個叫武家水的村莊引起了外界關注。該村干部將一座山體對外承包，承包人開山炸石賣給高速工地，開山處離紅旗渠干渠只有100米。　　

　　危害更大的是不遠處李家溝村的取石現場，被炸開的山體距離二干渠只有10米遠。　　

　　正在興建的林長(林州到山西長治)高速需要用大量的石材，當地人“靠山吃山”，山體早已千瘡百孔。　　

　　大山被蠶食的另一原因是鐵礦林立。密集之處，每隔幾十米遠就有一個選礦場，用水泵從紅旗渠內源源不停地抽水。此時，二干渠內的水位只有20公分高度，農田和選場保誰是個問題。　　

　　盤繞武家水村的三干渠已斷流近20年，通往農田的渠道被填平或雜草掩埋。當初紅旗渠通水后，每個村莊都有固定的護渠隊，水庫和提灌站都有專人值守，每天記一個工分，這個輕松的活計令人羨慕。好光景隨包產到戶終結，村里無法付給護渠人報酬，渠道無人看守而破壞日盛。武家水村的渠道鐵管一部分被村民“偷走”。　　

　　到1991年，武家水村遭遇連續十個月的大旱，村民集資打了582米深機井才見到水。每家在院子中挖出一口數米深的水窖，每半年蓄水一次。　　

　　今天，當地以種糧為業本身就無利可圖，而收入靠天等雨的處境則更讓村民們對土地失去了信心，紛紛外出打工，大片土地因無人耕種撂荒。　　

　　今天重修紅旗渠，可以說是從原點再出發。　　

　　用不起的紅旗渠水　　

　　任羊成家門前的溝渠，常年被生活垃圾和污水淤塞，散發出難聞的氣味。現年83歲的任是紅旗渠修建時的除險隊長。　　

　　這條溝渠，即是紅旗渠十二支渠，與一干渠相連，穿林州市區而過，其上曾有25座小型發電站，被稱為25顆“太行明珠”，為外賓到訪林州的必選景點，如今只能從發黃的照片中尋找。　　

　　武家水村一村官告訴《鳳凰周刊》記者，“紅旗渠的荒廢是一個大形勢，誰也逃避不了。”在他看來，出生于計劃經濟年代的紅旗渠，在市場經濟時代水土不服。　　

　　距林州25華里的采桑鎮北景色村，所有渠道在1980年代全部毀掉，農民們將渠內的石塊搬回家中蓋房子或砌豬圈，只有在公路上方懸空的渡槽，由于人碰觸不到而保存完好。　　

　　在林州市區，十二支渠斷流已過10年，下游被垃圾填平。2008年，在中央立項背景下，林州曾召開支渠治理工作會議，但此后沒了下文。　　

　　2010年8月開始，任羊成和8名老干部、老工人組隊，開始踏訪林州的每一個村莊，調查紅旗渠的使用情況，歷時8個月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90%以上的農渠已經毀掉或廢棄。　　

　　靠近一干渠的郭家漫村是少數能用上紅旗渠水的村莊之一，71歲的郭換朝是村里的護渠員。郭換朝手中的一個1994年的水費賬本顯示，當時農民用水的價格是4.5元/小時。　　

　　即便能用到紅旗渠水的土地，農民們也輕易不敢澆地，因為用水的代價太高，在東崗鄉，農民需要以每小時40元的價格買紅旗渠水，每小時澆不了三分地，每畝地澆一遍需要160元左右，一季小麥需要澆三遍水，水費的開支近500元，當地小麥平均畝產800斤左右，每斤價格1元，除去農藥化肥開支所剩無幾。　　

　　1999年，林州開展了水利產權改革，水庫承包給私人，郭換朝失去了工作。新生的水協會只收水費不管理，農民用水的成本從每小時幾元錢一路上漲到現在的幾十元錢，出現用紅旗渠水比自打機井費用還高的情況，還須擔心滲漏浪費。林州中部土地上機井遍地開花，紅旗渠逐漸失去了用武之地。　　

　　為多得收入，紅旗渠管理方賣水給工廠。　　

　　紅旗渠灌區管理處灌溉科長崔志紅說，紅旗渠的確賣水給一些鋼廠和電廠，通常情況下工業用水為每寸1分，緊張時上漲到3-4分，而農業用水的均價是0.4分。紅旗渠賣農業用水的收入只有120萬元，而源頭買水花去的水資源費約150萬元。管方人員介紹，水渠大的維修項目動輒要兩三千萬元，日常維修每年需五六十萬元，灌區是賠錢運營。　　

　　1990年以后，紅旗渠灌區管理局共有員工512人，人員工資都發放不下來。2002年，紅旗渠灌區管理局縮減機構變成管理處。　　

　　崔志紅說，紅旗渠設計的灌溉能力是47.2萬畝，近幾年依然能達到46萬畝。但一位不愿具名的紅旗渠管理者稱，紅旗渠實際的灌溉面積只剩下19萬畝，甚至有可能更低，本刊記者接觸到的多位當地研究者認同這一說法。　　

　　南采桑村的老宋說，“幾乎每個村莊都有紅旗渠的影子，但是都用不著。”　　

源頭爭水架炮轟　　

　　致命的打擊來自源頭。　　

　　紅旗渠源頭地處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1965年，紅旗渠局部建成時，山西、河北境內水庫還不多，紅旗渠的年流水量達到了3.7億立方米，但紅旗渠開了頭，兩岸三省在漳河上游競賽般修建引水渠、攔水壩和電站。　　

　　三地爭水日益激烈，1976年，平順的合漳村與林州的古城村發生大規模械斗，幾百名村民混戰一場，古城村民兵營長被槍擊致死。　　

　　1989年，國務院下文規定，河南、河北兩省按照48%、52%的比例對漳河水進行分配。　　

　　1990年后，每年的灌溉季節，漳河流量不足每秒10立方米，而沿河兩岸工程的引水能力卻超過每秒100立方米，因搶水引發的水戰經常一觸即發。　　

　　最為慘烈的一次沖突發生在1992年8月22日夜，河北涉縣白芟村的幾十位村民來到林州盤陽村，用數百公斤烈性炸藥炸開了總干渠，紅旗渠為此決口斷流，盤陽村被洪水沖擊房倒屋塌。炸渠之前，兩村數百名村民在掩體中互開土炮。　　

　　匱乏的水資源，讓紅旗渠在林州人看來是“保命渠”，又被涉縣人看成“奪命渠”。該縣的躍峰渠同樣從漳河取水。　　

　　此事促使水利部成立海河水利委員會漳河上游管理局，調解三地水事紛爭，但該局對漳河上游水庫并無調控權。　　

　　1999年至2000年一年之內，山西境內速成大小水庫一百多座，紅旗渠的年均引水量減少到了6000萬立方米，不足工程初期的零頭。　　

　　1999年3月，隔河相望的涉縣黃龍口村和林州古城村再次架炮對轟，百余人在炮戰中受傷。　　

　　資料顯示，林州與涉縣之間因為爭水產生的摩擦有30多次，主管漳河分水權的海河水利委員會漳河上游管理局無奈地表示，不是分水不公，而是無水可分。　　

　　崔志紅說，紅旗渠引水量遞減主要是氣候原因，漳河水源比以前減少，加上沿線廠礦增多。在紅旗渠渠首上班的林州人楊海江稱，渠首20公里內有20多個取水口，漳河流量小于每秒6立方米時，基本上流不到河南境內就干枯了，去年紅旗渠就有4個月的斷流期。　　

　　之前的2000年和1997年，紅旗渠曾出現兩次斷流，農民在三干渠內曬起了麥子。　　

　　紅旗渠渠首處，有一塊被丟棄在路邊、斷為兩截的石碑，石碑記錄的內容是2006年紅旗渠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石碑從林州運到這里后，平順古城鎮村民用鐵錘砸斷石碑未果，直接開來一輛鏟車撞斷。　　

　　石碑上的“林州市人民政府”的落款刺激了古城農民，“紅旗渠分走我們的水就算了，少在這里顯擺!”　　

　　實際上，這已是紅旗渠第二塊被砸斷的石碑，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斷碑，已被當成廢料鑲進了一個建筑物。　　

　　楊海江說，漳河水量小時，上游的山西人就把紅旗渠入水口用石頭堵起來，下游則會趁人不注意偷偷扒開。楊經常到山西這邊的村民家里喝酒，聯絡感情，平時和和氣氣的，一到爭水時，雙方馬上劍拔弩張。　　

　　1999年12月1日，山西對紅旗渠的無償供水改為有償供水。　　

　　“漳河靠不住了。”紅旗渠精神學會會長郝順才幽幽地說。靠林州自己給紅旗渠補水，成了一個無奈的選擇。　　

　　為此林州開建了馬家巖水庫。這個總投資1.99億元、庫容3248萬立方米的水庫已開始蓄水，6月初本刊記者到場時，一輛拉水車正在庫底裝水，存水量少得可憐。　　

　　今年7月3日，紅旗渠的上半年引水量已經統計出來，共從漳河引水4000萬立方米，不足全年目標1.7億立方米的24%。3年之后，投資近10億的紅旗渠重修工程完工，水源必將更加稀缺與昂貴。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陳敏建認為，紅旗渠有無重修必要尚需論證，“如果現在無水可引，引了也用不起，修它干什么?”　　

　　趁此次重修紅旗渠，林州一些村莊忙于申請為自己村里建引水井和蓄水池，不少人認為，既然修好了渠也來不了水，不如多打機井來得實惠。　　

政治恩怨難分解　　

　　1961年，紅旗渠開工不久，就被舉報不顧群眾死活大搞建設，是“大躍進”造成的“左偏差”。時值三年饑荒，即使是打通咽喉地帶的突擊隊口糧亦只有一天六兩。不少人得浮腫病在工地上倒斃。巖崩、爆炸事故、墜崖亦奪去了大量人命。一種說法是紅旗渠的死者遠遠超出189人的數字。　　

　　此外，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被驅趕上工地修渠，批斗會和施工同時進行。過于慘烈的傷亡和政治掛帥，埋下了無法愈合的創傷。護渠人郭換朝講述，城關公社的槐樹池大隊有10余人在修渠時死亡，村民遷怒于指揮他們干活的城關公社社長史丙福，史在文革中下放到槐樹池接受“再教育”，羞愧之下跳入水庫自盡。　　

　　文革之初，林州造反派分為兩股，一派將紅旗渠稱為“生命渠”、“幸福渠”，對立面“人民派”則稱之為“黑渠”、“死人渠”。兩派水火不容。　　

　　1966年，楊貴被打成“走資派”撤職批斗，躲到北京求助記者，引起周恩來重視，得以重新掌權。1969年，紅旗渠全面竣工僅過了100天，又成了“唯生產力論的活標本”，楊貴再受批斗。　　

　　1970年，紅旗渠時來運轉，中共中央批準林縣為對外開放縣，不斷有外國元首和貴賓到訪紅旗渠。1971年外交部長姬鵬飛帶著24個國家的68位駐華大使來到紅旗渠參觀。五大洲的119個國家和地區的1.13萬人來到了這里。　　

　　1973年，楊貴轉運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到公安部任職。“四人幫”倒臺后，楊又被看成“四人幫”的追隨者，長期接受馬拉松式審查。直到2006年3月，才被批準職級為副部長級，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1978年“清查三種人”運動中，林縣縣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處分，任羊成和一批紅旗渠元老成為“假勞模”、“真幫派”，數千人被關進“學習班”。　　

　　在中國著名的“烏有之鄉”網站，有一個關于紅旗渠的專題，內有大量為林州“三種人”鳴不平的文章，前林縣縣委辦公室主任、文革中反楊貴的“人民派”頭頭雷慶祥成為靶子。　　

　　年已80歲的雷慶祥對本刊記者連喊冤枉，他說：“我只反楊貴，不反紅旗渠。楊貴修紅旗渠是一功，但緊跟‘四人幫’是一過。”　　

　　雷稱，在文革之中，數百名楊貴的反對者被下放勞動，所受待遇非人。1977年，雷發現林縣印發一個有批評鄧小平內容的小冊子，遂向上舉報，1978年由中央、省、市組成的三級工作組到達林縣，“清查三種人”由此展開。　　

　　1991年，雷慶祥被免除縣委常委職務外調，直到1999年才回到林州，此后因事繼續舉報楊貴。爭斗的后果是兩敗俱傷，林州本屆政府常委中，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對于勞模任羊成來說，“前半生是用來修渠的，后半生用來保渠。”　　

　　2003年，林州市政府打算將紅旗渠風景區打包拍賣，政府入股分紅。紅旗渠灌區管理處職工人心惶惶。　　

　　拍賣會召開前一天夜里，任羊成打電話給了一些中層干部，召集四五百人包圍拍賣會場，官員們被堵在會議室不能出來，任闖進會場脫光上衣，大鬧4個小時使拍賣會流產。　　

　　2008年12月,中央財政投資3200萬元，地方配套400萬元，啟動了紅旗渠修復技改工程。林州境內的技改工程由國家、省、市累計投入1700萬元，分三個年度完成。　　

　　與當年的全面動員不同，工程由承包商負責。任羊成察看現場，覺得施工偷工減料，遂舉報上訪。河南省水利廳和林州官方報告稱工程達標，任的舉報不實。　　

　　一份發布在網上的視頻中，任在施工現場暴跳，直斥這是一個“豆腐渣工程，腐敗工程”。這段視頻最早上傳于“烏有之鄉”網站，該站網友自費跑到林州拜訪任羊成，一番交談之后，任感慨“終于找到親人了”。此后專門到北京參加“烏有之鄉”組織的“紅旗渠精神研討會”。　　

　　對于任羊成來說，重修紅旗渠是一項無可比擬的重要事件。在一家小餐館里，他用一根筷子狠狠敲擊桌面，一字一頓地說：“保紅旗渠，就是保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