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第十期《人民文學》刊載了一篇非虛構文學，記述了作者李剛在深圳打工的生活經歷，他打工的時間是在2000年到2002年之間，個別事件牽涉到 2005年。“牙齒曬太陽”是貴州的一個青年，那是他所開博客的名字，從未與我謀面，今年二十四歲的他經常在我的博文上發跟帖，反映了一個青年人成長過程中的苦悶。今年九月見他去佛山和深圳打工，寫了一篇關于中青年農民工打工之紀實性的作品寄給我看，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現在農民工在廣東打工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此外他在我博客跟帖中零星敘述了一些他在那里打工的見聞，這些都不是系統性的社會調查，但反映了在底層打工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況，他們的教育、文化、醫療衛生方面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希望關注的是他們提供的事實，不是他們的議論，如果把這二份相隔近十年的關于農民工生活的記錄對比一下，可以看出來有變化，但變化不大。我們不能責怪他們所處的困境，這是整個社會如何對他們負責的問題。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視角看，這里也有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全過程，在這個生產流程中，直接生產的勞動者是農民工。從分配講，農民工得了多少。從消費講，他們又處于何種水平，我再重復一遍，這里說的是最底層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況，不是全部，在上海情況要好一些。再說，這許多年來農民工生活的狀況又改善得如何。十多年來，南方地區蛋糕是在不斷做大了，蛋糕分得怎樣就很難說了。農民工稱自己是“漂客”，全國這樣的“漂客”有1.28億，巨大農村人口的收入是靠“漂客”們打工匯款回去維持生計，蓋房為兒女娶親的。即便如此，全國在農村的貧困人口尚有1.28億，而前述1.28億“漂客”的處境，即在城市安不下身來，其中有許多人農村也回不去，一旦失業，他們便成為流浪者。他們能去哪兒呢？他們沒有自己的工會，如果在客地這些流浪者自行結合，由于他們過于年輕無知，很可能成為群體性的流氓無產者，許多社會治安問題皆由此而生。如果為黑社會所吸納，那就會出現有組織、有計劃的群體性事件了，那對社會的危害就可能更大。系統地打擊現存的黑惡勢力，固然是當務之急，但如何從根本上鏟除產生黑惡勢力的社會基礎才是解決問題的要領，否則的話，它會如割韭菜那樣，割了一批，又長出一批來的。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哥老會、三合會、天地會、青幫與紅幫都是以流離土地的農民為其基本群眾，社會的不安往往由此而來。如果被外來的政治影響所利用，被別有用心的組織所利用，其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就難以言喻了。所以如何安置好農民工是關系到社會穩定的大事。要懂得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工人運動是在上海和廣州起來的，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起來的，它的社會基礎就是最底層的工人群眾啊！所以關注和幫助最底層的工農群眾是黨天然的職責，是永遠無法推卸的職責，離開了他們，拋棄了他們，黨的生存基礎也會發生動搖的。所以在做蛋糕的同時就要注意如何分好蛋糕的事，兩者之間很難截然分割。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打工以后，農業勞動力流失，在大平原上還可以依靠農業機械來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以多少彌補農村勞動力的流失。但在山區、在丘陵地帶，土地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梯田，如果留在農村的都是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和兒童，那么時間長了，生產就難以為繼。現在農村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讓青年們離開農村，不是如何堅守農業發展生產，現在不能只看到糧食增產的報道，還應該注意何以為繼的問題，更要注意糧食減產的地區。雖說進口糧是調劑，但實際上進口糧的占比在上升。我們在看到大量關于新農村建設的報道背后，還應了解一下許多地區農村在衰落的狀況。在發展休閑和娛樂事業錦上添花的同時，如何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對處在困境中的工農兄弟可不能冷漠無情。農業還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啊，不能要了 GDP，把自己的基礎給砸了，不能把公社化時期留下的農田水利設施全都毀了，目前農村水利事業的困境正反映了我們國家的根基在動搖呀！現在先把農民工在底層的處境及其生存的狀況告訴大家，怎樣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逐步改善他們生存的狀況呢？從根本上講，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共產黨的政權是農民扛了槍送進城的；建國的前三十年工業化的基礎是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支援了城市建設和工業化的進程；后三十年靠的是農民工廉價勞動力創造的財富，善待農民，善待農民工，是中共執政的應有之義。所以怎么在做大蛋糕的時候，把分蛋糕的事想得周全一些，怎樣才能更大地調動大家做蛋糕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農民和農民工的積極性，可不能忘本啊！希望能聽到各種不同的議論，活躍我們的思想，目的是使我們的國家長治久安，并且更加興旺，更加發達。
（一）李剛的一篇非虛構文學的摘錄
關于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所遭遇的辛酸，深圳可是打工者的圣地，《人民文學》去年第十期刊載了一篇非虛構文學，講述了南方工業生活，作者本名李剛，此李剛可非 “我爸爸是李剛”的那個李剛，這位李剛是湖南永州人，畢業于北京信息工程學院企管專業，信息工程和企業管理這可是當今最熱門的專業了，但作者自2000年起一直奔走于珠三角打工為生，作品署名瀟相風，這大概因為他是湖南人吧，他講述了自己打工的生涯。國家對大學生沒有統一分配了，大學畢業生通過就業踏上社會，最終還得靠機關和企業內部的熟人關系，沒有內部關系，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便是靠同鄉。作者在作品中說：“從二〇〇〇年出來，最開始的幾年我都是和老鄉在一起。記得來廣東第一個夜晚就住在一個老鄉那里。我并不認識他，他是老鄉的一個老鄉。第二個夜晚我又住在另一個老鄉那里。在最窘迫的時候，我住過老鄉的垃圾屋。在底層的打工生活，每個人生活都不可避免會遇到困難，這時‘老鄉’就成了一個‘保險基金’，大家都往里投入感情和付出，急需時就偶爾支付一點。” 作者憑著他那張大學畢業證書，在黃江進入了一家電線廠，做搬運工，離開以后又去了一家臺資的電子廠，在那兒當了機修，干了一年以后，去了深圳，找到了一個業務員的工作，由于收入呈負增長，于是又進了一個玩具廠。他便這樣從A廠進B廠，從B廠進C廠。在二〇〇二年他又進了電子廠，以后又去電鍍廠做了三個月會計，又到沙井的五金塑膠廠，以后在福永的電池廠當了車間主管，干了一年半，又去另一家電子廠在工程部做技術員，此后又跳了三次槽。他把打工叫做漂泊，在工業區的各個工廠漂泊。他寫了一組詩《工廠簡史》反映他打工的經歷：
前半生，他進了一家電線廠
學會了搬運和打包
也學會罵娘和打架
然后進了一家電子廠
學習了修理機器和潤滑
潤滑劑和機油如何使用
這些本領他以后再也沒有忘掉
然后又進電鍍廠
懂得了形象是需要電鍍
電金電銀電七彩
電得全身閃閃發光
然后是電池廠
又見過不少短路的電池
生活中有太多這樣的家伙
說話不經過大腦
大腦不經過思考
總之，短路的家伙喜歡省事
喜歡快、喜歡兩點之間直線最短
又弄明白了充電是怎么回事
充電的家伙免不了放電
后半生，他進了一家彈簧廠
現在他看起來更像彈簧
已經被壓到了最低
每次上街，他總是出現幻覺
你看，滿大街都是彈簧走來走去
這里說的打工的經歷，看起來是人與機器生產的過程，實際上是打工者社會生活的縮影。
電子工廠生產的各種電子零件，仍然是勞動密集型工廠，生產的工藝仍然是用烙鐵進行焊接，而成年累月的焊接，使工人處于一個有毒的環境。其次就是貼片技術，那里成百上千的零件都是通過女工們一雙手，最終變成一個半成品。故電子工廠還是一個女兒國。他在黃江的電子廠看到的流水線，每一條不足五十米長，有四十多名女工，密密麻麻坐在一起。她們在燈管下埋頭繞線，插接端子，包扎余線，幾乎每天在同一個位置，操作同樣的產品。在流水線上作業是枯燥的，每天面對同一種產品，姑娘們對未來的夢想就在上面流走了。為了提高流水線的效率，把流水線的速度提到最高的限度，每分每秒逼著人們進行最快的動作。
工廠訂貨單多的時候還得加班，在一段時間還是無休無止的加班，工廠往往是白天黑夜二班倒，白班會加到晚上九點半，訂單緊張時會加班到晚上十一點半，加班工資按基本工資1：1.1算，有的黑廠甚至按1：1來計算，這樣的加班工人并不愿意，作者曾記錄了在東莞黃江一電子廠關于加班的對話：“阿秀，今晚加班。” “又要加班!今天是星期天啊!”“沒辦法，要急著趕貨。”“這三個月，每個禮拜天晚上都沒得休息。”這是車間主管要加班，女工阿秀在機臺上使脾氣時的對話，主管也來氣了：“又不是你一個人加班，大家都要加！我也想休息呢。”如果是在計件工廠，那就無所謂正班與加班的區別。盡管一九九五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職工工時的決定，但老板們依然我行我素，國務院規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之外為加班，工人每周的工時是四十小時，實際上有制度并不執行，國務院只管發布制度，也不管下面執行不執行。真要溫總理來管下面如何執行，恐怕也難，現在我們規章、條例法令多如牛毛，究竟如何執行，也真是只有天知道，規章制度變成掛在墻上讓人看的東西了。從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許多工廠正班的時間都是九小時或十小時，服裝廠通常采取計件工資，加班也按正班計算工資，有一家制衣廠超負荷加班，據說倒下了十多個人。深圳這些年的經濟繁榮，是無數打工者紅眼球熬出來的。有個工廠出了一份墻報，叫《加班報》，創刊詞的口號是：“我們剛結束給老板加班，現在我們開始為自己命運加班。”事實上，那么頻繁加班以后，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為自己命運去加班啊！工人們晚上用手機通話時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今晚加班嗎？”
工廠的勞動是二班倒或者三班倒，所以除了加班的問題外，還有倒班的問題。工人在白天班與夜班倒著來，作者在作品中告訴我們，“上晚班是辛苦的，給人體正常的新陳代謝帶來了不可扭轉的干擾，天天見不到太陽，你的白天就是我的黑夜，你的黑夜是我的白天。根據國家法定，晚班應給適當補貼。但是在我們的夜班里，只有滿臉的痘痘和疲勞，看不到津貼。二〇〇〇年我在電線廠上班時，倒班的那天通常也沒有休息，半天交換，就將班次調換過來。不同的工廠倒班的頻次也不一樣，有的半個月倒一次班，有的一個月倒一次班。對于特殊的工種和崗位，還會安排上常夜班。我在電子廠做機修時，曾連續上了三個月的夜班。在漫長的夜班里，看著月亮圓了三次，期盼著天空出現刺眼的太陽。”在白班與晚班換班時，宿舍的休息也會引起矛盾，白班中午下班回宿舍，夜班的人還在酣睡，白班的人吵鬧和大聲說話，便會影響夜班人員的休息，兩班的工人往往為此吵架罵娘。同樣情況，夜班的人中途回宿舍休息時，大吵大鬧也影響白班的工人休息。另外夜班，因為人疲勞，自然紀律就差，因而巡夜就成為公司管理的重點，在凌晨一、二點最容易打瞌睡的時候，領導就在這時來查夜了。有時老總親自來查夜，發現員工在天臺上或藏在空調房睡覺，保安也離崗睡覺，他拍照給以警告和罰款。“這樣一來，上夜班的工友相互之間便形成了一個警報網，一旦發現老總的小車出現在廠門口，保安就會在對講機里小心地報告：各位注意，各位注意，老總來了。收到警報后，各車間的工友奔走相告，整理儀容，各就各位認真地干活。”實際上夜班的紀律更壞了，這是老板與工友之間在夜班玩躲貓貓的游戲。“某個夏夜，為了更真實地了解情況，老總決定偷偷潛伏進去。”“來了一個快速的大掃蕩。這次突襲收獲頗豐，發現了兩名員工在水房里洗澡洗衣服，將工衣晾在空壓機的管道上;發現了三名員工伏在工位上打瞌睡，口水流了尺把長，老總拍了好幾張全方位照片，他們還在熟睡，旁觀的員工忍不住呵呵暗笑；發現了一名保安在崗位亭里睡覺，三名倉管員全在成品倉的角落里打呼嚕，吹起了統一的小洋號；發現了一名生產部組長在天臺上四仰八叉地睡覺;；一名QC員在小房間里一邊抽煙一邊看武俠小說；最離譜的是發現了三名工程部技術員躲在鍋爐房里斗地主。這次老總氣歪了嘴，鐵青著臉狠狠地屌了大家一頓。”后來老總發牢騷說：“工廠不好管哪，關鍵是人不好管哪！”這實際上是工人進行消極反抗的一種形式。
除了倒班的問題，還有輪休的問題，每周有一天休息日，生產不能停頓，工人們的休息依次會排到周一至周日的任意一天，便于其他崗位的人員頂崗，不至于因輪休而影響生產，這樣對工友來講，周末不再是休息的代名詞。這樣的結果，在休息日，變成睡懶覺的日子，誰還去出行和游玩。問到工人們明天輪休，要干嗎去？得到的回答是“還能干嘛！”實際上在平日工人休息和娛樂的時間都被勞動剝奪了，休息日被用來彌補過去的睡眠不足了。到了春節，工人們便忙著回家過年了。建筑工在農忙時還忙著回家趕農活，這就是農民工每日每月每年的生活。當然，工人有時還會搞一點惡作劇，與工廠開玩笑。作者介紹“前四年H公司收到歐洲客戶的一份書面投訴：
“尊敬的H公司品質部：
你好。最近收到貴公司的一批產品，發現里面有一箱貨物夾雜一塊不明異物，略呈圓柱狀，黑色，手感仿若泥土，有異味，另附照片，請查收并及時回復調查報告。
AB公司”
“經過仔細查詢和現場詢問，發現該異物就是大便。這件事轟動了全廠。誰這么缺德，有的員工私下里壞笑，誰這么牛逼，往包裝箱里拉了一泡屎出口到歐洲，還被鬼佬稱為‘不明異物’鄭重投訴到工廠。”實際上這也是工人對現狀一種消極的無可奈何的反抗。
農民工把發工資叫“出糧”，工廠在招工的廣告上便這樣寫著：
“本廠誠聘大量車工和普工，男女不限，熟手優手，工資待遇優厚，包吃包住，出糧準時。有意者請聯系。
X X制衣廠
X年X月X日”
對于農民工而言，“最大的麻煩在于出糧不及時甚或不出糧。每個公司的做法不一樣。一般工廠扣壓工資，當月工資，次月發放。外資企業相對及時，當月工資，次月十日或十五日發放。無論何時發放，固定發放周期都是工人可以容忍的現象。拖工資，是建筑行業中常有的事兒。”“二〇〇五年，深圳惡意欠薪案件頻發，引發的集體上訪達二百七十五批、八千四百四十三人次，占全市集體上訪總次數的三分之一。”應該說，“各級政府都有責任保證工人工資的支付，無論工廠發生任何事情，首先要解決工人的辛苦工錢。”因為這些企業都是當地政府招商引資請來的啊！
作者李剛是湖南永州人，去深圳打工的還是以南方湖南、四川、重慶、廣西、江西等南方諸省為主。作者在作品中介紹的農民工打工生活的內容還有很多，僅這些便可以看到打工者在深圳和珠江三角洲這個打工圣地的生活。當然打工者的生活還應包括他們的飲食、居住、愛情等方方面面的細節，作者都有一些敘述，僅就上面這些相關的內容，深圳、珠江三角洲，及廣東地區這些年的繁榮是什么人在作出貢獻，在光輝成績的背面，為那里繁榮作出貢獻的農民兄弟們在那里的實際處境，竟是如此困苦、悲涼、無奈，他們都是絕頂聰明的人，他們的搞笑也是那么幽默，令人捧腹，這樣對待我們的農民工兄弟畢竟難以為繼，最終他們會以腳來表示自己的態度。民工潮會轉化為民工荒，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工人在那里的待遇和生活，繁榮也會轉化為衰落的，這個轉折點，總有一天會逼近我們的。
從深圳地區看農民工在做大蛋糕和分蛋糕中的地位和狀況（中）
這是牙齒曬太陽從貴州去廣東打工的第一個落腳點，佛山的一個微型企業，是一個瓷磚廠，組裝和切割瓷磚的機械廠，有二條生產流水線，工種有瓷磚打包工、搬運工、流水線上作業上下瓷磚的工人，加起來不過20個工人。
佛山市，在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北部，明清時期它是與漢口、朱仙、景德并列的四大鎮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定的工業基礎，陶瓷器是這個地區的傳統工業，相傳唐代在此得佛像，故名佛山鎮。
工廠對工人實施的是計件工資，以打包工為例，打一包是一毛四，在這里打工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工人，打一包一毛四，底薪是2500，那么每天要打 800包，才能達到底薪的水平。他講到一個老工人40出頭出來打工，現在55歲，打了15年工，年齡大了，每天只能打四、五百包，他仍拿那個底薪的話，老板自然想著開除他了，他出來打工是因為二個孩子在外面讀書，（現在大學收費那么高，中職、高職收費也高，教育質量又那么差勁，怎么對得起農民工的血汗工資啊！）牙齒曬太陽也是打包工，年輕力壯，打了200包便后腦勺出鹽花了，可見這件事累人。
關于計件工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十九章，便專門講了計件工資，他解釋計件工資，是“在一定時間內勞動所凝結成的產品數量來計量。”還說：“計件工資給資本家提供了一個十分確定的計算勞動強度的尺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人沒有平均的工資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勞動，他就會被解雇。”55歲那個老工人就是因為這個理由被解雇的。還說：“實行了計件工資，很自然，工人的個人利益就會使他盡可能緊張地發揮自己的勞動力，而又使資本家容易提高強度的正常程度，同樣，延長工作日也是工人的個人利益之所在，因為這樣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資或周工資。”正由于這個原因，國家規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在這個廠工人自愿接受十個半小時的勞動，超過國家規定二個半小時。為什么？因為一天勞動計件的定額高，那么隨著計件工資的實行，對工人的勞動強度和長度都延長了，實際上是摧殘了工人的健康，縮短了工人的壽命，馬克思對計件工資的結論是：“計件工資是最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換一句話說，計件工資是最有利于資本家掠取工人剩余勞動的一種工資形式，通過增強勞動強度來擴大甚至延長工作日時間，現在我們許多工廠的勞動報酬形式是采取計件工資，如服裝行業便是，在建筑行業則是通過包工的方式實行計件工資，而且是層層轉包。馬克思說：“計件工資使資本家能與工頭簽訂按件計酬的合同，以便工頭按照合同規定的價格自己負責招募幫手和支付給他們的工資，在這里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是通過工人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的。”在當前我們建筑工程上的層層轉包，那么貪污腐化、偷工減料、豆腐渣工程、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便屢屢發生。現在年底到了，又是農民工，特別是建筑工人索要欠薪的高潮了。盡管政府屢令禁止拖欠工資，但欠薪現象屢禁不止，問題出在包工制度上，這些層層轉包的中間商，實際上是新興不勞而獲的剝削者，是新生的資產階級。而且許多工程的發包商是政府官員，往往是官商勾結、官商一體，使招投標成為一種形式，只如此層層轉包過程那一個環節出了問題，資金鏈斷鏈，就會出現大量拖欠工資的現象。這二年高鐵建設的腐敗便由此而來，前鐵道部部長劉鐵軍跌在這個層層轉包的陷阱之上。年關近了，農民工欠薪的問題又接踵而頻發也是這個道理。
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能讓計件工資、包工制度更科學一點、更人性一點。怎樣壓縮減少包工制，計件工資實施的范圍，怎樣維護工人、農民工作為工人階級這個國家主人翁地位的尊嚴呢？能不能讓一線的產業工人和農民工在這個關系到他們切身利益問題上有更多的話語權，如何維護他們最起碼的生存權，我想這些問題，應是擺在廣東省領導桌面上認真思考的問題吧。
廣東不是主張編制幸福指數來顯示這個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態嗎？不知道在佛山打工的那個被開除的打工老頭的幸福指數是多少。接待牙齒曬太陽的老李夫婦倆一月加在一起6000元工資，他們的生活狀態，幸福指數是多少，老李工傷被瓷磚砸壞腳趾，呆了十天就著急，他們有沒有醫療、養老的保險，他們倆孩子的教育費用，是不是應算在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內，看他們吃的、住的、日常生活的狀況，他們每天在刺耳噪音、漫天灰塵里沒命地大干快干，每天趕忙回家做飯，晚上吃完飯便睡覺，第二天又匆匆上班，話也懶得說的生活算是幸福嗎？
再說，這個微型企業的老板，日子也不算好，吃的東西普普通通，這個廠里是父子兩代人努力的結果，孫子也在做普通工，今年花了80萬買了棟新房，也算不了什么，怎么讓大家的日子過得舒暢一些，從佛山這個小企業的狀況，可以看到大家都只能緊巴巴地過日子。怎么才能為這些中小企業主和在那兒打工的農民工開拓出一條不是死路而是一條比較廣闊的幸福大道呢？在稅收，批發與零售環節能為他們做些什么？在工廠管理方面，地方工商部門，工會系統又能為他們做些什么？在這家微型企業打工的都是有十多年工齡的中老年工人，這許多年的辛勤勞動，能給他們的健康和晚年的養老生活帶來什么呢？如何體現工農大眾是我們國家的主人呢？這些疑問我還不知道它的答案應該在那里？
以下是牙齒曬太陽寄給我的文章，其中帶有括號的說明是我插入的。
（二）牙齒曬太陽：佛山小廠里的中年民工
九月初來到佛山打工，暫住一老李那里。（說明：一個農民工，人生地不熟地到陌生人社會，要進入這個社會生產過程還得通過熟人關系，李剛在十年前是如此，牙齒曬太陽十年后從貴州到廣東也是如此。）幾番找工作找不到，他介紹我進他干的小陶瓷廠，說老板很好，不克扣工資，有個瓷磚廠和組裝切割瓷磚的機械廠，加起來大約20個人，瓷磚廠打包、搬運工、流水線上瓷磚下瓷磚都是2500底薪，廠長開叉車瓷磚切割機維修上瓷磚5500底薪，包吃不包住，計件算工資，打包是一包一毛四，工人年齡都很大，搬運的超40歲。談老板看他們干的多年讓他們免費住在二樓，免費用水電，底下一樓老板出租給別人做倉庫。他們住的這棟房子，臭烘烘，我初進去熏得人難以忍受，過了幾天自己就聞不到氣味了，等到我去深圳見飛兒時，他忍受不了我身上的臭味，叫我洗完澡再和他說話。這棟房子陳舊破爛，堂屋終日黑暗，天樓沒有門，隔壁隨時可以翻墻進來，廚房在樓下巷子邊上，一個大鍋里堆放著大堆柴草雜物，另一口鍋邊沿一圈厚厚的油膩，中間干凈，有時來客人他們就在這口鍋里炒菜，也作洗澡間。廁所廚房門板爛的薄薄的，下面穿洞，行人可以從下面清清楚楚看見里面的人，老李夫婦就在這里洗澡上廁所。他們每天回家匆匆做飯就吃一個菜，我來了每天兩三個菜，我吃素食，讓他們覺得不好意思。有天我不聽老李勸買了韭菜，剛吃一口就差點嘔吐出來，老李告訴我佛山這邊的菜味道都很差，叫你不買你偏買。他們到小賣部買不知道什么油調和的便宜貨來炒菜。老李被瓷磚砸壞腳趾呆在家里要10天了很著急，一邊用別人請他給小孩看病送的酒給腫痛的腳趾涼快下，一邊說兩個孩子讀書急等著錢用，多次勸他說有保底工資，他說沒有，反復勸就多呆了幾天。剛去的那天恰好有人來找老李給小孩看病，老李的爸爸正規中醫學院畢業，所以老李也會一些。他問生辰八字后掐指一算說小孩從醫院回家見到的第一個人是女的，對方說是對的，他小姨第一個看到他，老李說小孩的個性都跟著這個女的走了，然后對著小孩嗡嗡念堆聽不清楚的咒語，拿著小孩父母的錢放到米堆里，炒了個蛋，然后燃香燒紙錢放在炒蛋里米堆里，小孩在其后，老李對著跪拜念好幾遍第某某代傳人老李求祖宗師父顯靈以濟小孩，然后讓小孩叩三次頭吃了炒蛋和米，收了一百塊。老李過后對我說你肯定以為這些是封建迷信吧，我說我相信是科學知道這是祝由科，你醫術那么好，干嘛不自己開個醫店賺錢比打工輕松來錢快，他說每天沒那么多人來治病，說這滿墻壁的酒都是找我治病的打工仔送的，他們嫌棄醫院收費貴都到我這里來，給我看了個筆記本記錄著治病的口訣、《易經》算法，說我只要念句你家的渣豆腐煮不熟，你怎么煮都煮不熟，我問為什么，他說祖宗告訴他就是這樣的。（說明：這是中國最古老的巫醫，通過祭祀活動來治病求藥，巫是溝通人鬼兩個世界的中介，借以和合祖先，保佑子孫的平安。祭祀，是一套禮儀形式，帶有舞蹈動作，中國古代的周易，是通過卜筮的象數求得卦辭和爻辭而預言吉兇禍福的，這在農村還有它的傳統影響，農民工進城打工，也就一起帶進城了，這個現象說明我們現在的醫療費用，農民工負擔不起，他們又沒有醫療保險，只能通過這些辦法來求醫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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