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情懷--毛澤東主義的最強源動力　　

--獻給人民領袖毛澤東誕辰118周年　　

（本文系《毛澤東主義--人類歷史社會文明與智慧之最高境界　　

--試論毛澤東主義之精神本質涵義》第二章節）　　

從人民領袖毛澤東的經典理論著作、毛澤東的人生軌跡，毛澤東的人民情懷、毛澤東的人格魅力等各個層面中解讀，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現，根植在人民領袖毛澤東血脈中的一種文化基因和精神中一種靈魂晶體--人民大眾。毛澤東主義精髓的核心內容與靈魂，就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歷史上頂天立地的六個大字：民本，民生，民主。本文在此論述民生情懷--這一毛澤東主義的最強源動力。　　

一．民眾溫飽，民眾冷暖，民眾疾苦，民眾呼聲，是毛澤東一生刻骨銘心的情懷　　

在古今中外的社會變革歷史上，改朝換代而又江河日下的歷史周而復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他擔心的是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歷朝歷代“興衰更替”的周期律。毛澤東認為，人民政權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才不會人亡政熄。　1949年3月23日　，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京。毛澤東對大家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就腐化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干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建設共產主義。”他深情地把進城稱為“進京趕考”，把人民群眾尊為考官，把自己視為學生，把建設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當作廣袤的考場，把歷史作為公正的監考人。這是多么博大的胸懷，多么謙遜的美德。人民早已點了頭，歷史早已下了定義，毛澤東決不是李自成。毛澤東用自己的一生填寫了一份令億萬人民為之動容、嘆服、感慨和深思的答卷。　　

所謂“民生”，即國民生計，主要是指民眾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狀態，包括民眾老百姓的基本發展機會、基本發展能力和基本權益的狀況等等。民生問題，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社會的長治久安。　　

毛澤東一生都在高度重視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他把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首要任務指定在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之上。而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在于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與精神財富，在于提高和豐富人民群眾的物質與文化生活。他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才可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開辟廣闊道路，為社會主義物質財富的增長、為消滅剝削制度和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提供制度上的先決條件。這是比新民主主義革命還要深刻得多的革命。同時，毛澤東又沒有完全理想化這種所有制制度。他深切地感知到所有制并不能自然生產社會平等和經濟民主，因此，他在所有制改造任務完成后，又將深切的目光主要投入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其他領域。　　

毛澤東在高度重視所有制變革的同時，高度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建立。他提出必須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因為資產階級法權必然妨礙人與人平等關系的建立，例如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是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官職靠權力，這些法權關系都必須破除，破除了還會產生，產生了還要破除，必須不斷地破除。因此，在干群關系這對矛盾中，毛澤東一方面十分強調領導干部的服務意識，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是人民的勤務員，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社會，各級領導干部如果沒有“勤務員”和“平等”意識，很容易異化為人民的老爺。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要當人民的勤務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領導干部必須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實現干部思想的革命化；再一方面，他又用幾乎苛刻的要求，對待各級干部，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毛澤東強調對知識分子的再教育。毛澤東又在實際中極大地提高了勞工階級的地位，認為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使普通勞動者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毛澤東還極力提高工人農民的能力，強調工人農民知識化，強調工人農民要管理國家，管理學校，管理企業，管理軍隊。毛澤東不僅重視所有制變革，重視社會主義的人與人的關系，同時還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他認為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因而毛澤東極力反對擴大私有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兆和萌芽。因為所有制基礎一動搖，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其他關系就會動搖，社會主義就會改變顏色。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毛澤東也眼光獨到，措施有力。他認為，利益關系是公與私的對立統一，他說：“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因此，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分配關系，公私兼顧。在物質和精神的關系上，他認為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都重要，他指出：“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要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他又強調：“物質利益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要求處理好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從而在消費品分配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黨和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相對分開，干部職務的升遷不再與工資必然掛勾；形成了國家的工資調升向生產第一線工人和科技人員傾斜，農村則基本按勞動工值分配的公平分配機制。英籍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對此作了客觀公正的評論：“平等不僅僅是起點平等，還必須包括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會最下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平等同時還包括能力平等，即要增加下層勞動者的能力，就必須給人們平等的教育，參與政治，提升他們的信心。毛澤東時代在改善社會最底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以及增加基層勞動能力方面，中國做得最好，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 　　

毛澤東重視國民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新中國建國之初，國家千瘡百孔，一窮二白，一無設備，二無資金，人均壽命只有35歲。毛澤東重視人民群眾的疾苦。明確指示：醫院“不能為金錢服務，不能為特權服務。必須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堅持“送醫送藥下鄉”，“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并在農村創立了“赤腳醫生”體系；堅持國家補貼搞公費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解決廣大群眾治病難的疾苦；真抓實干在全國徹底消滅了性病、麻風病、消滅了血吸蟲病消滅了性病、麻風、天花、鼠疫、霍亂、血吸蟲，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壽命極大提高。毛澤東堅持發展經濟，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寫下了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論十大關系》，甚至對農民種地也親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字憲法”，發出“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偉大號召。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一個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滿目瘡痍的農業國，在短短的30年內，發展成為一個從電動機車、先進戰機、噴氣式大型客機、洲際導彈、兩彈一星、核潛艇、高速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人工合成胰島素到工業成套設備、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業大國、第三軍事大國、第十八科技強國……，完成了最艱苦的工業基礎和科技積累。而且這些建設成就是伴隨著嚴竣的國際封鎖、戰爭威脅和“修正主義”壓迫，甚至還要打贏多場戰爭，長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在實現了滅毒絕娼、道不失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氣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在消滅了血吸蟲、麻風、天花、鼠疫、霍亂，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壽命極大提高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在普及全民義務教育、吃藥住房基本不用花錢、工人退休有養老金、農村鰥寡孤獨吃五保、工殘有保障的極高社會福利，“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無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取得的。　　

毛澤東一生致力于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有兩大十分鮮明的性格特征：一是克己，一是愛民。一方面，對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親屬的要求十分苛刻，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要求十分嚴格，誰要是與民眾老百姓爭利益，欺負民眾老百姓、損害民眾老百姓爭利益，他就會六親不認地與其斗爭到底。另一方面，對民眾老百姓，他則是懷著格外仁慈和寬容的菩薩心腸。1941年，在延安時，有農民說罵“老天爺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聞訊，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逮捕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并要公開處理，以一儆百。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澤東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清澗縣農家婦女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世道不好”、“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后，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毛澤東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匯報》中，知道了這件事。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當晚，毛澤東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里經過拉家常話，毛澤東了解到：伍蘭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里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頂梁柱就沒有了。毛澤東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么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于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蘭花回村以后，對鄉親們講了自己在延安面見毛主席的經歷。眾鄉親們聽了以后說：“毛主席太了不起啦。”毛澤東從群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反思，并舉一反三，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工作。迅即糾正了 “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的問題。在　1945年4月24日　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強調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從此，批評和自我批評與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永遠保持和發揚的“三大優良作風”。 　　

1956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一段情系民生的精辟講話：“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毛澤東始終清醒地認識到: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堅決依靠人民群眾, 始終不能忘記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的歷史與社會使命。黨員、干部只有身在人民群眾之中，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保持魚水關系，才是防此發生腐敗和蛻化變質的有效途徑。毛澤東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革命的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必須關心群眾，為群眾服務。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符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論聯合政府》）。“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論合作社》）。為此，黨中央制定了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深入基層參加勞動、與人民群眾實行“三同”的制度，取銷干部官銜制、職務補貼、獎金等特殊待遇、實行干部與工人工資制度大體平衡的分配制度，實行“鞍鋼憲法”式的管理制度、讓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在人民群眾中選撥干部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制度等等。大大密切了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　　

同時，毛澤東主席還進行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教育發展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為中華民族獨立與強大，敢創世界科學技術高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獨立自主、奮發圖強；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醫療發展方針：救死扶傷、革命人道主義、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群眾預防；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文學藝術發展方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了社會主義集體化農業、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國防建設、軍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經過新中國27年的發展建設，時至1976年，毛澤東主席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足以堅強支撐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強大的公有制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立起了全體民眾老百姓生有所居、少有所學、壯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養的社會主義社會民生基本保障體系；基本建立起了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工農一致，干群一致、軍民一致，為人民服務，民眾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價值觀。　　

歷史規律告誡人們：社會的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應當建立在人民群眾衷心擁護的基礎上，而要想取得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執政黨和國家政府就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然而，當今中國執政當局偏偏要極度蔑視人民大眾，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屢屢欺騙人民群眾，肆意踐踏人民群眾，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他們把維護穩定的砝碼押在武裝警察部隊、特警部隊、警察和專政工具上，每年花費巨額財政資金維穩，而加強武裝警察部隊、特警部隊、警察和專政工具的目的已不再是用來保護人民群眾、抵抗外敵侵略或者鎮壓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敵對分子，而是用來鎮壓工人罷工、學生游行示威、和人民群眾上訪。古今中外古往今來的社會革命事實證明，強化軍警并不能彈壓由于嚴重的社會矛盾所引發的劇烈的社會沖突。只有回歸毛澤東主義，實行人民民主政治，切實保護人民群眾利益，實行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消除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根治腐敗，消除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倘若毛澤東主席在世，下一步也必然會實施改革與開放。然而，毛澤東領導下的改革與開放，必然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指導下，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公平主義和共同富裕的根本框架下的進行，而絕不是在倒退回動物世界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下進行。毛澤東領導下的改革與開放，絕不會給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共產黨領導干部賦予任何特殊權力與特殊利益，讓官員權貴群體先富起來；絕不會讓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回來主宰社會；絕不會讓那么多的漢奸叛徒賣國賊之流和形形色色的政客流氓經濟流氓文痞流氓社會流氓耀武揚威把持國家政權、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輿論宣傳舞臺陣地，操縱改革開放方向；絕不會讓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和政府官員蛻化變質為新生官僚買辦權貴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群體；絕不會讓剝削階級死灰復燃、衣錦還鄉，剝削老百姓，欺壓老百姓，魚肉老百姓；絕不會讓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再次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讓占總人口80%以上的民眾老百姓再次陷入絕對貧困的苦難深淵，遭受新生官僚買辦權貴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群體的壓迫與剝削，倍受新三座大山的折磨；絕不會讓假冒偽劣充斥社會各個角落；絕不會讓封資修貨色污染腐蝕意識形態領域、腐蝕污染思想、文化、教育乃至整個精神家園，腐蝕霉變社會公眾價值觀念；絕不會讓金錢拜物教價值觀、官僚特權腐敗和權錢色等價商品交易成為一種官場和社會通行的潛規則，進而形成了一種毒害社會、毒害政府、毒害執政黨、毒害中華民族、毒害子孫萬代的腐敗土壤和腐敗文化。這就是馬克思、毛澤東主義與修正主義政治方向路線問題上的根本區別。　　

二．群眾路線，集體道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毛澤東一生勇往直前的實踐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要取得人民群眾真心擁護的領導權，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第二，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要使群眾認識，黨代表他們利益，和他們呼吸相通，接受黨的政治號召，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都不能實現領導。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就要真心誠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活和生產問題。要組織、領導和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決油鹽柴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孩子的問題、讀書上學的問題、生瘡害病的問題。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著想。部隊負責同志要替戰士著想。機關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群眾的每一要求與每一提議，一切群眾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領導干部應該時刻注意的，都應該提上議事日程。這個群眾路線的核心內容概括起來就是：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　　

人民群眾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主體力量。對于民生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要靠人民群眾自己的主體力量。必須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為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　　

毛澤東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沒有經濟的發展，民生問題的解決那只是一種幻想。毛澤東從改善軍民生活，關注民生的現實需要出發，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要解決民生問題，發展經濟是關鍵。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由于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與經濟封鎖，根據地軍民生活極其困難。對此毛澤東提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并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是束縛生產力還是解放生產力。”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只有生產力得到充足發展，供給得到保障，才能為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站在爭取抗戰勝利、取得政權和實現人民解放的戰略高度，心系人民，從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張，提出了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論，即重視調查研究，實行群眾路線，大力發展生產力，減輕人民負擔。按照“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改善人民生活、爭取抗戰與革命最后勝利”的建設總方針，分別從農業、工商業、財政金融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來促進生產發展，以此初步解決了民生問題。諸如在這一時期，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和精兵簡政等實踐探索。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民眾的負擔，改善了民眾生活，調動了民眾支持和參加抗戰的積極性與熱情。耕地面積比戰前增加79.4%，糧食產量由戰前的110萬石增加到200萬石，工業總產值比戰前增加了30倍，人民的物質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許多地方達到了豐衣足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改善了民生，為后來取得最終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一貫強調必須迅速提高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早在建國初的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建沒總路線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制定了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戰略方針、一個個“五年計劃”。毛澤東明確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原則，是發展生產，保障供應”。“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迅速提高生產力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及各項事業，既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條件之一，又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和目的。可以說，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27年，是極大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27年，是掀起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又一個高潮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27年，是將一個農業國建設成為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工業國的27年，是將一個民生困苦、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貧窮落后國家，初步建設成為民生改善、國家富強的新興國家的27年。毛澤東的中國之所以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一個基本原因就是毛澤東牢牢把握住民本、民生、民主的根本宗旨，最充分地調動了全國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　　　　

毛澤東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中，緊緊圍繞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問題。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全面、系統、科學地解答了“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為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乃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承認并重視客觀存在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客觀實在，要研究它并熟練地運用它。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商品經濟規律，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的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必須運用好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包括勞動者和勞動工具。也就是說，“人”既是生產關系，同時又是生產力的主要因素，因此，第一，毛澤東從來就不是就生產力談生產力，而是聯系人與人的關系，所有制關系，科技技術的進步等來談生產力的。他認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指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科學技術自然十分重要，沒有一定數量的科學技術干部是不成的。為了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我們現在就應該提出這樣的任務，即是在十幾年內造就出大批的紅色專家。”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必須適時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里那些不能適應社會生產發展的“規章制度”。毛澤東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的觀點指導經濟，闡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說明了經濟發展是不能孤立實現的。只有在首先解決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的前提下才能帶來生產力、經濟的健康迅速發展。人是決定的因素，社會主義經濟的強大動力存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單有物質財富的增長并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只有在真正尊重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人與人之間建立平等互助關系、破除官僚主義和特權的條件下，才能真正調動廣大群眾積極性、迅速提高生產力。勞動群眾在從舊制度下解放出來所煥發的主人公態度和革命精神是任何金錢、物質刺激的作用所不能取代的。　　

毛澤東在深層次研究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理論。一是極為重視生產關系的所有制變革。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領導了新中國的所有制變革；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從理論上對新中國所有制變革給予了科學總結。他深知所有制的變革會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道路，會為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條件，會為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創造前提；二是毛澤東高度重視勞動者的地位。在基本上解決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因此必須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賦予勞動者管理企業，學校，機關，軍隊和國家的權利；三是毛澤東極為重視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他論述了公與私的辯證法關系，強調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相結合，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反對差距懸殊，把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高度統一起來。對于科學把握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對于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無論是現實還是深遠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在國民黨蔣介石留下的一片戰爭廢墟之上，以毛澤東為首的的第一代領導者們帶領全國人民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潮，人們滿懷熱情，無私奉獻，舊中國落后的面貌得以迅速改變。據有關資料介紹，新中國前30年中，除1958～1962年的“二五”時期，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生產一度下滑，出現了年均0.4％的負增長率外，其他各個時期我國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速度。1953～1957年開始的“一五”時期，年均增長11．3％；1963～1965年在克服嚴重困難之后，取得了年均增長15.5％的成績；就是在“文革”前期的1966-1970年的“三五”期間，年均增長也達9.3％；后期的1971-1975年，“四五”時期，年增長率還保持在7.3％的水平。建國之初的1950年，毛澤東一方面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策，指揮志愿軍在戰場上戰勝了不可一世的美國大兵。另一方面又親自組織了淮河、黃河、荊江和海河的治理工作，極大地改善了沿岸人民的生存狀態。 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全線通車，1968年9月30日，第一列火車駛過了南京長江大橋，12月28日公路橋也勝利通車，1970年7月1日成昆鐵路全程貫通。這些工程都是那些西方專家認定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國人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精彩，這也讓那些等著看笑話的西方國家認識到了新中國的魄力和建設新中國的決心。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成功試射核子飛彈后，又在1967年6月17日試爆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這一連串的奇跡讓世界睜大了驚異的眼睛。而這些成就，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而且將富強起來的堅實經濟基礎。　　

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一生永不彎曲的脊梁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主義活的靈魂的基本點之一。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求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新的社會制度，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歷史階段。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答案的。毛澤東指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這就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的情況走自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這一根本思想。　　

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無數志士仁人以及后來的大批共產黨人，為了拯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祖國的獨立、富強曾不遠萬里到西方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希望以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為師。但是，國際資本主義并不支持中國的革命者，他們的既定方針是要把中國變成其殖民地和附屬國。他們支持中國的腐朽勢力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屠殺大批的革命黨人。血的教訓使無產階級明自了，“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毛澤東從他參加革命活動的一開始，獨立自主的思想就比較明確，隨著毛澤東主義的成熟和發展，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也日益為廣大黨員千部接受。特別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面對著國民黨頑固派限共、溶共、滅共的陰謀，是否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成了決定戰爭和革命能否勝利的關鍵。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于獨立自主的思想有了更系統的論述。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在軍事上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在國共關系上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獨立自主貫穿于毛澤東主義全部內容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長遠的指導意義。自力更生與獨立自主是相輔相成、緊密相關的。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同時也只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才能保證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執行。所謂自力更生，就是毛澤東所講的，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真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在黨的歷史上，任何一個勝利和成功，無一不是貫徹群眾路線的結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正是相信中華民族有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而強調獨立自主原則。為了發動人民群眾抗戰，把日本帝國主義者置于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面前，使之喪身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廢除國民黨的獨裁和專政。黨的群眾路線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在毛澤東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一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史。　　

從中國工農紅軍走上井岡山時，國民黨軍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蘇區的封鎖和圍剿。紅軍穿著草鞋，喝著南瓜湯，有時候甚至吃著野菜，餓著肚子和敵人周旋。惡略的外部生存條件，使從成立那天開始，紅軍就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首先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自力更生”成了紅軍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長征途中，國民黨軍隊更是地上圍追堵截，天上狂轟濫炸，試圖趁機把紅軍消滅在居無定所的征途中。不知道有多少次，紅軍瀕臨絕境，生死難卜。也不知道一路上饑寒交迫，草根樹皮當糧，餓死凍死了多少英雄好漢。不自己想辦法，紅軍就不可能走出絕地，到達延安。　　

抗戰爆發后，日軍對各根據地殘酷掃蕩，國民黨面對外敵，卻并沒停止對延安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為了減輕根據地人民負擔，保障軍隊供給，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號召，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使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更是聲名遠揚。　　

“窮則思變”，惡劣的外部生存條件，使中國共產黨一直處于“思變”的狀態下，激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可遏制的“圖新”動力，使中國共產黨始終處于一種渴望突破的亢奮中，或許，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很好地詮釋了什么是 “生于憂患”。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最重大問題，就是如何盡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問題。當時從國民黨手上接過來的國民經濟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洽下，舊中國的經濟極端落后，國民黨22年的統治，更是把中國搞得民窮財盡。特別是國民黨統治后期造成的國民經濟全面崩潰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及物價飛漲，物資奇缺，投機倒把活動猖撅等情況，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依然存在。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迫切需要國外資金。物資和技術的援助。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堅持敵視中國的政策，對我國實行長期的經濟、軍事、外交的嚴密封鎖。使我國不僅不可能從他們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就連普通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致使參加“禁運”的國家達36個，并持續達20年之久。據不完全統計，僅1950年至1953年，經多種措施減少損失之后，“封鎖、禁運”給我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仍達5691萬美元。其中，被凍結的資金為4182萬美元，被扣物資價值約335萬美元，船只到達我國港口前被劫持的損失約1174萬美元。這個統計，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資和尚未被人民保險公司保險的物資及船舶。當時，國內的反動派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斷言中國共產黨克服不了經濟困難，國內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也不相信共產黨能解決經濟問題。在上述嚴峻的經濟形勢考驗下，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采用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的經濟措施：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奠定了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打擊投機資本，穩定市場物價，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加強了國家對財經工作的宏觀管理；合理調整資本主義工商業，使其逐步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對三億多農民的新解放區進行土改和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等；使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之后，新中國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毛澤東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他總在努力尋求外部的理解與支持，因為他深知，爭取更多人的理解和幫助，會更加有利于革命事業的早日成功。每一個客人，無論是什么背景，到延安總是受歡迎的，他們在延安沒有任何禁區，這和國統區的戒備森嚴形成了鮮明對比。幾乎所有到訪的客人都會對延安表現出驚異和贊賞，無論民主黨派，無論國民黨高官還是中外記者以及各種名目的考察團。1944年8月到1947年4月，美軍觀察組在給美國政府的各種報告中都對延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戴維斯說：“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受到廣大人民積極支持的政府和軍隊”。可惜美國政府最后還是因為對共產主義的偏見，沒有采納美軍觀察組的意見，錯失了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合作的機會，并最終關上了這扇有可能改變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進程的大門。但不管美國人以后怎么和蔣介石狼狽為奸，最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成了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國力并不強大的情況下，逼迫美國蘇聯和我們一起上演了一出“新三國傳奇”，中國自此成了世界的另一個支點，這在過去無論如何是沒有人敢想象的。而這一切，全都是在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下完成的。即使諸葛亮再世，也不可能讓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西方強權隨著他的指揮棒而起舞。但毛澤東做到了，只有他能唱轉這與世爭鋒的大戲。　　

1963年7月14日，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歐洲周報》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說：“中國從來沒有象現在組織得這樣好”。他曾感嘆，國民黨統治中國20多年，“連一部象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面對共產黨取得的成就，“我們不得不服輸。”李宗仁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時間已經過去快50年了，國內國際形勢也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但毛澤東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作為中國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放棄，正是這種精神贏得了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際重要地位，這種精神也應該繼續成為中華民族騰飛的精神力量。　　

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直腰桿的精神支柱。毛澤東經常告戒全黨和全國人民，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事實證明，這是一條使中國走向富裕走向發達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在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方針指引下，新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歷程，使中國由一個極其落后的農業國，迅速發展成為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從而創造了人類奇跡。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新中國在五十年代就在蘇聯的協助下引進建設了156個骨干項目，從而初步建立了中國工業生產體系。到七十年代，毛澤東又親自批準了“43引進方案”從西方引進維尼龍和大型化肥廠成套設備等項目，正是這些引進，加上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使我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新中國建立以后，先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將社會主義中國扼殺在搖籃里，迫使我屈服于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勢力，對我實行了長期的經濟封鎖，向我關閉了它們自己的國門。隨后，又有蘇聯為迫使我接受其修正主義路線，撤走專家，單方面撕毀數百份合同，也向我國關閉了國門。顯然，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曾一度不能對外開放，完全是由于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原因，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但到七十年代，經過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靠小小的銀球推動了大球，這種局面已經大為改變，“43引進方案”的實施，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毛澤東深知中國落后，需要引進，但毛澤東更知，我們的引進，應該是為了我技術的提高，是為了我更好地學習別人的技術和經驗。他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顯然并不是在外部對中國實行封鎖時的權益之計，而是國家發展進步強大的必由之路。南美東歐就走了一條依靠西方發達國家的精英之路，結果是國家的經濟命脈發展權控制權都落在了外國人手里，本國人民只能在痛苦與貧窮中受煎熬。　　

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同閉關自守，盲目排外是根本不同的兩種思想境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要求在立足于中國實際的前提下，積極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而不是盲目排外。毛澤東歷來積極主張，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各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他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曾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必須認真地學習。要求批判地吸收外國的長處，創造出具有獨特的中國民族風格的東西，不能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即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呈現出開放性。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挺直了脊梁，堅決推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外交政策。舊中國遭受外國霸權資本主義侵略和壓迫長達100多年，深受喪權辱國之苦。新中國不再依附于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或國際勢力，是一個真正擁有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毛澤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不承認舊中國同任何外國建立的外交關系，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徹底摧毀了外國霸權資本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取消了各霸權資本主義國家在華開辦的宣傳機關，并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從而肅清了外國霸權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徹底贏得了民族的獨立。同時，新中國宣布，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同世界各國友好往來。但只要外國霸權資本主義一天不改變敵視中國人民的態度，新中國就一天不給它在中國以合法地位。這個原則立場，充分顯示出中國人民的尊嚴。即使是新中國的朋友，干出有損于新中國獨立、主權的事，新中國也決不答應。50年末，赫魯曉慶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潛艇基地，被毛澤東憤然拒絕。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國創造一切奇跡的法寶。當新中國進入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渴望在蘇聯的幫助下，把新中國的國防和科學技術搞上去。然而，1959年6月，蘇聯政府片面地撕毀了1957年10月兩國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提供原子彈數學模型的有關技術資料。8月，蘇聯又單方面終止兩國簽定的國家新技術協定。1960年7月，蘇聯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協商單方面決定在短短一個月內撤回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帶走了全部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蘇聯人說：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著這堆廢銅爛鐵吧！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祖國內外的壓力并未削弱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氣。毛澤東再一次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于是，中國一大批核科學專家和有關人員抖擻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自力更生發展核科學的偉大事業中。終于不負眾望，用了比美國少20倍的試驗次數，于1964年10月爆炸了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第一顆原子彈。事隔兩年零八個月之后，趕在法國前面爆炸：了能裝上導彈頭的100萬噸以上TNT當量的氫彈。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花費時間最短的國家。　　

四．消滅剝削，縮小差距，公平正義，共同富裕，是毛澤東一生百折不撓的追求　　

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在通向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無數仁人志士進行過雖九死而猶未悔的艱辛探索。世界級偉人毛澤東就是這些人中十分杰出的一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是毛澤東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　　

公正正義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只有切實維護與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民眾的心情才能夠舒暢，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社會關系和利益關系才能協調融洽，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才會充分發揮，民眾活力、經濟活力、社會活力、民族活力，國家活力才能夠充分激活。只有在公平的機會和公平的規則下參與正當競爭，社會各階層成員在思想和心理上才容易接受具有差異性的競爭結果和合理適度的貧富差距，才能夠有效地減少由結果的差異和貧富的差距而導致的心理失衡，避免因此產生的對社會不滿與怨恨，才能夠減少社會矛盾與沖突，化解社會危機。在推動協調發展的進程中，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放到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措施，依法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利益分配公平的社會公平保障體制，使全體民眾朝著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方向穩步前進。　　

社會歷史經驗教訓告訴人們: 社會利益分配不公正、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問題,是產生階級、階級矛盾、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對抗的總根源，一旦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嚴重程度時,必然會引發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和社會動亂。　　

所謂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具有相互關聯的兩層含義：其一是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擺脫了絕對貧困狀態，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二是人們之間的財富差距不存在兩極分化，保持著適度差距，這種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別，是大富和小富的差異。　　

    因此，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貧窮和消除兩極分化。前者要求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必須建基于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之上，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率作物質保證；后者內在地包含著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簡而言之，欲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則必須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人民領袖，他把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當作他一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終極目標。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經濟剝削好、沒有政治壓迫，沒有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人人都過上富裕生活的文明社會。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種保證人人都有飯吃的社會制度。　　

毛澤東并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并不認為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濟貧和均貧富，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之上。所以他選擇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徑。　　

綜觀毛澤東一生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澤東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設定：作為出發點，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意味著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應有相同的公平機會和權利，這是最終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為落腳點，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意味著民眾老百姓都能夠致富，意味著所有人都過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雖然共同富裕社會里也會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但這種“差距”必須控制在人民群眾心里上能夠承受的合理程度之內，絕不能允許少數一部分人暴富而陷大多數人貧困，絕不能導致社會成員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　　

毛澤東一生以追求社會公平為最高己任。對他而言，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社會公平。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理想目標，又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原則。在通向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應該始終貫徹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原則。對于毛澤東而言，社會公平應該是終極目標，經濟效率應該從屬于這個目標，應該服務于這個目標。公平是效率的歸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進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可以說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踐履者。毛澤東認為，即使效率很低，也應優先保證公平，因為公平是效率的目標。毛澤東并不是忽視經濟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遠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終為公平服務。　　

毛澤東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作為建立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物質手段。　　

    毛澤東認為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那樣只能是貧窮的普遍化--共同貧窮。社會公平是需要經濟效率作物質基礎的。他一生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公正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實現經濟公正，才能建成先進經濟”。毛澤東堅信，只有一種公正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并不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結果，因為“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在私有制條件下，永遠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因為私有制的本質是極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是人與人之間產生貧富分化的根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鏟除剝削的根源，可以消滅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這是一種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這種比較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對平均主義和懶惰思想，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又可以保證每個人靠自己的勤奮勞動都富裕起來，不會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產生兩極分化。因為人的技能，體力差異是很小的，“搬運工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所以“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將以所有人富裕為目的”，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產品的社會生產和支配，以使所有勞動者都能過上富裕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他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國建立和建成社會主義為奮斗目標。社會主義能從起點(所有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產資料)、過程(按勞分配)、結果(所有人都富裕)三個環節保證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　　

    毛澤東鎖定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手段，不僅僅在于社會主義是一種公平的社會制度，還在于社會主義在吸納了資本主義的所有積極成果基礎上，是一種能帶來高經濟效率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更能帶來物質財富的豐裕。因為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它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克服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所帶來的經濟危機，鏟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阻擋生產力正常發展的種種障礙，能保證物質財富在其應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提高。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能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財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狀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成員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逐步實現同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當量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毛澤東晚年所做的都要為了在各個層面去鏟除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　　

    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統一，社會主義的內在含義就在于從各個方面都能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但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必須是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才能保證。新中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卻是在一個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基礎上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為此，晚年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從中國既有的國情和歷史出發，設計了新中國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在這種公平的社會制度下，通過現代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為此毛澤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大層面進行了具體構劃。　　

經濟上：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農民納入集體經濟軌道，使農民原有的經濟條件(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差別逐步消失，從而不同農戶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趨于均等化。毛澤東認為，使農民擺脫“陷于永遠痛苦”狀況的有效途徑是“集體化”，因為“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在毛澤東看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農村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的主要根源。個體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同時又不適應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需要，造成社會生產力的低下。“互助組比單干，大社比小社更能發展生產力，大大增加農業產量”。在農村走集體化道路，既適應現代機器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又可以使農村社會經濟改造成為單一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便于統一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這樣就可以避免貧富分化，保證所有農民都能同時富裕起來。在城市，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個體手工業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有效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堅決反對私有化，主張集體共同富裕，反對一部分人暴富起來，因為那樣必然會拉大貧富差距，造成貧富懸殊和兩級分化。在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后，毛澤東相信在先進的生產關系下，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定會大大提高，因為人們第一次是為自己勞動。他相信公平的社會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開辟廣闊前景。毛澤東并不是不重視發展生產力，他把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置于社會公平的目標之下。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就非常重視革命對生產力的解放作用。他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革命的實質是一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必須最終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正是在公有制確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召。毛澤東相信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快速地把中國人民帶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國發動了“大躍進”，后來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戰略目標。毛澤東是把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建基于現代發達的生產力之上的，他對經濟效率也是高度重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為了“促生產”。為了迅速地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運用計劃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為全國發展設置了均衡協調發展目標，要求全國經濟在綜合平衡中發展，實現全國經濟一盤棋。新中國成立后的幾次西部開發，如大三線建設，就有在經濟布局上均衡發展意圖。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全國人民提供了同樣致富的機會和權利，按勞分配為全國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為了保證經濟的發展，為發展提供相當的積累資金，毛澤東主張實行低工資制度。每次工資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在實行低工資的前提下，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差別過大。為了真正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原則，要求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參加勞動，因此在全國推行普遍就業，每個人都靠自己的勞動致富。健全社會主義集體福利和社會主義基本保障制度，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基本的社會財富。總之，毛澤東在探索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上經濟方面的設想是通過建立公平的社會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去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通過集體勞動，在生產力逐步發展基礎上通過公平分配、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　　

    政治上：毛澤東注重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發展生產力。為了防止權力為少數人謀私的結果，避免人民群眾的勤務員蛻化變質為人民群眾的官老爺，毛澤東經常用群眾運動的大民主方式去反對腐敗。經濟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廣泛的政治參與來保證。為此毛澤東極力想通過“群治”的方式去謀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過廣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調動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保證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對官僚主義深惡而痛絕，對腐敗更是毫不留情。為了防止他所領導的政權變為特權階層欺壓民眾老百姓的工具，他不惜砸爛他親手建立的政權，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淪為“修正主義”國家機器。毛澤東一生視人民為上帝，所以為了實現人民大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證，一直在探索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權。他要求人民公仆應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無私奉獻的精神，為此他經常用整風、運動的方式去教育共產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　　

文化上：毛澤東非常強調社會主義集體精神。他鼓勵人們應該見利思義。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說：“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過程中應當堅持的精神支撐，是人民群眾以主人翁態度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重要保證。解決人們利益矛盾，單純靠經濟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夠的。要用社會主義理想、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信念去為經濟效率提供精神動力和方向保證。要鼓勵人們多想大家富，少想個人發財，要走共同富裕、集體致富道路。毛澤東不僅鏟除了個人發家致富的經濟基礎--私有制，而且還要人們進行靈魂深處的革命--“斗私批修”。 毛澤東所要求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也隱含了精神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內涵。他之所以消滅私有制，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剝削暴富起來，在中國社會出現他所擔心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這與他追求的走集體致富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是相違背的。　　

毛澤東時代，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實踐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從經濟效率上講，毛澤東的現代化努力使中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并為以后的現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質基礎。“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20年中……從1957年—197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澤東主義時代的中國，從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人均34%)”。毛澤東初步改變了中國的積貧積弱狀況，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社會經濟前提。從社會公平講，毛澤東啟動的中國工業化避免了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貧富兩極分化狀況。中國人民從中國現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果實。在毛澤東時代，雖然由于總的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但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實現了共同進步，實現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世界上最為文明進步的時代。　　

2011.12.2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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