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
大作收到、拜讀了。您認為“文化是一種變成習慣的精神價值和思維行為方式,它涵蓋面最廣且與人的思維、行為方式及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并指出了它與經濟建設的密切關系,甚是深刻。
以我極為有限的閱讀,人們對“文化”下過諸多定義,并用于各種不同的場合(比如飲食文化、酒文化之類)。您心目中的“文化”,在我看來與“文明”---一個群體的集體生存方式(這只是我自己的“定義”而已)相關。它反映一個“文明”在思想、精神層面的特征。您詳細分析了西方文明在思想、精神層面的特征,并與中國相比較,很有意義。
經濟問題是社會生存的基礎問題。回顧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無論中西,都是生產者受制于統治者,大眾受制于精英,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于人”,是普遍而廣泛的歷史現象。因而經濟問題與統治問題密不可分。從統治視角觀察,經濟問題的實質是:如何利用掌控的物質與勞力資源,有效地生產統治者所需的物質財富。進一步觀察,可發現統治者的主導戰略受到其生存環境的巨大影響。
如,中國的統治者們,生存于東亞大陸季風帶,與西歐相比,自然資源豐厚,小農經濟就足以產出維持朝廷生存的財富,而四周的高原、沙漠、大洋又斷了向外擴張的可能性,于是主流文化需解決的,是如何從小生產者有限的產出中,一點一滴地獲取其生產的剩余財富,如何讓朝廷的消耗不超過可得的財富,以維持王朝千秋萬歲。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主流文化從百家爭鳴走到獨尊儒術,從孔仲舒走到宋明理學。王朝周期性覆滅的史實告訴我們,直到清末,這個問題也未求得最終解,所以有了黃炎培、毛澤東的窯洞對。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這個最終解至今未找到。但從另一個視角看,兩千年來,在這個地球上,中華帝國曾多次站在全球文明顛峰的位置上,可見中華文化至少是問題的“次優解”之一。
而西方的統治者們,生存于遠比中國貧瘠的地帶,勞動者養活自己都很艱難,唯一的出路是向外擴張(無論是行商還是搶劫)。由此,以航海為背景的經濟(主要是債務)、軍事活動成為王朝生存的基礎。這樣的生存方式需要面對日復一日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需要對外界有清晰、可靠的認識,需要清晰無誤地傳達這種認識。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其思想界走了從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到哥白尼、布魯諾、笛卡爾……的道路。思想界的道路背后,是資本主義從熱那亞到荷蘭到英國到美國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兩個支點一是戰爭、二而是金融,其核心在于從外部獲取財富,以維系內部的認同。近500年來,這個進攻性的文明一直處于強勢。1895年,嚴復觀察到的是:“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論事變之亟»)。
然而它“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的前提是可以向外擴張,可用外部獲取的財富緩解內部矛盾。在嚴復的時代,中國就是這種擴張的受害者,嚴復親眼看到自己的祖國在這中擴張中被肢解,陷入軍閥混戰的深淵。卻意識不到這正是西方列強“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的代價。這印證了蘇東坡的感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而今“全球化”進程已經將資本主義體制的可擴張空間填滿,今天的人類都生存在主流文明之下,當年林彪講“世界的城市”、“世界的鄉村”,實在有先見之明。由此可知“恐怖主義”不是什么外部威脅,而是當今主流文明的內部問題。“日曷竭喪,余與汝皆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的統治精英集團早在三千多年前就體驗過這樣的場景,是這樣的感受開啟了從百家爭鳴到宋明理學的道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國的經濟問題,我首先偏好于琢磨各種已有模式的動態特征,其持續生存的條件,而非隱含地假設系統可以無條件持續生存;進而琢磨新的系統最可能有何特征。對前者,有了些許認識,有些已經寫在已發表的作文中,對后者,尚無成型的見解。至于經濟操作層面的理性化,在我看來是第二層次的問題,應由相關專業人員解決,非我等游民之責。
一孔之見,僅供參考。
祝健康愉快
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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