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僅是制度層面的，它首先以觀念的更新為基礎。電視劇《孫中山》里孫先生有這樣一段無奈的感嘆:我們推進民主憲政這么多年了，還有人在復辟當皇帝。我到鄉村看一下選舉情況，村民都沒有按要求投票。與此相似的是，直到現在，這種亂投票現象在村干部等選舉中也司空見慣。從這一種民主方式的實行可以看出，我國國民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對民主的何等懷疑和不認知。毛主席可能看到了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到讓人民當家作主，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先革掉落后的文化。所以，他老人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盡管由于方式的不成熟產生了惡劣的副作用，但其動機是耐人尋味的。經歷“文革”的人都清楚，當時最典型的口號就是：“破四舊，立四新；發揚反潮流精神；舍得一生禍，敢把皇帝拉下馬！”下面是網上收集并整理的論述，供大家探討。　　

想一想自階級社會以來，人民始終處在被奴役被剝削的地位，何曾做過主人，主宰自己的命運。在幾千年的所謂文化的熏陶下，已經成為了民眾的一種習慣和不自覺，所以對這種“文化”的革命是實現“民為主”的，不砸爛幾千年以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謂“文化”，就不能實現真正意義的民主，就不能使民主成為所有人的一種自覺、習慣，這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稱為“文化”的原因所在，而“大”是因為革命的對象有幾千年的歷史，什么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孝為先、父母官等等，愚忠、愚孝、宿命，束縛民心的思想，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已入人骨髓，成為了魯迅所說的“民族的劣根性”，故不用“大”的手段不足以蕩滌其毒害，其目的就是：革這種劣根“文化”的命，以改造整個民族，從而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化，使人民挺起胸膛做主人。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層含義。　　

毛主席還試圖用“文革”這種方式來擺脫“周期律”。眾所周知，“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既是擔心制度上復辟資本主義，也是擔心思想上封、資、修陰魂不散，為了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被顛覆，從而確保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從而跳出“周期律”的怪圈。當時的背景是，一些領導干部坐了江山，以功臣自居，滋生驕傲情緒、官僚主義和貪圖享受。再加上蘇聯變修的警示。產生擔憂而采取革命舉動，這是符合邏輯認知的，絕不像某些人認為的：“文革”只不過是一場為了權力的角斗，因為劉少奇威脅到了“主席”的權力。這種認識太小瞧毛澤東了。如果只為了扳倒劉少奇，毛澤東以他在黨內外的職位和威信，直接用“反擊修正主義”的名義，說句話、開個會基本就能做到。雖然劉少奇當時在黨內地位很高，但其影響和人脈，與和毛主席共同堅持井岡山斗爭，行伍出身并擔任我軍副司令的彭德懷相比都稍遜一籌。一個廬山會議就解決了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大將軍”的問題。一個長期做文職工作，不抓中央軍事和組織工作的劉少奇，根本用不著“主席”興師動眾，發動全國人民打到他。就“權力之爭”的認為，基本屬于經不起推敲的嘩眾取寵。發動全國人民打倒的那些真的和錯了的大大小小“修正主義分子”，絕大多數和“主席”相距甚遠，與“主席”的權力毫不相干。這是為什么？只有一個理由：“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建立一個讓人民做主人的社會制度，他愿冒天下之大不韙，愿做孤家寡人（這里的“天下”是指過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戰友，當時的當權派）。戰友情親友情都淹沒在對人民無比深沉的大愛之中。因為他的腦海里始終有這樣的口號 “人民萬歲！”這才是偉人思慮的主題，這才是共產黨人該有的大忠、大孝、大愛、大胸懷，這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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