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錯亂還是無知透頂？--戳破南方系自由民主人權的畫皮!

一.為什么控訴南方系　　

我出生在祖國首都，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師，自小受到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學習的社會主義教育。我和我的同學，也都是抱著這種理想而成長的。在1999年，美國悍然轟炸我國駐南聯盟使館，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們立刻熱血沸騰，紛紛奔赴美國使館舉行抗議游行，抒發自己的愛國之情。　　

我的祖父是老北京的一名熟練匠人，他在舊社會備受資本家壓迫，常常吃穿無著，深感舊社會與新社會的差別。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工作異常勤奮，不辭辛勞，終于積勞成疾，在退休后第三年1984便去世了。我的祖父對我父親訴說舊社會的罪惡，在老北京，沒有手藝的人經常凍餓而死。　　

窮人的死亡有兩個方式，一是營養不良導致低血糖暈厥并死亡，大街上可以看見有的人走著走著就歪倒了，這種死法在北京話叫做“倒兒臥”，在冬天幾乎天天可以看到的。第二就是被凍死，他看見最多的一次，是在1948年，十來個人在北新橋一個門洞里邊，圍著火堆取暖，后半夜火被寒風吹滅了，十來個人就都凍死了。而因為疾病而死的，那簡直是數不勝數！而像我爺爺這樣的手藝人，在有3個孩子的情況下，只能保證不被餓死，一個月也不見得吃上幾頓飽飯，有了病就只有聽天由命。　　

可以說，解放前的北京，就是一片人間地獄。最讓人發指的是，老北京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比之日偽時期條件還要惡劣，死亡人數比日偽時期還多得多！日偽尚且能發一些“混合面”，而國民黨就任由百姓凍死餓死！由此可見，那些在解放前生活過，卻依然美化國民黨、丑化新社會的人，完全是出于內心不滿，出于對新社會的刻骨仇恨而進行的惡意誹謗！　　

我有幾位姻親長輩是革命后代，有趙一曼的戰友、抗聯柴軍長的孫女（已故革命家韓光同志的外甥女），有原海軍艦隊中將鄧司令之子，他們的父母均為老一代革命家，有些故事還可以在革命史上找到，而這些長輩的經歷，甚至在電影《紅櫻桃》中再現過。為了推翻萬惡的舊社會，老一代革命家前赴后繼，付出了無可想象的犧牲，當南方系質疑革命的合法性，譴責革命的殘酷時，我感到無比震驚。是什么樣的苦難，能讓柴軍長--一個東北山大王加入抗聯，并且在晉察冀根據地犧牲了親生兒子？是怎樣的社會，能讓韓光同志拋家舍業，從家庭條件優越的學生變成八路軍？是怎樣的殘酷剝削，何等的兇暴，讓鄧司令和他在紅軍縣的同鄉們踏上長征之路？　　

舊社會好不好？老北京人見證了多少死亡和疾病！共產黨有沒有抗日？莫非毛主席親筆簽字的烈屬證會說謊？在我和我那代人看來，這些都是永遠無可懷疑的。　　

然而工作以后，特別是這些年來，隨著網絡通訊的發達，以南方系為核心刮起了一股以“人權、民主、自由”為名，行反黨反政府反祖國之實的歪風邪氣，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對此，我感到非常憤怒。據我觀察，這些文化流氓的手段大致可分成二種：　　

一是夸口許愿，破壞學生對公有制的信心，大談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自我創業的可能性，并且夸大私有制的主觀能動性。他們利用大中院校學生生活經歷淺、沒有目睹過或經歷過私有企業的殘酷剝削的特點，誤導他們產生對私有制的幻覺，提供他們一副“勤奮就能當老板”的夢境，同時灌輸“能力帶來財富”的觀念，提高對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認同，泯滅學生們的良知，讓他們變成物欲橫流的渴望成為大資本家的小布爾喬亞。這種做法雖然陰毒，但一點也不可怕，因為我國白領工人的待遇遠遠達不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水平，當學生們參加工作后就會冷暖自知，有的甚至有單槍匹馬與老板斗爭的沖動！有了切身感受，相信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變為工人階級立場，并且放棄對資本主義的一切幻想！　　

二是挑撥離間，污蔑我國政治制度。他們利用大中院校學生對于西方思想的不了解，而又渴求社科知識的心理，借機大肆宣揚他們篡改后近現代西方思想，片面宣傳自由和人權，完全抹殺“平等”作為西方思想中的核心觀念，絕口不提西方主流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皈依和認同，造成許多青年遭到他們假民主、假人權、假自由的毒害，對青年進行洗腦，把他們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本文主要為了反擊南方系第二種手段而作，目的就是向大家普及一些西方思想常識，戳穿南方系的“學術”畫皮！　　

二．南方系的“人權、自由、民主”是什么　　
人權是什么，在當今仍然是眾說紛紜，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在聯合國人權宣言中，將林林總總的人的各項權利都算了進去，包括生命、財產、自由、民主、受教育、工作等等，簡而言之，聯合國的“人權”，就是人的各項合法行為的總和，告訴我們只要法律上不禁止每個人做這些，那么這個法律就是合乎“人權”的。由此可見，“人權”一詞的外延，中已經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兩項權利，將“人權”與“自由民主”并列，實在是非常無邏輯的提法。　　
　 　
而在美國及南方系在中國宣傳的的“人權”，雖然常常打著人權旗號，主要關注的范圍卻很狹隘：私有財產權，以及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視的那幾種權利。這些，也就是資本主義上層建筑的理論基礎。　　
　 　
現在我們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歷史檢索人權理論源頭，分析下西方的人權及相應政治法律學說發展，看看人權是不是亙古就有的，它究竟是代表了什么東西。　　
　 　
西方哲學的發展史，就是當代所有人文學科的發展史。事實上，當代社會學、法學、倫理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專門學科，都是在20世紀才真正成為獨立門戶的科學，而在此之前，包括馬克思的時代，任何一個像他那樣的學者，論著范疇都是包括全部這些內容的，而當代的社會科學也都是在這些巨匠的基礎理論上加以完善加以修正而已。　　
　 　
我們知道，西方哲學的來源有兩個，一是希臘的人文傳統，二是基督教的律法傳統。在這兩個傳統中，都各自包含了不同的人權—包括生命、財產、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但是側重點非常不同。　　
　 　
A.希臘傳統—反思自由民主　　
希臘傳統由許多互相矛盾的學派所構成，自己就包含了許多種不同的觀念，其中最受重視的是以蘇格拉底名義說話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二人。然而，即便他們在關系上互為師徒，觀點上卻有極大不同。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極其完善的闡述了他對國家和倫理的看法。在他書中，有如下的論述：　　
“一個國家最大多數的人，對同樣的東西，能夠同樣地說“我的”、“非　　
我的”，這個國家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這個說法和我們前面的話是一致的。因為我想我們曾經說過，我們的護衛者不　　
應該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它私人財產。他們從別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資，作為他們服務的報酬，大家一起消費。真正的護衛者就要這個樣子。”　　
　 　
柏拉圖的理想，就是由一個沒有財產、過著公有制社區生活的精英統治集團來統治人民，人民負責納貢（這人民其實也就是奴隸）。而他的理想，其實就是當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斯巴達奴隸社會的現實。　　
　 　
然而，即便是奴隸制下的共產主義，統治者依然痛恨柏拉圖的共產主義設想，所以他們挑選了亞里士多德作為他們的文化先驅。　　
　 　
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一樣，并不著重講個人權利，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里，運用歸納法的方式，把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況詳細闡述，表達對“善”的看法。在他看來，善就是明智的友愛的節制的追求快樂，“善”乃是一種區別于“思維理性”的東西，是一種實踐理性的要求，也就是行為層面上的一種自覺，。然而亞里士多德不知道，他的“實踐理性”其實不過就是被習俗固化了的“體面人”的行為模式罷了。　　
　 　
這里，他之所以并沒有將他的“善”和說成天賦的，因為這里隱含了這樣一個意義：我所在的社會，自然就是世界的一切社會的模樣了。然而事實上并不是這個樣子，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有極大的不同，對善的理解也有極大的不同。這當然是由于古希臘歷史學并不發達，亞里士多德只能從自身經驗出發來總結出一套符合“善”的倫理體系，其中甚至包括奴隸是財產的著名論斷。　　
　 　
論到國家層面，在《政治學》里，他更沒有斷言應該采取何種國家體制，而是主張根據情況不同，分別采取“君主制”或“貴族共和制”。雖然他不像柏拉圖是一個徹底的國家主義者，但他也明確主張國家優于家庭。在第一章第二節中，他指出“作為自然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的人類，其本性上也是政治動物”。后邊還將人與城邦的關系比作手與人，認為獨立的人只是動物，是不能稱作人的。　　
　 　
很明顯，南方系的反愛國的自由主義主張相比、沉醉在“自由清新空氣”的古希臘人并沒有表現出多少自由主義傾向，反倒是很喜歡一個能給他們外部安全感的國家。為什么呢？　　
　 　
這就回到歷史領域了。馬克思主義乃是一種歷史本體論，立足于歷史事實解釋歷史現象和文化形成原因，而不是糾纏于當代精英主張的、早已被魯迅先生批倒了的所謂天然的“人性”（即香汗與臭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時代，雅典的光榮早已不在，雅典帝國經歷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戰敗，“自由的清新空氣”全被國家主義的斯巴達人所剝奪，后來雅典又被波斯人和馬其頓人所奴役。這足以證明，“民主政體”在面對外敵進攻時猶豫不決內訌不斷的弱點，證明強有力的國家組織才是民族獨立于世界的可靠保障！而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就是對自由民主導致亡國悲劇的變相控訴！　　
　 　
　 　
B.基督教傳統之千禧年主義　　
南方系通常將基督教看做自由、民主的象征，當做一尊供奉起來的神像，以及渲染我國沒有宗教自由的靶子。實際上，他們自己卻從來不去膜拜基督，因為基督教實在是與他們的主張相反。　　
　 　
南方系頗有幾個人宣傳“愛”，然后說馬克思主義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愛。這既是污蔑馬克思主義，又是曲解基督信仰。　　
　 　
我們可以看圣經中的《出埃及記》，就是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反抗埃及法老的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史。第1章講到埃及人迫害以色列人，“埃及人嚴嚴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在一切的工上都嚴嚴的待他們”，后來上帝啟示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與法老交涉，法老不同意，因此“到了半夜，上帝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盡都殺了”（ 出12：29）。法老繼續追擊以色列人時，“那些跟著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的全軍，一個也沒剩下” （出14：28）.　　
　 　
這一章節向來是解經的難點，也是基督教被集中攻擊的對象---上帝為什么要殺人？上帝不是愛人的嗎，怎么會殺人？因為不信就可以殺人嗎？還是為了彰顯他的威力而殺人呢？這里任何傳統神學的辯解都是非常無力的。　　
　 　
這是因為，傳統基督教神學是以上帝愛所有人的假設為基礎，目的是為了推出所有人都要“友愛”，也就是保持現狀，以便維護剝削階級的統治。顯然，這種解釋故意忽略了上帝對剝削和壓迫的憤怒。實際上，從出埃及記敘事來看，上帝是參與了這場階級斗爭的，上帝愛的是以色列人所代表的被壓迫的人，而不是壓迫者！　　
　 　
到了新約部分，耶穌經過傳道建立起了耶路撒冷教會，這個教會 耶穌教會的共產主義色彩表現的非常明顯。耶穌的要求，是或者將田地賣了分給窮人，要么將財產歸于共產主義教會團體。《使徒行傳》記載：“信得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并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個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使2：45）。此外，信徒們選舉出執事來負責教務，由十二使徒負責解釋信仰，這中間實行的顯然不是資產階級代議制，而是一種民主集中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企圖不將財物歸公的人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其判決竟然是死亡。對于貪污的懲罰措施，可以說是講究寬容的《新約》中絕無僅有的一個被上帝處死案例！　　
　 　
因此，當南方系譴責人民公社的時候，是不是應該看一看他們一直宣傳的圣經是如何看待公有制呢？　　
　 　
然而，反動勢力是不容許革命因素存在的。基督剛剛升天，神學的兩條路線就展開了激烈交鋒。耶穌的門徒彼得和約翰一直堅持耶穌親傳的教義以及教會組織形式，主要在下層群眾中傳教。與此同時，保羅作為被特別啟示者，開始向羅馬帝國的大城市傳教，爭取城市中產階級支持。我們翻看圣經，可以看出現有多數神學理論都是保羅提出來的，而保羅的話語與耶穌有著相當大的區別。耶穌總是講，將來尊貴的要降為卑，不能又愛錢財又信奉基督，他的根本思想是發展以教會為核心的共產主義團體。而保羅，則力圖將教會變成城市中產階級的精神俱樂部。　　
　 　
在耶穌死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大約幾百年的樣子，基督教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一直綿延不斷。一條是耶穌原教旨主義派，它發展為主張共產主義教會，并依據《啟示錄》認為善惡將要最后決戰的諾斯替教派，也就是傳到中國的景教，另外諾斯替主義還與襖教結合，最后形成了成為摩尼教。另一條道路是由保羅的“信望愛”和奧古斯丁三位一體理論發展來的，成為天主教和新教的所謂的主流神學。　　
　 　
主流神學雖然在世俗統治者的支持下鎮壓了作為“異端”出現的有組織的諾斯替教派，但諾斯替主義的思想繼承者---千禧年主義依然不時復活，以共濟會或者異端（例如10世紀的博格米爾派異端），或民間秘密宗教（摩尼教和白蓮教）的形式，并且在民眾中間廣泛傳播。　　
　 　
千禧年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認為現在已經是末世，馬上就會發生一場終極的決戰，并且在決戰中信仰善神（上帝）的人會戰勝信仰邪神（撒旦）的人，完全消滅現有的剝削制度，建立永恒的人間天國，元末農民大起義、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者，都在摩尼教及基督教中發掘出了潛藏著的“千禧年”理想，并且使之成為農民起義的有力精神支柱。　　
　 　
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外國人常常說馬克思是共濟會成員，其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包含的階級斗爭思想和世界大同思想，和千禧年主義從斗爭手段到未來描繪上都極其類似--“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　　
　 　
也正是因為原始基督教信仰和馬克思主義中間既閃耀了共通的信仰—弟兄之愛、平等和民主，又有公有制的理想以及實踐它的手段，所以恩格斯說:“所以，如果說安東·門格爾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勞動收入 權》一書中表示驚異：為什么在羅馬皇帝時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 況下，在幾乎純粹由奴隸構成的當時的工人階級受著無限痛苦的 情況下，“社會主義并沒有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出現” ３４８ ，那是他恰恰沒有注意到：這個“社會主義”在當時可能的程度上，確實是存在過的，甚至還取得了統治地位，—— 那就是基督教。只是這種基督教—— 由于歷史的先決條件，也不可能是別個樣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國，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將來臨的“千年王國” 中實現社會改造，而不是在現世里。
   這兩個歷史現象的類似，早在中世紀，在被壓迫農民，特別是 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義中就有突出的表現了。這些起義同中世紀 的所有群眾運動一樣，總是穿著宗教的外衣，采取為復興日益蛻化 的原始基督教而斗爭的形式①；但是在宗教狂熱的背后，每次都隱藏有實實在在的現世利益。這在光榮不朽的揚·瑞日卡所領導的 波希米亞塔博爾派 ３ ４ ９ 的組織中表現得最清楚；但是這種特征貫串 于整個中世紀，在德國農民戰爭之后才逐漸消失，到１８３０年以后 又再現于共產主義者工人身上。厄內斯特·勒南說過：“如果你想 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會是什么樣子，那就請你看看‘國際工人協 會’的一個地方支部。”在他說這句話之前很久，法國的革命共產主義者，此外，特別是魏特林及其追隨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　　
C.希臘傳統與基督教主流神學結合--經院神學　　
基督教神學在羅馬帝國滅亡后就衰落了，然而十字軍從君士坦丁堡帶回來許多希臘文獻，使得一些神學家將亞里士多德與當時的中古基督教神學相結合，產生了新的經院神學。其中，阿奎那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就政治和倫理上來講，阿奎那完全是將亞里士多德的國家理論和神學強拉硬扯在一起，成為反對自由民主的急先鋒。他不但為君權神授找理由，得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體”的結論，竟然還喪心病狂的論證“王權同精神對肉體和上帝對萬物的支配權的相似之處”。（《阿奎那政治著作選》P79）　　
　 　
更糟糕的是，阿奎那對自然法的理解與后世頗為不同，他偷換概念，把自然法當做宗教戒律的附屬：得出“在人類事務中，低級的人也必須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從壁他們地位更高的人”這種結論。　　
　 　
在今天看來，阿奎那的理論是不可想象的反動言論，但是苛責古人也不必要，不外乎當時的歷史環境造成的。　　
　 　
D.古代小結:自由民主的傳統在哪里？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把最重要的思想看過了一遍。自由和民主在哪里？它們只在歷史上存在了一瞬間。雅典公民的確擁有許多自由權利，但它失敗了，而羅馬公民壓根就沒有什么民主權和自由權，只有當兵的義務。后來的主流基督教會更是反對自由民主，大張旗鼓地宣傳君權神授，連耶穌主張的平等都棄之不顧了！那么，普世價值在哪里呢？基本人權在哪里呢？　　
　 　
我們沒有找到，看起來“人性”“人權”，都不是什么亙古就有的東西！如果有，那么也是堂而皇之認定奴隸天生愛當奴隸的“人性”，奴隸天生服從主人的“人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