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舉決定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

如果中華民族還能有幸續寫今后歷史的話，那么，無論其今后會發生什么樣的歷史作用，二0一一年一月十一日的這一天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必將會同五月四日這天一樣，都將產生劃時代的意義。就在這一天，早在九十年多前的“五·四運動”中就被打倒了的孔老夫子的青銅塑像，在“孔家店”最初的被打倒之地-----天安門廣場，“悄悄而急切”地豎立起來了。對孔老夫子為何要在嚴冬之中冒著凜冽的寒風被悄悄而急切地豎起來，許多中國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在孔老夫子的青銅雕像被豎起的第四天，非洲國家突尼斯突然發生了劇烈的大規模民變，導致政府控制不住國內的局勢，總統本·阿里被迫倉皇出逃，原本莫名其妙的中國人這才恍然大悟。

突尼斯雖然遠在非洲，但是，由于科技的發達使地球早已變成了地球村，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對突尼斯還是有所了解的。突尼斯發生民變之前的國內狀況不僅與我國非常地相似，而且其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也要比我國好得多。突尼斯的國民經濟近年來每年都以高達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在高速增長。可是，盡管突尼斯的國民經濟每年都以高達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在增長，但由于其國民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賴于外資，所以其高速增長的經濟不僅沒有促進國內財富的增加，反而卻造成了國內財富的大量外流，從而導致了國內的失業率越來越高，人民的生活狀況也更是越來越貧困。但令許多中國人感到詫異的是，導致突尼斯發生了這次大規模的民變，總統被迫出逃的直接原因，卻竟然是由于突尼斯警察的粗暴執法而導致被執法對象以自焚的方式來抗議這么一個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的平常小事。

與突尼斯發生的這起自焚事件一樣，近年來，我國從大江南北到長城內外也都先后發生了多起三輪車夫和房屋被強制拆遷者以自焚的方式來抗拒執法的事件。不管是突尼斯還是我國的那些自焚者，其不惜以死來抗拒執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制造最大的轟動效應從而能激起更多的人來進行共同的反抗。但是，與突尼斯僅僅發生了一起自焚事件就立刻就引發了全國范圍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不同，我國的絕大多數人對國內發生的多起如此慘烈的自焚事件，卻不僅沒有做出任何的強烈反應，甚至都沒有給予過更多的關注。導致我國和突尼斯兩國的人民對相同的事件而反映卻出現了如此巨大反差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國和突尼斯兩國人民的性格不同。而造成我國和突尼斯兩國人民性格如此不同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因為突尼斯沒有孔子，沒有孔子的“述而不作”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諄諄教導”，故而沒有養成“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傳統，沒有徹底喪失敢于反抗邪惡與暴政的勇氣，沒有喪失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的這種觀念，沒有徹底泯滅團結互助的精神。

國人普遍性的性格就是國民性，而國民性的形成無不是由社會的主流文化所決定的。自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被漢武帝確立為了國家的統治思想之后，孔孟之道就成了中國的主流文化。兩千多年來，在孔孟之道的毒害之下，中國人不僅普遍都形成了自私、怯懦、逆來順受和明哲保身的性格，養成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習慣，而且更把“好死不如賴活著”當成了是自己最基本的人生態度，因而才過于地追求上的物質享受而絕少精神上的追求。因此，當必須要在尊嚴與利益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選擇利益而放棄尊嚴；當面對邪惡與兇殘必須要做出是選擇反抗還是選擇接受的時候，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選擇接受而放棄反抗。從古至今，除了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把尊嚴當首選而放棄了利益的，面對邪惡與兇殘把反抗當首選而拒絕接受的，實在是鳳毛麟角。今天中國人能夠拿得出來教育人們的古代榜樣，也不過就是蘇武、張巡、顏杲卿、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那么幾位。如果說在警察和城管的粗暴執法面前，人們所要面對的還不僅僅是他們的暴力，而且更要面對他們背后的國家權力，因而選擇了接受還是實屬無奈的話，那么面對來自于社會上的邪惡卻選擇了接受而放棄了反抗，反映出來的則是中國人性格怯懦的本質以及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了。

在今天的中國，不僅警察、城管在執法過程中粗暴執法的問題隨處可見，而且就連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依仗金錢、依仗權勢以極端的方式隨意欺辱窮人的事，都早已成為家常便飯了。                                 

二0一一年一月，全國的多家電視臺都先后報道了這樣同一則消息：二0一一年一月九日，江蘇省蘇州市高新區馬浜小區內，一輛運送快遞的面包車軋死了一條在小區內道路上亂跑的寵物狗。在狗被軋死之后，狗的主人逼迫駕車的兩個小伙子賠償其五千元錢的狗的身價款。由于兩個小伙子拿不出錢，狗的主人又逼迫兩個小伙子給死狗下跪一個小時。在被狗的主人踢了幾腳之后，在眾目睽睽之下，兩個小伙子面對著狗的尸體竟然順從地跪下了。圍觀的一些人氣憤不過，紛紛勸兩個小伙子起來。但任憑別人怎么勸，兩個小伙子就是不起來，直到跪滿了狗主人規定的一個小時后才肯起來。后來，在110警察趕到之后，向兩個小伙子了解事情經過的時候，兩個小伙子還不肯承認被狗主人踢過的事實。當時這兩個小伙子內心的真正想法，可能是怕警察處理了狗主人毆打他們的行為之后，狗主人再向他們索要那五千元的狗的身價款吧。如果真的要是那樣，自己那一個小時的“辛苦”豈不是就白費了。

這樣一則令人發指的富人采用極端邪惡的方式來隨意欺壓凌辱窮人的消息雖經多家電視臺反復播出，但在國內卻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類似的富人以極端邪惡的方式隨意欺辱窮人的事，在今天的中國早就算不上是什么新聞，中國人對此都早已是見怪不怪了。據前些天烏有之鄉網站上發表的兩江居士網友所寫的一篇題為《給狗下跪羞辱誰？》的文章披露，從二00四年到二0一0年，在安徽的合肥、浙江的嘉興、四川的成都、新疆的烏魯木齊等地，先后都曾經發生過富人以強迫的手段逼迫窮人給自己的死狗下跪磕頭的事。　　

中國的富人為什么都喜愛、而且還能夠使用逼迫窮人給自己的死狗下跪這樣極端邪惡的方式來欺辱窮人？中國的窮人為什么會接受給富人的死狗下跪這樣極其邪惡的欺辱？不少人都認為這是由于目前的法律制度太邪惡。是邪惡的法律不僅不去效地保護窮人的尊嚴，而且還縱容富人對窮人的肆意欺辱才造成的。這樣的認識雖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卻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今天不僅僅是中國的窮人正在遭受著富人的欺辱，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在國際上也正在遭受著強國和富國、甚至是包括一些弱國和窮國的欺辱。個人的尊嚴尚能靠國家的法律來保護，那么民族的尊嚴又能靠什么來維護？無論是個人的尊嚴，還是民族的尊嚴，最根本的維護方式，就是人們對邪惡與強暴的堅決反抗。邪惡的法律制度如何能夠建立起來？今天的中國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大量的社會邪惡現象？最直接、最簡單、最明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中國人再次喪失了敢于反抗的精神和勇氣，從而不敢對邪惡與強暴進行反抗才造成的。暴力是制止暴力的最直接手段，而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會再次喪失敢于反抗的精神和勇氣，就是由于在改革精英所極力兜售的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文化精英打著維護與弘揚傳統文化的幌子而非常巧妙地全面恢復了的孔孟之道所組成的一種極端邪惡的文化毒害之下才造成的。正是由于這種極端邪惡的文化已經成為了今天中國的主流文化，所以才不僅導致了大量的邪惡現象出現，而且更造成了對今天中國人思想的麻醉和精神的禁錮，造成了今天中國人性格的改變，從而不僅喪失了敢于反抗的精神和勇氣，甚至都已經喪失了尊嚴的意識，這才造成了象今天這樣面對邪惡不僅不敢反抗，而且大多都還選擇了至少在表面上順從接受的這種極端現象的出現。正是由于人們越是對邪惡與殘暴的逆來順受，也就越發地導致了邪惡與殘暴的肆無忌憚。　　

相對于改革精英們極力兜售“普世價值”時的赤裸裸，文化精英們恢復孔孟之道的手法則顯得非常地巧妙。這些人為了奪回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主導權，利用改革開放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大舉入侵下，中國主流社會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出現了崩潰的事實，不僅信口雌黃地任意歪曲和篡改歷史，完全置“五·四運動”之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逐漸崛起直至中華民族全面崛起，從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事實和客觀現實于不顧。而且更是毫無羞恥地跨越了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抗日戰爭、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等多個歷史階段這九十多年的時空距離，把改革開放都已經進行了三十年之后中國主流社會才出現文化和民族精神崩潰的原因，嫁禍到了在九十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魯迅等人對國民劣根性及其產生根源孔孟之道的揭露與批判上。不僅如此，凡是對中國主流社會文化和民族精神崩潰的真正原因進行的揭露與批判，文化精英們不僅一律都打著繼承和維護傳統文化的幌子給其扣上一頂是進行文化自虐的帽子，而且還更象瘋狗般地對其進行瘋狂地圍攻和謾罵。對于民族傳統文化，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有鑒別才能有總結，有總結才能有發展，有發展才能有維護，有維護才能有繼承。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文化進行對比、較量之后，才能正確認識自己民族文化的優劣，才能找到維護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有效方式，才能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將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傳承下去。文化精英們躲在毛澤東為中華民族打造好的防火墻之后，一邊極其無恥地惡毒攻擊與污蔑毛澤東，一邊采用這種極其巧妙但也極其卑鄙下流的手法，全面恢復了曾經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盡災難的孔孟之道。不僅如此，文化精英們和改革精英們還出于徹底否定毛澤東、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共同需要，狼狽為奸，使孔孟之道與所謂的“普世價值”合流在一起，從而組合成了一種極端邪惡的文化并拼命地向在改革中被趕出了工廠、被趕出了礦山和被趕出了土地的新時代的中國窮人灌輸，向所有的中國人灌輸。于是這才不僅造成了今天中國的新時代窮人喪失了反抗的精神和勇氣，喪失了尊嚴的意識，從而面對欺辱而不敢反抗，而且更造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面對欺辱卻只能是逆來順受。于是也就有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愛國”這樣無恥至極的謬論。經過改革精英和文化精英們三十多年來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國，不僅由于孔孟之道的全面恢復和西方文化的大舉入侵而使一些人的思想麻木和精神頹廢的程度遠遠地超過了魯迅等人生活的那個時代，而且甚至象小說《敵后武工隊》里的那個想用搞別人老婆的辦法，來作為自己的老婆被別人霸占后心理補償的哈巴狗所尊信奉的那種極為無恥的人生邏輯也大行其道。尤其是目前混跡于主流社會的那些人，大多數都信奉與哈巴狗相同的人生邏輯：在受了比自己富或是比自己強的人的剝削和欺壓之后，尤其是在不得不向自己的上級行賄的時候，總是要在比自己窮或是比自己弱的人亦或是自己下級的身上加倍地補償回來，在老婆被自己的上級霸占之后，就去搞自己下級的老婆作為心理上的補償。這樣的人生邏輯在目前的中國甚至已經發展到了有些人是先向自己的下級索賄，然后再向自己的上級行賄，先霸占下級的老婆，然后再任憑上級霸占自己老婆的程度。就是由于這種極端無恥的人生邏輯的大行其道，所以才有了今天中國社會道德的徹底淪喪。

制止暴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只有進行暴力反抗，而反抗就必須要具有反抗的精神和勇氣。反抗的精神和勇氣的產生，就必須要掙脫思想上的束縛和精神上的禁錮。魯迅等人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對國民劣根性及其產生根源的孔孟之道的揭露與批判，不僅喚起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覺醒，而且更有力地促進了馬列主義在我國的傳播，從而才打碎了束縛中國人思想和禁錮中國人精神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體系，打碎了自古以來剝削有理、壓迫合理的社會倫理體系。如果沒有魯迅等人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對國民劣根性及其產生根源的孔孟之道的揭露與批判，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那么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狀況和精神狀態可能直到今天還都會象祥林嫂和閏土那樣。如果當年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中都是祥林嫂和閏土式的人物，那么不僅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而且就連中國革命都不會發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是由特殊的鋼鐵戰士組成的，所以才能在物質條件極其落后的情況下，將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富人和騎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一切侵略者打翻在地，從而使中國的勞動人民站起來，使中華民族站起來。而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人民軍隊的戰士之所以能夠成為特殊的鋼鐵戰士，就是因為他們在思想和精神上掙脫了孔孟之道的束縛和禁錮，是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正是由于深知掙脫思想束縛和擺脫精神禁錮的重要作用和意義，所以，從未與魯迅謀過面的毛澤東才會這樣說到：“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由“五·四運動”拉開序幕的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和勞動人民反抗封建統治、推動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只是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的社會體系的崩潰，造成的只是帝國主義在我國的統治秩序的崩潰。而且正是由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及馬列主義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才使中華民族實現了民族精神的崛起，實現了民族新文化的崛起，而后才有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中華民族的全面崛起。但是，衡量中華民族處于何種的歷史狀態，中國的富人和依附于富人的文化精英與勞動人民群眾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和自身的感受不同，特別是由于兩個階級的本質不同，因此得出的結論也就會必然不同。四肢著地的狀態在兩腳能夠直立的人看來是跪下的，而在只能四爪行走的狗看來，四肢著地的狀態卻是站了起來。所以，在文化精英的眼中，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的一九00年，中華民族是站起來的。而到爆發了“打倒孔家店”、喚醒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愛國激情、拉開了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的民族解放斗爭序幕的“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年，中華民族卻崩潰了，中華民族竟跪下了；在文化精英看來，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一九五0年痛擊美帝、一九六九年力抗蘇修時的中華民族是跪下的，而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的二00九年，在深陷美國重重的軍事包圍、在靠每年要送給美國多達幾百億美元的外貿補貼才能換來暫時的國家安全、在中國的賣淫婦女遍布世界各地、在幾百名中國婦女在自己的國土上集體向日本人賣淫、在一百多名男女工人在自己的國家里集體向一個韓國女老板下跪、在窮人被逼得不得不給富人的死狗下跪、在農民工為討回自己的血汗錢而不得不向老板及有關部門下跪、在飽受冤屈的上訪人為了伸冤還仍然要跪訪的時候，中華民族才呈現出了崛起的趨勢。

面對邪惡與殘暴，不屈的突尼斯人民選擇的是反抗。面對同樣的邪惡與兇殘，中國人民卻順從地選擇了跪下。從突尼斯僅僅因為有人以自焚的方式來抗議警察的粗暴執法就引起了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反抗這件事來看，孔孟之道對于維護國內的穩定是多么的重要，在天安門廣場豎起孔子塑像的舉措是多么的及時，是多么的具有遠見卓識，孔孟之道真不愧是最出色的保安。

下跪本是我國上古時期還沒有發明褲子時人們的一種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起居方式，但是自從椅子、也就是我國古人通常所稱的胡床從西域傳入到了中原地區之后，下跪的這種生活方式也隨之開始逐漸遠離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從上古時流傳下來的下跪這種生活方式，后來也就逐漸演化成了我國古代一種非常隆重的禮儀形式。這種禮儀形式只有在祭祀祖先，節日和佳期里拜見父母、拜見尊長，迎接、晉見上司或祭奠亡者的時候，才需要演示。至于下跪為什么能夠演化成為我國古代一種非常隆重的禮儀形式？可能就是如曾子所說的那樣，是為了慎終追遠吧。由于下跪后來不僅成為了中國人的一種非常隆重的禮儀形式，而且更是人們從內心深處反映出來的向戰勝者、征服者或是強者表示順從、服從、恭順或是乞求的一種真誠的表達方式。所以，輕易地下跪，或是被逼迫地下跪，不僅會被人看作是一種無奈，甚至更被人看成是蒙受了一種極其嚴重的羞辱。而逼迫他人下跪，也就成了戰勝者或征服者在心理上也征服了戰敗者或被征服者的一種有效的表達方式和象征。由于中國人在古代的時候被人逼迫下跪的次數太多，為了防止因此而形成一種習慣，所以，為了教育人們能夠自覺地維護做人的尊嚴，中國人又創造出了“男兒膝下有黃金”這句諺語來自勉或是勉勵他人。尤其是“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在我國長期以來更是成為了衡量一個人有無堅定的民族氣節和做人尊嚴的標準。而且后來隨著中華民族高尚的民族氣節和做人尊嚴的恢復與發展，這一標準曾經都提升到了文革時期的“凍死迎風站，餓死腰不彎”這樣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隨著時代的前行，下跪的這種禮儀形式雖然也離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漸行漸遠了。但是，下跪作為某些中國人一種明哲保身的有效手段，卻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中國的窮人為什么這么喜歡下跪？這是因為中國的窮人大多都相信了“仁者愛人”；中國的富人和強者為什么熱衷于逼迫他人下跪？這是因為中國的富人和強者不僅為富不仁，而且還更信奉“不殺窮人不富”，不欺壓他人就不足以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這樣一種理念，更是懷有一種強烈的衣錦還鄉和光宗耀祖的炫耀心理。

衣錦還鄉和光宗耀祖的炫耀心理是中國人在長期的小農經濟生產狀態下而形成的一種熟人社會環境中養成的一種特殊的心理習慣。在特別講求“百事孝為先”的孔孟之道成了國家的統治思想之后，大多數中國人的這種心理習慣也就越發地強烈。就連那些外出逃荒發了點小財的人，都強烈地企盼著能夠“衣錦還鄉”。衣錦還鄉是為了炫耀自己比他人富，比他人強，而光宗耀祖那就更是為了顯示自己高人一等。不高人一等就不能光宗耀祖，光宗耀祖那就必須要高人一等，而高人一等那就只能是別人跪下而自己站著。如果有人不愿跪下，那就要動用強迫的欺壓手段了。而且為了能夠一勞永逸地永遠欺壓被欺壓者，那就需要被欺壓者必須在心理上也要接受這種欺壓，而被欺壓者在心理上表示接受了欺壓的最好方式，莫過于是跪下了。所以欺壓者才往往會用逼迫被欺壓者下跪的這種方式，來考察被欺壓者是否在心理上接受了欺壓。將欺壓進行到底，是大多數中國人都懂的道理。就連小孩子打架時，在打敗了對手之后往往都會問對方是“口服”還是“心服”。正是由于許多中國窮人都相信了“仁者愛人”，所以做事才一貫幻想著靠別人的施舍而不是憑自己的努力，尤其是當面對欺壓的時候，由于大多數人都幻想著對方能大發慈悲故而才放棄了反抗。做事憑自己的努力和面對欺辱而選擇反抗，那就只有站起來；而乞求別人的施舍與大發慈悲，那就自然要卑躬屈膝的給人下跪了。由于許多中國窮人做事一貫幻想著靠別人的施舍，面對欺辱總是幻想著對方能大發慈悲，所以下跪自然也就會多起來，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習慣。而中國的富人和強者由于不僅經常地以欺壓別人、經常地以逼人下跪這種最直觀的表達方式來證明自己比別人強，比別人高一等，因而他們自己在心理上也非常認可并接受了下跪的這種表達方式。所以，當這樣的富人和強者在比他們更富更強更高一等的人面前，下跪自然也就比任何人都更主動、更順從、更心悅誠服。時間一長，中國的富人和強者以及依附于他們的文化精英們不僅膝蓋骨都軟了，從而使下跪更加自然和習慣，而且還都養成了狗一樣的性格。在弱者面前兇殘無比，在強者面前恭順異常。我國民間有句形容富人和強者的諺語說得好：“人敬有錢的，狗咬穿破的”。既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己之所欲，自然也就要施于人了。

正在孔孟之道的長期束縛和毒害之下，才使得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國人由于思想麻木和精神頹廢從而不僅在金錢面前成了懦夫，在權力面前成了懦夫，在殘暴面前成了懦夫，而且更是喪失了反抗的精神和勇氣，喪失了做人的自尊意識。喪失了做人的自尊意識，那就極易為人所利誘；放棄了對邪惡的反抗，那就不僅僅是意味著必然要接受欺壓與奴役，而且更會使邪惡從非法變成合法，從無理變成合理。如果沒有楊白勞的以死抗爭，則不能彰顯出社會制度的邪惡；喜兒如果歡天喜地地去給黃世仁當“二奶”，也就不會引起大春對那個邪惡社會的殊死反抗了。

“性格決定命運”。不同的文化決定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性格決定了民族的不同命運。信奉孔孟之道之后兩千多年的中華民族可謂是命途多舛，整個民族的災難幾乎是一直伴隨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直到中國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直到中國產生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中國無產階級新文化，直到毛澤東思想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直到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僅真正地覺醒了而且還掌握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導權之后，中華民族才真正地站立了起來。“五·四運動”爆發之后，隨著中國勞動人民群眾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和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主導，中華民族才從任人宰割走向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今，隨著孔子塑像的豎起，中華民族也必將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次走向任人宰割。從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來看，這個過程實際上在目前就已經開始了。

思想斗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明辨是非。明辨是非的目的，就是為了喚醒思想麻木的人民群眾，就是為了爭取更多人的支持，就是為了積蓄更多的力量。思想斗爭的激化，最終必然會轉化為政治斗爭。有人曾經樂觀地預測，只要中國一旦出現政治斗爭的局面，勞動人民就會順利地取得勝利。但是，這種樂觀不僅是建立在對手的昏庸與腐朽之上，而且同樣也缺少對自己的清醒認識。在今天中國的許多勞動人民群眾仍然還處在跪著的狀態下，中國一旦出現了思想斗爭轉化為政治斗爭的情況，那么勞動人民群眾再次當家作主的企盼必將會是最終只能企盼來又一場“四·一二政變”，企盼來又一場“四·一二大屠殺”，目前中國的勞動人民群眾還不具備進行政治斗爭、甚至是政治反抗的條件。盡管如此，但是中華民族不能不要未來，而中華民族的未來只能寄希望于中國的勞動人民身上，因此中國的勞動人民不管在如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也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去努力。如何盡量避免象“四·一二大屠殺”這樣的階級悲劇和民族悲劇的出現？那就只有寄希望于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迅速覺醒和黨內健康力量的快速成長與壯大了。而喚醒勞動人民群眾和促進黨內健康力量的成長與壯大，那就只有進行堅決的思想斗爭。對于中國的勞動人民群眾來說，未來思想斗爭的路程還一定會更加地艱難而漫長。同志們不僅要有信心，而且還更要有耐心。如果沒有思想斗爭的勝利，就不會有黨內健康力量的迅速成長壯大和勞動人民群眾的覺醒，也就不具備進行政治斗爭甚至是進行政治反抗的條件。如果沒有黨內健康力量的迅速成長與壯大，如果沒有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覺醒，如果跪著討薪的農民工不從地上站起來，如果跪著上訪的那些人不從地上站起來，如果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不從彩票站里走出來、不從麻將桌邊離開，如果我們的青年不從網絡游戲中走出來，不從色情、搞笑、荒誕、體育等電視節目里走出來，勞動人民群眾想取得政治斗爭的勝利而再次當家作主，那就只能是一場幻想。即使是上天再給中華民族降下一位毛澤東，即使是毛澤東再次率領象狼牙山五壯士和江姐那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人重新建立一個勞動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那么勞動人民群眾也會再次拱手將其交出去。

今天，中國新時代窮人的跪下，絕不僅僅是意味著中國的勞動人民群眾再次受到了欺壓，而是意味著中華民族今后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跪下去，信奉孔孟之道的中國富人和依附于富人并口是心非地極力宣揚孔孟之道的文化精英們從來就沒有撐起過中華民族偉岸的身軀。歷史的經驗告訴了我們，中國的富人和文化精英們站起來，勞動人民群眾就得跪下去；孔子站起來，中華民族就要跪下去。中華民族的歷史寫得清清楚楚，孔孟之道成為統治思想之后的中華民族從來就沒有徹底打贏過一場反侵略戰爭。盡管西漢初年的漢武帝時期曾經取得過對匈奴反擊戰爭的暫時勝利，但是最后卻仍然不得不繼續靠采取對匈奴和親的屈辱辦法來保障國家的安寧。即使是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豪的盛唐時期，也不得不繼承了漢代那樣屈辱的和親政策。特別是南北兩宋，絕大多數時期都不得不靠花錢來國家的買平，來買民族的生存。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發的第一百周年。可是，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統治象征的皇帝，建立起了名義上的共和國，但卻絲毫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絲毫沒有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絲毫沒有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辛亥革命之后的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仍然還是跪在地上，仍然繼續遭受著世界列強的蹂躪。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完成使中華民族擺脫世界列強壓迫的民族革命，從而使中華民族站起來，就是因為辛亥革命沒有找到能夠戰勝世界列強的真正力量。辛亥革命是一場以富人和文化精英們為主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革命，而我國的富人和文化精英們已經滲透到了骨髓中的懼外與媚外心理，決定了他們注定要在外敵面前屈膝投降。因此，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隨著中國勞動人民的站起來，中華民族才站了起來。中國勞動人民的站起來，不僅標志著中國的勞動人民群眾從此不再遭受剝削，不再遭受奴役，而且更是標志著整個中華民族從此在這個世界上不再遭受蹂躪，不再遭受欺壓，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與歐美和日本等列強并存的世界上，只有中國的勞動人民站起來，中華民族才能站起來。中華民族的主導權只有掌握在勞動人民的手中，中華民族才不僅能夠有尊嚴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也才能夠繁衍生息下去。

堅持批判地繼承民族傳統文化的我國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全面地否定過我國的傳統文化，也沒有否認過孔孟之道中也有一定的積極因素，而且這些積極因素在古代也曾經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推動作用。繼承民族的傳統文化是為了增強中華民族的情感，總結、批判民族的傳統文化，是為了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孔孟之道中的那些積極因素，只有在中華民族能夠守護住自己的國門，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是游離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其作用。但是，自歐美等民族完成了工業革命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沒有了一塊凈土，中華民族也再也無法游離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而靠孔孟之道的“溫良恭儉讓”又不能維護民族的自立。自 “鴉片戰爭”起，中華民族被世界列強用戰爭的方式強行拉進了世界民族之林并逐步喪失了民族獨立之后，孔孟之道中的那些原本積極的因素不僅再也無法發揮其積極作用，而且在中華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還變成了消極的因素。“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動地融入世界的歷史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文化的優劣不能靠自我標榜，而是要靠對比和對抗。孔孟之道就是在與其他的民族文化經過了對比和對抗之后，才暴露出了它的腐朽與落后。與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的歐美及日本不得不共處在一個世界之上，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悲劇，而且也更是孔孟之道的悲劇。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西方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如果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的西方人永遠也到不了世界的東方，如果中華民族能夠繼續游離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外，如果孔孟之道能夠守護住中華民族的國門，那么任憑孔孟之道在自己的家里盡情地自娛自樂、哪怕是象什么“崛起”、“站起來”和“不高興”那樣的意淫也未嘗不可。可是，這一切都只是如果。歷史告訴了每一位中國人，自從歐美國家擴張到了中國的家門口之后，中華民族近代的歷史悲劇就開始上演了。造成中華民族近代歷史悲劇的外部原因，是西方人所信奉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而內部原因，就是孔孟之道的腐朽與沒落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僅腐朽沒落的孔孟之道回歸了，而且中華民族在近代曾經上演過的歷史悲劇，也開始再次上演了。今天中國順從地全面接受歐美國家制定的世界政治和經濟規則的結果，就是不僅要每年送給美國等發達國家多達幾百億美元的貿易補貼，而且更要用自己的血汗和自然資源的消耗與自然環境的破壞，去改善歐美等發到國家人民的生活。盡管有關人士可能也不想這么做，但卻已是身不由己了。

中華民族目前之所以還能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勉強地站立著，就在于毛澤東留下的“兩彈一星”至今仍然還在有效地庇護著中華民族，就在于毛澤東時代為中華民族打下的堅實的文化基礎、科技基礎和工業基礎仍然還在頑強地支撐著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目前之所以還能夠踉踉蹌蹌地勉強前行著，就是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勞動人民群眾不管在如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仍然還在不屈地堅守著毛澤東思想。　　

選擇哪種思想作為中華民族的指導思想？選擇何種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主導文化？是決定中華民族生與死的問題。中國的勞動人民之所以在目前這種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還要進行苦苦的抗爭，之所以在如今這種極其險惡的環境中仍然還要與普世價值和孔孟之道進行堅決的思想斗爭，就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而絕不是僅僅為了勞動人民群眾自己。勞動人民群眾與文化精英目前正在激烈進行的這場思想斗爭的結果，絕不僅僅是只關系到勞動人民群眾自己的命運，而是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甚至是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在西方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不僅不會自動消亡，而且在目前和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會依然盛行有效甚至還必將有所發展的情況下，中華民族只有堅持以毛澤東思想來武裝人們的思想和強化民族的精神，才能戰勝弱肉強食的西方叢林文化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拯救正在面臨弱肉強食的西方叢林文化吞噬的整個人類。而中華民族一旦選擇了只能麻痹人們的思想，禁錮和弱化民族精神的孔孟之道，那么等待中華民族的，就只有滅絕和死亡。今天，以滅絕中華民族為目的的改革精英之所以會與文化精英合流，就是由于看中了孔孟之道的這種功能，因此才會與文化精英聯手重新豎起了孔子，試圖以以孔孟之道作為推廣普世價值的吹鼓手和抬轎夫。經過了十幾年的思想交鋒，在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不懈與不屈的抗爭之下，改革精英們所極力兜售的普世價值由于徹底暴露了其毀滅中華民族的罪惡目的，因此已經變得臭不可聞而失去了其欺騙性。目前盡管雖然改革精英們仍然還在毫無羞恥地繼續兜售著所謂的普世價值，但是這把明槍已經明顯地失去了其殺傷力。但是，由于所謂的文化精英們在全面恢復孔孟之道的過程中不僅打著恢復和維護傳統文化的幌子，而且這些文化精英們自己更是以民族主義的面孔出現在世人面前，所以這支暗箭目前仍然還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因而也就還具有一定的殺傷力。特別是某些文化精英意淫出來的所謂“崛”、“站起來”、“不高興”等，更是由于符合并滿足了一些人的民族虛榮心，所以不僅增大了其欺騙的效果，而且更造成了目前國內思想斗爭的激化和復雜。在目前越來越兇險而且還越來越復雜的思想斗爭中，為了勞動人民群眾自己階級的未來，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為了整個人類的未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不管冒著多么嚴峻的兇險，不管面臨著多少艱難險阻，也要把與普世價值和孔孟之道進行的這場思想斗爭堅持下去并直至取得最后的完全勝利。因此，在目前進行的這場思想斗爭中，勞動人民群眾不僅仍然不能對普世價值這把明槍掉以輕心，而且更要時刻提防文化精英們打著恢復和維護傳統文化的幌子而射出的孔孟之道這支暗箭。在斗爭中，勞動人民群眾要充分運用毛澤東思想這一銳利的思想武器，對普世價值和孔孟之道展開堅決的還擊，要堅決奪回中華民族的文化主導權并進而奪回中華民族的全面主導權，要堅決用毛澤東思想重新將中國勞動人民群眾的思想武裝起來。中國勞動人民群眾的思想只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才能再次站起來，才能不僅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且更能牢牢地把握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族只有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才能夠永遠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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